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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为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条约全文虽不足1000字，但从酝酿到缔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历时六个春秋），其间中日双方各自国内的政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谈判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也几经转换。中方的当事人先后有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和姬鹏飞、乔冠华、黄华三任外长；日方有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三届首相和大平正芳、木村俊夫、宫泽喜一、小坂善太郎、鸠山威一郎、园田直等六任外相。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缔约成功，迎来了一个满意的结局。
缔约的主要考虑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周总理征得毛主席同意后，在中日复交前就明确提出的主张。周总理提出分两步走的主张，先复交，再缔约，但不仅仅是缔结和约，而是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主要考虑有二：一是为提升两国关系；二是照顾日本的困难。
蒋介石集团1952年与日本签订和约时已败逃台湾，完全无权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来说，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绝不能承认。但对日本政府而言，日台和约毕竟是一段外交史，让它从正面否定，十分困难。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大平外相诉苦说：“贵国认为‘日华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我们十分理解贵国的这一见解，没有理由要求贵国改变这一见解。但是，从日本的立场来说，这个条约已经经过国会批准，所以日本作为当事国是负有责任的。如果日本完全同意贵国的见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过去20多年里欺骗了国会和国民。”
日方恳请中方理解日本的难处，要求以《联合声明》或《联合宣言》形式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不是以缔约方式，这样就可以不经国会批准。日方保证：一旦实现邦交正常化，日台和约自然失效，日台自然“断交”。周恩来总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表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照顾日本政府面临的局部困难，这是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态度的回答。”所以，在中日恢复邦交时，采取的是发表《中日联合声明》的方式，而不是缔约的方式。
田中态度积极，谈判起步顺利
中日两国政府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条款，于1974年把缔约问题提上日程。
中日复交两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正式向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提出了尽早缔约的提案。日方接到这个提案后，很快作出了积极反应。
1974年11月，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与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就缔约问题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谈。这次会谈气氛友好，韩念龙提出了中方的初步设想：在条约前言中应明确肯定《中日联合声明》，条约正文中应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诉诸武力、不谋求霸权并反对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等。
为推动谈判，韩念龙代表中方主动提出，在明确肯定和重申联合声明的情况下，台湾问题可不再提及。韩念龙还表示，钓鱼岛问题可以挂起来，不在缔约时解决。日方对中方提出的条约内容设想表示愿积极地予以考虑。据此，中日双方有不少人士都认为，缔约会很快实现。
三木主政期间，谈判停滞不前
1974年12月初，日本政坛响起一声霹雷：田中角荣首相因涉嫌洛克希德案辞职，三木武夫上台组阁。三木上台伊始就表示要“促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正在顺利进行，谈判一旦达成协议，想尽早请国会批准”。
但是，在三木任内，中日缔约谈判经过几十个回合却无果而终。据说，三木本人后来为此感到万分遗憾。
双方的主要分歧是要不要在条约正文中写进“霸权”条款问题。“反霸”条款是中日发表《联合声明》时已达成一致并写进《联合声明》中的，但起初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中却根本没有“反霸”内容；后来，他们又提出把反霸条款“以某种表达形式写在前言里”。中国政府则主张，应完整地，即把这一条款的两层意思写进正文里（《中日联合声明》中这一条款内容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后来，三木又提出对“反霸”含义进行解释，强调“不是以特定的第三国为对象的”。
对于三木内阁在“反霸”问题上犹豫不决、首鼠两端，日本有一种看法认为：三木非不为也，乃无力为之也。这种看法主要是说：三木派在执政党内是个小派，三木内阁是个“软体内阁”；三木本人與其前任田中相比，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三木在党内历来被称为“鸽派”，当政之后必然受到“鹰派”的掣肘；三木不像田中首相一样有大平那样“一心同体”的好搭档；三木内阁有对苏绥靖倾向，怕得罪苏联；三木周围的智囊和军师中有人一心想同苏联拉关系，三木本人也希望任内在日苏关系上有所突破，解决北方领土悬案，缔结日苏和约，名垂青史，等等。
而当时，对中方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妥协和接受的。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他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谈及当时的情况时说：“就深层次来说，在‘极左’思潮泛滥、‘四人帮’当道的年月，中国外交政策也受到很大干扰，对外交涉谈判中的某些灵活处理和策略妥协常常被说成是卖国投降。当时中国在霸权条款问题上，没有灵活的余地。”
福田上台后一段时间仍是光说不练
1976年12月24日，福田赳夫出任首相。1977年新年刚过，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就约见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转达了福田首相给华国锋总理的口信，表示“我有早日缔约的热情，期望能够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达成协议”。
1月20日，来华访问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先后会见廖承志和华国锋时，又转达了福田首相给中方的口信，表示了与上次传话同样的热情。但这两次传话都强调达成协议要“双方意见一致”，“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
1月22日，华国锋会见竹入时指出：“反霸问题并不是一个文字上如何表达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质问题，是是否愿意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下决心搞好中日关系的问题。福田首相表示愿意忠实地履行《中日联合声明》，我们表示欢迎。如果真正下决心，问题就好办。现在，就我们知道的消息，好像福田首相并没有真正下决心。我们希望日本老朋友们在这方面促进。”
3月11日，回国述职后返任的小川大使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又转达了福田首相的传话。这是福田第三次传话。传话原则上态度积极，表示“福田内阁忠实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强烈希望缔结悬而未决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但强调“要在双方都感到满意，得到两国人民欢迎的情况下解决”，“日方决心在时机到来之际，一举谈成”。
由于这几次传话都是话中有话，中方每次听到传话后，都在重申关于缔约的原则立场后表示：福田首相是否下决心是关键所在，既然还没有下决心，认为时机不成熟，中方可以也只能等待。
邓小平复出后，一再敦促福田下决心
1977年9月初，复出后的邓小平副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议长滨野清吾。在谈到缔约问题时，邓小平敏锐地抓住福田赳夫在施政演说中表示要推动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动向，不无风趣地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邓小平是在两个月之前刚刚恢复工作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一个阶段的拨乱反正，中央于1977年7月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有的全部职务，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交。
此后，中国外长黄华和日本外相鸠山威一郎在联合国会晤，中心话题仍是缔约问题。鸠山说：“‘反霸条款’确实是造成谈判拖延的因素，现在日方已经决定把它写入正文。但《联合声明》第七条是声明的措辞，要把它写入条约，还需要修改。”黄华再次强调，《联合声明》第七条是缔约的基础，第七条的两层意思应该原原本本地写入条约正文，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10月14日，邓小平副主席会见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二阶堂进说，来华前他见了福田首相。关于缔约问题，福田表示现在还不能够做出决断，希中方再等待一些时候。邓副主席说：“他不下决心，你有什么办法？我曾对滨野先生表明了两条：第一，我们对福田先生的政治见解是熟悉的；第二，问题在于福田先生下决心，只需一秒钟。我们期待福田先生下决心，这一点不变。”
1978年3月26日，邓小平会见飞鸟田一雄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邓小平说：“现在的问题是要福田首相下决断。我们认为，从《联合声明》基础上有所前进最好，至少不要后退。”
4月1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通过他继续就霸权问题做福田政府的工作。邓小平指出：“条约中写入反对霸权，无非有两个含义：一是中日两国都不在亚太地区称霸，我们愿意用这一条限制我们自己，至于日本，由于有历史的渊源，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关系是有益的、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这一地区谋求霸权。日本反对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是因为怕得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其实，反霸条款是美国人写进中美上海公报的，所以，说得清楚一点，是怕得罪苏联。难道中国人民、日本人民还愿意和高兴苏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吗？”
此后，邓小平副主席还会见了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他指出，缔约问题从外交角度是不可能解决的，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解决，从中日两国人民长远利益考虑就很容易解决。邓副主席还预言，日本同意签约，苏联也就无可奈何。他说：“它能用什么东西来报复？”
邓副主席的这几次谈话，对条约谈判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5月31日，佐藤正二大使约见韩念龙副外长说，日本政府建议在北京恢复缔约谈判。韩副外长表示，谈判未宣布中断，所以谈不上“恢复”，应说是继续会谈。他表示欢迎继续谈判，希望早日达成协议。
6月14日，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约见日驻华使馆公使堂之胁光朗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在北京继续举行缔约谈判，建议谈判于7月举行。
关键时刻，中方提出灵活方案，谈判形势柳暗花明
经过邓小平的多次敦促和推动，缔约谈判于1978年7月21日下午在北京继续举行。谈判时值盛夏，外面骄阳似火，谈判厅内的政治温度同样很高。双方都抱着早日达成一致的强烈愿望，谈判加紧进行，但在具体的案文表述上还是颇费周折。
在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7月31日夜在首都体育馆参加完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后，就在体育馆里开会，听取外交部关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外交部有关同志和中国驻日大使符浩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汇报谈判进程、问题和答案。随后，韩念龙副部长发言。他说：“看来日方这次谈判想解决问题，提出的问题比较实际，在反霸权问题的措辞上也逐渐接近。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请中央审定。”大家议论了一会儿，小平作了言简意赅的发言。他说：“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要力求达成协议，中断和破裂对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不利。同时也要做好达不成的思想准备。”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在第二天举行的第九次谈判会议上，中方提出了一个较前有灵活性的方案，显示了缔约的最大诚意和积极态度。
在8月7日的談判中，日方已同意把“反霸”条款全文写入条约正文，只是提出把这一原则的范围扩大到世界任何地区，以淡化其针对性。同时，日方还希望将我方提出的“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表述，改为“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邓小平看过简报后，认为日方的表达“很简洁，符合我们的原意”，当即拍板同意。邓小平的这一意见为前方的谈判定了调。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日关系问题学者傅高义在他的著作《邓小平时代》中说：“经过8个多月的谈判后，邓小平为何突然决定打破外交僵局，同意日本把语气缓和的条款写入条约？一方面是由于邓确实急于搞现代化，但当时与越南发生冲突的前景也使加速谈判变得更为迫切。此前两周的7月3日，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撤回全部中国顾问。当时邓小平感到越南很有可能入侵柬埔寨，此事一旦发生，中国就要被迫作出反应。为了不让苏联插手，邓小平希望尽快加强与日本和美国这两个重要大国之间的关系。”
到8月初，在北京的日方谈判人员已经充分相信，中国会在缓和条款语气上做出让步。于是，园田直外相于8月8日启程来到北京。
园田表示对于不削弱《联合声明》、不在此基础上倒退、争取早日缔约没有任何异议。接着，他谈了对中苏关系和亚洲国家关系的看法，说：“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我理解目前关系紧张的原因。日本期待中苏关系缓和，日本决不会与苏联合作威胁中国，同时也不会与中国合作对苏联采取敌对行为。联系到霸权问题，我们的理解及与其斗争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相互理解其真意，中国就会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考虑缔结什么样的条约能得到日本人民的理解和祝福，而日本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中国今后在与第二、第三世界相处中，缔结何种条约不会给中国造成障碍，这样才能达到双方满意的结果。因此，早日达成协议对两国都很重要。如果双方都说等上几个月或一年半载也可以，那么，我和你黄华岂不成了世界人民的笑柄了嘛！”
园田表示了此行务求谈成的决心。他好动感情，越说话音越高，情绪越激动：“我是豁出政治生命和冒着生命危险来中国的。如果条约缔结不成，我就不能回日本了，只好在北京自杀。我没有退路，你们也一样。如果谈崩了，我和你黄外长都会遭到世界的耻笑！”
黄外长听完园田的话后，赶紧把話题拉了回来，表示“还是谈条约问题要紧”。黄华告诉园田，中国一直希望早日缔约，从来没有考虑要延期，只是因为在反霸条款上认识还有分歧，我们才请你来华，就这一关键问题进一步磋商。
园田发言说，霸权行径当然要反对，但日本不愿卷入和介入中苏对立之中，希望中方充分理解日方反霸的方式不同和日本基本外交方针的不同点，站在各自立场上进行“反霸”斗争，为亚洲及世界和平作贡献。
园田还直言，在先前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大家也承认存在着苏联的威胁，同时对中国的未来也感到不安，就是说对中国能否永远不称霸和与各国友好相处还有疑虑。各国欢迎日中缔约，但是对条约的内容，特别是对“反霸”条款的表述，他们是非常关心的。因此，请黄华外长理解，一定要缔结能够消除东南亚人民和日本国民对“反霸”条款的不安和肯定中国真正要永远作为日本的朋友、彼此和睦相处的条约。日本一定要缔结让国民接受和满意的条约。希望中国也谋求缔结让日本、东南亚、美国和世界各国满意的条约。
会谈坦诚而热烈地进行着，早已过了午餐时间。黄华外长宣布休会，下午继续谈判。
下午，中日外长第二轮会谈举行。黄华肯定了园田外相对中日缔约的热情和中日双方代表团自7月21日以来所进行的14次会谈的成果后，按照中央的指示，表示为使双方的谈判一举达成协议，中方原则同意日方8月7日提出的建议，即在反霸条款上加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的内容，并同意在反霸条款上增加“其他任何地区”的字样，强调这是中方所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希望阁下不虚此行。
黄华发言后，园田喜出望外，激动得热泪盈眶，立即站起来与他握手。后来据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东乡和彦说，当黄华外长接受了日方的措辞时，“我们非常高兴，我在桌子下面和我的上司紧紧握了一下手”。
园田发言说：“过去二十几年里，在日中问题上我一贯是积极的……我就任外相后，前往美国等国家进行过许多会谈，我的发言都是为了使贵国繁荣，有助于贵国的反霸斗争。这次克服很大困难，才访问贵国。如果这次缔约谈判不能成功，日中关系将出现一个相当长的停滞阶段，东盟各国同日本和中国携手合作争取和平繁荣的道路将会被堵塞。我作为政治家，这次是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来中国访问的。这是因为我爱贵国，爱自己的国家，也爱亚洲。这是从战争的痛苦反省中产生出来的愿望和心情。部长阁下刚才的发言，使我感到谈判向着成功的方向大大前进了。这是中方着眼于日本和中国的将来以及亚洲和平的结果，对此应予高度评价，我衷心感谢你们。如果谈判达成协议，我将负责亲自向国内说，这是中国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国民的友谊的体现，也是从真正希望亚洲和平的愿望出发达成协议的。” 他还说：“关于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疑虑，也是我经常进行反省的。今后，日本将在中国、东南亚繁荣发展过程中寻求出路，用行动表明日本不再复活军国主义。”
随后，韩念龙副外长和佐藤正二大使根据两国外长达成的原则协议，于8月10日上午就条约的条文措词进行具体磋商，并在11日上午举行的事务级谈判班子全体会议上，就条约的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商定，条约将在北京由两国外长正式签字，交换批准书在东京进行。
小平会见园田谈及钓鱼岛
8月10日下午，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园田外相和日方谈判班子的全体成员，气氛十分融洽，双方为条约基本谈成感到由衷的喜悦。
会见中，小平首先感谢园田外相的诚意，并语重心长地说：“中日两国有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其中只有一小段走得不好。今后，我们的友谊应该超过过去历史上的两千年。恢复邦交是晚了一点，但复交之后，两国关系发展得不算慢，两国人民希望早日缔约，使两国的友好进一步确定下来。”
小平强调指出：“条约的中心内容就是反霸，虽然反霸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是，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不单是第三国，也包括反對自己那样干。虽然这次写入条约的反霸条款文字上作了些修改，但保留了精神实质。我完全同意园田外相说的，这个文件不但是我们过去两国关系在政治上的总结，也是我们两国关系发展的新起点。”
园田直提到钓鱼岛问题，邓小平严肃强调，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他说：“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
小平最后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是要取得你们的帮助，但我也深信，日本也要取得中国的某些帮助。我们两国并不是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你们说的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还有大陆架的问题。在你们国内不是也有一些人企图挑起这样的事情来妨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吗？这样的问题不要牵扯进去，本着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放几年不要紧，达不成，我们就不友好了吗？这个条约就可以不实行了吗？要把钓鱼岛问题放在一边，慢慢来，从容考虑。我们两国之间是有问题的，我们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处境不同，不可能任何问题都是同样语言，但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很多，凡事都可以求大同，存小异。我们要更多地寻求共同点，寻求相互合作、相互帮助和相互配合的途径。条约的性质就是规定了这个方向，正如园田先生说的，是一个新起点。”
条约谈判成功，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
8月12日晚上7时许，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灯火辉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这里举行。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出席了仪式。黄华外长和园田直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双方共同举杯庆贺。至此，历时4年多的缔约谈判终于大功告成了。
四天之后即16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审议批准了该条约。
日本众、参两院也先后于10月16日和18日以起立表决方式顺利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缔约在中日两国深得人心，受到广泛欢迎和支持。签约当晚，成千上万的日本国民兴高采烈地观看了电视转播，签约仪式的电视实况转播收视率之高又一次打破纪录。各政党连夜发表声明或谈话，欢迎条约的缔结。日本经济界人士也纷纷发表谈话，赞扬条约为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开辟了道路。
8月18日晚，日中友好十团体联合举行庆祝大会，各界代表纷纷发言，场面热烈非凡。签约后一个多月内，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就有东京都和31个府县分别举行了官民联办的庆祝会。
几年来一直为缔约奔走呼号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朋友们感到欢欣鼓舞。他们除了在日本举行庆祝活动外，还派出20人组成的“日中议联庆祝日中缔约友好访华团”前来北京，与中国朋友同贺。
9月l日，中日友好协会等11个团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缔约的盛大酒会，滨野清吾会长率领日中议联祝贺团专程前来参加。当时在北京访问的其他日本代表团、日本驻华使馆外交官、日本企业和机构常驻北京代表以及在北京的日本专家、留学生等1600多人应邀出席。滨野会长的祝贺团按照日本的习惯，带来了红小豆饭和特大年糕，还有两大桶日本清酒，使酒会锦上添花，别开生面。中国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同中日各界人士欢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共同庆祝中日关系史上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盛事。
这个条约不但是过去中日两国关系在政治上的总结，也是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新起点。条约继承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通过法律的形式把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了下来。条约的缔结为增进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开展两国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为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日缔约后，中日关系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副总理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是为了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考察、取经和向日本发出强烈的合作信号之旅，对中日关系的推动，对中国后来的发展，其作用难以估量。
（摘自《纵横》2018年第10期。作者曾任中国驻日本使馆政务参赞，驻札幌、福冈、大阪〈大使级〉总领事，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条约全文虽不足1000字，但从酝酿到缔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历时六个春秋），其间中日双方各自国内的政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谈判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也几经转换。中方的当事人先后有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和姬鹏飞、乔冠华、黄华三任外长；日方有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三届首相和大平正芳、木村俊夫、宫泽喜一、小坂善太郎、鸠山威一郎、园田直等六任外相。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缔约成功，迎来了一个满意的结局。
缔约的主要考虑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周总理征得毛主席同意后，在中日复交前就明确提出的主张。周总理提出分两步走的主张，先复交，再缔约，但不仅仅是缔结和约，而是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主要考虑有二：一是为提升两国关系；二是照顾日本的困难。
蒋介石集团1952年与日本签订和约时已败逃台湾，完全无权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来说，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绝不能承认。但对日本政府而言，日台和约毕竟是一段外交史，让它从正面否定，十分困难。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大平外相诉苦说：“贵国认为‘日华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我们十分理解贵国的这一见解，没有理由要求贵国改变这一见解。但是，从日本的立场来说，这个条约已经经过国会批准，所以日本作为当事国是负有责任的。如果日本完全同意贵国的见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过去20多年里欺骗了国会和国民。”
日方恳请中方理解日本的难处，要求以《联合声明》或《联合宣言》形式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不是以缔约方式，这样就可以不经国会批准。日方保证：一旦实现邦交正常化，日台和约自然失效，日台自然“断交”。周恩来总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表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照顾日本政府面临的局部困难，这是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态度的回答。”所以，在中日恢复邦交时，采取的是发表《中日联合声明》的方式，而不是缔约的方式。
田中态度积极，谈判起步顺利
中日两国政府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条款，于1974年把缔约问题提上日程。
中日复交两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正式向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提出了尽早缔约的提案。日方接到这个提案后，很快作出了积极反应。
1974年11月，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与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就缔约问题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谈。这次会谈气氛友好，韩念龙提出了中方的初步设想：在条约前言中应明确肯定《中日联合声明》，条约正文中应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诉诸武力、不谋求霸权并反对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等。
为推动谈判，韩念龙代表中方主动提出，在明确肯定和重申联合声明的情况下，台湾问题可不再提及。韩念龙还表示，钓鱼岛问题可以挂起来，不在缔约时解决。日方对中方提出的条约内容设想表示愿积极地予以考虑。据此，中日双方有不少人士都认为，缔约会很快实现。
三木主政期间，谈判停滞不前
1974年12月初，日本政坛响起一声霹雷：田中角荣首相因涉嫌洛克希德案辞职，三木武夫上台组阁。三木上台伊始就表示要“促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正在顺利进行，谈判一旦达成协议，想尽早请国会批准”。
但是，在三木任内，中日缔约谈判经过几十个回合却无果而终。据说，三木本人后来为此感到万分遗憾。
双方的主要分歧是要不要在条约正文中写进“霸权”条款问题。“反霸”条款是中日发表《联合声明》时已达成一致并写进《联合声明》中的，但起初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中却根本没有“反霸”内容；后来，他们又提出把反霸条款“以某种表达形式写在前言里”。中国政府则主张，应完整地，即把这一条款的两层意思写进正文里（《中日联合声明》中这一条款内容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后来，三木又提出对“反霸”含义进行解释，强调“不是以特定的第三国为对象的”。
对于三木内阁在“反霸”问题上犹豫不决、首鼠两端，日本有一种看法认为：三木非不为也，乃无力为之也。这种看法主要是说：三木派在执政党内是个小派，三木内阁是个“软体内阁”；三木本人與其前任田中相比，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三木在党内历来被称为“鸽派”，当政之后必然受到“鹰派”的掣肘；三木不像田中首相一样有大平那样“一心同体”的好搭档；三木内阁有对苏绥靖倾向，怕得罪苏联；三木周围的智囊和军师中有人一心想同苏联拉关系，三木本人也希望任内在日苏关系上有所突破，解决北方领土悬案，缔结日苏和约，名垂青史，等等。
而当时，对中方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妥协和接受的。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他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谈及当时的情况时说：“就深层次来说，在‘极左’思潮泛滥、‘四人帮’当道的年月，中国外交政策也受到很大干扰，对外交涉谈判中的某些灵活处理和策略妥协常常被说成是卖国投降。当时中国在霸权条款问题上，没有灵活的余地。”
福田上台后一段时间仍是光说不练
1976年12月24日，福田赳夫出任首相。1977年新年刚过，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就约见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转达了福田首相给华国锋总理的口信，表示“我有早日缔约的热情，期望能够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达成协议”。
1月20日，来华访问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先后会见廖承志和华国锋时，又转达了福田首相给中方的口信，表示了与上次传话同样的热情。但这两次传话都强调达成协议要“双方意见一致”，“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
1月22日，华国锋会见竹入时指出：“反霸问题并不是一个文字上如何表达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质问题，是是否愿意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下决心搞好中日关系的问题。福田首相表示愿意忠实地履行《中日联合声明》，我们表示欢迎。如果真正下决心，问题就好办。现在，就我们知道的消息，好像福田首相并没有真正下决心。我们希望日本老朋友们在这方面促进。”
3月11日，回国述职后返任的小川大使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又转达了福田首相的传话。这是福田第三次传话。传话原则上态度积极，表示“福田内阁忠实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强烈希望缔结悬而未决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但强调“要在双方都感到满意，得到两国人民欢迎的情况下解决”，“日方决心在时机到来之际，一举谈成”。
由于这几次传话都是话中有话，中方每次听到传话后，都在重申关于缔约的原则立场后表示：福田首相是否下决心是关键所在，既然还没有下决心，认为时机不成熟，中方可以也只能等待。
邓小平复出后，一再敦促福田下决心
1977年9月初，复出后的邓小平副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议长滨野清吾。在谈到缔约问题时，邓小平敏锐地抓住福田赳夫在施政演说中表示要推动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动向，不无风趣地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邓小平是在两个月之前刚刚恢复工作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一个阶段的拨乱反正，中央于1977年7月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有的全部职务，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交。
此后，中国外长黄华和日本外相鸠山威一郎在联合国会晤，中心话题仍是缔约问题。鸠山说：“‘反霸条款’确实是造成谈判拖延的因素，现在日方已经决定把它写入正文。但《联合声明》第七条是声明的措辞，要把它写入条约，还需要修改。”黄华再次强调，《联合声明》第七条是缔约的基础，第七条的两层意思应该原原本本地写入条约正文，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10月14日，邓小平副主席会见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二阶堂进说，来华前他见了福田首相。关于缔约问题，福田表示现在还不能够做出决断，希中方再等待一些时候。邓副主席说：“他不下决心，你有什么办法？我曾对滨野先生表明了两条：第一，我们对福田先生的政治见解是熟悉的；第二，问题在于福田先生下决心，只需一秒钟。我们期待福田先生下决心，这一点不变。”
1978年3月26日，邓小平会见飞鸟田一雄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邓小平说：“现在的问题是要福田首相下决断。我们认为，从《联合声明》基础上有所前进最好，至少不要后退。”
4月1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通过他继续就霸权问题做福田政府的工作。邓小平指出：“条约中写入反对霸权，无非有两个含义：一是中日两国都不在亚太地区称霸，我们愿意用这一条限制我们自己，至于日本，由于有历史的渊源，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关系是有益的、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这一地区谋求霸权。日本反对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是因为怕得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其实，反霸条款是美国人写进中美上海公报的，所以，说得清楚一点，是怕得罪苏联。难道中国人民、日本人民还愿意和高兴苏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吗？”
此后，邓小平副主席还会见了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他指出，缔约问题从外交角度是不可能解决的，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解决，从中日两国人民长远利益考虑就很容易解决。邓副主席还预言，日本同意签约，苏联也就无可奈何。他说：“它能用什么东西来报复？”
邓副主席的这几次谈话，对条约谈判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5月31日，佐藤正二大使约见韩念龙副外长说，日本政府建议在北京恢复缔约谈判。韩副外长表示，谈判未宣布中断，所以谈不上“恢复”，应说是继续会谈。他表示欢迎继续谈判，希望早日达成协议。
6月14日，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约见日驻华使馆公使堂之胁光朗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在北京继续举行缔约谈判，建议谈判于7月举行。
关键时刻，中方提出灵活方案，谈判形势柳暗花明
经过邓小平的多次敦促和推动，缔约谈判于1978年7月21日下午在北京继续举行。谈判时值盛夏，外面骄阳似火，谈判厅内的政治温度同样很高。双方都抱着早日达成一致的强烈愿望，谈判加紧进行，但在具体的案文表述上还是颇费周折。
在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7月31日夜在首都体育馆参加完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后，就在体育馆里开会，听取外交部关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外交部有关同志和中国驻日大使符浩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汇报谈判进程、问题和答案。随后，韩念龙副部长发言。他说：“看来日方这次谈判想解决问题，提出的问题比较实际，在反霸权问题的措辞上也逐渐接近。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请中央审定。”大家议论了一会儿，小平作了言简意赅的发言。他说：“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要力求达成协议，中断和破裂对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不利。同时也要做好达不成的思想准备。”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在第二天举行的第九次谈判会议上，中方提出了一个较前有灵活性的方案，显示了缔约的最大诚意和积极态度。
在8月7日的談判中，日方已同意把“反霸”条款全文写入条约正文，只是提出把这一原则的范围扩大到世界任何地区，以淡化其针对性。同时，日方还希望将我方提出的“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表述，改为“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邓小平看过简报后，认为日方的表达“很简洁，符合我们的原意”，当即拍板同意。邓小平的这一意见为前方的谈判定了调。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日关系问题学者傅高义在他的著作《邓小平时代》中说：“经过8个多月的谈判后，邓小平为何突然决定打破外交僵局，同意日本把语气缓和的条款写入条约？一方面是由于邓确实急于搞现代化，但当时与越南发生冲突的前景也使加速谈判变得更为迫切。此前两周的7月3日，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撤回全部中国顾问。当时邓小平感到越南很有可能入侵柬埔寨，此事一旦发生，中国就要被迫作出反应。为了不让苏联插手，邓小平希望尽快加强与日本和美国这两个重要大国之间的关系。”
到8月初，在北京的日方谈判人员已经充分相信，中国会在缓和条款语气上做出让步。于是，园田直外相于8月8日启程来到北京。
园田表示对于不削弱《联合声明》、不在此基础上倒退、争取早日缔约没有任何异议。接着，他谈了对中苏关系和亚洲国家关系的看法，说：“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我理解目前关系紧张的原因。日本期待中苏关系缓和，日本决不会与苏联合作威胁中国，同时也不会与中国合作对苏联采取敌对行为。联系到霸权问题，我们的理解及与其斗争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相互理解其真意，中国就会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考虑缔结什么样的条约能得到日本人民的理解和祝福，而日本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中国今后在与第二、第三世界相处中，缔结何种条约不会给中国造成障碍，这样才能达到双方满意的结果。因此，早日达成协议对两国都很重要。如果双方都说等上几个月或一年半载也可以，那么，我和你黄华岂不成了世界人民的笑柄了嘛！”
园田表示了此行务求谈成的决心。他好动感情，越说话音越高，情绪越激动：“我是豁出政治生命和冒着生命危险来中国的。如果条约缔结不成，我就不能回日本了，只好在北京自杀。我没有退路，你们也一样。如果谈崩了，我和你黄外长都会遭到世界的耻笑！”
黄外长听完园田的话后，赶紧把話题拉了回来，表示“还是谈条约问题要紧”。黄华告诉园田，中国一直希望早日缔约，从来没有考虑要延期，只是因为在反霸条款上认识还有分歧，我们才请你来华，就这一关键问题进一步磋商。
园田发言说，霸权行径当然要反对，但日本不愿卷入和介入中苏对立之中，希望中方充分理解日方反霸的方式不同和日本基本外交方针的不同点，站在各自立场上进行“反霸”斗争，为亚洲及世界和平作贡献。
园田还直言，在先前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大家也承认存在着苏联的威胁，同时对中国的未来也感到不安，就是说对中国能否永远不称霸和与各国友好相处还有疑虑。各国欢迎日中缔约，但是对条约的内容，特别是对“反霸”条款的表述，他们是非常关心的。因此，请黄华外长理解，一定要缔结能够消除东南亚人民和日本国民对“反霸”条款的不安和肯定中国真正要永远作为日本的朋友、彼此和睦相处的条约。日本一定要缔结让国民接受和满意的条约。希望中国也谋求缔结让日本、东南亚、美国和世界各国满意的条约。
会谈坦诚而热烈地进行着，早已过了午餐时间。黄华外长宣布休会，下午继续谈判。
下午，中日外长第二轮会谈举行。黄华肯定了园田外相对中日缔约的热情和中日双方代表团自7月21日以来所进行的14次会谈的成果后，按照中央的指示，表示为使双方的谈判一举达成协议，中方原则同意日方8月7日提出的建议，即在反霸条款上加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的内容，并同意在反霸条款上增加“其他任何地区”的字样，强调这是中方所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希望阁下不虚此行。
黄华发言后，园田喜出望外，激动得热泪盈眶，立即站起来与他握手。后来据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东乡和彦说，当黄华外长接受了日方的措辞时，“我们非常高兴，我在桌子下面和我的上司紧紧握了一下手”。
园田发言说：“过去二十几年里，在日中问题上我一贯是积极的……我就任外相后，前往美国等国家进行过许多会谈，我的发言都是为了使贵国繁荣，有助于贵国的反霸斗争。这次克服很大困难，才访问贵国。如果这次缔约谈判不能成功，日中关系将出现一个相当长的停滞阶段，东盟各国同日本和中国携手合作争取和平繁荣的道路将会被堵塞。我作为政治家，这次是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来中国访问的。这是因为我爱贵国，爱自己的国家，也爱亚洲。这是从战争的痛苦反省中产生出来的愿望和心情。部长阁下刚才的发言，使我感到谈判向着成功的方向大大前进了。这是中方着眼于日本和中国的将来以及亚洲和平的结果，对此应予高度评价，我衷心感谢你们。如果谈判达成协议，我将负责亲自向国内说，这是中国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国民的友谊的体现，也是从真正希望亚洲和平的愿望出发达成协议的。” 他还说：“关于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疑虑，也是我经常进行反省的。今后，日本将在中国、东南亚繁荣发展过程中寻求出路，用行动表明日本不再复活军国主义。”
随后，韩念龙副外长和佐藤正二大使根据两国外长达成的原则协议，于8月10日上午就条约的条文措词进行具体磋商，并在11日上午举行的事务级谈判班子全体会议上，就条约的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商定，条约将在北京由两国外长正式签字，交换批准书在东京进行。
小平会见园田谈及钓鱼岛
8月10日下午，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园田外相和日方谈判班子的全体成员，气氛十分融洽，双方为条约基本谈成感到由衷的喜悦。
会见中，小平首先感谢园田外相的诚意，并语重心长地说：“中日两国有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其中只有一小段走得不好。今后，我们的友谊应该超过过去历史上的两千年。恢复邦交是晚了一点，但复交之后，两国关系发展得不算慢，两国人民希望早日缔约，使两国的友好进一步确定下来。”
小平强调指出：“条约的中心内容就是反霸，虽然反霸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是，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不单是第三国，也包括反對自己那样干。虽然这次写入条约的反霸条款文字上作了些修改，但保留了精神实质。我完全同意园田外相说的，这个文件不但是我们过去两国关系在政治上的总结，也是我们两国关系发展的新起点。”
园田直提到钓鱼岛问题，邓小平严肃强调，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他说：“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
小平最后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是要取得你们的帮助，但我也深信，日本也要取得中国的某些帮助。我们两国并不是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你们说的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还有大陆架的问题。在你们国内不是也有一些人企图挑起这样的事情来妨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吗？这样的问题不要牵扯进去，本着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放几年不要紧，达不成，我们就不友好了吗？这个条约就可以不实行了吗？要把钓鱼岛问题放在一边，慢慢来，从容考虑。我们两国之间是有问题的，我们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处境不同，不可能任何问题都是同样语言，但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很多，凡事都可以求大同，存小异。我们要更多地寻求共同点，寻求相互合作、相互帮助和相互配合的途径。条约的性质就是规定了这个方向，正如园田先生说的，是一个新起点。”
条约谈判成功，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
8月12日晚上7时许，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灯火辉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这里举行。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出席了仪式。黄华外长和园田直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双方共同举杯庆贺。至此，历时4年多的缔约谈判终于大功告成了。
四天之后即16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审议批准了该条约。
日本众、参两院也先后于10月16日和18日以起立表决方式顺利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缔约在中日两国深得人心，受到广泛欢迎和支持。签约当晚，成千上万的日本国民兴高采烈地观看了电视转播，签约仪式的电视实况转播收视率之高又一次打破纪录。各政党连夜发表声明或谈话，欢迎条约的缔结。日本经济界人士也纷纷发表谈话，赞扬条约为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开辟了道路。
8月18日晚，日中友好十团体联合举行庆祝大会，各界代表纷纷发言，场面热烈非凡。签约后一个多月内，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就有东京都和31个府县分别举行了官民联办的庆祝会。
几年来一直为缔约奔走呼号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朋友们感到欢欣鼓舞。他们除了在日本举行庆祝活动外，还派出20人组成的“日中议联庆祝日中缔约友好访华团”前来北京，与中国朋友同贺。
9月l日，中日友好协会等11个团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缔约的盛大酒会，滨野清吾会长率领日中议联祝贺团专程前来参加。当时在北京访问的其他日本代表团、日本驻华使馆外交官、日本企业和机构常驻北京代表以及在北京的日本专家、留学生等1600多人应邀出席。滨野会长的祝贺团按照日本的习惯，带来了红小豆饭和特大年糕，还有两大桶日本清酒，使酒会锦上添花，别开生面。中国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同中日各界人士欢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共同庆祝中日关系史上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盛事。
这个条约不但是过去中日两国关系在政治上的总结，也是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新起点。条约继承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通过法律的形式把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了下来。条约的缔结为增进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开展两国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为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日缔约后，中日关系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副总理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是为了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考察、取经和向日本发出强烈的合作信号之旅，对中日关系的推动，对中国后来的发展，其作用难以估量。
（摘自《纵横》2018年第10期。作者曾任中国驻日本使馆政务参赞，驻札幌、福冈、大阪〈大使级〉总领事，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