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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步推进，史学不断发展。然而，中国古代史研究未来如何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应该要体现出中国特色，本文就中国古代史研究如何体现中国特色进行简要探讨。以下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和中国情怀三个方面浅析中国古代史研究如何体现中国特色。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中国特色;体现
一、以历史遗存体现中国文化
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文化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需要体现出的特点之一。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文化多彩，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从未间断，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中国的历史遗存丰富多彩。历史遗存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对史料是有依赖性的。史料是验证历史真伪的关键因素，新史料的发掘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工作也有很大帮助。建国之后，我国发掘出许多新的史料，这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是意义非凡的。这些新史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极大帮助。新史料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的一些情况，可以使我们对之前未曾了解到的领域进行认识和研究。
以海昏侯墓发掘为例。2011年3月海昏侯墓意外发现，国家考古队员对其进行科学发掘。这次发掘，使我们发现了一座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级墓葬。在这次汉代海昏侯墓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万余件珍贵文物，这对研究中国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海昏侯墓的建筑构成，对研究中国汉代的建筑也具有启发性意义。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中国五千年接续文明的历史遗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同样，这些挖掘出的史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这些可以体现中国文化的历史遗存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工作者来说，这些史料既是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石，也是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辅料。
二、以经世致用体现中国传统
经世致用是史学的基本功能，不以经世致用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历史研究就失去了其价值，中国古代史研究尤为如此。中国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依托历史的求真求实，来达到以古通今，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当今史学研究，在历史研究之下，更应该树立史学的经世致用的学问，要不同于西方先前的历史学，要做到全民族对历史的学习，依托历史，使全民族、全民众对当今社会发展有更深刻的见解。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确实，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为例。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流传至今，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其中经世致用原则更是贯穿其中。正如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中提到的，中国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热爱和平的思想，是需要我们继承并且发扬光大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样发扬这种热爱和平的思想，也是古代史学经世致用原则的体现。因此我们当今社会发展，需要不断继承和发扬更多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把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经世致用原则贯彻到底。习近平同志还说到，“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 所以在历史研究中，要倡导全民族对历史的学习，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实现对全民族的教化，以达到人民、社会和国家治理的配合，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同时更好地发展国家。
三、以史家素养体现中国情怀
坚持史学家的自身素养，以中国史学家的自身素养体现中国情怀。对于时间相对较远的古代史研究，史学家除了在完善对史学的研究、史实的认识以外，更应该注意到对史德的培养。唐代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己提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而刘知几所说的“史识”，是指“史学家所应该有的见识，还有史学家应该有的可以辨明是非的能力，包括秉笔直书的胆识”。而章学诚在刘知己“史家三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长”，即“史学四长”：“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史德”要求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要忠实于史实，不因为个人好恶或者其他的原因随意取舍史料。同样，章学诚还号召史学家承担起社会责任，认为史学家应该有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这样才能体现出史学的时代价值。不论是刘知己提出的“史学三长”还是章学诚增补的“史学四长”，都提到了史家素养的重要性。理解这些史学家的观点，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史家素养就更可以说是一种中国话语和中国情怀。
不论是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任何一位学者都应该有自己的学者素养，有自己的国家立场，尤其是做历史研究，更应该体现中国情怀。习近平同志在提到这方面内容的时候说到，“学术研究工作者要‘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尤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在搞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应该有一种“中国情怀”。这种中国情怀和中国话语，是史学研究工作者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自信，是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自信。有了这样的自信，有了这样的情怀，才能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更好地发挥出中国特色，做出独具一格的中国学术，更好地把优秀的中国文化推向国际，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四、结语：
中国古代史研究未来的发展要始终以体现中国特色为目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是以史料作为研究的基石，因而我们要对这些历史赐予我们的特殊遗存善加利用，以这些独特的历史遗存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色。我们也要继承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贯彻经世致用原则，发挥史学致用的学问，为我们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在这些学术研究的背景下，史学家要坚持史家素养，站在中国的角度和立场上，以中国话语和中国情怀，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让史学在时代的潮流中更好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历史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M].济南：齐鲁书社，1983.
[2]戴逸.新中国7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J].社会科学文摘，2019（12）
[3]刘玲娣，温乐平.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及相关问题研究评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06）
作者简介：张仲燕（1996-）女，汉族，甘肃张掖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单位：鲁东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史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中国特色;体现
一、以历史遗存体现中国文化
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文化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需要体现出的特点之一。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文化多彩，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从未间断，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中国的历史遗存丰富多彩。历史遗存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对史料是有依赖性的。史料是验证历史真伪的关键因素，新史料的发掘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工作也有很大帮助。建国之后，我国发掘出许多新的史料，这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是意义非凡的。这些新史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极大帮助。新史料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的一些情况，可以使我们对之前未曾了解到的领域进行认识和研究。
以海昏侯墓发掘为例。2011年3月海昏侯墓意外发现，国家考古队员对其进行科学发掘。这次发掘，使我们发现了一座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级墓葬。在这次汉代海昏侯墓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万余件珍贵文物，这对研究中国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海昏侯墓的建筑构成，对研究中国汉代的建筑也具有启发性意义。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中国五千年接续文明的历史遗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同样，这些挖掘出的史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这些可以体现中国文化的历史遗存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工作者来说，这些史料既是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石，也是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辅料。
二、以经世致用体现中国传统
经世致用是史学的基本功能，不以经世致用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历史研究就失去了其价值，中国古代史研究尤为如此。中国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依托历史的求真求实，来达到以古通今，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当今史学研究，在历史研究之下，更应该树立史学的经世致用的学问，要不同于西方先前的历史学，要做到全民族对历史的学习，依托历史，使全民族、全民众对当今社会发展有更深刻的见解。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确实，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为例。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流传至今，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其中经世致用原则更是贯穿其中。正如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中提到的，中国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热爱和平的思想，是需要我们继承并且发扬光大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样发扬这种热爱和平的思想，也是古代史学经世致用原则的体现。因此我们当今社会发展，需要不断继承和发扬更多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把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经世致用原则贯彻到底。习近平同志还说到，“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 所以在历史研究中，要倡导全民族对历史的学习，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实现对全民族的教化，以达到人民、社会和国家治理的配合，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同时更好地发展国家。
三、以史家素养体现中国情怀
坚持史学家的自身素养，以中国史学家的自身素养体现中国情怀。对于时间相对较远的古代史研究，史学家除了在完善对史学的研究、史实的认识以外，更应该注意到对史德的培养。唐代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己提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而刘知几所说的“史识”，是指“史学家所应该有的见识，还有史学家应该有的可以辨明是非的能力，包括秉笔直书的胆识”。而章学诚在刘知己“史家三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长”，即“史学四长”：“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史德”要求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要忠实于史实，不因为个人好恶或者其他的原因随意取舍史料。同样，章学诚还号召史学家承担起社会责任，认为史学家应该有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这样才能体现出史学的时代价值。不论是刘知己提出的“史学三长”还是章学诚增补的“史学四长”，都提到了史家素养的重要性。理解这些史学家的观点，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史家素养就更可以说是一种中国话语和中国情怀。
不论是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任何一位学者都应该有自己的学者素养，有自己的国家立场，尤其是做历史研究，更应该体现中国情怀。习近平同志在提到这方面内容的时候说到，“学术研究工作者要‘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尤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在搞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应该有一种“中国情怀”。这种中国情怀和中国话语，是史学研究工作者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自信，是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自信。有了这样的自信，有了这样的情怀，才能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更好地发挥出中国特色，做出独具一格的中国学术，更好地把优秀的中国文化推向国际，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四、结语：
中国古代史研究未来的发展要始终以体现中国特色为目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是以史料作为研究的基石，因而我们要对这些历史赐予我们的特殊遗存善加利用，以这些独特的历史遗存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色。我们也要继承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贯彻经世致用原则，发挥史学致用的学问，为我们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在这些学术研究的背景下，史学家要坚持史家素养，站在中国的角度和立场上，以中国话语和中国情怀，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让史学在时代的潮流中更好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历史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M].济南：齐鲁书社，1983.
[2]戴逸.新中国7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J].社会科学文摘，2019（12）
[3]刘玲娣，温乐平.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及相关问题研究评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06）
作者简介：张仲燕（1996-）女，汉族，甘肃张掖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单位：鲁东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