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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共八大产生的中央书记处急需用房，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同意，对居仁堂进行简单修葺布置用来办公。可居仁堂毕竟年久失修，只用了4年，二层东侧主墙就开始开裂，而且裂缝一年比一年增大，至1964年，险情已十分严重，实在不能再用，无奈之下只能作为危房拆除。如今，居仁堂已随历史远去半个多世纪，亲历亲闻这段历史的人已越来越少，在居仁堂发生的那些故事也即将被历史所淹没。所幸的是，近日终于寻得44页的居仁堂“招待工作日志”，这勾起了我50多年前在居仁堂当现场招待服务员的记忆，中央首长那种无比坚定、自信、乐观的精神状态和忧国忧民、忘我拼搏的工作作风，再次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一幢老房的前世今生
居仁堂前身叫“海晏堂”，是清朝统治者为了讨好洋人而建造的一幢欧式楼房。据史料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常住“海晏堂”，并在此举行过5次外交活动，接见过外国公使的夫人等。中央警卫局主管园林和古建筑的老人崔振弟说，解放前，他因工作需要，对居仁堂做过实地考察，结论是在中南海众多的古建筑中，之所以要在最好的中心地段建造一座既不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又不符合封建礼数的西式洋楼，说到底，除了慈禧屈服于外国列强的压力之外，更多的是她“皇权至上”，穷极享乐之能事罢了。“海晏堂”完工那年，慈禧已69岁高龄，但集大权于一身、过惯了荣华富贵生活的“老佛爷”，自然追求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玩得更好，睡得更好，有更好的室内条件，有更多的人服侍她、奉承她的生活。而新落成的新洋楼“海晏堂”正具备这一切，别的不说，光各种用途的厅室，就多达100余间。挂在廊柱上的两块鎏书匾额，据说是慈禧的至爱，可惜我只记得其中两句：“春日清风暖”、“绿叶发华滋”。然而“海晏堂”并没有给这位皇太后带来多少“暖”和“滋”，4年之后，她也和普通人一样撒手而去。
1911年，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轰然倒塌。“海晏堂”随即易主，盗取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成为了这里的主人，并将其改名为“居仁堂”。1915年，袁世凯一心要当皇帝，于同年12月13日竟在居仁堂建起他的所谓“洪宪”王朝。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仅仅两个多月，“洪宪”王朝在全国人民一片反对声中倾覆了。袁世凯被弄得灰头土脸、急火攻心，病倒在居仁堂二楼的大铜床上，并一卧不起，很快就带着皇帝美梦死去。之后，居仁堂便成了新权贵如冯国璋、曹锟等人的居所。抗战胜利后，又成了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办公室和“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指挥所。
1949年，中央军委从北平西郊香山迁入居仁堂办公，但时间不长，也没进行大修。现存两张“居仁堂前楼（第一层、第二层）平面图”，是1956年6月1日绘制的。接下来，就是居仁堂的新人新事了。
中央用房一要实用，二要节省
重新装修后的居仁堂分南楼、北楼，也叫前楼、后楼。前楼，依然分上下两层，共有两个大厅，主室27间，配套用房11间，地板用双层实木铺成，房顶和墙壁以五合板贴面为主，照明是普通灯泡和根管日光灯，没有电梯，也没有古今艺术品摆设，但整体效果比较理想，敞亮，通风，方便，实用。和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一样，它体现了当时党中央用房的基本要求——党内用房一要实用，二要节省，通俗地讲就是少花钱，多办事！杨尚昆曾报告刘少奇：按照原来安排，二层是他和中央办公厅几个业务组用的，后考虑到陈伯达、康生和办公厅其他副主任的工作需要，就把业务组调到后楼，杨尚昆自己的办公室改在前楼一层东侧，经中央同意还专门安装了直通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保密电话。西侧为中央书记处专用场所。当时我是室内布置组成员，整天搬扛家具。有人建议两个大厅应铺上地毯，配备软皮沙发，东西墙壁应用字画装饰。意见报上去，很快被首长否定了。结果一切从简，所有大小沙发、椅子、茶几、桌子等全部用旧的，连窗帘都是从别的地方换下来改成的。居仁堂旧房见新、家具依旧的做法，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肯定，毛主席为此特地在居仁堂召开过最高国务会议和举办过一次新年舞会。
不能用嫩玉米做菜，要节约粮食
中央书记处在居仁堂的活动，几乎都是涉及政治军事、财贸经济、文化教育、中外关系等方面的大事。那时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时期，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以及中国和苏联、印度关系恶化，所以工作任务极其艰巨、繁重。我有幸见到的44页居仁堂“招待工作日志”，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例如：1961年2月9日，仅书记处成员谭震林一人，从上午9时至深夜12时，连续召开了不同内容的5个会议，到会人数38位。又如：彭真在2月14日这天，除了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会议外，还在居仁堂单独召开了3个会议，连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得在会议室边开会边吃工作便餐。当时，中央书记处的领导，都常常工作到深夜，实在疲惫不堪了，就换一杯新茶或要一条热水毛巾擦把脸，休息片刻后继续工作。
由于会议多，时间长，因此有烟茶招待，偶尔也由总特灶安排工作便餐。所谓总特灶安排的工作便餐，就是没有酒、饮料，只有主食加四菜一汤（其中全荤一个，半荤半素两个，全素一个）。不设餐桌，就在会议桌上吃。即便这样，总特灶的特级厨师们尽量粗粮细做，粗菜精制。对烤制品，一律坚持使用费时灼热的燃煤灶烤箱，因为它内堂大，温度均匀，烤出来的白薯、热馒头、小烧饼外焦里嫩，格外好吃。师傅们还将原本挑剩不要的粗壮苋菜杆收集起来，剥去薄皮，切成寸段，用姜末爆炒，即成一款鲜软清香叫不出名目的时令蔬菜。首长们对这道“废物利用”做出的菜非常爱吃，夸厨师手巧心细，做事周到。当然，天长日久，师傅们也有挨批评的时候。一次，我们从北京饭店请来一位师傅临时帮忙，他用随身带来的一些刚吐穗的鲜嫩玉米等做了一盘“肉片香菇焖玉笋”。饭后，周总理在擦脸时颇为严肃地对我说：“告诉大师傅，以后不能用嫩玉米做菜，要节约粮食，不能浪费粮食。”散会时，杨尚昆也小声关照我：“回去同西楼厨房讲一声，我们（指在西楼大厅就餐的中央首长）也不吃这道菜了。”
油田的发现让居仁堂笑声不断
1959年，在地质工作者和群众性找矿活动的共同努力下，在我国东北松嫩平原中部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油田，也就是后来的“大庆油田”。旧中国用油主要靠进口，称之为“洋油”。20世纪5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并断定中国是贫油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确实也提不出有供开采价值的石油储量。党中央格外重视石油的勘探和开采，因为新中国倘若长期缺乏石油，将严重影响工业建设，长此下去，轻则将落后，重则将挨打。所以，当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康世恩等带着大包文字材料、图表和一段十多斤重的钻探油芯样品，来到居仁堂向书记处汇报时，把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乐坏了。所有在场的中央首长，一边倾听讲解图表，一边围着油层岩芯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见到手指手心都沾着厚厚的油砂后，高兴得合不上嘴。接下来的几天，书记处会议多，笑声也多，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开发油田的五个方面：（一）加强专家和技术骨干队伍的建设；（二）抽调部队参加筑路和运输；（三）安排早期生产和科研；（四）保证设备供应和职工基本生活需要；（五）统一协调专业指挥与政治思想工作。由于中央决策及时、果断，因此做具体工作的石油工业部、地方党委以及其他单位迅速行动起来，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团结数万建设大军，战酷暑，斗严寒，群策群力，不断打出一口又一口高产油井，为建成世界级大油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为了否定书记处的工作，挖空心思要拔掉大庆这面红旗，不择手段地攻击、围斗开发大庆油田的总指挥余秋里。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当时新华通讯社及各大报纸，在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方重要人士出席有关活动的名单后，一般都会有7个大字特别提醒人们，“还有余秋里同志”。可见历史就是历史，是抹杀不掉的。
粮食问题上的“黑猫白猫论”
毛主席曾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绝大多数人手里粮食有限。三年困难时期，境况更惨，个别地区，不但没有粮食，就连能吃的树皮草根都很少了。1960年春天，邓小平连续召开书记处会议，反复研究讨论提高粮食产量、做好粮食调运及落实救灾问题。到了5月，书记处形成文件上报中央批准，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救济，就有脱销的危险。”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就是农村粮食缺少的缘故，而且缺少得还相当厉害。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能不发愁吗？在年初的书记处会议上，主管农林口的谭震林说：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顺利截流，灌溉农田1500多万亩；青铜峡枢纽工程拦河坝合龙，能最终形成一个面积达1千万亩的黄河平原灌溉网，对提高粮产量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综合大家试制“代食品”等方法意见，不怕承担风险地强调：“现在粮食匮乏，有人挨饿，是天灾，但也有我们工作不当的因素在里面。‘民以食为天’，吃饭是最大的问题。开发水利，大搞农田建设，发动群众，千方百计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是我们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总之，还是老话一句‘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此话受到猛烈批判，成为邓小平的一条重要“罪状”。
高等院校要多出“正品”，
少出“次品”
1961年春天，彭真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对中南海各重要场所，进行了一次极为认真的安全检查。一天，他检查完游泳池回到居仁堂休息时，见到值班室有一份关于我国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文章，便诧异地问我：“这是你看的？”我赶忙回答：“是。”他一下子来了兴趣，又问：“你知道现在全国有多少在校的大学生吗？国家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多少钱？”我不好意思地停了一下，但很快就干脆地回答道：“听您在会上说过，大概有70来万吧。一名大学生每年国家要投入的费用是6000元，就是说国家每年用在大学生身上的钱，要高达好几十个亿！而北京市民的平均月生活费才12元5角。大学生多么幸运，太值钱了！”他笑了笑，一边喝茶、擦手，一边和蔼地说：“年轻人，记性不错。”其实，前不久在居仁堂书记处会议上，讨论《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草稿时，彭真讲话最多、嗓门最高，主要论点是：中国现在还比较穷，科技不发达，培养大学生，只能根据国家急需出发，走“少而精”的路。各高等学校，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更应该多出“正品”（优秀人才），少出“次品”（不合格，或基本不合格人才）。我当时在工作现场，他的这些讲话我都听到了。此外，我在当时听到的还有：对《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的良好反映，关于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定校规校纪，学生要定期参加生产劳动、科研实习等问题的讨论。还有人提出，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更不准提出什么订婚、结婚等影响学习的问题。爱情，只能深深地埋在男女各自的心目之中，直到顺利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定成行政22级的国家干部之后，再圆自己的人生幸福之梦。
印象深刻的特殊场景
在居仁堂，我好奇地问过中办秘书局机要室的同志，为什么有时首长要花那么多时间审查或修改图表？回答是：他们过去都是领兵打仗的，指挥作战，离不开地图。现在搞建设，搞战备，同样需要图表。因为图表比文字生动、好看，要做修改也快。不过我见到的，是已经修改后的图表了。像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新火车站、计划修建的地铁各站的彩色立体图；浙江省新安江水电站大坝周边地形地貌图；上海江南造船厂制成的、当时国内最大的一万两千吨压力的自由锻造水压机样品图等等。除了这些生产建设方面的图示图表外，国防军事方面的地理细标图和模拟战斗图也不少。当然这些图表，我只有在值班时才能看到，有的看了也不全懂，但是非常爱看。
令人大开眼界的，还有一些从香港来到居仁堂参加会议的人。他们男性一律着西装、领带，裤线笔挺，并搭配锃亮皮鞋；女性则以旗袍搭配小外套，着高跟鞋，略施粉黛者居多。当时很少见到如此阵势，除了在电影里见到外，就是各国政要、贵宾才有这样的着装打扮，所以格外感兴趣。通常情况下，他们一年来一次。每次开会都由杨尚昆主持，会议异常保密。杨尚昆曾反复叮嘱我们，事先把茶水、香烟准备好，放在会议桌上，没有他出来通知批准，任何人一律不得入内！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两党矛盾开始加剧。苏方一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合同，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一面又邀请中共派出高级代表团，出席他们将要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为此，陈毅、杨尚昆应对方要求曾在居仁堂多次会见苏联大使。与中苏友好时期不同的是，双方均按各自的讲稿发言之后，就没有别的话了，包括翻译在内，多则半小时，少则10多分钟。此情此景，对比50年代的中苏关系，简直是天壤之别，那时陈毅副总理与苏联使馆工作人员会见时，神态极其亲切友好，热情洋溢，仿佛总有说不完的话。谁曾想，两党两国关系一旦陷入逆境，就成了简单的一杯水，例行公事地讲几句话，相互对视之后，便匆匆走人。前后对比，落差之大，真是好时亲兄弟，恶时像仇敌。
居仁堂44页“招待工作日志”，虽然纸张质量不佳，字体栏目印刷粗糙，却提供了会议时间、会议名称、主要出席人员、出席总人数、招待标准等具体而生动的历史资料。根据这类日志封存和销毁等相关规定，这份“招待工作日志”估计存世不多，很有可能已是仅存的孤件了。而且，我以为更有意义的是，借此可以推算出，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在居仁堂工作约7年时间里，曾举行过各类会务活动5000余次，参加人数竟达4万左右！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可见当时的工作任务有多重、事情有多繁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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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幢老房的前世今生
居仁堂前身叫“海晏堂”，是清朝统治者为了讨好洋人而建造的一幢欧式楼房。据史料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常住“海晏堂”，并在此举行过5次外交活动，接见过外国公使的夫人等。中央警卫局主管园林和古建筑的老人崔振弟说，解放前，他因工作需要，对居仁堂做过实地考察，结论是在中南海众多的古建筑中，之所以要在最好的中心地段建造一座既不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又不符合封建礼数的西式洋楼，说到底，除了慈禧屈服于外国列强的压力之外，更多的是她“皇权至上”，穷极享乐之能事罢了。“海晏堂”完工那年，慈禧已69岁高龄，但集大权于一身、过惯了荣华富贵生活的“老佛爷”，自然追求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玩得更好，睡得更好，有更好的室内条件，有更多的人服侍她、奉承她的生活。而新落成的新洋楼“海晏堂”正具备这一切，别的不说，光各种用途的厅室，就多达100余间。挂在廊柱上的两块鎏书匾额，据说是慈禧的至爱，可惜我只记得其中两句：“春日清风暖”、“绿叶发华滋”。然而“海晏堂”并没有给这位皇太后带来多少“暖”和“滋”，4年之后，她也和普通人一样撒手而去。
1911年，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轰然倒塌。“海晏堂”随即易主，盗取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成为了这里的主人，并将其改名为“居仁堂”。1915年，袁世凯一心要当皇帝，于同年12月13日竟在居仁堂建起他的所谓“洪宪”王朝。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仅仅两个多月，“洪宪”王朝在全国人民一片反对声中倾覆了。袁世凯被弄得灰头土脸、急火攻心，病倒在居仁堂二楼的大铜床上，并一卧不起，很快就带着皇帝美梦死去。之后，居仁堂便成了新权贵如冯国璋、曹锟等人的居所。抗战胜利后，又成了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办公室和“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指挥所。
1949年，中央军委从北平西郊香山迁入居仁堂办公，但时间不长，也没进行大修。现存两张“居仁堂前楼（第一层、第二层）平面图”，是1956年6月1日绘制的。接下来，就是居仁堂的新人新事了。
中央用房一要实用，二要节省
重新装修后的居仁堂分南楼、北楼，也叫前楼、后楼。前楼，依然分上下两层，共有两个大厅，主室27间，配套用房11间，地板用双层实木铺成，房顶和墙壁以五合板贴面为主，照明是普通灯泡和根管日光灯，没有电梯，也没有古今艺术品摆设，但整体效果比较理想，敞亮，通风，方便，实用。和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一样，它体现了当时党中央用房的基本要求——党内用房一要实用，二要节省，通俗地讲就是少花钱，多办事！杨尚昆曾报告刘少奇：按照原来安排，二层是他和中央办公厅几个业务组用的，后考虑到陈伯达、康生和办公厅其他副主任的工作需要，就把业务组调到后楼，杨尚昆自己的办公室改在前楼一层东侧，经中央同意还专门安装了直通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保密电话。西侧为中央书记处专用场所。当时我是室内布置组成员，整天搬扛家具。有人建议两个大厅应铺上地毯，配备软皮沙发，东西墙壁应用字画装饰。意见报上去，很快被首长否定了。结果一切从简，所有大小沙发、椅子、茶几、桌子等全部用旧的，连窗帘都是从别的地方换下来改成的。居仁堂旧房见新、家具依旧的做法，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肯定，毛主席为此特地在居仁堂召开过最高国务会议和举办过一次新年舞会。
不能用嫩玉米做菜，要节约粮食
中央书记处在居仁堂的活动，几乎都是涉及政治军事、财贸经济、文化教育、中外关系等方面的大事。那时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时期，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以及中国和苏联、印度关系恶化，所以工作任务极其艰巨、繁重。我有幸见到的44页居仁堂“招待工作日志”，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例如：1961年2月9日，仅书记处成员谭震林一人，从上午9时至深夜12时，连续召开了不同内容的5个会议，到会人数38位。又如：彭真在2月14日这天，除了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会议外，还在居仁堂单独召开了3个会议，连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得在会议室边开会边吃工作便餐。当时，中央书记处的领导，都常常工作到深夜，实在疲惫不堪了，就换一杯新茶或要一条热水毛巾擦把脸，休息片刻后继续工作。
由于会议多，时间长，因此有烟茶招待，偶尔也由总特灶安排工作便餐。所谓总特灶安排的工作便餐，就是没有酒、饮料，只有主食加四菜一汤（其中全荤一个，半荤半素两个，全素一个）。不设餐桌，就在会议桌上吃。即便这样，总特灶的特级厨师们尽量粗粮细做，粗菜精制。对烤制品，一律坚持使用费时灼热的燃煤灶烤箱，因为它内堂大，温度均匀，烤出来的白薯、热馒头、小烧饼外焦里嫩，格外好吃。师傅们还将原本挑剩不要的粗壮苋菜杆收集起来，剥去薄皮，切成寸段，用姜末爆炒，即成一款鲜软清香叫不出名目的时令蔬菜。首长们对这道“废物利用”做出的菜非常爱吃，夸厨师手巧心细，做事周到。当然，天长日久，师傅们也有挨批评的时候。一次，我们从北京饭店请来一位师傅临时帮忙，他用随身带来的一些刚吐穗的鲜嫩玉米等做了一盘“肉片香菇焖玉笋”。饭后，周总理在擦脸时颇为严肃地对我说：“告诉大师傅，以后不能用嫩玉米做菜，要节约粮食，不能浪费粮食。”散会时，杨尚昆也小声关照我：“回去同西楼厨房讲一声，我们（指在西楼大厅就餐的中央首长）也不吃这道菜了。”
油田的发现让居仁堂笑声不断
1959年，在地质工作者和群众性找矿活动的共同努力下，在我国东北松嫩平原中部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油田，也就是后来的“大庆油田”。旧中国用油主要靠进口，称之为“洋油”。20世纪5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并断定中国是贫油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确实也提不出有供开采价值的石油储量。党中央格外重视石油的勘探和开采，因为新中国倘若长期缺乏石油，将严重影响工业建设，长此下去，轻则将落后，重则将挨打。所以，当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康世恩等带着大包文字材料、图表和一段十多斤重的钻探油芯样品，来到居仁堂向书记处汇报时，把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乐坏了。所有在场的中央首长，一边倾听讲解图表，一边围着油层岩芯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见到手指手心都沾着厚厚的油砂后，高兴得合不上嘴。接下来的几天，书记处会议多，笑声也多，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开发油田的五个方面：（一）加强专家和技术骨干队伍的建设；（二）抽调部队参加筑路和运输；（三）安排早期生产和科研；（四）保证设备供应和职工基本生活需要；（五）统一协调专业指挥与政治思想工作。由于中央决策及时、果断，因此做具体工作的石油工业部、地方党委以及其他单位迅速行动起来，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团结数万建设大军，战酷暑，斗严寒，群策群力，不断打出一口又一口高产油井，为建成世界级大油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为了否定书记处的工作，挖空心思要拔掉大庆这面红旗，不择手段地攻击、围斗开发大庆油田的总指挥余秋里。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当时新华通讯社及各大报纸，在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方重要人士出席有关活动的名单后，一般都会有7个大字特别提醒人们，“还有余秋里同志”。可见历史就是历史，是抹杀不掉的。
粮食问题上的“黑猫白猫论”
毛主席曾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绝大多数人手里粮食有限。三年困难时期，境况更惨，个别地区，不但没有粮食，就连能吃的树皮草根都很少了。1960年春天，邓小平连续召开书记处会议，反复研究讨论提高粮食产量、做好粮食调运及落实救灾问题。到了5月，书记处形成文件上报中央批准，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救济，就有脱销的危险。”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就是农村粮食缺少的缘故，而且缺少得还相当厉害。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能不发愁吗？在年初的书记处会议上，主管农林口的谭震林说：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顺利截流，灌溉农田1500多万亩；青铜峡枢纽工程拦河坝合龙，能最终形成一个面积达1千万亩的黄河平原灌溉网，对提高粮产量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综合大家试制“代食品”等方法意见，不怕承担风险地强调：“现在粮食匮乏，有人挨饿，是天灾，但也有我们工作不当的因素在里面。‘民以食为天’，吃饭是最大的问题。开发水利，大搞农田建设，发动群众，千方百计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是我们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总之，还是老话一句‘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此话受到猛烈批判，成为邓小平的一条重要“罪状”。
高等院校要多出“正品”，
少出“次品”
1961年春天，彭真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对中南海各重要场所，进行了一次极为认真的安全检查。一天，他检查完游泳池回到居仁堂休息时，见到值班室有一份关于我国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文章，便诧异地问我：“这是你看的？”我赶忙回答：“是。”他一下子来了兴趣，又问：“你知道现在全国有多少在校的大学生吗？国家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多少钱？”我不好意思地停了一下，但很快就干脆地回答道：“听您在会上说过，大概有70来万吧。一名大学生每年国家要投入的费用是6000元，就是说国家每年用在大学生身上的钱，要高达好几十个亿！而北京市民的平均月生活费才12元5角。大学生多么幸运，太值钱了！”他笑了笑，一边喝茶、擦手，一边和蔼地说：“年轻人，记性不错。”其实，前不久在居仁堂书记处会议上，讨论《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草稿时，彭真讲话最多、嗓门最高，主要论点是：中国现在还比较穷，科技不发达，培养大学生，只能根据国家急需出发，走“少而精”的路。各高等学校，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更应该多出“正品”（优秀人才），少出“次品”（不合格，或基本不合格人才）。我当时在工作现场，他的这些讲话我都听到了。此外，我在当时听到的还有：对《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的良好反映，关于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定校规校纪，学生要定期参加生产劳动、科研实习等问题的讨论。还有人提出，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更不准提出什么订婚、结婚等影响学习的问题。爱情，只能深深地埋在男女各自的心目之中，直到顺利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定成行政22级的国家干部之后，再圆自己的人生幸福之梦。
印象深刻的特殊场景
在居仁堂，我好奇地问过中办秘书局机要室的同志，为什么有时首长要花那么多时间审查或修改图表？回答是：他们过去都是领兵打仗的，指挥作战，离不开地图。现在搞建设，搞战备，同样需要图表。因为图表比文字生动、好看，要做修改也快。不过我见到的，是已经修改后的图表了。像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新火车站、计划修建的地铁各站的彩色立体图；浙江省新安江水电站大坝周边地形地貌图；上海江南造船厂制成的、当时国内最大的一万两千吨压力的自由锻造水压机样品图等等。除了这些生产建设方面的图示图表外，国防军事方面的地理细标图和模拟战斗图也不少。当然这些图表，我只有在值班时才能看到，有的看了也不全懂，但是非常爱看。
令人大开眼界的，还有一些从香港来到居仁堂参加会议的人。他们男性一律着西装、领带，裤线笔挺，并搭配锃亮皮鞋；女性则以旗袍搭配小外套，着高跟鞋，略施粉黛者居多。当时很少见到如此阵势，除了在电影里见到外，就是各国政要、贵宾才有这样的着装打扮，所以格外感兴趣。通常情况下，他们一年来一次。每次开会都由杨尚昆主持，会议异常保密。杨尚昆曾反复叮嘱我们，事先把茶水、香烟准备好，放在会议桌上，没有他出来通知批准，任何人一律不得入内！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两党矛盾开始加剧。苏方一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合同，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一面又邀请中共派出高级代表团，出席他们将要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为此，陈毅、杨尚昆应对方要求曾在居仁堂多次会见苏联大使。与中苏友好时期不同的是，双方均按各自的讲稿发言之后，就没有别的话了，包括翻译在内，多则半小时，少则10多分钟。此情此景，对比50年代的中苏关系，简直是天壤之别，那时陈毅副总理与苏联使馆工作人员会见时，神态极其亲切友好，热情洋溢，仿佛总有说不完的话。谁曾想，两党两国关系一旦陷入逆境，就成了简单的一杯水，例行公事地讲几句话，相互对视之后，便匆匆走人。前后对比，落差之大，真是好时亲兄弟，恶时像仇敌。
居仁堂44页“招待工作日志”，虽然纸张质量不佳，字体栏目印刷粗糙，却提供了会议时间、会议名称、主要出席人员、出席总人数、招待标准等具体而生动的历史资料。根据这类日志封存和销毁等相关规定，这份“招待工作日志”估计存世不多，很有可能已是仅存的孤件了。而且，我以为更有意义的是，借此可以推算出，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在居仁堂工作约7年时间里，曾举行过各类会务活动5000余次，参加人数竟达4万左右！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可见当时的工作任务有多重、事情有多繁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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