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滥的海星

　　下午两点的码头最是喧闹。“水里的（暗）流多了，不方便出海捕捞。”红岛人习惯这么解释潮汐的变化。刚把船靠岸的潜水员在岸边洗了把脸，便匆匆上岸转动塔吊。塔吊的一端连着钩子，吊上来满满一桶海星。尚留在渔船上的另一名潜水员也趁势拉着吊桶一同上了岸。
　　一个吊桶能装三百多斤。当日海里有大流，陈世良的这条渔船只捞上来一千多斤海星。塔吊移动了四五个来回后，渔船见了底。实际上，这点不算什么，“你3月1号来，一个船能装下四千多斤海五星。”陈世良说。
　　在红岛，人们习惯称海星为“海五星”或者“五星”。海五星有五个触手，生命力顽强，“少了一个爪它照活不誤。”说罢这句，陈世良把折断了一条腿的海五星抛进了海里。末了，他又指了指旁边一箱小海星，“就这么大的，十天就能变得和旁边的海五星一样大，这东西管不了。”
　　3月上旬，青岛胶州湾的海星泛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跑来看海五星，人最多时，红岛渔港码头“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都是人，有收购商，有媒体，还有看热闹的（人）”。在红岛渔港开了十几年小卖铺的店主从未见过码头这般拥挤。
　　人们从远方闻讯赶来，奔赴一场“狂欢”，而后，海港又归于平静，前后不过二十天。
　　据青岛市海洋发展局通报，此次海星灾情暴发主要集中在胶州湾海域的牡蛎、蛤仔底播海区，粗略统计海星密度达到平均每平方米50个，受灾面积约10万亩，预计造成经济损失1亿元左右。
　　对于此次红岛海星泛滥的原因，青岛市海洋科技成果推广中心研究员林治术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天气、水温、土壤、水质、没有天敌等变化都会影响海星的繁殖。“今年胶州湾的环境里有一些好的东西，适合它们生长与繁殖。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对养殖户而言是一件坏事。“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弥补”。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给出的官方解释中提到，海星繁殖力强大，成活率极低，有研究表明，若海洋生态系统发生微小变化，造成海星幼体成活率提高，那么在几乎没有天敌的情况下，海星将极容易大量增加。
　　此外，海星具有向食物富集区聚集的习性，主要捕食双壳贝类、海胆、牡蛎和海葵等。胶州湾作为贝类养殖区域，其底播的牡蛎、蛤仔等为海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为海星的大量繁殖提供了环境基础。
　　陈世良在红岛生活了19年，在他记忆中，2021年远非海星灾害最严重的一次。2007年，海星泛滥成灾，“把养殖户（的海鲜）都吃绝了，哭爹喊娘的。”

　　“这玩意儿遏制不了，除非你往海里面放药，那不是把其他的东西也毒死了？这里面的东西都是相生相克的，生物链条，你把它全部弄死了，不知道其他哪样东西也绝了。” 陈世良一边说，一边不时回头望着海面，等待新的渔船靠岸。
　　面对泛滥成灾的海星，当地人没有别的招，只能靠人力清理，渔民用地笼网诱捕，养殖户雇用潜水员出海下潜捕捞。最多时，一天从码头出发捕捞海星的渔船有三十余条。海星泛滥之后，当地渔民利用这些人工方式，至今总共捕杀超过45万斤。

依然“看天吃饭”

　　“海五星年年都有，”常年在码头做事的人对此见怪不怪，并达成一定的共识——“今年比往年稍微多点，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
　　以海为生的人，多是看天吃饭。养殖户承包的滩涂以养殖蛤蜊、海蛎子（当地对牡蛎的俗称）为主。尽管养殖这些多年，林成中依然难以预判二者的产量，“主要看年成。”2020年的这个季节，林成中雇的渔船打捞海星只用了不到一周。彼时海星虽不泛滥，但雨水天气居多，蛤蜊产量不高。
　　2021年3月初刚听说海里有“五星”时，林成中请潜水员去自己的滩上看了看，潜水员们后来在那儿捞了十多天的“五星”。“出海吧，挣点钱，不敢吃不敢喝，买的蛤蜊苗放在滩上，全让海五星吃了。你说当时啥心情？”
　　3月以来一个多月里，除去风浪大的日子，胶州湾捕捞海星的渔船都出海作业。潜水员们一般要下潜到海底八九米深处，以匍匐的姿势捡拾海星并放到身后网兜里。除去看船的，一艘船有三到四名潜水员。每次上岸，潜水员刘虎的网兜都装得满满的，“一网兜能装二百来斤”。
　　在水下，刘虎常会看到层叠堆积的海星。它们虽色彩美丽，捕食的过程却近乎残暴。捕食时，海星会用自己的五个触手包裹住贝类猎物，长达数小时，猎物不能动弹，最终因缺氧而亡，双壳打开。比起海蛎子，海星更容易掠食体积较小的蛤蜊。
　　在海底，海星聚集并无规律可循，它们往往呈片状而居。“只要有海星，你那一片滩涂上养殖的东西都会遭殃。”经验丰富的渔民都知道，海星只能单独养，“它体内分泌出来的液体会毒死其他海鲜。”林成中说。
　　“五星这个东西一多，就说明它在你滩涂里面待了有一段时间，已经吃过很多东西了。”等到养殖户有所反应，滩涂上的蛤蜊多数已变成空壳。海边养殖以年为周期，今年滩涂上的蛤蜊多是去年放的苗。林成中承包的2740亩滩涂里，专用来养蛤蜊的有300余亩，去年放的苗“百分之九十多都只剩下壳了”，他颇委屈地说道。
　　养殖户更多的是无奈。林成中的儿子林堂说，“他在家里很少说这些，抱怨、脾气差肯定是有的，但一般都是和他的合作伙伴打电话沟通。” 　　除了养殖水产，林成中也出海打鱼。他最近用上了地笼网，这是一种主要用来捕捞小鱼、龙虾等海鲜的渔网。由于网眼过密，不利于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章第三十条，地笼网在多地的渔业管理条例中被列为禁用渔具。早在2013年，地笼网在山东省就被明令禁止。自海星泛滥以来，青岛市海洋发展局重新允许渔民在特定海域布设大网目地笼网，以捕捞海星，时间则被限定为3月15日至4月底。
　　林成中的地笼网主要用来捕获个头小的海星。大的海星好卖钱，“潜水员只摸大海星，小的就不管了。”遗留在滩涂里的小海星，都靠渔民自己清理。有些渔民分身乏术，干脆不管了。
　　潜水员打捞上来的海星，多数被码头边的商贩买走，少数卖不掉的，就用来“喂地”，“五星是很好的肥料。”

　　商贩从码头收购海星的价格基本维持在每斤5到6元不等。每卖出去一斤海星，养殖户能得到一元左右，剩下的由养船主和潜水员四六分。海星经由商贩流通到市场，最后被消费者购入。在青岛营口路海鲜市场，当地的小贩告诉本刊记者，“海星10块钱两个，还是我们青岛本地的。”和2020年相比，海星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购买的人也增多不少。
　　做养殖二十余年，林成中的经验就是一个字——“赌”，“钱多了就多投点，少了就少投点。”他2020年在自己承包的滩涂上投了四车的蛤蜊苗，一车5万斤，总共花费近120万元。与这些损失相比，养殖户最近一个月从每日打捞上来的几千斤海星中获取的利润微薄，杯水车薪。林成中说自己“就好像是拿一块钱的东西去换了一分钱的东西”。
　　养殖户因经济情况不同，承担风险的能力也有所差别。同样做了多年养殖的杨午在红岛承包了两千多亩滩涂。天气晴好时，从红岛南码头望去，胶州湾大桥清晰可见，杨午的其中一块滩涂就在大桥附近。
　　这次海星泛滥，他的朋友里损失最严重的，“投了两三百万基本上全没了”，但他自己并没太受影响，“胶南和黄岛那块地方更严重一点。”杨午的两千多亩滩涂分散在胶州湾三处海域，幸运的是，只有一块有些海星，“不过很少，每天一两千斤，捡了几天就没了。”

　　今年这般模样，没人知道明年的收成会是怎样。
　　不过，港口边的卡车发动机声混杂着渔船马达声，依旧盈耳不绝。3月下旬以来，每隔几日，就不间断有运输蛤蜊苗的巨型货车进出码头。货车停稳，后备箱门被拉开，五六吨重的蛤蜊苗倾泻而出，撒在渔船上。很多人已经开始计划着明年的收成。
　　林成中计划过阵子再放苗。“咬牙直上呗，”他一边半开玩笑地说道，一边指了指远处正向渔船卸蛤蜊苗的工人们。

外来者

　　胶州湾的海星在青岛有着稳定的市场，往年多是本地消化，但今年略有不同。瞅准“海星泛滥”这一商机后，不少外地收购商赶来红岛，想要分一杯羹。
　　整个3月，红岛码头上的人见惯了各样陌生的面孔。
　　韩君忘了自己具体是哪一天来红岛的，只记得是在农历正月十六之后，从烟台开了四个小时车过来。起初，他是听红岛当地朋友说这边海星泛滥，“可以过来看看。”因为是信赖的人，想着“有钱一起赚”，他还叫来了自己搞海鲜加工的朋友。
　　“你知道，我们经商的，最怕被曝光。”韩君对接受采访这件事十分谨慎。这之前，他常年在河北、辽宁等地收购海参、海星，每日交易规模多则万余斤，少则一两千斤。韩君在红岛渔港码头以5到6元的价格收购海星，转手卖给加工商，从中赚取一块钱的差价。
　　捕捞海星的渔船一般下午两点才靠岸，韩君总是一大早便来到码头。在这待得久了，他与陈世良也成了朋友，午餐常常在陈位于码头边的简陋小屋里煮速冻饺子解决。
　　红岛共有11个码头，哪里有白色的集装箱，哪里就有人群。养殖户、养船人、渔民、购贩、加工商、货车司机……各种“卖货的和买货的”人挤满了这些码头。每一类人分工明确，一切有条不紊。韩君这活说来轻松，却不可替代。“重点是组织能力，”在加工商王兴涛看来，韩君所做工作属于代购。王兴涛从韩君那里收购海星，再运往自己的加工厂，加工成半成品，销往全国各地。有些做药材，有些可食用。他有时也从别人那里进货，“主要看谁家便宜就收谁家的。”
　　“之后海星没有量了，我可以干海参。”韩君在红岛有稳定的收购渠道，如鱼得水。他尚未确定归期，仍野心勃勃。“待到没有海星的那一天，我再撤。”他说。
　　但还有人早就规划好了离开的日期。王兴涛3月7日左右刚来红岛时，海星的正常价格一斤不到5块钱，“现在随着市场饱和，价格也水涨船高，不挣钱了。”他打算走人。老家东北的海星“现在也出来了，三四块钱很便宜”，他打算回家继续收购加工。
　　过了清明，潜水员刘虎打算回老家莱阳休息一阵子，再另寻出路。他不是第一年来红岛，与船老板王涛早已建立稳定的联系。一个多月前接到王涛的电话，“说是今年海星多”，他就过来了。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刘虎每天早上6点开工，出海作业，一般要到下午2点或者3点返程，有时干得不好，1点就上岸了。
　　红岛当地人喜欢把潜水员称作“猛子”。在码头上，“猛子”非常好辨认，他们多半穿着橙黄色背带式潜水服和一双胶鞋。 “猛子”以外地人居多，东北人最盛。陈世良养船前，就做了好些年的“猛子”。 　　“我们当地人谁会潜水呢？”林成中说。长期潜入海下的后遗症之一是缺氧，压迫了腿神经，许多“猛子”因此腿脚不便，走起路来慢于常人。每次下海工作，刘虎需要服药来克服疼痛，“不下海时能好点。”
　　“出来打工，都是生活所迫。”干潜水前，刘虎在烟台也养过船。但“养船不仅费用高，还操心，国家对各种证件、手续的管理也更加严格”。权衡之下，他做起了潜水员。那一年，他27岁，一转眼就是二十多年。
　　“这行就是自由，干多多得，干少少得。出去打工，也没人要了。”刘虎说，自己也不确定还能再做几年。身边年龄最大的潜水员是58岁，他距离这一期限，还有五年。“干不了就拉倒吧，”他笑了笑，让人很难看出是否在意这件事。
　　往年3月海星不多时，潜水员会下海捞海螺、蛤蜊。到了5月，胶州湾进入休渔期，禁止渔船出海作业，以维护当地海域鱼类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持续到9月。一到休渔期，“猛子”们便如候鸟般飞走。
　　刘虎那艘船上的老板王涛有个记事本，专门用来记录潜水员的手机号。休渔期一结束，他便会挨个给潜水员打电话。“每年能来的人都不一定，”王涛说，有些走了便换行了，有些等休渔期过了，还会再回来。刘虎属于后者。

新海上人

　　红岛渔港的水产养殖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于毗邻胶州湾，附近村民多数以海为生。
　　跟海打交道三十多年，东大洋村的林成中嘴里常念叨一句话：“吃海上这口饭的，十个人有九个胃都不好。”人们出海打鱼总是误了饭点，上岸后又要忙着和小商贩对接，取货送货，多数时候，午饭只靠几个包子或一碗泡面打发。
　　林堂小时候对父母的印象就是“忙”。他平时住在奶奶家，只有周末才去爸妈那儿。与父母见面时间不长，多数时候两人还要应酬，林堂贪玩，便躲在屋子里打电动游戏。
　　读职高那年，因为拍的微电影获了奖，林堂得到了保送青岛农业大学的机会。但他觉得上学没劲，很快放弃了。“最喜欢的是旅游，但是（现在）没钱呀。”林堂17岁时，就一个人独自出门旅行，“当时没成年，青旅都住不了。”
　　2019年，林堂从公职单位辞职，回到海上做事。他自己承包了一片滩涂养殖海鲜，也从父亲或其他养殖户那里进货，再转手卖给其他商贩。林成中自然是不乐意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做这个了，又脏又累。”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再做这一行。但林堂觉得上一份工作“又辛苦，还不赚钱”。
　　认真细究的话，转行的决心一多半来自好友黑黑。两人的家庭同做养殖多年，黑黑比林堂早两年踏入这一行。他们认为，“自由、赚钱”都是工作必要且关键的因素。不过，与此同时，他们所在的（东）西大洋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搬离，到青岛城阳区工作。村里剩下的多是五六十岁的人。
　　在码头工作时，林堂总是穿T恤、牛仔夹克和一条宽松的裤子，把裤脚束进白色胶鞋里，裤腿上常有深一道浅一道的印记，那是搬海鲜时碰到的泥。在红岛，无论何种身份，很多人都是类似装扮。不过，忙完这一切，林堂会把身上这套行头换掉，穿上自己深蓝色的匡威帆布鞋，或是限量版的球鞋。
　　渔船马达的轰鸣声渐近，红岛一天的作业也宣告结束。林堂开着送货的面包车去市区见朋友，一脚油门下去，尘土飞扬。后视镜里，刚上岸穿着胶鞋的“猛子”们正向大门口走来。
　　（除韩君外本文所有人物均采用化名）

红岛渔港因海星泛滥形成的产业链

　　资料整理/王佳薇。制表/卢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