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茶馆就是既卖茶还带说书的茶馆。过去也叫“书场儿”。来这里的茶客多数是“书迷”，专门来听书带喝茶的。这里的摆设和其他茶馆也不一样。厅内都是一排排长条桌、长条凳，都向着前面的说书台子。茶具也是提梁壶，绿豆碗或盖碗。价格是按茶叶的档次收费。这“书场儿”说书每天分早、中、晚三场。俗称“说早儿的”、“说晌午的”、“说晚灯儿的”。名角都是说晌午或晚灯儿的， 而那些学徒的或刚出师的没名角儿才安排在“说早儿的”。而不论早、中、晚三场， 都是按段收钱， 说一段收一段钱。
　　书茶馆说的都是评书。常说的评书有三大类。（一）长枪袍带书。多是顶盔贯甲，马上交战为内容的评书，如《列国》《三国》《隋唐》《精忠传》等，都是由正史演义而来的，以宣传精忠报国，忠孝节义的正统思想为主。（二）小八件公案书。以带有传奇色彩的公案小说为主。如《三侠剑》《小五义》《七侠五义》《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以宣扬青天大人秉公执法，忠臣侠客除暴安良为主旨的书。（三）神怪书。讲述的是神仙鬼怪的故事。如《西游记》《封神榜》《济公传》及《聊斋》等富有神话色彩的书。
　　北京是评书的发源地，因此，诞生了不少名角。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名角大腕的“粉丝”和一大批迷恋于评书的“书迷”。那时期，说书艺人比起演艺艺人的地位要高。因为既然说书，必先看书、背书，把书中的精神悟透，这样说起来才生动感人，出神入化。这就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知识修养，所以人们尊称为“说书先生”。当然，人们俗称还是“说书的”。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涌现了许多著名说书艺人。如双厚坪（艺名双文兴），他擅用语言声态刻画人物，以说《精忠传》《水浒》著称，享有“评书大王”之誉。当时他与谭鑫培、刘宝全并称为“艺坛三绝”。潘诚立，以说《明英烈》见长，描摹人情世态，刻画人物细致入微，曾任评书研究会会长。被人们誉为“净街王”的王杰奎先生，他以说《包公案》著称，他擅长用交换语言声调来塑造人物。他不但在书场儿里说，三四十年代常被请到电台去说，迷倒了无数人。每当电台播放他的评书时，人们全跑到大商店门前去听收音机里他说的《包公案》。因为那时有收音机的人家凤毛麟角，只有少数有钱的人才买得起那玩意儿。大多数人是要找地方去听，形成万人空巷，所以人们送他“净街王”的美称。当时还有许多名角，风光一时。如马连登、陈荣启、袁杰英、连阔如等。他们的传人袁杰英之子袁阔成、连阔如之女连丽如，以及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等评书表演艺术家，一直到这些年还活跃在广播电台和电视荧屏上。单田芳在多家广播电台上说的《岳飞》，在电台上说的《隋唐演义》听众多达6亿之众，他还在最近将要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隋唐演义》中任艺术总监。前些年，刘兰芳先生说的《岳飞传》曾在百家电台上播出，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她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
　　北京的书茶馆最盛时期达180余家，最有名气的要数东华门外的东悦轩和地安门外的同和轩（后改名广庆轩），这两处茶馆格局气派，装饰讲究，是颇具京味的书场儿。说书先生和听书茶客都是高档次的，正是“台上台下皆长衫”。有些常客，对书目、内容、说书技艺都非常精通，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批评论家。这种评论对说书先生有很大影响。台上一旦说错，台下立即挑眼。如果一些“评论权威”或有权有势的人，对说的评书不满意，中途退场，可能产生严重后果，迫使说书先生“转场”（另寻他处）。所以， 没有一定水平的说书先生也不敢到这里来。 但如果受到这些权威们的赞赏，也会把说书先生捧红了，使他声名远扬，听客盈门。所以先生对这样的听客也得敬畏三分。比如说，这天发现有的“捧角儿”没来， 他是不会把头天拴的扣子给放的，但还不能让听众听出来，还让你听得津津有味。但如果一不留神，把扣子放了，转天“捧角儿”来了，发现书接不上了，就得罚说书先生。这时，说书的得赶紧订个饭庄单间，把几位“权威”请来，先道歉，然后再从拴扣子那儿往后说，把书接上才成。“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事情就了啦。不过这酒钱还是那些“权威’们掏， 这些人往往有钱有势， 不好意思让说书的拿， 只不过要这劲儿罢了。这就是当时说书人和听书人的微妙关系。
　　（编辑·韩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