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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观念，教学观贯穿于与之相应的整个教学过程，并直接影响教学的效率与有效性。语文课程的教学观也不例外。1632年，夸美纽斯在其《大教学论》一书中提到，语文教学有其必要性、取舍性、渐进性以及实践性等，这种“语文教学观”对于语文教学工作的展开与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将从以上四个维度出发，对夸美纽斯的语文教学观进行阐述和评析。
一、语文教学的必要性
语文是什么？《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具有工具性，是指语文作为一门课程，其本身是教师对学生进行系统知识传授的工具，但它同时也是社会环境下人们用以表情达意与辩证思维的工具，而语文的人文性则是指语文所蕴含的文化特质、民族意识与情感、审美发现与创新等因素，能够使其不落“应试教育”的窠臼，让人产生思想、情感的认同与共鸣。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失去了工具性，语文只能被划为边缘学科的范畴，沦为“语文无用者”的有力论据;脱离了人文性，语文就失去了精神内核，徒留外在的空壳。我们认为，只有工具性与人文性相和谐统一的语文，才是教师应当传授、学生应当学习的语文，才是外在有价值、内在有含蕴的语文。
夸美纽斯认为，我们学习语文，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语文自身的价值，而是因为语文的教与学是一种知识传播的方式和手段，可使教学双方受益。于学生而言，学校安排的语文课程使其得到知识，丰富见闻;于教师而言，教授语文课程使其尽到了“传道受业解惑”的责任，自己的语文知识也在反复循环的授课过程中得到更新与完善;于国家而言，组织学校进行语文课程的教学有利于学生学会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沟通交流，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通过对先进文化的学习、借鉴与吸收，实现知识的再创造，进而促进其身心的全面发展，以期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语文教学是学校教学设置中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语文教学只是一个中间环节，也就是夸美纽斯所说的“我们得到知识，并把知识传给别人”的过程，类似于生产——消费过程中的传播环节。语文教学与其它类型的教学一样，只是一种传递知识的手段，不能保证知识的再创造，学生的学习（主动或被动）才是得到知识的手段。我们在阐述语文教学的必要性的同时，应避免将其必要性过度夸张化的做法。
二、语文教学的取舍性
在语文教学的取舍性问题上，夸美纽斯不支持学习一切的语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也不认同学习许多语文的观点，因为这不仅对于个人的发展没有必要，也浪费了许多本可用来获取实用的知识的时间。他认为，“应学的只有必需的语文。必需的语文是：国语，为在本国之用，和邻近诸国的语文，为的是和邻人相交往”。这里指的“语文”指的更多的是语言、文字而不是文学。即使是必需的语文，他也认为不必全部彻底学会，学到一定限度就足够了，不应也不必强求学习者学习内容的面面俱到。需要指出的是，夸美纽斯这里所认为的“不可能”“没必要”，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学习观，而是基于现实考虑后的结论。因此，由于所有语文的彻底学习的“不可能”以及“没必要”，语文教师在课程安排时应进行适当的取舍：取重要且必要的，舍无用或不必要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教育教学的过程其实就是播撒种子的过程，耕耘者（教育者）应当重视种子（学习者）的质而非它（他）们的量。只有重质而不重量的耕作才可能在来年收获果实，只有重质而不重量的教学才有教育本身的意义，能给人以希望与期待。
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对夸美纽斯对于必须学习临近诸国的语文的观点表示质疑，这是合情合理的，原因是在教学课程的安排上，如今的学校默认必需的语文是国语和国际通用语言（大部分是英语），而非夸美纽斯所支持的“临近诸国的语文”。除此之外，夸美纽斯还考虑到了人类学习的特点，认为“每种语文都当分别学习”“一种语文总当在学会别种语文以后去学习，不可同时学习”，因为当一个人同时学习两种语文的时候，他容易产生混淆，反而降低了学习的效率，事倍功半。这个观点与我国现行的语文教学制度是相矛盾的。因为我国现行的语文教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目前教学的节奏而制定的，而夸美纽斯则是以人类身心发展的规律为根本出发点考虑问题，只能说二者各有利弊，孰优孰劣尚难区分。
三、语文教学的渐进性
同其它类型的课程教学一样，语文课程也应当遵循智力发展的规律，开展渐进的、易适应的教学，不可揠苗助长，得不偿失。夸美纽斯认为：“他们的时间可以比较有用地花在野心较小的努力上面，使语文的知识和一般的智力同时一步步的上进。”他根据年龄的不同对教学目的做了相应的区分：
这种与智力发展相匹配的语文教学，不仅体现在课程的教学目的上，也体现在教材的选择问题上。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以及现有的知识积累量决定了为他们而选择的教材的难易程度。夸美纽斯将合于各种年岁的教本（课本）分为四种，分别是初阶书、入门书、升堂书和聚珍书，这四种类型的教本（课本）分别适用于四种不同年龄层，抑或知识层的学习者。教本（课本）的选择应当最大程度上适应学习者自身的学习条件，合适的教材有利于有效地掌握知识，同时也可以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夸美纽斯也主张教材的“渐进性”。所謂教材的“渐进性”，也就是教师在新教一种语文的时候，要从业已学过的、熟悉的教材（或知识、题材）进行逐渐的导入。毫无过渡地、快速地就进入新语文的学习，会让学生不得不同时注意文字与事物，这样就会容易分心。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业已学过的、熟悉的教材（或知识、题材）进行新旧语文的过渡时，教师需要做的是让学生关注到新旧语文两者之间的相异处，而非共通点。夸美纽斯认为，“要学生注意语文的共通之点，那不单是没有用处，而且实际还有害处，因为心里看到实际并非如许的、外表的冗长，无规则，心里便会感到惊慌”。 四、语文教学的实践性
语文教学的实践性体现在语文并不是传统观念下单纯的理论知识学习，它是与客观事物相紧密联系的。夸美纽斯认为：“文字的学习不应该离开它们所代表的事物。”文字无法分别于事物而孤立存在，事物也需借文字的阐述来获得“理解”，因此两者应该是相互依存、彼此成就，一道实践它们的功用的。每种学习都存在理论性的规则，语文的学习自然也不例外，但夸美纽斯认为，相比较从理论规则中学习语文，从实践中收获对语文的理解从而达到语文学习的目的的方式来得更加容易且高效。这里的实践指的是听、说、读、写等用舌头或用手进行的练习。俗语“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强调的是“写”的实践。中国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朱子语类》有云：“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这是强调“读”的实践。如在拼音的实际教学中，教师与其强调声母[m]双唇音、鼻音、浊辅音的理论性质与发音规则，都不如让学生自己尝试着练习发音并予以纠正来得有效，这也正是新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听说读写的相互联系之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的原因之一。
在强调语文教学的实践性的同时，夸美纽斯也没有忽略规则在教學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规则可以帮助，并且强化从实践得来的知识。”需要注意的是，夸美纽斯所认可的规则是文法意义上的规则，而不是哲理的规则。也就是说，语文所化成的规则没有必要细究字眼，也不需要探寻“为什么”，只需要简单地说明那是对的就足够了。
时隔近四百年，夸美纽斯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和通俗的语言撰写的《大教学论》，依旧是后人研究教育或其相关现象的必读之书。在语文教学层面，夸美纽斯对于语文教学观的理论阐述依旧系统而深刻，对当今的语文课程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尤其是他提出的“语文教学也需从实践出发”的观点，完全契合了当今语文学习听说读写相结合的趋势，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和先进性。
参考文献：
[1]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谢爽.论夸美纽斯的艺术教学法及对当前儿童艺术教学的启示[J].科教导刊（下旬）.
[[3]赵晓霞.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对语文教学实践的启示[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2（0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计量分析视角下的民国前期中央教育行政研究”（BOA180050）、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课题“1921-1949年党的教育理论发展、实践及历史影响研究”（JYBZFS2019112）、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青年专项高教重点资助项目“教育‘科学化’运动与近代中国教学论的开展”（2016—ZX0115—00059）;2020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赵廷为小学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2020SCG032）、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2019年人文社科预研究项目“近代中国教学论学者群体研究”（2019SKYY09）、湖州师范学院2019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国历史文化与教育》课程双语教学改革研究”（JGJX1910）、2019年湖州师范学院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明体达用’思想在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传承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翁周颖，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7级学生;肖菊梅，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一、语文教学的必要性
语文是什么？《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具有工具性，是指语文作为一门课程，其本身是教师对学生进行系统知识传授的工具，但它同时也是社会环境下人们用以表情达意与辩证思维的工具，而语文的人文性则是指语文所蕴含的文化特质、民族意识与情感、审美发现与创新等因素，能够使其不落“应试教育”的窠臼，让人产生思想、情感的认同与共鸣。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失去了工具性，语文只能被划为边缘学科的范畴，沦为“语文无用者”的有力论据;脱离了人文性，语文就失去了精神内核，徒留外在的空壳。我们认为，只有工具性与人文性相和谐统一的语文，才是教师应当传授、学生应当学习的语文，才是外在有价值、内在有含蕴的语文。
夸美纽斯认为，我们学习语文，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语文自身的价值，而是因为语文的教与学是一种知识传播的方式和手段，可使教学双方受益。于学生而言，学校安排的语文课程使其得到知识，丰富见闻;于教师而言，教授语文课程使其尽到了“传道受业解惑”的责任，自己的语文知识也在反复循环的授课过程中得到更新与完善;于国家而言，组织学校进行语文课程的教学有利于学生学会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沟通交流，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通过对先进文化的学习、借鉴与吸收，实现知识的再创造，进而促进其身心的全面发展，以期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语文教学是学校教学设置中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语文教学只是一个中间环节，也就是夸美纽斯所说的“我们得到知识，并把知识传给别人”的过程，类似于生产——消费过程中的传播环节。语文教学与其它类型的教学一样，只是一种传递知识的手段，不能保证知识的再创造，学生的学习（主动或被动）才是得到知识的手段。我们在阐述语文教学的必要性的同时，应避免将其必要性过度夸张化的做法。
二、语文教学的取舍性
在语文教学的取舍性问题上，夸美纽斯不支持学习一切的语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也不认同学习许多语文的观点，因为这不仅对于个人的发展没有必要，也浪费了许多本可用来获取实用的知识的时间。他认为，“应学的只有必需的语文。必需的语文是：国语，为在本国之用，和邻近诸国的语文，为的是和邻人相交往”。这里指的“语文”指的更多的是语言、文字而不是文学。即使是必需的语文，他也认为不必全部彻底学会，学到一定限度就足够了，不应也不必强求学习者学习内容的面面俱到。需要指出的是，夸美纽斯这里所认为的“不可能”“没必要”，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学习观，而是基于现实考虑后的结论。因此，由于所有语文的彻底学习的“不可能”以及“没必要”，语文教师在课程安排时应进行适当的取舍：取重要且必要的，舍无用或不必要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教育教学的过程其实就是播撒种子的过程，耕耘者（教育者）应当重视种子（学习者）的质而非它（他）们的量。只有重质而不重量的耕作才可能在来年收获果实，只有重质而不重量的教学才有教育本身的意义，能给人以希望与期待。
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对夸美纽斯对于必须学习临近诸国的语文的观点表示质疑，这是合情合理的，原因是在教学课程的安排上，如今的学校默认必需的语文是国语和国际通用语言（大部分是英语），而非夸美纽斯所支持的“临近诸国的语文”。除此之外，夸美纽斯还考虑到了人类学习的特点，认为“每种语文都当分别学习”“一种语文总当在学会别种语文以后去学习，不可同时学习”，因为当一个人同时学习两种语文的时候，他容易产生混淆，反而降低了学习的效率，事倍功半。这个观点与我国现行的语文教学制度是相矛盾的。因为我国现行的语文教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目前教学的节奏而制定的，而夸美纽斯则是以人类身心发展的规律为根本出发点考虑问题，只能说二者各有利弊，孰优孰劣尚难区分。
三、语文教学的渐进性
同其它类型的课程教学一样，语文课程也应当遵循智力发展的规律，开展渐进的、易适应的教学，不可揠苗助长，得不偿失。夸美纽斯认为：“他们的时间可以比较有用地花在野心较小的努力上面，使语文的知识和一般的智力同时一步步的上进。”他根据年龄的不同对教学目的做了相应的区分：
这种与智力发展相匹配的语文教学，不仅体现在课程的教学目的上，也体现在教材的选择问题上。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以及现有的知识积累量决定了为他们而选择的教材的难易程度。夸美纽斯将合于各种年岁的教本（课本）分为四种，分别是初阶书、入门书、升堂书和聚珍书，这四种类型的教本（课本）分别适用于四种不同年龄层，抑或知识层的学习者。教本（课本）的选择应当最大程度上适应学习者自身的学习条件，合适的教材有利于有效地掌握知识，同时也可以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夸美纽斯也主张教材的“渐进性”。所謂教材的“渐进性”，也就是教师在新教一种语文的时候，要从业已学过的、熟悉的教材（或知识、题材）进行逐渐的导入。毫无过渡地、快速地就进入新语文的学习，会让学生不得不同时注意文字与事物，这样就会容易分心。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业已学过的、熟悉的教材（或知识、题材）进行新旧语文的过渡时，教师需要做的是让学生关注到新旧语文两者之间的相异处，而非共通点。夸美纽斯认为，“要学生注意语文的共通之点，那不单是没有用处，而且实际还有害处，因为心里看到实际并非如许的、外表的冗长，无规则，心里便会感到惊慌”。 四、语文教学的实践性
语文教学的实践性体现在语文并不是传统观念下单纯的理论知识学习，它是与客观事物相紧密联系的。夸美纽斯认为：“文字的学习不应该离开它们所代表的事物。”文字无法分别于事物而孤立存在，事物也需借文字的阐述来获得“理解”，因此两者应该是相互依存、彼此成就，一道实践它们的功用的。每种学习都存在理论性的规则，语文的学习自然也不例外，但夸美纽斯认为，相比较从理论规则中学习语文，从实践中收获对语文的理解从而达到语文学习的目的的方式来得更加容易且高效。这里的实践指的是听、说、读、写等用舌头或用手进行的练习。俗语“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强调的是“写”的实践。中国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朱子语类》有云：“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这是强调“读”的实践。如在拼音的实际教学中，教师与其强调声母[m]双唇音、鼻音、浊辅音的理论性质与发音规则，都不如让学生自己尝试着练习发音并予以纠正来得有效，这也正是新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听说读写的相互联系之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的原因之一。
在强调语文教学的实践性的同时，夸美纽斯也没有忽略规则在教學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规则可以帮助，并且强化从实践得来的知识。”需要注意的是，夸美纽斯所认可的规则是文法意义上的规则，而不是哲理的规则。也就是说，语文所化成的规则没有必要细究字眼，也不需要探寻“为什么”，只需要简单地说明那是对的就足够了。
时隔近四百年，夸美纽斯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和通俗的语言撰写的《大教学论》，依旧是后人研究教育或其相关现象的必读之书。在语文教学层面，夸美纽斯对于语文教学观的理论阐述依旧系统而深刻，对当今的语文课程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尤其是他提出的“语文教学也需从实践出发”的观点，完全契合了当今语文学习听说读写相结合的趋势，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和先进性。
参考文献：
[1]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谢爽.论夸美纽斯的艺术教学法及对当前儿童艺术教学的启示[J].科教导刊（下旬）.
[[3]赵晓霞.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对语文教学实践的启示[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2（0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计量分析视角下的民国前期中央教育行政研究”（BOA180050）、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课题“1921-1949年党的教育理论发展、实践及历史影响研究”（JYBZFS2019112）、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青年专项高教重点资助项目“教育‘科学化’运动与近代中国教学论的开展”（2016—ZX0115—00059）;2020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赵廷为小学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2020SCG032）、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2019年人文社科预研究项目“近代中国教学论学者群体研究”（2019SKYY09）、湖州师范学院2019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国历史文化与教育》课程双语教学改革研究”（JGJX1910）、2019年湖州师范学院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明体达用’思想在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传承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翁周颖，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7级学生;肖菊梅，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