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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南行政区划调整，表面是政治，本意在经济；形式是改革，实则为发展，以行政方式倒逼经济发展。
2009年4月，国务院同意上海撤销南汇区，将其行政区域并入浦东新区的一纸批复，使浦南合并终成定局。5月6日，上海市政府对外发布了国务院这一重大决定。
消息一出，之前广泛流行于报刊网络、民间街坊、官场短信中，关于浦南合并的种种猜测和悬疑便戛然而止。代之而来的，是关于浦南合并决策真相的好奇和探究，对划入过程众多棘手问题的关心，以及新浦东如何走好下一步棋。
浦南“硬着陆”
浦南为何合并?为何在此阶段合并?问题一时牵动了不少人的神经。由于各方对决策的背景和过程普遍不清，而且之前上海市有关方面在回应传闻时，也是坚决否认或“琵琶遮面”，公众也只能“雾里看花”。这一重大决定突然宣布，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南汇划入浦东是一时之策。
无论是地域面积、人口数量、发展速度，还是经济体量上看，浦东和南汇都是上海的两个大区。原浦东新区面积5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05.7万，生产总值2008年为3151亿元；原南汇区面积8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4万，生产总值为525亿元。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新浦东，面积140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30万，合计地方生产总值3699亿元，分别占上海全市的22.2％、22.8％和26.8％。这样两个大区的合并，必然是一件大事。对这样的大事，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不可能不深思熟虑。
对于南汇和浦东一体化的考虑，过去上海市委老领导曾多次酝酿，也曾多次提出，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施。此次两区合并，上海从去年8、9月份开始酝酿。其背景是受垒球金融危机影响，上海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协调发展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为应对这种困难，上海市委在研讨可采取的重大措施时提出，“不能就困难抓困难，就工业调工业”，要把进行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而要调整结构，必须要采取一些重大举措。为此，上海市委提出九大专项，“两区”合并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浦南合并涉及区划调整，与大部制改革相比，政治性更强，影响面更广，问题更为敏感，需要谨慎从稳操作。上海采取的方法和步骤是：
第一步，内部初议。考虑到干部思想的稳定，市委先在很小范围内商议，从“两区”领导同志的言谈话语中感觉“两区”应该一体化发展。
第二步，非正式征求领导意见。2008年10月，温家宝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上海市有关领导就两区合并一事口头征询总理意见，总理表示原则支持。
第三步，开展深入调研。市委组织了一个小班子进行调查研究。2009年2月，市委主要领导一起研究调查小组报告，达成共识。
第四步，向上级部门和有关领导汇报。2009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上海市主要领导先后向民政部和回良玉副总理作了汇报，得到一致赞成。温总理也在提交的报告上作重要批示：“拟同意，请民政部按程序办。”
第五步，上海市政府正式向国务院呈报两区合并的请示，并很快得到批复。
南汇撤销，并入浦东，老百姓欣喜，开发商笑开颜的同时，南汇干部难免对前途有所担忧。流传的官场短信“清明时节雨纷纷，南汇干部欲断魂”，虽说有点极端，但并非毫无道理。
合并大事，过程已清，但意图众说纷纭。有说是政治的较量，有说是经济的融合，有说是方法的创新，有说是体制的破题。其实，浦南行政区划调整，表面是政治，本意在经济；形式是改革，实则为发展。
浦东经过18年的开发开放，到2008年底，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外贸进出口分别占到上海全市23％、22％和45％，浦东开发开放和综合配套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浦东是外向型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较深。从2009年开始，这种影响凸显了出来。浦东发展急需探求新途径，寻找新办法。
2009年第一季度，浦东工业总产值、外贸进出口总额和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三负”：同比下降9.0％、24.8％和114.4％。与浦东的“三负”相比，其它几个国家级综合配套区，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则小得多。天津滨海新区同期三项指标“两正一负”，分别增长10.3％、一29.3％和10.2％。
面对这样的形势，上海和浦东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等闲视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行政区划调整，以行政方式倒逼经济发展就在情理之中。
整合难题
浦東与南汇地域相邻、人缘相亲、经济相融。合并后的新浦东雄踞东海之滨、杭州湾畔，内连扬子江、外眺太平洋，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前途一片光明。根据上海市委的工作方案和总体部署，“划入”工作要七、八月份完成，时间紧迫。而且，两区合并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大，其困难和挑战可想而知。
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职务工作安排，是合并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浦东和南汇差异较大。
浦东采用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模式，机构模块化设置，人员精简。合并前，浦东区政府部门实际12个，仅为兄弟区县的一半。虽然这一体制符合大部制的改革方向，为建设精简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积累了有益经验。但是，在管理架构上存在与经济体制转变、产业结构调整脱节，上下“不对口”、左右“不对等”，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物理拼接”等问题，在实际运行中存在政府包揽较多、部门权责不清等现象。
与浦东不同，南汇采用的仍是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在区层面。区下，合并前浦东南汇分别下辖12街道、11镇和1街道、14镇。此外，浦东还有陆家嘴、外高桥、张江、金桥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南汇也有洋山港和临港薪城。这些功能性区域有的设有两委，有的没有。浦南合并后，新浦东要管如此多的街镇和功能区域，管理幅度过大。如果不对管理体制作调整，势必影响效率。
再则，浦东南汇两区领导干部众多，随着众多机构的合并，安排领导干部也将是一大难题。浦东干部历来高配，部门干部的级别比上海其他区高半级，合并后部门干部不存在职务级别均相同而直面“PK”。但是，在南汇当惯部门一把手，到新浦东后一般只能担任副职，即便级别不变，待遇也可能会因地区差异而有所提高，但“帽子”不一产生的心理落差势必存在。如何处理好机构精简与效率提高的关系，如何解决好干部的心理落差问题，发挥创新创业精神，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解决这一难题，并非无策。而且，合并也为推进浦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可借此机会部分解决浦东原有“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尴尬。
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不能回到传统体制的老路，可以采取扁平化管理的架构。根据新浦东产业定位，可增设专
2009年4月，国务院同意上海撤销南汇区，将其行政区域并入浦东新区的一纸批复，使浦南合并终成定局。5月6日，上海市政府对外发布了国务院这一重大决定。
消息一出，之前广泛流行于报刊网络、民间街坊、官场短信中，关于浦南合并的种种猜测和悬疑便戛然而止。代之而来的，是关于浦南合并决策真相的好奇和探究，对划入过程众多棘手问题的关心，以及新浦东如何走好下一步棋。
浦南“硬着陆”
浦南为何合并?为何在此阶段合并?问题一时牵动了不少人的神经。由于各方对决策的背景和过程普遍不清，而且之前上海市有关方面在回应传闻时，也是坚决否认或“琵琶遮面”，公众也只能“雾里看花”。这一重大决定突然宣布，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南汇划入浦东是一时之策。
无论是地域面积、人口数量、发展速度，还是经济体量上看，浦东和南汇都是上海的两个大区。原浦东新区面积5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05.7万，生产总值2008年为3151亿元；原南汇区面积8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4万，生产总值为525亿元。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新浦东，面积140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30万，合计地方生产总值3699亿元，分别占上海全市的22.2％、22.8％和26.8％。这样两个大区的合并，必然是一件大事。对这样的大事，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不可能不深思熟虑。
对于南汇和浦东一体化的考虑，过去上海市委老领导曾多次酝酿，也曾多次提出，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施。此次两区合并，上海从去年8、9月份开始酝酿。其背景是受垒球金融危机影响，上海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协调发展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为应对这种困难，上海市委在研讨可采取的重大措施时提出，“不能就困难抓困难，就工业调工业”，要把进行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而要调整结构，必须要采取一些重大举措。为此，上海市委提出九大专项，“两区”合并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浦南合并涉及区划调整，与大部制改革相比，政治性更强，影响面更广，问题更为敏感，需要谨慎从稳操作。上海采取的方法和步骤是：
第一步，内部初议。考虑到干部思想的稳定，市委先在很小范围内商议，从“两区”领导同志的言谈话语中感觉“两区”应该一体化发展。
第二步，非正式征求领导意见。2008年10月，温家宝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上海市有关领导就两区合并一事口头征询总理意见，总理表示原则支持。
第三步，开展深入调研。市委组织了一个小班子进行调查研究。2009年2月，市委主要领导一起研究调查小组报告，达成共识。
第四步，向上级部门和有关领导汇报。2009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上海市主要领导先后向民政部和回良玉副总理作了汇报，得到一致赞成。温总理也在提交的报告上作重要批示：“拟同意，请民政部按程序办。”
第五步，上海市政府正式向国务院呈报两区合并的请示，并很快得到批复。
南汇撤销，并入浦东，老百姓欣喜，开发商笑开颜的同时，南汇干部难免对前途有所担忧。流传的官场短信“清明时节雨纷纷，南汇干部欲断魂”，虽说有点极端，但并非毫无道理。
合并大事，过程已清，但意图众说纷纭。有说是政治的较量，有说是经济的融合，有说是方法的创新，有说是体制的破题。其实，浦南行政区划调整，表面是政治，本意在经济；形式是改革，实则为发展。
浦东经过18年的开发开放，到2008年底，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外贸进出口分别占到上海全市23％、22％和45％，浦东开发开放和综合配套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浦东是外向型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较深。从2009年开始，这种影响凸显了出来。浦东发展急需探求新途径，寻找新办法。
2009年第一季度，浦东工业总产值、外贸进出口总额和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三负”：同比下降9.0％、24.8％和114.4％。与浦东的“三负”相比，其它几个国家级综合配套区，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则小得多。天津滨海新区同期三项指标“两正一负”，分别增长10.3％、一29.3％和10.2％。
面对这样的形势，上海和浦东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等闲视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行政区划调整，以行政方式倒逼经济发展就在情理之中。
整合难题
浦東与南汇地域相邻、人缘相亲、经济相融。合并后的新浦东雄踞东海之滨、杭州湾畔，内连扬子江、外眺太平洋，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前途一片光明。根据上海市委的工作方案和总体部署，“划入”工作要七、八月份完成，时间紧迫。而且，两区合并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大，其困难和挑战可想而知。
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职务工作安排，是合并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浦东和南汇差异较大。
浦东采用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模式，机构模块化设置，人员精简。合并前，浦东区政府部门实际12个，仅为兄弟区县的一半。虽然这一体制符合大部制的改革方向，为建设精简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积累了有益经验。但是，在管理架构上存在与经济体制转变、产业结构调整脱节，上下“不对口”、左右“不对等”，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物理拼接”等问题，在实际运行中存在政府包揽较多、部门权责不清等现象。
与浦东不同，南汇采用的仍是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在区层面。区下，合并前浦东南汇分别下辖12街道、11镇和1街道、14镇。此外，浦东还有陆家嘴、外高桥、张江、金桥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南汇也有洋山港和临港薪城。这些功能性区域有的设有两委，有的没有。浦南合并后，新浦东要管如此多的街镇和功能区域，管理幅度过大。如果不对管理体制作调整，势必影响效率。
再则，浦东南汇两区领导干部众多，随着众多机构的合并，安排领导干部也将是一大难题。浦东干部历来高配，部门干部的级别比上海其他区高半级，合并后部门干部不存在职务级别均相同而直面“PK”。但是，在南汇当惯部门一把手，到新浦东后一般只能担任副职，即便级别不变，待遇也可能会因地区差异而有所提高，但“帽子”不一产生的心理落差势必存在。如何处理好机构精简与效率提高的关系，如何解决好干部的心理落差问题，发挥创新创业精神，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解决这一难题，并非无策。而且，合并也为推进浦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可借此机会部分解决浦东原有“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尴尬。
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不能回到传统体制的老路，可以采取扁平化管理的架构。根据新浦东产业定位，可增设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