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疫情过去的第二年夏天，我趁美国大学暑假又回到北京，一边享受刚装修完的新房，一边四处活动，伺机寻找可以让我有理由在北京滞留不归的工作机会。眼看暑假即将过去，绝望之余，不得不准备打包回美国，却在一日黄昏突然接到朋友L的电话，说是某国家级电视台的节日部主任c先生备下晚宴，有意邀我商谈接棒主持一档每周一次半个小时的谈话栏目。觥筹交错间，这件事就八字有了一撇；席间，主任不断劝我打消回美国的念头，拍胸脯地说，全中国都能收看到的电视主播立马就成为一代名嘴，隐性收入足够抵我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薪水了。
　　我连夜赶写策划案，洋洋万余言，憧憬着未来一年内的丰硕成果与在中国文化界的巨大影响。等到几天后，台长K女士亲自会面拍板，我们承包的这个节目就此启动了。节目的名称是《艺术争鸣》，形式上打算部分地借鉴在国内颇为走红的一档叫做《锵锵三人行》的香港凤凰台的栏目，由我担任主持兼策划，每次节目另邀请两位嘉宾，畅谈和评点当下热点文化现象，而新意则在于以具有攻击和反击性的论争为目标。我邀请了朋友z作为常任嘉宾，因为我们二人《争鸣》的频率出奇地高，我常常把他激发得青筋暴出，怒不可遏。我还找到已经成长为名导演的发小w，负责摄像，他一定会把我坦造得貌比潘安的。
　　
　　雷人的第一拍
　　
　　第一次拍摄把我彻底雷倒了。踏进录影棚，但见一张单薄得仿佛摇摇欲坠的黑黝黝长桌(准确地说是道具桌)，周边却放置着三张明清古董般异常结实的红木太师椅，椅面几乎升到了桌面的高度。往太师椅上一坐，双脚悬空，如坐秋千。更令人心寒的是，一双手臂不知往哪里搁，因为太师椅的扶手颤为高远，使我顿生转世投胎为长臂猿的强烈渴望一一而假如把双臂撑在桌子上，又有把桌子压垮的严重忧虑。那么，看来我就只能撑在自己的大腿上了，这样大概也颇具《0争鸣》的战斗豪情，这一套风格腐朽的家具后方的布景，是更为腐朽的雕花门窗，我几乎疑心步入了某清末沪上的鸦片烟馆。我几近崩溃，向制片人哀求换一套新的布景和家具。答复是否定的。不仅没有足够的经费购置新的家具，也没有足够的时阿来替换现有的这些。W导播曾勒令我买了，一大堆色彩艳丽的时髦T恤衫，难道我必须换上灰布长衫，捧一壶清茶，坐在这里之乎者也吗?
　　第一期的主题是要痛骂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这我很在行。虽然我在从美国到(后来)台湾的各类电影课上说过无数张艺谋《活着》、《秋菊打官司》等影片的好话，我迄今发表的评论张艺谋的文章，从《红高粱》到《英雄》到日后的奥运开幕大典，无不属于找茬类型的。于是我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蹿上了主播台，却在屁股坐稳到太师椅的那一瞬间变成一只泄了气的小鸟。在那张宽广而僵硬的太师椅上，我显得多么地渺小。当微型麦克风扣到我衣领上的时候，我感到坐上的是行刑的电椅。我强作镇静，但原本郁积的对《十面埋伏》的愤怒已经转化成对录影棚环境的更深的怨怼。
　　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录影时究竟胡诌了些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表情和动作极不自然，说话极不顺畅，而我那朋友z一遭遇刺眼的灯光就患上了失语症，平时的火爆脾性不治而愈。我为了摆出不太别扭的坐姿，不得不略略侧身靠向一边，并把原先如两行泪水般垂下的双腿调整为二郎腿。这样，在一路狂扁《十面埋伏》的过程中，我终于忘乎所以，口若悬河，将对录影棚的悲愤化作了嘲讽张艺谋烂片的巨大力量。
　　等到剪辑开始的时候，才发现被我推举为制片的L对台里的严苛审查深感恐惧，进行了严苛程度不遑多让的自我审查和删节。但由于毫无经验，居然下令剪辑师仔细聆听每一秒里的音节，切掉每一个语气词，甚至每一个停顿的空隙。这使得最后播出的版本里，我的说话接近于电脑语音合成器的产品：没有表达情感的语气词，甚至没有呼吸!这个干净到了令人发指程度的版本，在审查时仍然遭遇到指摘。据说c主任紧锁眉头咕哝道：这个杨小滨怎么可以翘着二郎腿?另外，朋友z由于经常发表雷人的坏文章，在出场时只好去掉了姓氏，连名字还用了谐音，弄得他灰头土脸，牢骚满腹。
　　
　　麻烦不断的蜜月
　　
　　我们的节目遭遇到相当太的阻力，不满的方面，包括嫌我们趣味过于低俗，忽略了高雅艺术。不过，由于本栏目的改革是在台长主执的方针下进行的，我们才仍然得以持续下去，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策划了“酒吧文化”、“网路文学”、“刀郎现象”，甚至“厕所文化”等选题；当然，为了躲避广播电视总局的闲言碎语，我们也臧否“画廊文化”、“国产卡通片”，甚至接受指定的任务，在教师节的时候论争“影视中的教师形象”。但更不容忽视的却是与商业效果密切相关的收视率。不低俗怎么可能吸引眼球呢?于是，在有关网路文学的那一集里，找来了网路美女作家二枚，三人一同牺牲色相，竭尽蔡康永、小S式的风骚淫笑之能事；在谈卡通片的那一集里，我临时扮演起卡通片中的人物，挤出杨丞琳式的幼齿童声。当然，作为八十年代最先在中国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我，并没有忘记夹带文化批判的私货，但这个部分大概是最没有人注意到的。而没有意识到的却是，自己不就应当是批判的对象吗?
　　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让我感到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具有辉煌发展前途的电视栏目可以让我安身立命。我还是决定不放弃美国的教职，于是在开学前赶回密西西比。在双重夹击下的媒体，能够容忍某些异类声音，已经十分不易。并且，在适应了我的二郎腿之后，c主任在电视台的各栏目组大会上还将我们的栏目用以作为改革的典范，建议其他的节日主播们要看一看《艺术争鸣》这档栏目的新气象。在我返回美国的半年内，台长启动了一笔特别基金，供我每个月从孟菲斯飞回北京，录制下一个月的四五期节目。通常在北京的一两天内还没有转过时差来又立马打道回美了。
　　不过，事实也证明了，蜜月期绝不是永久的。在谈刀郎的那一期里，我们提到了中国摇滚乐的鼻祖崔健。这一段被无情地删除了。我们被严正告诫，不可提及民间乐坛的灵魂人物崔健。同样，在谈论前卫艺术和画廊的那几期里，提及过去圆明园画家村的段落也遭到删除。不过，有趣的是，几个星期之后，又有一道新的谕旨颁布下来，崔健获得了从黑名单中解放出来的迟到的公正，原因是中央电视台此前刚刚播出了一期有关崔健的访谈，因而证明崔健已经荣幸地被收编到主流文化的队伍中了。
　　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了多次之后，我已经无法控制播出的内容了，我甚至怀疑最后播出的和我原先说出的之间早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我身处美国，也根本看不到播出的节目。最初，每一期的母带都可以借出来刻录光盘分发给我和嘉宾，直到有一天，突然说是从此再也不能外借了。原因是发现有一盘外借后归还到库房的母带，中间的一部分内容插入了敌意的言辞。如果不慎在重播时将此段播出，一大批人的乌纱帽肯定不保。我归隐的意向油然而生。在寒假到来的时候，我便驾长车踏破美利坚大好山河去了，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等我一个多月后回到住所，电话留言里满是催我回北京的信息；最后一通，是说既然找不到我，就只好临时找了替身，一位诗人朋友，也就是我推荐的另一位常任嘉宾。此后，我们双方都没有提出我重回主播台的愿望。
　　这样，我的名嘴生涯颇为不经意地开始，又颇为不经意地画上了句点。只留下我的一组诗《后绝句八首：主持人札记》，作为对那一段经历的悼词。不过，直到今天，还常常会有多年未见的朋友碰面时会提起：好些年前在电视里看到你侃侃而谈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