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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天琦（1968- ），男，安徽肖县人，徐州市贾汪区区长。
摘 要：从伦理学的视角对民主政治的价值进行三维透析，可以理解和说明民主政治的终极目的是对人的人文关怀；民主政治的程序内在地包含着人的伦理价值诉求；民主政治的实现是内在的道德自觉与外在的制度建设的和谐推进过程。
关键词：民主政治；伦理学解读；三维透析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1-0055-03
构建和谐社会，要有新思路和大智慧，各级党委、政府应从设计制度、完善制度、严格制度入手，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平台和规则体系。
一、积极推动不完全市场经济体制向完全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谐社会应是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这种机会平等首要的是经济发展领域的机会平等。但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一种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和过当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所面临的任务已经不可能仅在经济领域解决，而必须解决旧体制遗留的深层次矛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出新的推进和创新。这种推进和创新的突破口将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职能由审批型转变为监管型，是公平竞争的监控者，而不是经济利益的参与者和索取者，政府超脱于各种社会利益之上。具体而言，首先，必须减少审批环节。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减少行政审批层次，在行政审批上取消地市一级，推行省管县。同时，将不利于搞活市场或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审批予以取消。其次，应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因为很多事务不可能单靠政府来完成，社会组织的发育有利于延伸政府的服务，保护公民的权利，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很多社会事务是由非营利社会组织承担的。第三，要大量裁减政府冗员。在有些地方，政府冗员不是靠财政供养，而是向社会收费供养，既侵害了企业和群众的正当利益，引发社会不满，也使政府监管功能得不到有效、合理地发挥。同时，要强化市场监管，呈现一种法律支撑下的强势监管。比如环保问题，一个企业达不到环保要求，政府应依法使其退出，否则就是对其它同类企业的不公平。环境的严重破坏，更是对公众的不公。再比如拖欠工人工资问题，政府应依法强制企业兑付工资，如果连职工工资都不能保证且长期拖欠的企业，已失去参与市场的必要。放宽审批、强化监管是政府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现实选择，这种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经济发展失去控制，而是更好的、有序的控制，是建立在法治、宏观手段等理性工具基础上的控制。在这一基础之上，为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政府仍可以实施比市场经济成熟国家更多的经济干预，这在完全市场经济体制形势下是可行而且必要的手段。
二、积极推进革命化社会向世俗化社会的转变。在西方，世俗化的主要含义是“解神圣化”，即宗教与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脱钩、政治与教会权力脱钩，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再与一种神圣的精神价值相关联。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世俗化所消解的不是典型的宗教神权，而是准宗教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政治教条与意识形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政治信念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预想的那么大，尽管政治信仰在政治活动中反复强调和突出，人们接受起来比较勉强，其号召力逐年下降。中国社会的世俗化，需要合理扬弃过去的信仰伦理、价值理性，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意境，即培育社会每一个公民科学、理性、法制和自由创造的政治精神，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首先，在经济社会领域，不要过多地强调政治信仰，要尊重人们的现实追求，尤其是对财富的追求，对财产支配的安全和自由的追求等。其次，在政治动员上，要去革命化方式，革命化的表现方式较为突出的是革命运动，容易失控并对很多人造成伤害。尤其是出现阶层分化的今天，革命化的意识和行动较为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破坏和谐。第三，要区别对待，在对大众日常经济社会生活去革命化的同时，对公务员、军警等国家机器部门，反而要强调革命化，以保证国家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保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三、积极推动威权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所谓威权政治，其实是一种“以意为治”的人治，而非“以法为治”的法治，以言代法，随人定法，法无常势，管理依领导者的好恶、情感为取向，政府行政缺乏规则。威权政治具有两面性，在领导人威信较高而决策不失误的情况下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能够有效地提高行政效率，打击腐败和平庸；在战争、抗灾等紧急情况下威权政治也会发挥相当明显的效果。但威权政治以人治为特征，极容易破坏公平，伤害到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所谓“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就是这个道理。而在牺牲公正和公民权利的前提下，不可能建成一个繁荣富强、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因此，威权政治绝无普适意义，而民主政治才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社会的正确选择。建设民主政治，首先要强化权利的民主监督。贾汪区实行的“公众全程监督政务”制度，效果良好，在政府行政的决策、执行和评估验收阶段请公众全程监督，包括政府常务会议这样的决策会议也向群众公开，取得了很好的实效。这一民主监督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决策失误，化解了矛盾和上访，也使群众拥有了话语权，有说话的地方，说的话管用。其次，要完善权力制约和分流机制。不能让威权形成自恋，要尽量减少领导者的自由裁量权，重大决策不应由领导者一锤定音，而是一个民主决策的过程，并使这种决策的执行符合法定的程序和规范，便于公开和监督。第三，要推进政府行政权利的制度化、法律化，形成一套完整的公务行为规范，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行政变成一种程序，而不是领导者的任性而为。
四、积极推动行政动员向制度设计的转变。一些地方的领导者，有行政动员的偏好，不是用制度解决问题，而是行政动员，从而导致了会议成推、文牍成习的工作局面，极大地增加了行政成本。而行政动员是在非常态的情况下才采取的一种动员方式，比如战争、疫情、救灾等形势下，需要集中力量干大事、急事。而在日常工作中，以行政动员的方式开展工作，不仅造成浪费，其工作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当行政动员扩大到社会，很容易引发形式主义，造成社会公众的反感，动摇行政的权威。从行政动员到制度设计，实现行政内部的和谐，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一是常态制度服从法律、法规。政府各系统和部门日常管理要在《公务员法》的约束下开展，实行有效的管理和考核。不断加强公务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从而把公务员从“官本位”意识的误区中解放出来。同时，要根据部门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开展行政和管理，不能越权、超权行使职责。二是临时制度服从效果。比如上级对下级每年都要制定发展计划和实施考核，这些计划和考核办法一经制定，在一定时期内应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下级要按计划落实，上级要按规定考核，以保证年度和阶段性工作的效果，发挥政府推动发展的作用。三是社会性动员服从效益。社会动员必须与经济挂钩，让公众有付出有回报，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使一些地方对形式主义付出必要的成本。对非常态下的行政动员，制定完备的工作预案也是制度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积极推动理想化灌输向现实性选择的转变。包括构建和谐社会这样的政治意识和行政理念，都不能用单向的、理想化的灌输方式强行推行。理想化的灌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人们对美好前景的憧憬，但也容易产生政治虚无。比如，相当一部分干部表面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而实质上官本位、权力本位占据着他们的灵魂。而对广大群众进行理想化灌输，效果更是可想而知。公众的现实性选择更富有挑战性，在现实面前让其比较优越，使其潜移默化的理解和接受，这需要党委、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打动人们。在用实事说话的同时，在思想意识的宣传引导领域，仍然注意采用好的方法和技巧。一是讨论的方法。媒体对思想潮流、社会现象尽量客观公正地报道，而在报道中引入讨论，依靠公众的判断力去辨伪存真。二是沟通的方法。这种沟通应该是和群众面对面的沟通，把党委、政府工作的想法向群众摆开来，征求群众意见、请求群众监督，通过互动和相互的回应，建立理解和信任关系。三是批判的方法。批判错误的，可以树立正确的，批其实就是一种立。
构建和谐社会，更多地是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得好、执行得好，诸如对和谐社会消极意义上的各取所需以及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就会失去存在的土壤，就会越来越少。和谐社会每前进一步，可以解放社会各阶层的创造力，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成果，更好的发展成果则是我们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动力。
责任编辑：黄 杰
摘 要：从伦理学的视角对民主政治的价值进行三维透析，可以理解和说明民主政治的终极目的是对人的人文关怀；民主政治的程序内在地包含着人的伦理价值诉求；民主政治的实现是内在的道德自觉与外在的制度建设的和谐推进过程。
关键词：民主政治；伦理学解读；三维透析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1-0055-03
构建和谐社会，要有新思路和大智慧，各级党委、政府应从设计制度、完善制度、严格制度入手，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平台和规则体系。
一、积极推动不完全市场经济体制向完全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谐社会应是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这种机会平等首要的是经济发展领域的机会平等。但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一种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和过当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所面临的任务已经不可能仅在经济领域解决，而必须解决旧体制遗留的深层次矛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出新的推进和创新。这种推进和创新的突破口将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职能由审批型转变为监管型，是公平竞争的监控者，而不是经济利益的参与者和索取者，政府超脱于各种社会利益之上。具体而言，首先，必须减少审批环节。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减少行政审批层次，在行政审批上取消地市一级，推行省管县。同时，将不利于搞活市场或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审批予以取消。其次，应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因为很多事务不可能单靠政府来完成，社会组织的发育有利于延伸政府的服务，保护公民的权利，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很多社会事务是由非营利社会组织承担的。第三，要大量裁减政府冗员。在有些地方，政府冗员不是靠财政供养，而是向社会收费供养，既侵害了企业和群众的正当利益，引发社会不满，也使政府监管功能得不到有效、合理地发挥。同时，要强化市场监管，呈现一种法律支撑下的强势监管。比如环保问题，一个企业达不到环保要求，政府应依法使其退出，否则就是对其它同类企业的不公平。环境的严重破坏，更是对公众的不公。再比如拖欠工人工资问题，政府应依法强制企业兑付工资，如果连职工工资都不能保证且长期拖欠的企业，已失去参与市场的必要。放宽审批、强化监管是政府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现实选择，这种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经济发展失去控制，而是更好的、有序的控制，是建立在法治、宏观手段等理性工具基础上的控制。在这一基础之上，为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政府仍可以实施比市场经济成熟国家更多的经济干预，这在完全市场经济体制形势下是可行而且必要的手段。
二、积极推进革命化社会向世俗化社会的转变。在西方，世俗化的主要含义是“解神圣化”，即宗教与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脱钩、政治与教会权力脱钩，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再与一种神圣的精神价值相关联。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世俗化所消解的不是典型的宗教神权，而是准宗教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政治教条与意识形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政治信念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预想的那么大，尽管政治信仰在政治活动中反复强调和突出，人们接受起来比较勉强，其号召力逐年下降。中国社会的世俗化，需要合理扬弃过去的信仰伦理、价值理性，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意境，即培育社会每一个公民科学、理性、法制和自由创造的政治精神，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首先，在经济社会领域，不要过多地强调政治信仰，要尊重人们的现实追求，尤其是对财富的追求，对财产支配的安全和自由的追求等。其次，在政治动员上，要去革命化方式，革命化的表现方式较为突出的是革命运动，容易失控并对很多人造成伤害。尤其是出现阶层分化的今天，革命化的意识和行动较为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破坏和谐。第三，要区别对待，在对大众日常经济社会生活去革命化的同时，对公务员、军警等国家机器部门，反而要强调革命化，以保证国家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保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三、积极推动威权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所谓威权政治，其实是一种“以意为治”的人治，而非“以法为治”的法治，以言代法，随人定法，法无常势，管理依领导者的好恶、情感为取向，政府行政缺乏规则。威权政治具有两面性，在领导人威信较高而决策不失误的情况下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能够有效地提高行政效率，打击腐败和平庸；在战争、抗灾等紧急情况下威权政治也会发挥相当明显的效果。但威权政治以人治为特征，极容易破坏公平，伤害到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所谓“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就是这个道理。而在牺牲公正和公民权利的前提下，不可能建成一个繁荣富强、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因此，威权政治绝无普适意义，而民主政治才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社会的正确选择。建设民主政治，首先要强化权利的民主监督。贾汪区实行的“公众全程监督政务”制度，效果良好，在政府行政的决策、执行和评估验收阶段请公众全程监督，包括政府常务会议这样的决策会议也向群众公开，取得了很好的实效。这一民主监督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决策失误，化解了矛盾和上访，也使群众拥有了话语权，有说话的地方，说的话管用。其次，要完善权力制约和分流机制。不能让威权形成自恋，要尽量减少领导者的自由裁量权，重大决策不应由领导者一锤定音，而是一个民主决策的过程，并使这种决策的执行符合法定的程序和规范，便于公开和监督。第三，要推进政府行政权利的制度化、法律化，形成一套完整的公务行为规范，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行政变成一种程序，而不是领导者的任性而为。
四、积极推动行政动员向制度设计的转变。一些地方的领导者，有行政动员的偏好，不是用制度解决问题，而是行政动员，从而导致了会议成推、文牍成习的工作局面，极大地增加了行政成本。而行政动员是在非常态的情况下才采取的一种动员方式，比如战争、疫情、救灾等形势下，需要集中力量干大事、急事。而在日常工作中，以行政动员的方式开展工作，不仅造成浪费，其工作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当行政动员扩大到社会，很容易引发形式主义，造成社会公众的反感，动摇行政的权威。从行政动员到制度设计，实现行政内部的和谐，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一是常态制度服从法律、法规。政府各系统和部门日常管理要在《公务员法》的约束下开展，实行有效的管理和考核。不断加强公务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从而把公务员从“官本位”意识的误区中解放出来。同时，要根据部门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开展行政和管理，不能越权、超权行使职责。二是临时制度服从效果。比如上级对下级每年都要制定发展计划和实施考核，这些计划和考核办法一经制定，在一定时期内应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下级要按计划落实，上级要按规定考核，以保证年度和阶段性工作的效果，发挥政府推动发展的作用。三是社会性动员服从效益。社会动员必须与经济挂钩，让公众有付出有回报，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使一些地方对形式主义付出必要的成本。对非常态下的行政动员，制定完备的工作预案也是制度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积极推动理想化灌输向现实性选择的转变。包括构建和谐社会这样的政治意识和行政理念，都不能用单向的、理想化的灌输方式强行推行。理想化的灌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人们对美好前景的憧憬，但也容易产生政治虚无。比如，相当一部分干部表面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而实质上官本位、权力本位占据着他们的灵魂。而对广大群众进行理想化灌输，效果更是可想而知。公众的现实性选择更富有挑战性，在现实面前让其比较优越，使其潜移默化的理解和接受，这需要党委、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打动人们。在用实事说话的同时，在思想意识的宣传引导领域，仍然注意采用好的方法和技巧。一是讨论的方法。媒体对思想潮流、社会现象尽量客观公正地报道，而在报道中引入讨论，依靠公众的判断力去辨伪存真。二是沟通的方法。这种沟通应该是和群众面对面的沟通，把党委、政府工作的想法向群众摆开来，征求群众意见、请求群众监督，通过互动和相互的回应，建立理解和信任关系。三是批判的方法。批判错误的，可以树立正确的，批其实就是一种立。
构建和谐社会，更多地是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得好、执行得好，诸如对和谐社会消极意义上的各取所需以及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就会失去存在的土壤，就会越来越少。和谐社会每前进一步，可以解放社会各阶层的创造力，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成果，更好的发展成果则是我们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动力。
责任编辑：黄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