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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比尔·盖茨对某样新事物感兴趣时，他那条理清晰、学识渊博的大脑会学习关于此新事物的所有知识，并思考如何使之变得更好。而在近些年，全球能源问题日益突出，正值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之时，这位微软公司以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共同创始人也对能源问题大感兴趣。
2006年，盖茨出资若干亿美元资助泰拉能源公司(TerraPower)，集全美先进核能研发精英共同开发其看中的“行波反应堆”这一革命性核能源技术。
2008年，盖茨投资了美国加州的蓝宝石能源公司(sapphire Energy)(新能源新创公司，主要致力于将海藻类植物转化成燃料)，而这并不是盖茨首次投资可再生能源领域，之前盖茨的投资公司还为美国太平洋乙醇公司(Pacific Ethanol)注入过资金。
2010年5月，盖茨给加州一家名叫shyer lining的科研公司30万美元启动资金，用以研发“造云”计划，这是目前最切实可行应对全球变暖的地球工程学方案，即试图通过工程干预手段改变地球环境和气候。6月，盖茨联合美国其他企业高管，以美国能源创新委员 会(American Energy InnovationCouncil)名义发表报告，指出美国当前能源战略将殃及经济、环境和美国安全，并呼吁政府在能源领域投入更多资金。8月，盖茨投资2350万美元给底特律的一家电动汽车发动机制造商EcoMotors，研制体积质量更小、更高效、排放更低的发动机。
在盖茨位于华盛顿柯克兰的办公室里，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在他们的谈话中，盖茨呼吁要创造能源“奇迹”以及出台更加合理的能源政策。他还谈到了自己对软件行业的热爱对其投资新行业时有何影响。
《科技创业》：盖茨基金会一直以来都把资金投入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例如贫穷国家的传染性疾病等。而为2050年地球上的90亿人口提供清洁能源这个问题已经上升到了人类文明的层次。在能源研究方面，慈善事业能够作何贡献呢?
盖茨：基本上，不会有多大贡献。能源市场绝对是个巨大的市场，大到如果你能研究出低成本的发电方法，也必须依靠市场上大大小小的公司，承担着各种风险将这些方法付诸实践。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行事方式是整体上对创新研究的资金投入不足，究其原因是投资者收不回100％的收益。但对社会来说，注重研发绝对有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卫生医疗研究方面愿意投入大量资金。
《科技创业》：你是美国能源创新委员会的一位会员。该委员会正在呼吁一个美国的能源政策，有望逐年增加国家在能源研究方面的资金投入，使资金从50亿美元增加到160亿美元。我很诧异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竟这么少。
盖茨：我也同样感到诧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资金投入都超过了300亿美元。
《科技创业》：你的基金会能够提供大量、持续，以及可靠的资金，这些资金难道不能起作用吗?
盖茨：我们做过一些研发项目，可能已经由此改善了一部分穷人的生活处境。我们研发的几种特别的生物能源方法，能够将那些没有公路和基础设施的地方的能源挖掘出来。像这种类型的创新研究在穷困地区是没有市场驱动力的，除了我们不会有其他人愿意做。但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我还是把钱投入了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的创投基金，还有纳森·麦沃尔德(Nathan Myhrvold)(和他的知识风险投资基金)。纳森的投资领域非常广泛，在能源领域的投资也很多，有些能源项目还会衍生出新创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一家做核反应堆设计的创业公司泰拉能源公司。
《科技创业》：如果能源研究还有1lO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最好使用哪种方式投资新能源技术呢?
盖茨：可以使用像曼哈顿计划似的方式。一要成本低，二要在各种环境下都有可用性。我们不能召集一群聪明人，告诉他们前进的方向，然后让他们卯足了劲儿往前冲。事实上，曼哈顿计划能够成功挺令人惊讶的。
《科技创业》：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在于它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即制造世界上最大的炸弹，用以结束战争。
盖茨：他们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而对于我们想做的事，我作一个比较模糊的猜测，比如我们希望把发电成本降至煤炭发电成本的四分之一，同时做到二氧化碳零排放。我们可以把它写在书面上。但是，达成目标的方式有很多种，把其中任何一种拿给一个现实主义者看的话，得到的回答都将是“走这条路困难重重啊!”因此我认为，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应该资助基础研究，既要为穷人提供低价能源，又要避免对气候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这非常重要。讽刺的是，如果你实际看下一些国家在电网回购上投入的资金(包括税收抵免政策，西班牙的电网回购信贷政策，德国的太阳能光伏政策等)就会发现，人们在这里花费的巨额资金若用在能源研究上本可以获得更好的回报。
《科技创业》：我们来谈谈政策。美国国会通过强有力的气候法案的前景黯淡。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也难以达成。但基本上人们都同意，碳消费需要付出金钱。或者，碳消费应该缴税。
盖茨：不是这样的。最理想的是征收碳税，而不仅仅是花钱购买碳消费。因为税这个有点儿模糊的字里还包含着限额交易的意思。我们正在利用税收转变能源的生产方式，成功转型之后将只需要考虑所有碳排放电厂的使用寿命，确定其中某电厂必须关闭的时间，以及新电厂需要建造的时间。当然新电厂必须做到低碳排放才行。
碳税是一种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清晰明确。创新者正在为10年后的电厂收购方做一些设计，这些收购方会调查后续40年的管理政策和税收政策。而公共事业单位的结构模式很可能不会改变，如果你正面对着一家公共事业单位的领导，你会说，限额交易会使电价在全国各地区都有差异，并且限额交易的国际性会导致金钱的浪费?还是谈今后50年的税收和电厂更新的管理政策?我们应该征收碳税。我们应该为发展中国家做的是：我们愿意先花费高价建造出优于煤炭能源的电厂，然后逐步把造价降下来，到发展中国家需要建造这种电厂时，他们不必为此付出高价。
《科技创业》：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似乎不大可能。
盖茨：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哪一种?不顾其诸多问题——不同的市场、多样的选择、价格不确定性、中间交易商、谁是征税的最大获益方等等，征收碳税?或者是，实施一种管理措施，2％的税收用以资助研发项目，这样公共事业单位就能够买到几乎零排放的电厂?对一个较弱的经济体，将能源价格提高2％，并把所得款用于能源研究，比起将能源价格提高20％，似乎更容易些。现在，维持能源价格不变是所有选择中最简单的一项，但不幸的是，这样做解决不了 问题。
《科技创业》：你的意思是说，满足人们的能源需求十分复杂，并且充满耒知。
盖茨：令人失望的是，有些人将这个问题描述得过于简单，似乎很容易解决。事实并非如此。认为问题简单的这种观点将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因为那会使人们不再投资研发活动。
《科技创业》：你谈到了“能源奇迹”的需要，但我们对这种创新突破已经空等了几十年了。泰拉能源公司是一家设计行波反应堆的公司，这种设计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盖茨：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没有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核工业其实在70年代末期就已经关闭了。因此，所谓的第三代核能系统(Gen 3)设计上的革命性进展其实不曾发生，并且很多根本性的事都不曾发生。第四代核能系统(Gen4)这个研究课题下已经有了很多纸面上的设计，但大部分设计要实施起来都非常非常昂贵。它们确实是了不起的科学，但是太昂贵了。
但我要谈谈你这个问题的要旨。二氧化碳问题很简单。你排放的任何数量的二氧化碳都会导致大气温度的上升，因为排放的二氧化碳中20％会存在于大气中一万年之久。因此二氧化碳问题的本质是要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最贫穷的人们的日常耕种，以及庄稼、牲畜和其他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很少。我们最好对大的碳排放源做工作：最好能控制富裕国家的交通、电力……控制一切，直到接近最终目标。如果上述一些因素中，其中有一项能够减少20％的碳排放量，那么我们才只给这个星球争取了多少时间?三年?我是说，这就是我们脑子里想的吗；把地球末日之战推迟三年?这就是它的全部意义?
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耗量是其他大多数富裕国家的两倍。因此，我们要建造更好的房屋，制造更高能源利用率的车辆，以及用其他各种办法来减少能源使用量。说起来容易。但即便是最乐观的情况，即美国把能源消耗量降低一半，达到欧洲或日本的消耗水平(等同于在相同时间内贫穷国家消耗的能源的增量)，也意味着世界永远不会有能源使用量减少的一天。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减少单位能耗的碳排放量，而这却无法实现，目前没有哪种技术能够在节约成本的同时，做到零排放量。
《科技创业》：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能源奇迹呢?
盖茨：基本上，所有可再生能源都不是持久的。我对此有另一种叫法——能源农业。事实上，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储备奇迹，还需要一个运输奇迹，因为不能持续的能源无法有效供给到所有地区。目前的碳氢化合物能源和核能能源工厂就很好。遇到坏天气时，能给它们搭个棚子躲雨。但是能源农业呢?很不幸，传统的能源工厂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方面的创新研究也很难开展。
人们愿意这样做，但整个社会必须确定政府也愿意寻找储存地点，接受长期风险，监测上万亿立方英尺的二氧化碳排放，否则，这将不会发生。比如说，管理美国50年碳排放量的复杂性——它会使尤卡山任务(译注：指在内华达州的尤卡山建造国家乏燃料和高放废物处置库的项目)显得微不足道。我现在刚好在想，如果你有政治意愿的话，技术上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科技创业》：你说过核能源最有可能成为一个能源奇迹。
盖茨：嗯，我已经投资这个领域了。我在泰拉能源公司上花了些时间，我不敢称自己已经调查了所有的可能性，但我认为光热能的前景很好。太阳能化学：有人做过研究，认为这是可能实现的。藻类能源：我其实已经对此做了些投资。像顶着强风放风筝这种狂人狂事有不少。我不想把它们一锤定音。
《科技创业》：泰拉能源公司真要建造行波反应堆吗?如果真是这样，会在什么地方建造?
盖茨：我们基本上跟所有人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泰拉能源公司不会自己去筹钱建反应堆，我们会与一些国家和私人公司合作来建造TPl。TPl是我们给第一个反应堆起的名字，希望在2020年建造成功。在亚洲建造的可能性要比北美或欧洲地区更高，中国很显然是一个可选地，并且我们一定会与对方展开此方面的讨论。但目前阶段我们还不确定是否要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正在制造世界上超过一半数量的反应堆，并且他们的制造速度非常快。
中国有两个策略，一个是使用Gen3，建造大量反应堆，从而把价格降下来，同时更好地掌握Gen 3技术。另一个是采用更加彻底的设计方案制造少量核反应堆，在2020年前做好准备。更加彻底的设计从经济效益和战略效益方面来说可能更好。对美国来说，无限的燃料是一个获益点(一个行波反应堆能够通过非裂变的废料来产生燃料)。但我们需要经济效益比Gen 3反应堆还要好的反应堆。很多反应堆在设计之初没有考虑过经济效益。我们的反应堆有更高的温度，中心产生的热量更大，因此会有更好的经济效益，当然，这是从理论上来说的，我们还未能将之付诸实践。
《科技创业》：泰拉能源公司真是了不起。
盖茨：的确如此。泰拉能源公司做的事风险很大，也很“疯狂”。但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才能有所成就。我们必须建造试验厂，这当然很难。必须把所有科学和经济学上的理论研究成果落实到实践。
之后，我们必须找到制造商。而制造商的数量少得惊人，即便在中国也是如此。尽管中国正在全力建造世界上大约一半数量的核电厂，并打算全力运转保持领先，但其核能不过占到全国电能产量的3％。除非使用比计划好得多的新方法，否则中国无法达到15％或20％的核发电量。
《科技创业》：作为慈善家，你的视野更开阔了。而在你作为软件企业家时，这种开阔是不曾有的。那么，慈善事业是如何给你这种影响的?
盖茨：相信我，当一个人处于企业家状态(思想狂热，发明新事物)时他为世界增加的价值是非凡的。企业家们发明的新技术是惊人的，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知道这些新技术将对人类有何贡献，比如在教育、医疗研究方面等等，各行各业。我20多岁时就是那样一个狂人，那时我一点儿都不关心穷人。我夜以继日地研究软件，做大量思考工作，那种状态感觉很棒。30多岁时，我主要是做管理工作，偶尔还写代码。40岁之后，我主要是做大型组织管理和战略决策，并且已经不再写代码了。现在，我50多岁了，感觉自己已经全心全意投入到了慈善事业。
2006年，盖茨出资若干亿美元资助泰拉能源公司(TerraPower)，集全美先进核能研发精英共同开发其看中的“行波反应堆”这一革命性核能源技术。
2008年，盖茨投资了美国加州的蓝宝石能源公司(sapphire Energy)(新能源新创公司，主要致力于将海藻类植物转化成燃料)，而这并不是盖茨首次投资可再生能源领域，之前盖茨的投资公司还为美国太平洋乙醇公司(Pacific Ethanol)注入过资金。
2010年5月，盖茨给加州一家名叫shyer lining的科研公司30万美元启动资金，用以研发“造云”计划，这是目前最切实可行应对全球变暖的地球工程学方案，即试图通过工程干预手段改变地球环境和气候。6月，盖茨联合美国其他企业高管，以美国能源创新委员 会(American Energy InnovationCouncil)名义发表报告，指出美国当前能源战略将殃及经济、环境和美国安全，并呼吁政府在能源领域投入更多资金。8月，盖茨投资2350万美元给底特律的一家电动汽车发动机制造商EcoMotors，研制体积质量更小、更高效、排放更低的发动机。
在盖茨位于华盛顿柯克兰的办公室里，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在他们的谈话中，盖茨呼吁要创造能源“奇迹”以及出台更加合理的能源政策。他还谈到了自己对软件行业的热爱对其投资新行业时有何影响。
《科技创业》：盖茨基金会一直以来都把资金投入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例如贫穷国家的传染性疾病等。而为2050年地球上的90亿人口提供清洁能源这个问题已经上升到了人类文明的层次。在能源研究方面，慈善事业能够作何贡献呢?
盖茨：基本上，不会有多大贡献。能源市场绝对是个巨大的市场，大到如果你能研究出低成本的发电方法，也必须依靠市场上大大小小的公司，承担着各种风险将这些方法付诸实践。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行事方式是整体上对创新研究的资金投入不足，究其原因是投资者收不回100％的收益。但对社会来说，注重研发绝对有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卫生医疗研究方面愿意投入大量资金。
《科技创业》：你是美国能源创新委员会的一位会员。该委员会正在呼吁一个美国的能源政策，有望逐年增加国家在能源研究方面的资金投入，使资金从50亿美元增加到160亿美元。我很诧异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竟这么少。
盖茨：我也同样感到诧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资金投入都超过了300亿美元。
《科技创业》：你的基金会能够提供大量、持续，以及可靠的资金，这些资金难道不能起作用吗?
盖茨：我们做过一些研发项目，可能已经由此改善了一部分穷人的生活处境。我们研发的几种特别的生物能源方法，能够将那些没有公路和基础设施的地方的能源挖掘出来。像这种类型的创新研究在穷困地区是没有市场驱动力的，除了我们不会有其他人愿意做。但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我还是把钱投入了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的创投基金，还有纳森·麦沃尔德(Nathan Myhrvold)(和他的知识风险投资基金)。纳森的投资领域非常广泛，在能源领域的投资也很多，有些能源项目还会衍生出新创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一家做核反应堆设计的创业公司泰拉能源公司。
《科技创业》：如果能源研究还有1lO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最好使用哪种方式投资新能源技术呢?
盖茨：可以使用像曼哈顿计划似的方式。一要成本低，二要在各种环境下都有可用性。我们不能召集一群聪明人，告诉他们前进的方向，然后让他们卯足了劲儿往前冲。事实上，曼哈顿计划能够成功挺令人惊讶的。
《科技创业》：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在于它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即制造世界上最大的炸弹，用以结束战争。
盖茨：他们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而对于我们想做的事，我作一个比较模糊的猜测，比如我们希望把发电成本降至煤炭发电成本的四分之一，同时做到二氧化碳零排放。我们可以把它写在书面上。但是，达成目标的方式有很多种，把其中任何一种拿给一个现实主义者看的话，得到的回答都将是“走这条路困难重重啊!”因此我认为，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应该资助基础研究，既要为穷人提供低价能源，又要避免对气候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这非常重要。讽刺的是，如果你实际看下一些国家在电网回购上投入的资金(包括税收抵免政策，西班牙的电网回购信贷政策，德国的太阳能光伏政策等)就会发现，人们在这里花费的巨额资金若用在能源研究上本可以获得更好的回报。
《科技创业》：我们来谈谈政策。美国国会通过强有力的气候法案的前景黯淡。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也难以达成。但基本上人们都同意，碳消费需要付出金钱。或者，碳消费应该缴税。
盖茨：不是这样的。最理想的是征收碳税，而不仅仅是花钱购买碳消费。因为税这个有点儿模糊的字里还包含着限额交易的意思。我们正在利用税收转变能源的生产方式，成功转型之后将只需要考虑所有碳排放电厂的使用寿命，确定其中某电厂必须关闭的时间，以及新电厂需要建造的时间。当然新电厂必须做到低碳排放才行。
碳税是一种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清晰明确。创新者正在为10年后的电厂收购方做一些设计，这些收购方会调查后续40年的管理政策和税收政策。而公共事业单位的结构模式很可能不会改变，如果你正面对着一家公共事业单位的领导，你会说，限额交易会使电价在全国各地区都有差异，并且限额交易的国际性会导致金钱的浪费?还是谈今后50年的税收和电厂更新的管理政策?我们应该征收碳税。我们应该为发展中国家做的是：我们愿意先花费高价建造出优于煤炭能源的电厂，然后逐步把造价降下来，到发展中国家需要建造这种电厂时，他们不必为此付出高价。
《科技创业》：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似乎不大可能。
盖茨：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哪一种?不顾其诸多问题——不同的市场、多样的选择、价格不确定性、中间交易商、谁是征税的最大获益方等等，征收碳税?或者是，实施一种管理措施，2％的税收用以资助研发项目，这样公共事业单位就能够买到几乎零排放的电厂?对一个较弱的经济体，将能源价格提高2％，并把所得款用于能源研究，比起将能源价格提高20％，似乎更容易些。现在，维持能源价格不变是所有选择中最简单的一项，但不幸的是，这样做解决不了 问题。
《科技创业》：你的意思是说，满足人们的能源需求十分复杂，并且充满耒知。
盖茨：令人失望的是，有些人将这个问题描述得过于简单，似乎很容易解决。事实并非如此。认为问题简单的这种观点将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因为那会使人们不再投资研发活动。
《科技创业》：你谈到了“能源奇迹”的需要，但我们对这种创新突破已经空等了几十年了。泰拉能源公司是一家设计行波反应堆的公司，这种设计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盖茨：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没有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核工业其实在70年代末期就已经关闭了。因此，所谓的第三代核能系统(Gen 3)设计上的革命性进展其实不曾发生，并且很多根本性的事都不曾发生。第四代核能系统(Gen4)这个研究课题下已经有了很多纸面上的设计，但大部分设计要实施起来都非常非常昂贵。它们确实是了不起的科学，但是太昂贵了。
但我要谈谈你这个问题的要旨。二氧化碳问题很简单。你排放的任何数量的二氧化碳都会导致大气温度的上升，因为排放的二氧化碳中20％会存在于大气中一万年之久。因此二氧化碳问题的本质是要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最贫穷的人们的日常耕种，以及庄稼、牲畜和其他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很少。我们最好对大的碳排放源做工作：最好能控制富裕国家的交通、电力……控制一切，直到接近最终目标。如果上述一些因素中，其中有一项能够减少20％的碳排放量，那么我们才只给这个星球争取了多少时间?三年?我是说，这就是我们脑子里想的吗；把地球末日之战推迟三年?这就是它的全部意义?
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耗量是其他大多数富裕国家的两倍。因此，我们要建造更好的房屋，制造更高能源利用率的车辆，以及用其他各种办法来减少能源使用量。说起来容易。但即便是最乐观的情况，即美国把能源消耗量降低一半，达到欧洲或日本的消耗水平(等同于在相同时间内贫穷国家消耗的能源的增量)，也意味着世界永远不会有能源使用量减少的一天。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减少单位能耗的碳排放量，而这却无法实现，目前没有哪种技术能够在节约成本的同时，做到零排放量。
《科技创业》：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能源奇迹呢?
盖茨：基本上，所有可再生能源都不是持久的。我对此有另一种叫法——能源农业。事实上，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储备奇迹，还需要一个运输奇迹，因为不能持续的能源无法有效供给到所有地区。目前的碳氢化合物能源和核能能源工厂就很好。遇到坏天气时，能给它们搭个棚子躲雨。但是能源农业呢?很不幸，传统的能源工厂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方面的创新研究也很难开展。
人们愿意这样做，但整个社会必须确定政府也愿意寻找储存地点，接受长期风险，监测上万亿立方英尺的二氧化碳排放，否则，这将不会发生。比如说，管理美国50年碳排放量的复杂性——它会使尤卡山任务(译注：指在内华达州的尤卡山建造国家乏燃料和高放废物处置库的项目)显得微不足道。我现在刚好在想，如果你有政治意愿的话，技术上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科技创业》：你说过核能源最有可能成为一个能源奇迹。
盖茨：嗯，我已经投资这个领域了。我在泰拉能源公司上花了些时间，我不敢称自己已经调查了所有的可能性，但我认为光热能的前景很好。太阳能化学：有人做过研究，认为这是可能实现的。藻类能源：我其实已经对此做了些投资。像顶着强风放风筝这种狂人狂事有不少。我不想把它们一锤定音。
《科技创业》：泰拉能源公司真要建造行波反应堆吗?如果真是这样，会在什么地方建造?
盖茨：我们基本上跟所有人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泰拉能源公司不会自己去筹钱建反应堆，我们会与一些国家和私人公司合作来建造TPl。TPl是我们给第一个反应堆起的名字，希望在2020年建造成功。在亚洲建造的可能性要比北美或欧洲地区更高，中国很显然是一个可选地，并且我们一定会与对方展开此方面的讨论。但目前阶段我们还不确定是否要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正在制造世界上超过一半数量的反应堆，并且他们的制造速度非常快。
中国有两个策略，一个是使用Gen3，建造大量反应堆，从而把价格降下来，同时更好地掌握Gen 3技术。另一个是采用更加彻底的设计方案制造少量核反应堆，在2020年前做好准备。更加彻底的设计从经济效益和战略效益方面来说可能更好。对美国来说，无限的燃料是一个获益点(一个行波反应堆能够通过非裂变的废料来产生燃料)。但我们需要经济效益比Gen 3反应堆还要好的反应堆。很多反应堆在设计之初没有考虑过经济效益。我们的反应堆有更高的温度，中心产生的热量更大，因此会有更好的经济效益，当然，这是从理论上来说的，我们还未能将之付诸实践。
《科技创业》：泰拉能源公司真是了不起。
盖茨：的确如此。泰拉能源公司做的事风险很大，也很“疯狂”。但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才能有所成就。我们必须建造试验厂，这当然很难。必须把所有科学和经济学上的理论研究成果落实到实践。
之后，我们必须找到制造商。而制造商的数量少得惊人，即便在中国也是如此。尽管中国正在全力建造世界上大约一半数量的核电厂，并打算全力运转保持领先，但其核能不过占到全国电能产量的3％。除非使用比计划好得多的新方法，否则中国无法达到15％或20％的核发电量。
《科技创业》：作为慈善家，你的视野更开阔了。而在你作为软件企业家时，这种开阔是不曾有的。那么，慈善事业是如何给你这种影响的?
盖茨：相信我，当一个人处于企业家状态(思想狂热，发明新事物)时他为世界增加的价值是非凡的。企业家们发明的新技术是惊人的，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知道这些新技术将对人类有何贡献，比如在教育、医疗研究方面等等，各行各业。我20多岁时就是那样一个狂人，那时我一点儿都不关心穷人。我夜以继日地研究软件，做大量思考工作，那种状态感觉很棒。30多岁时，我主要是做管理工作，偶尔还写代码。40岁之后，我主要是做大型组织管理和战略决策，并且已经不再写代码了。现在，我50多岁了，感觉自己已经全心全意投入到了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