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文革’十年所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传的一句口号。重新启动的恢复高考这一政策，让百万青年绞尽脑汁找书、复习迎考，一时间，掀起了读书的滔天巨浪。
　　那时候，馬路上，公交车上，大树根儿底下，公园的各个角落里，都不难找到读书者的身影。图书馆、新华书店里几乎每天都是人头攒动。而这种全民饥渴阅读的状态，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经过“文革”后的一次重新启蒙。
　　为了探寻当年“读书热”的境况，笔者有幸采访了上海图书馆阅览部原主任、副研究员王铭庆先生。1974年，王铭庆进馆工作，当年发生在上海图书馆的“读书热”盛况，令他至今记忆犹新。
　　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图书馆──这家全市最大的图书阅览场所，成了全社会“读书热”的一个风向标。“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图书馆工作的王铭庆强烈地感受到，一个“读书无用论”的荒唐年代已经结束了，由恢复高考而引发的全社会读书热潮正在扑面而来。
　　王老介绍说，由于当时的家庭经济、住房条件等客观的限制，大批的莘莘学子涌向了上海图书馆，以寻找借阅图书或复习功课的场所。
　　当年的上海图书馆在南京西路325号，原为1933年建成的旧上海跑马厅，是30年代英式风格的楼宇。1949年人民政府收回跑马厅，先后改为上海博物馆、上海美术展览馆，1959年改为上海图书馆，1996年12月20日上海图书馆迁往淮海中路1555号新馆。
　　提起1977年那时上海图书馆的情形，真是历历在目。王老激动地说，至今还记得当年上海图书馆开门时读者拥挤的历史影像：差不多每天清晨六点多，图书馆门还没有开，许多青年人就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长队，队伍甚至还影响了南京路的人行道。到了开门时间，读者就像潮水一样涌入。
　　令王老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涌入的人群，竟然把大门的玻璃给挤碎了。“那是英国人建造的房子，门玻璃是很厚的啊！”开门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被挤到了门边上，只得大声喊道：“大家慢一点，慢一点，不要受伤！”
　　许多读者早晨挤进图书馆，基本就不出去了，有的带了饭盒或者几个大饼，由于图书馆里还有热水供应，一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才出去。如果中途一旦出去了，你原先占的座位也就没了。二楼的普通阅览室和期刊阅览室基本上全都挤满了读者，由于人太多，有的甚至坐在窗台上，有的连窗台位置也坐不上，就只能坐在地板上，甚至坐到图书馆室外的阳台上。
　　众多的青年读者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借阅相关文化补习书籍或在做“数理化”参考书中的习题，废寝忘食地借书、看书、自学。
　　王老回忆：“当时图书馆最热门的一套书就是《数理化自学丛书》，该书于196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全套分数理化共17册，这套丛书曾经一度让复习迎考的读者爱不释手！正是因为这套丛书的出现，给渴望考上大学的青年们带来了自信和希望，那些被“文革”耽误了的青年人的命运，从此有了改变。
　　这样壮观的读书场面，离“读书无用论”被叫停才只有一、两年的时间，这也印证了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王老说道，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一场读书热潮。在这场全社会的读书热潮中，上海图书馆留下了许多痕迹，它们成为这一特殊年代的历史见证。而当年莘莘学子朗朗的读书声，无疑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奏曲，让人们看到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希望。
　　这股“读书热”后来延续到80年代末，读者群也发生了变化，阅读趋向注重实用，由文化补习类图书转向了经济类。
　　40年前的“读书热”，恐怕会让今天的人们有些“自愧不如”。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给“读书”留出时间？在王铭庆看来，即使是在信息化爆炸的时代，阅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探索、求知的过程。“阅读对人的成长影响是巨大的，一本好书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