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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曾是一心想做公募的壹基金最头疼的问题。
2004年12月26日，印尼8.9级大地震。2005年1月，劫后余生的李连杰在为拯救东南亚海啸灾民发起的筹款活动中，决定发起成立“壹基金”，倡导每人每月捐款一元钱。
但当时的李连杰并不清楚，要成立面向公众募款的基金会，政策上面临不小的难题，这个难题最终导致壹基金在2011年前都与公募基金的身份无缘。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行，尽管没有明文限制民间人士申请注册公募基金会，但根据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公募基金会的登记注册管理及日常性管理，都实行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制。
具体而言，壹基金要成为公募基金，就必须到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并找到一家业务主管单位。而按规定，业务主管单位只有国务院有关部门或国务院授权的组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授权的组织才能担当。
这样的规定，似乎没有将壹基金的路堵死。但多年以来，民间公募基金几乎无稽可考。“实行双重登记管理体制意味着，民间要发起成立社会组织，就要找一个政府机关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但每个政府机关都会琢磨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当你的业务主管单位，万一你出事了，我怎么办？显然，不当业务主管单位是没有责任的，当了就有责任。当的业务主管单位越多，责任越大。那么，最理想的抉择就是不当业务主管单位。制度设计这样，一定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后来帮助壹基金“落户”、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现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的刘润华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前的几年时间里，壹基金经历了三次身份的变化，差点夭折，但幸运的是，它最终在众多寻求成立公募基金会的民间组织中脱颖而出并成功地存活下来。
从专项资金到私募基金
2007年4月19日，申请公募基金遇阻的李连杰，把壹基金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称“红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资金，在红会内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下称“壹基金计划”），合作期限3年。由于壹基金计划可以分享红会的公募权，李连杰的全国公募梦想得以迅速实现。
壹基金计划成立一年后，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只有13个人的壹基金团队开始了救灾工作。当时，所有的救灾物资都是在上海分派出去，但那时候的壹基金在上海甚至连一个办公室都没有，团队只能在现任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租的房子里办公。
汶川地震期间，壹基金收到了1.2亿元的捐款，送出了无数个物资包裹。红会的一位负责人说壹基金这是一个婴儿在做大人的事。
成立之初，壹基金很大程度上借鉴红会的工作制度和标准。从如何接收物资，到跟志愿者签什么样的协议，再到物资分配程序，壹基金一直在向红会学习。
但是他们也发现很多东西适用不了，“那个时候红会做的项目设立的工作流程，我们也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流程很长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学习。”
同时，作为二级专项资金，壹基金计划没有独立账户，在操作上，捐款首先要进入红会总会的账户，这导致其在公益项目的执行上面临很多障碍。
例如，壹基金计划在对外签署合作协议时，必须经由红会签字批准且加盖红会的专用章方能生效，手续和流程十分繁琐。一旦某位领导出差无法签字盖章，壹基金计划就不得不暂缓各种项目合同的签署实施。
为了减少实践中的困难。2008年6月，壹基金找到时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希望能够在上海成立一个独立的基金会，但是由于公募基金会必须要找到挂靠单位，所以只能申请成立私募基金会。
当年7月，壹基金提出申请，两个多月就出了结果。10月，非公募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下称“上海壹基金”）成立，作为壹基金计划的项目执行机构。
从此，壹基金计划和上海壹基金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有公募权的壹基金计划负责筹集善款，然后拨付给有独立执行权的上海壹基金，并由后者执行对外资助的公益活动。
然而，这让壹基金与上海市民政局、红会的相处关系越来越尴尬。很多人也对以私募身份运作公募身份募捐善款的行为提出质疑。“两方都觉得这个事情和模式不符合，上海方面说一个非公募基金会老来做公募的事，然后也不一直在上海做，做的都是全国的。红会说你做的已经超过红会的工作范围了，我怎么批你这个项目？”唐艺蕾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道。
那时候，李连杰和他的团队已经意识到，长久之计还是取得独立的公募权，即将壹基金独立注册成为公募基金会。
2009年底，壹基金与红会的三年合作协议即将到期，李连杰及其团队走上了谋求独立公募基金身份的道路。
深圳壹基金是一颗种子
2010年2月杨鹏加入了壹基金担任秘书长，在此之前，他是非公募基金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组织的秘书长。
杨鹏加盟壹基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求注册为公募基金的可能。
杨鹏起先希望壹基金可以在民政部注册，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但从2010年2月到9月，为了找到业务主管部门，杨鹏到处“求医问药”，却仍没有结果。杨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第一个民间公募基金会，做起来没有先例，都比较谨慎。”
彼时，因为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合法化”的民间组织比比皆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曾表示，她所了解的一个民间组织，经历20年的登记之路，仍然束手无策。
李连杰也一度打了退堂鼓。2010年9月12日，李连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壹基金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存在“中断的可能”。
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看到报道后，心里打了一肚子的问号。“他有很好的理念，很好的团队，很好的业绩，做得非常棒，政府也没给钱，还能做那么多有意义的事，但居然说可能要关闭要终止了。”他感觉到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制度设计的问题。 刘润华立即找来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他问马宏壹基金登记有没有什么法律障碍，马宏回答没有任何障碍。
马宏之所以能如此确定，是因为深圳早在几年前便在这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并已经实行了改革。2004年，深圳的行业协会、商会便开始与政府职能部门脱钩，由新成立的行业协会服务署承担业务主管单位职能；2006年，行业协会服务署并入市民政局，成立民间组织管理局，行业协会、商会取消业务主管单位；2008年，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等社会组织也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了。2009年7月，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签署了一个推进深圳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的合作协议，协议里明确授权深圳市民政局可以直接登记基金会，而原来只有民政部和省级民政部门才有这个权力。
“法律上并不是说民间发起不可以成立公募基金会，但各地的民政部门为了规避风险，不约而同地从严把握。在我看来，李连杰的壹基金有那么好的理念、团队和业绩，如果我们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给他登记以后，如果他犯了法，依法查办不就完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与企业的关系就好比是工商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工商局长只承担企业登记的责任，同样，民政局长也应该只承担社会组织登记的责任。至于登记之后，企业或社会组织是否会干违法的事，那属于监管的问题。这是两码事。”刘润华说。
刘润华希望壹基金来深圳落户。2010年11月25日，刘润华给老领导王振耀打了个电话，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王振耀刚辞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迅速将这一消息转达给李连杰，李连杰委托杨鹏办理。杨鹏回忆说：“尽管原来我们是想注册全国的，现在变成一个地方的基金会，但我还是说，管他是哪儿的，先注册下来。”
第二天，杨鹏前往深圳。两人谈了很多细节，但刘润华只说：“所有细节都不重要，你什么时候把该准备的材料准备好，我们即刻批给你。”在刘润华看来，把深圳打造成公益慈善之都，全国有这样的形势，深圳有这样的条件。
整个注册手续只花了7天时间。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批准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下称“深圳壹基金”）的注册申请。杨鹏当时觉得，成功来得有点突然，忙了快一年了没结果，没想到这么快就办下来了。
批下来当天，在前往机场路上的马宏，给杨鹏发了一条短信：“12月3号，深圳基金会成立。1、2、3，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祝壹基金一切顺利。”她认为，壹基金是一颗示范的种子，希望之后民间公益慈善的力量会蓬勃地发展。
批准了全国首家民间发起成立、无业务主管单位的公募基金会，刘润华有自己的想法，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做与不做之间，自己心中一定要有一杆秤，一定要衡量，一个是压力，一个是价值。比如注册壹基金，尽管不存在法规和政策障碍，别的地方不做自有不做的道理。我认为，愿不愿去做，责任意识很重要。”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给刘润华吃了一颗定心丸。深圳壹基金成立后引发了很多议论，有一天，李立国亲自给刘润华打了一个电话：“我怕你有压力，我打个电话给你，这个事你做得好，我支持你，别管别人说什么，没关系。”
就在深圳壹基金挂牌当天，李立国要刘润华代表他对壹基金表示热烈的祝贺，但因为当时仪式已经结束，刘润华便没有机会宣布。
独立后的规则之殇
“独立”两年来，公众眼中的深圳壹基金形象似乎越来越高大：明星团队、民间公益慈善标杆、受企业家青睐、募款能力强大……然而，有了合法身份的壹基金并非从此一路坦途，相反，它一直在为一些数字所头疼。
2004年实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这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壹基金来说并非易事。在杨鹏看来，要等到团队足够强大时，才能使用更大金额的善款，以保证项目运作的有效。
现在深圳壹基金运作以项目制的方式进行，每个项目都要经过严格的民主考评后，才会决定是否出资支持，针对不同项目组建单独的管理团队。
目前，深圳壹基金在深圳、上海、北京、成都四地仅有不到40人的全职团队。公益慈善事业需要人才，尤其需要管理、财务、互联网、工民建等高端人才。然而，深圳壹基金却给不起、也不能给这些人高薪。
根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公益基金聘用人员的平均工资不得超过本地平均工资的2倍。要超过这个标准，就会取消免税资格。2013年，深圳平均月薪为4104元，深圳壹基金员工的平均工资就不能超过8208元。
《基金会管理条例》还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据唐艺蕾介绍，壹基金从2008年至今，除去重大灾难的年份，每年筹资为2000万～3000万元，如果按去年募款3000万元推算，壹基金今年的公益事业支出应不低于2100万元，而壹基金养人、管理费用只有210万。
210万够用吗？不够。前几年还能免费的场地、宣传等费用，因为提供者不可能长期坚持，这一块的成本正逐渐增加，壹基金只能争取到一些公益价格。
而那些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跨国公司跳槽来这儿的人，从前能拿20万～40万年薪，但到了壹基金，薪水都要打折扣，哪怕是高级经理月薪也不超过1万元。有时候，为了招到更多的人才，壹基金不得不和应聘者商量，20万元的年薪掰成两份，一人一半。当年，唐艺蕾进壹基金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情况。
唐艺蕾说：“10%相当不够的，除非明年裁人，不然的话就是集体减薪。”
而在国外，公益基金的薪酬跟商业公司比较趋近，因为他们同样需要管理大量的资金，而且公益基金需要的能力与付出，甚至比商业公司还高。以比尔·盖茨基金会为例，他们的中层月薪收入在2.5万～3万美元左右。
其实，壹基金也有一个节省人力成本的方法，他们管好钱，执行让别人做就行了。正如同美国主流的基金会，主要职责就是钱的整合，不执行具体的项目。未来，壹基金也会往“民间组织的财政部”的方向发展，“很多场合我们有点像一个蓄水池，公众的捐赠到了我们这儿，就像我们又从蓄水池分出了很多水渠，又到了草根组织那儿去，为更多的机构拓展更大的空间。”杨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但这属于比较理想的情况，并不是壹基金现在的状况。在很多救灾项目中，壹基金不仅是一个资源整合方，也是执行方。所以这个决定了壹基金人数少不下来，钱也少不下来。
“现在中国老百姓还是喜欢直接执行，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给了你钱，然后你又给别人，那为什么我不直接给他。”唐艺蕾向记者解释为什么壹基金现在要走执行的路线。
在许多知名的国际组织中，绿色和平就是像壹基金这样承担着执行任务的机构，其运营成本高达70%，这几乎是中国规则的六七倍。
今年芦山地震救灾期间，深圳壹基金38个全职工作人员，联合了4个救援队近百人参与生命搜救，44个民间救灾伙伴的70个工作人员与近千名志愿者共同协调物资发放。
现在深圳壹基金的合作伙伴有450多个，但负责项目的人一共只有20个左右，每个人平均负责数十个项目，这几乎就是在特别高压的情况下在走钢丝的运营。
以救灾部门为例，整个部门只有7个人，却要把200多家机构管起来，平均每个人盯几十个合作项目。
今年是唐艺蕾在壹基金的第五个年头，这些年来，她最大的感觉就是一直在打仗。“国家的规定和外部的环境给你的作为的空间、合作的空间非常有限，必须要靠绷着自己才能撑着往前走。”
2004年12月26日，印尼8.9级大地震。2005年1月，劫后余生的李连杰在为拯救东南亚海啸灾民发起的筹款活动中，决定发起成立“壹基金”，倡导每人每月捐款一元钱。
但当时的李连杰并不清楚，要成立面向公众募款的基金会，政策上面临不小的难题，这个难题最终导致壹基金在2011年前都与公募基金的身份无缘。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行，尽管没有明文限制民间人士申请注册公募基金会，但根据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公募基金会的登记注册管理及日常性管理，都实行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制。
具体而言，壹基金要成为公募基金，就必须到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并找到一家业务主管单位。而按规定，业务主管单位只有国务院有关部门或国务院授权的组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授权的组织才能担当。
这样的规定，似乎没有将壹基金的路堵死。但多年以来，民间公募基金几乎无稽可考。“实行双重登记管理体制意味着，民间要发起成立社会组织，就要找一个政府机关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但每个政府机关都会琢磨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当你的业务主管单位，万一你出事了，我怎么办？显然，不当业务主管单位是没有责任的，当了就有责任。当的业务主管单位越多，责任越大。那么，最理想的抉择就是不当业务主管单位。制度设计这样，一定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后来帮助壹基金“落户”、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现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的刘润华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前的几年时间里，壹基金经历了三次身份的变化，差点夭折，但幸运的是，它最终在众多寻求成立公募基金会的民间组织中脱颖而出并成功地存活下来。
从专项资金到私募基金
2007年4月19日，申请公募基金遇阻的李连杰，把壹基金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称“红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资金，在红会内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下称“壹基金计划”），合作期限3年。由于壹基金计划可以分享红会的公募权，李连杰的全国公募梦想得以迅速实现。
壹基金计划成立一年后，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只有13个人的壹基金团队开始了救灾工作。当时，所有的救灾物资都是在上海分派出去，但那时候的壹基金在上海甚至连一个办公室都没有，团队只能在现任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租的房子里办公。
汶川地震期间，壹基金收到了1.2亿元的捐款，送出了无数个物资包裹。红会的一位负责人说壹基金这是一个婴儿在做大人的事。
成立之初，壹基金很大程度上借鉴红会的工作制度和标准。从如何接收物资，到跟志愿者签什么样的协议，再到物资分配程序，壹基金一直在向红会学习。
但是他们也发现很多东西适用不了，“那个时候红会做的项目设立的工作流程，我们也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流程很长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学习。”
同时，作为二级专项资金，壹基金计划没有独立账户，在操作上，捐款首先要进入红会总会的账户，这导致其在公益项目的执行上面临很多障碍。
例如，壹基金计划在对外签署合作协议时，必须经由红会签字批准且加盖红会的专用章方能生效，手续和流程十分繁琐。一旦某位领导出差无法签字盖章，壹基金计划就不得不暂缓各种项目合同的签署实施。
为了减少实践中的困难。2008年6月，壹基金找到时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希望能够在上海成立一个独立的基金会，但是由于公募基金会必须要找到挂靠单位，所以只能申请成立私募基金会。
当年7月，壹基金提出申请，两个多月就出了结果。10月，非公募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下称“上海壹基金”）成立，作为壹基金计划的项目执行机构。
从此，壹基金计划和上海壹基金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有公募权的壹基金计划负责筹集善款，然后拨付给有独立执行权的上海壹基金，并由后者执行对外资助的公益活动。
然而，这让壹基金与上海市民政局、红会的相处关系越来越尴尬。很多人也对以私募身份运作公募身份募捐善款的行为提出质疑。“两方都觉得这个事情和模式不符合，上海方面说一个非公募基金会老来做公募的事，然后也不一直在上海做，做的都是全国的。红会说你做的已经超过红会的工作范围了，我怎么批你这个项目？”唐艺蕾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道。
那时候，李连杰和他的团队已经意识到，长久之计还是取得独立的公募权，即将壹基金独立注册成为公募基金会。
2009年底，壹基金与红会的三年合作协议即将到期，李连杰及其团队走上了谋求独立公募基金身份的道路。
深圳壹基金是一颗种子
2010年2月杨鹏加入了壹基金担任秘书长，在此之前，他是非公募基金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组织的秘书长。
杨鹏加盟壹基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求注册为公募基金的可能。
杨鹏起先希望壹基金可以在民政部注册，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但从2010年2月到9月，为了找到业务主管部门，杨鹏到处“求医问药”，却仍没有结果。杨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第一个民间公募基金会，做起来没有先例，都比较谨慎。”
彼时，因为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合法化”的民间组织比比皆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曾表示，她所了解的一个民间组织，经历20年的登记之路，仍然束手无策。
李连杰也一度打了退堂鼓。2010年9月12日，李连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壹基金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存在“中断的可能”。
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看到报道后，心里打了一肚子的问号。“他有很好的理念，很好的团队，很好的业绩，做得非常棒，政府也没给钱，还能做那么多有意义的事，但居然说可能要关闭要终止了。”他感觉到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制度设计的问题。 刘润华立即找来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他问马宏壹基金登记有没有什么法律障碍，马宏回答没有任何障碍。
马宏之所以能如此确定，是因为深圳早在几年前便在这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并已经实行了改革。2004年，深圳的行业协会、商会便开始与政府职能部门脱钩，由新成立的行业协会服务署承担业务主管单位职能；2006年，行业协会服务署并入市民政局，成立民间组织管理局，行业协会、商会取消业务主管单位；2008年，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等社会组织也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了。2009年7月，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签署了一个推进深圳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的合作协议，协议里明确授权深圳市民政局可以直接登记基金会，而原来只有民政部和省级民政部门才有这个权力。
“法律上并不是说民间发起不可以成立公募基金会，但各地的民政部门为了规避风险，不约而同地从严把握。在我看来，李连杰的壹基金有那么好的理念、团队和业绩，如果我们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给他登记以后，如果他犯了法，依法查办不就完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与企业的关系就好比是工商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工商局长只承担企业登记的责任，同样，民政局长也应该只承担社会组织登记的责任。至于登记之后，企业或社会组织是否会干违法的事，那属于监管的问题。这是两码事。”刘润华说。
刘润华希望壹基金来深圳落户。2010年11月25日，刘润华给老领导王振耀打了个电话，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王振耀刚辞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迅速将这一消息转达给李连杰，李连杰委托杨鹏办理。杨鹏回忆说：“尽管原来我们是想注册全国的，现在变成一个地方的基金会，但我还是说，管他是哪儿的，先注册下来。”
第二天，杨鹏前往深圳。两人谈了很多细节，但刘润华只说：“所有细节都不重要，你什么时候把该准备的材料准备好，我们即刻批给你。”在刘润华看来，把深圳打造成公益慈善之都，全国有这样的形势，深圳有这样的条件。
整个注册手续只花了7天时间。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批准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下称“深圳壹基金”）的注册申请。杨鹏当时觉得，成功来得有点突然，忙了快一年了没结果，没想到这么快就办下来了。
批下来当天，在前往机场路上的马宏，给杨鹏发了一条短信：“12月3号，深圳基金会成立。1、2、3，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祝壹基金一切顺利。”她认为，壹基金是一颗示范的种子，希望之后民间公益慈善的力量会蓬勃地发展。
批准了全国首家民间发起成立、无业务主管单位的公募基金会，刘润华有自己的想法，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做与不做之间，自己心中一定要有一杆秤，一定要衡量，一个是压力，一个是价值。比如注册壹基金，尽管不存在法规和政策障碍，别的地方不做自有不做的道理。我认为，愿不愿去做，责任意识很重要。”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给刘润华吃了一颗定心丸。深圳壹基金成立后引发了很多议论，有一天，李立国亲自给刘润华打了一个电话：“我怕你有压力，我打个电话给你，这个事你做得好，我支持你，别管别人说什么，没关系。”
就在深圳壹基金挂牌当天，李立国要刘润华代表他对壹基金表示热烈的祝贺，但因为当时仪式已经结束，刘润华便没有机会宣布。
独立后的规则之殇
“独立”两年来，公众眼中的深圳壹基金形象似乎越来越高大：明星团队、民间公益慈善标杆、受企业家青睐、募款能力强大……然而，有了合法身份的壹基金并非从此一路坦途，相反，它一直在为一些数字所头疼。
2004年实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这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壹基金来说并非易事。在杨鹏看来，要等到团队足够强大时，才能使用更大金额的善款，以保证项目运作的有效。
现在深圳壹基金运作以项目制的方式进行，每个项目都要经过严格的民主考评后，才会决定是否出资支持，针对不同项目组建单独的管理团队。
目前，深圳壹基金在深圳、上海、北京、成都四地仅有不到40人的全职团队。公益慈善事业需要人才，尤其需要管理、财务、互联网、工民建等高端人才。然而，深圳壹基金却给不起、也不能给这些人高薪。
根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公益基金聘用人员的平均工资不得超过本地平均工资的2倍。要超过这个标准，就会取消免税资格。2013年，深圳平均月薪为4104元，深圳壹基金员工的平均工资就不能超过8208元。
《基金会管理条例》还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据唐艺蕾介绍，壹基金从2008年至今，除去重大灾难的年份，每年筹资为2000万～3000万元，如果按去年募款3000万元推算，壹基金今年的公益事业支出应不低于2100万元，而壹基金养人、管理费用只有210万。
210万够用吗？不够。前几年还能免费的场地、宣传等费用，因为提供者不可能长期坚持，这一块的成本正逐渐增加，壹基金只能争取到一些公益价格。
而那些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跨国公司跳槽来这儿的人，从前能拿20万～40万年薪，但到了壹基金，薪水都要打折扣，哪怕是高级经理月薪也不超过1万元。有时候，为了招到更多的人才，壹基金不得不和应聘者商量，20万元的年薪掰成两份，一人一半。当年，唐艺蕾进壹基金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情况。
唐艺蕾说：“10%相当不够的，除非明年裁人，不然的话就是集体减薪。”
而在国外，公益基金的薪酬跟商业公司比较趋近，因为他们同样需要管理大量的资金，而且公益基金需要的能力与付出，甚至比商业公司还高。以比尔·盖茨基金会为例，他们的中层月薪收入在2.5万～3万美元左右。
其实，壹基金也有一个节省人力成本的方法，他们管好钱，执行让别人做就行了。正如同美国主流的基金会，主要职责就是钱的整合，不执行具体的项目。未来，壹基金也会往“民间组织的财政部”的方向发展，“很多场合我们有点像一个蓄水池，公众的捐赠到了我们这儿，就像我们又从蓄水池分出了很多水渠，又到了草根组织那儿去，为更多的机构拓展更大的空间。”杨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但这属于比较理想的情况，并不是壹基金现在的状况。在很多救灾项目中，壹基金不仅是一个资源整合方，也是执行方。所以这个决定了壹基金人数少不下来，钱也少不下来。
“现在中国老百姓还是喜欢直接执行，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给了你钱，然后你又给别人，那为什么我不直接给他。”唐艺蕾向记者解释为什么壹基金现在要走执行的路线。
在许多知名的国际组织中，绿色和平就是像壹基金这样承担着执行任务的机构，其运营成本高达70%，这几乎是中国规则的六七倍。
今年芦山地震救灾期间，深圳壹基金38个全职工作人员，联合了4个救援队近百人参与生命搜救，44个民间救灾伙伴的70个工作人员与近千名志愿者共同协调物资发放。
现在深圳壹基金的合作伙伴有450多个，但负责项目的人一共只有20个左右，每个人平均负责数十个项目，这几乎就是在特别高压的情况下在走钢丝的运营。
以救灾部门为例，整个部门只有7个人，却要把200多家机构管起来，平均每个人盯几十个合作项目。
今年是唐艺蕾在壹基金的第五个年头，这些年来，她最大的感觉就是一直在打仗。“国家的规定和外部的环境给你的作为的空间、合作的空间非常有限，必须要靠绷着自己才能撑着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