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卡夫卡留下的文学世界无疑是一个充满梦魇、变形和怪异的世界。他短暂的41年生涯，既平淡又艰难。卡夫卡一生悲惨的遭遇，使得他从来没有归属感，加上天生遗传的忧郁气质，形成了他孤独、悲观、敏感和极度内敛的个性，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将以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为例，结合他的个人经历来简单分析卡夫卡的创作中体现的表现主义特色。
　　关键词：卡夫卡 变形 异化 表现主义
　　中图分类号：I521.074
　　在1924年就离开人世的卡夫卡，他除了欧洲的几次旅行外，几乎一生都在布拉格过着平淡的生活。而他的一生又是艰难的，一辈子没有脱离苦海。在家里他的父亲是暴君，他是奴隶，父亲性格暴躁对儿子进行家长式的管教，他对父亲只有崇拜和敬畏；他从小体弱多病，最终也让肺结核夺去性命；他在婚姻上也是失败的，多次的恋爱和几次订婚和退婚，最终也没能走进婚姻的殿堂；在社会上，身为犹太人的他也没有地位；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生与苦难不解之缘。“Kafka是西伯来语，是犹太人的语言，意思是穴鸟。卡夫卡就像是一直躲在地窖里的鸟，沉溺于自己的想象之中。”
　　卡夫卡的父亲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地影响。在他眼中父亲永远声音洪亮、趾高气昂、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在事业上不屈不饶的高大的成功者的形象。一直处于家长式教育的卡夫卡则认为自己是胆小、怯弱、内向和无能的。父亲却出于天性，只会用威力，大嚷大叫和发脾气来对待孩子，使他大受惊吓。“卡夫卡回忆父亲经常使用的语言有两种，一种是粗暴，使他充满畏惧；一种是讽刺，使他感到羞辱。”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父亲破产后欠下一大笔债，为了抵父亲的债，他不得不辛苦的劳动，却得不到上级的信任和家人的理解。在他醒来变成甲虫的第一天，秘书主任来访时，“父亲则敲响了侧边的一扇门，敲得很轻，不过却用的是拳头。”这一用拳头敲门的细节暴露了父亲的本性，父亲对格里高尔向来不满的态度。《变形记》中主人公的父亲对格里高尔的态度与现实生活中卡夫卡父亲的做法十分相似，对待儿子一样的高傲无理，认为一切都理所应当。小说主人公最后也是因为父亲的虐待而死，卡夫卡将父亲的虐待作为致命伤永远地留在格里高尔是身上。但不同的是，小说中的格里高尔对家庭生活依然充满希望，也许这就是作者所寄托的心愿。
　　《变形记》这篇小说被西方人认为是西方社会异化的寓言。人变成甲虫，甲虫带着人类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它看到的是冷漠的、忙碌的芸芸众生；但它又不完全是甲虫，从人的角度去看虫性，甲虫又是那么的孤独、寂寞，难以被理解。在格里高尔充满柔情的视线中，出现两种不幸的命运。第一种是个体的变形，第二种则是群体的被抛弃。格里高尔在小说第一句就变成了甲虫，这种变化在给人带来不禁猜测的同时，也暗含着一种逃避的心理。格里高尔醒来后在发现自己变形时还想着工作上的烦恼，开头一段内心独白有一种逃避的意味。变形实际上就是他惧怕外面世界的一种自我保护，后来的种种事件证明，这种逃避和自我保护是失败的。对家庭生活的关注，对妹妹的关心已经成了他生活的本能，然而变成甲虫之后再多的想法也变成了“有口说不出”，他与别人的世界完全隔离，自我被孤立起来。作者在为此书的封面设计致函出版社时曾提到，“封面上千万别画上那只甲虫”。最后封面上的图像时一个孤苦的青年哭泣着走出家门，这也暗示了小说的结局，变形异化后孤苦伶仃的青年被家庭抛弃最后“走出家门”。格里高尔被群体抛弃是他悲剧命运的另一种表现。尽管自己变成了甲虫，但他仍然“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家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家人却将他生生抛弃了，父亲的冷漠虐待、母亲的措手不及，和最后他最疼爱的妹妹的置之不理，将格里高尔一步步推向孤苦死亡的边缘。家人们认为这个“甲虫”儿子妨碍自己的生活，只有抛弃他一家人才能在社会上生活。格里高尔对家庭的柔情就在这无情的抛弃中，被所谓的生存法则中泯灭殆尽。这无疑戳痛了道德人性的软肋，让我们反思当时社会上的冷漠与无情。
　　小说表现的人的悲哀，人格的变形，实际上是叙述了现代人的自我价值和自我个性的丧失。格里高尔在社会上是公司的奴隶，作为一名旅游公司的推销员，在工作上任由经理摆布，完全没有主见和自立能力，却依然得不到上级的信任。在家庭中么他又是家庭生计的奴隶，为一家人的生活而奔波劳碌。尽管在家里、在社会上忙忙碌碌、尽职尽责，但仍然不能摆脱被抛弃的悲剧命运，这正映射了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有这些隔膜常胜的深深孤独，人与人之间就处于一种甲虫变形一般的异化状态。
　　在现实生活中，人自然不會变形为甲虫，甲虫也不会有人的思想。变形是荒诞的，小说中把人变成甲虫的正是当时那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在格里高尔身上我们有又能看出表现主义的特征。作者通过这个平常的形象来反衬这个反常的荒诞世界，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勾画出现代社会的独特性，孤独与绝望。作者在小说中表现的人生观念是悲观的，不仅表现在格里高尔身上，同时也表现在她的妹妹身上。在小说的结尾，一家人离开旧房子搬到新住处的路上，夫妇二人又将目光聚焦在女儿的身上，那美丽的、丰满的少女胴体又将成为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交易工具，再一次揭示现代人冷漠、残酷的本性。
　　小说表现出怪诞的同时，也体现着多义性。格里高尔在暗自思忖时想到自己为家人创造的美好生活而感到温暖与自豪，即使他变成甲虫在非人的异度世界，心中依然怀揣着希望家人幸福的愿望。但即便他在努力也看不到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切只能存在于幻想中，现实中父亲的暴躁、母亲的多病和后来妹妹的冷漠无情都将他的梦打回原形。十九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像一股浪潮一样吞噬着一切，见一切利益化，夺走人性中温情的一面，就像萨姆一家对格里高尔一样充满冷漠。“一种特殊的温暖感觉怎么也生不出来了。”
　　参考文献：
　　彭彩云 《西方现代主义专题研究》 2006年10月第一版 第136页
　　蒋承勇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 2004年4月第一版 第173页
　　《卡夫卡全集》第一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第一版 第105页 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