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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之弊端日益凸显，其最为典型的表现是：以资本为导向的发展引擎致使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互相钳制，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以新帝国主义为特征的经济霸权导致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顺应当今世界经济形势新转变;以“我向性”发展思维为特性的新自由主义放任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共享发展理念因其所内含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共生共荣的原则要求而透射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其中，共建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引擎，共商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模式，共享为全球均衡发展提供新样态。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引，中国通过积极构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共建创新平台、致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主动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从而为实现世界经济平稳公正均衡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共享发展;新引擎;新模式;新样态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04[文献标识码]A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2-0011-06
当前，经济全球化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已经紧密地结成一个体系。然而，在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虽然世界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唯利性”“垄断性”以及“我向性”弊端，使全球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落后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失衡[1]。面对这些全球发展难题，仅凭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已经很难应对，亟需世界各国共同贡献智慧、找寻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同时兼具国际视野，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既是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全球延伸与拓展，又是共享发展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与深化。共享发展理念为全球经济发展打造了新引擎、提供了新模式、塑造了新样态，是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一、全球经济发展困境与共享发展理念的世界拓展
共享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为了应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换挡升级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提出的。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的前提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只着眼于自身发展，而必须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树立世界眼光”，得“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2]，要让全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因此，共享发展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方案，我们必须在中国发展与全球进程的辩证统一中研究共享发展[3]。而就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而言，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增长动能不足、治理体系落后以及全球发展失衡等问题恰恰构成了共享发展全球拓展的现实语境，正是在这些问题的表征和成因中，共享发展所内蕴的世界意义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
（一）以资本为导向的发展引擎致使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互相钳制，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在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现有全球化体系中，资本主导性构成了其最本质的特征，即它是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与掠夺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在资本导向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确实掀起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高潮，但不得不说的是，鉴于资本本身无限增殖的贪欲和自私自利的本性，使得它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断产生反噬效应，最终造成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关于这一点，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本的私利性本质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进而造成全球发展动力相互掣肘和抵消。在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以及分工国际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各个国家就必须通力合作、协调一致、同向而行，但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自我利益奉为决策和行动的唯一出发点，并且围绕各自利益最大化产生了诸多矛盾和斗争。由此一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合力就在利益的纠缠和掣肘中变得分裂化、离散化，甚至发生背道而驰、彼此抵消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不仅难以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就连原有的发展成果亦会遭到反噬。正因如此，所以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一味地通过贸易保护和设置经济壁垒等手段来降低自身损失，丝毫不去顾忌别国利益，更不愿携起手来共同克服发展难题，在这种形势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全球发展乏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受到戕害。正如2019年4月世界银行所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所预测的，2019年70%的全球经济体增速将会下降，全球增长从2017年的接近4%放缓至2018年的3.6%，并预计2019年进一步降至3.3%，国际经济增长动能受到了严重侵蚀和消解。
（二）以新帝国主义为特征的经济霸权导致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顺应当今世界经济形势新转变
经济全球化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理应由全世界人民共谋大计、共商决策、共同推进，应该在公平正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准则下，通过建立多边机构和治理平台来共同调节世界经济运行、处理全球经济问题，从而实现对世界经济必要与最低限度的管制。然而，就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而言，其话语权和决策权却掌握在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他们凭借科技、军事和资本上的支撑，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通过操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或组织来实现对国际经济秩序建构的主导。由此一来，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实际上不过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并拒斥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治理体系。正如埃伦·伍德在《资本的帝国》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是隐蔽在经济全球化“外衣”下的经济强权，其实质乃是一种更加隐蔽的侵略和霸权行为，由“军事势力构成的超经济力量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变得对帝国主义至关重要”[4]，成为其推行全球霸权的新手段。然而，伴随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新帝国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霸权治理模式正在逐渐走向失格。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80%[5]，相比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全球比重则日益萎缩。在这一世界经济新格局下，现有的经济运行规则和话语表达与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已经出现了严重偏离，从而导致在各种世界性经济议题面前，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不可避免地出现话语失灵和决策失误现象。关于这一点，其最好的证明便是自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均遭到了破產，从而导致经济危机阴影久久无法弥散。这就昭示着，现有的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性经济难题的蔓延，世界经济治理模式亟需改变。 （三）以“我向性”发展思维为特性的新自由主义放任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除了发展动能不足与治理体系滞后以外，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重大问题则在于以“我向性”思维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弥漫所带来的全球发展不平衡。作为资产阶级价值理念的表达，新自由主义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经济学，它以追求绝对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显著标志。在其引导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将自身确立为绝对中心，把自身利益视为唯一关切，继而把其他民族国家贬低为供“我”驱使和控制的“他者”，视为获取自身发展的台阶和工具，深深地折射出一种“我向性”思维[6]。循着这一思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竭力将“市场决定论”推向全世界，“鼓吹垄断寡头支配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诱逼发展中国家放开资本项目限制”[7]，从而将所有国家都卷入全球经济体系当中;另一方面则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尽可能地从广大发展中国家那里掠夺巨额财富并将经济危机转嫁给他们。由此一来，整个世界的财富分配便呈现出一种极端的不平衡，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正如萨米尔·阿明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后果是两极分化，全球范围内的不公正”[8]。不仅如此，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还深入至以技术和人才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方面。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上的先发优势，他们制定出各种战略性技术联盟来严格锁定核心技术，以此吸引全球优秀人才为之提供服务，并严密控制尖端技术和人才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科学技术上有大幅度提升，只能靠发展低附加值的低端产业来维持自身。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了富国越来越富，而贫国越来越贫的恶性循环之中，进而引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冲突矛盾不断。
二、共享发展的理论探索：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中国智慧
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动能不足、治理不善以及发展失衡等问题，亟需变革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并树立一种公平、普惠的全球性发展新理念，进而使世界经济发展不再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规则不再为少数发达国家独撰、全球发展成果不再被少数发达国家独霸。共享发展的世界意义恰恰在于此，虽然它首先是为了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提出的，但其价值理念和原则要求却对世界发展有着同样的深远意义，尤其是其内含的“共建”“共商”“共享”原则不仅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引擎，更开拓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为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提供了新样态，从而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在世界经济发展动能上，共建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引擎
动力是发展的首要前提，只有解决了动力问题，发展才能获得现实的可能性。因此，世界经济要实现持续稳定发展，首先必须解决好发展“依靠谁”和“依靠什么”的问题。针对全球经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状，共享发展理念强调：世界经济不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独唱、小合唱，而是各民族国家共同参与、合作有序的大合唱。只有不同国家之间通力合作、携手共建，才能极大地激发各自的优势和潜能，并形成新的合作优势，从而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持久动力。
共享之所以能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引擎，关键就在于它所倡导的共建原则既符合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论，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既有深厚的学理依据，又有丰富的实践支撑。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关键因素，然而生产力既不会凭空产生、自发推进，也不是某个人或某小部分群体力量的作用结果，而只能由全体社会成员的智慧和创造力凝聚而成。将这一点拓展至全球领域亦是如此，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各国共建的力量优于或者大于孤军奋战，人类相互之间共建而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单边主义”[9]。正是基于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论的深刻领会，所以中国在发展实践中始终坚持既发展自身又兼顾他国利益，坚持与世界各国平等交流、通力合作，其结果是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强有力的驱动，从而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飞跃，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前，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动能疲乏，必须将共建的经济发展方式推向世界，让世界各族人民共同承担起全球经济发展的建设任务。共建摒弃了传统世界经济发展“以资本为中心”的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在发展道路上倡导“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10]。一方面，共建超越了资本主义“以物为本”的发展目的，以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为根本旨向。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作为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地球村成员，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共建一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利益至上的狭隘发展观点，从大局出发，以“全人类为中心”，强调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应当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只有“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10]。共建以共同创造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向，使发展得以超越国界与文明，从而能够充分调动各国人民参与世界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形成强劲的合力、蓬勃的张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持久驱动力。另一方面，共建超越了资本唯利性的内在本质，倡导世界各国积极承担起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共建共担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态度和责任，旨在为人类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中国历史发展的世界目标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非“独占世界舞台中心”。也就是说，与发达国家传统的资本掠夺、市场侵入、危机转嫁等方式不同，面对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共建共担指出各国都有责任去应对并解决。“世界上的路，只有走的人多了，才会越来越宽广”[11]，中国在为世界发展增添动力的同时，也在國际事务中积极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和履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合力共建共担的理论主张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智慧，为解决经济发展动能乏力提供了坚强后盾。 （二）在世界经济治理方式上，共商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模式
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除了需要充沛的动力之外还要有良好的治理体系来保驾护航。作为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和基本秩序的重要因素，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治理模式直接决定了不同国家之间能否做到优势互补和协力合作，能否使国际格局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迈进。针对目前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因话语霸权而导致的决策失灵，共享发展理念所内含的共商原则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模式。所谓共商，就是在民主、平等的价值基础上，让所有国家都参与到全球经济事务的商定之中，共同制定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规则机制、发展规划，从而在彼此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达成发展共识。
共商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是中国优秀传统“和合文化”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升华与应用。一直以来，中国都秉持着“贵和尚中”“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原则与方式来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正是在此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才得以化解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纠纷，同时集中起全体社会成员的智慧，激发了经济治理活力与效率，才能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不仅没有出现重大的矛盾冲突，反而在和谐稳定中不断前进发展。这种建立在共商基础上的经济治理模式对于打破新帝国主义下的经济霸权和单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从治理主体上来看，共商倡导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多元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1]。在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活动中，西方国家长期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但世界经济贡献并非完全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源，面对贡献与权利不对等的世界经济治理现状，中国主张全球经济治理要愈加兼顾和关切各方利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12]。其二，从治理方式上来看，共商主張各国公平享有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与参与权，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商共治倡导“各国通过协商合作共同解决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各种难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照顾和体现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坚持倡导合作，鼓励各国加强沟通和协调，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解决面对的难题”[13]，也就是让世界各国广泛参与全球经济活动、协商全球经济治理事务、共同书写国际经济规则，从而使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治理手段以及治理内容能够反映世界各国的呼声与利益，实现治理水平与能力的新提升，促进世界经济在和谐稳定中获得新发展。
（三）在世界经济发展理念上，共享为全球均衡发展提供新样态
共建和共商分别回答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规则设计问题，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明确“发展为了谁”以及“发展为了什么”的价值目标问题，因为这是关系世界经济平稳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针对资本主义“我向型”思维模式所引发的全球发展失衡，共享发展强调世界经济发展必须着眼于增进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要让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世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权利、机会等，让全世界共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可以说，共享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而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是世界各国的共赢而不是零和，为全球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全新样态。
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要“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求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4]，以此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与实践者，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精准扶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推进共享发展的具体落实，让越来越多人民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既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正是因为共享发展内在包含着对公平正义和协调共赢的价值追求，决定了它不仅可以解决中国问题，更可以推广至全世界，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新的理念和出路。其一，从世界经济发展成果的惠及主体来看，共享发展主张让全世界人民普遍获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共生共荣的国际社会，“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15]，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如生物链一般，其中一环一旦受损，国际社会就会由此产生矛盾与摩擦，甚至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固守“各自为政”的旧发展理念，而必须以更加包容普惠的胸襟来为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存发展条件而努力，要让世界各国人民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见证人和享有者，“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1]。其二，从世界经济发展成果的享有内容来看，共享发展强调更加全面和多层次的享有。共享发展除了主张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施以经济上的援助以外，还倡导将与之相关的技术、知识、管理分享和传授给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在“授之以鱼”的基础上更要达到“授之以渔”，从而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内在地生发出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从根本上保证和实现共享共赢、共同繁荣。随着共享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最终被彻底清除，并构建起共生共荣的新型价值体系，从而开启世界经济发展的全新范式。
三、共享发展的现实建构：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中国实践
共享发展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中国智慧，它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设计，更是切切实实的实践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必须要“落实共享发展”，使其“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新成效”[1]。为了将这一旨在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理念转化成现实，中国一方面通过积极搭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创新合作平台，激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创造热情和创新活力，不断培育壮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另一方面则通过努力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参与权，构建共商共治新机制，革新世界经济治理新秩序。除此之外，还全方位地投入到世界减贫事业中，主动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形塑世界经济发展新样态，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困境贡献了中国力量。 （一）在聚力创新与共建共担中，培育壮大世界经济发展新动能
为了加快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同时壮大世界经济发展动能，中国以“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机会和平台来使其大有可为，同时也为展开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提供保障。“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全球化原有平台基础上的延展，是构建国际经济合作的积极探索与尝试，通过“陆路三个方向、海上三个方向”，打造“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新局面，把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中国的前期投入和带动，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多国之间建立了相应机构对接，形成广泛的国际合作共识。当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得以有平台发展和世界联系，共建共担就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和现实可能。“亚洲基础投资银行”作为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促进亚洲区域建设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经过多次扩容，目前除了50个域内成员国外，还有47个域外成员国，投资范围也从亚洲延伸至全球，既增强了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维护了亚洲地区金融和经济稳定，更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互联互通，增强全球经济发展动能，打造了世界经济发展新引擎。
在推动共担共建的同时，中国还坚持以创新为驱动，打造全面创新、全方位创新、全领域创新、全员创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每迈出一步就要向创新要活力，“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1]。为了加快创新，中国积极以官方、民间科技合作为载体，促进国内外科研机构、学术组织、企业、科学家等的交流，以跨国创新的形式设立多个国家创新基地，通过主办“浦江创新论坛”“全球创新论坛”“世界科技创新论坛”等，不断将共同创新的理念推广至世界各国，加强各国之间创新思想的交流与互动。通过世界各国的创新合作，为培育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点提供互动场域，最终改变过去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撷取全球产业“低垂果实”的局面，并转向追求全球产业“高悬的果实”。
（二）在提升话语与构建机构中，革新世界经济治理新秩序
针对当前国际经济治理体制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贡献率与话语权的严重不匹配，中国首先倡导在现有国际和地区机构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77国集团”“东盟”等中变革、调整和完善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的组织架构，提升新興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话语权与参与权。2015年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后，立即重启G20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致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不断将共商共治的经济治理观融入传统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使各个国家都能获得参加全球经济治理的平等地位与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有效途径。
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努力构建各种新型国际治理机构，以便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共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主要发起国的身份创建了一些新的合作机构，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多个经济合作组织、新型发展银行、自由贸易区，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声和发展的机构。在中国推动构建的新平台中，始终贯彻共商共治的价值原则，如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国积极落实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上海精神”，不断增强成员国互惠互信，在共商的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这无疑超越了历史上的强权政治模式，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共商共治的权利，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在参与减贫与合力共赢中，形塑世界均衡发展新样态
共建共商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共富，因此为了全力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格局，中国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同时，也积极为全球减贫事业添砖加瓦，竭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基础援助、紧急救助以及技术援助。在民生援助上，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和老挝修建铁路、公路和桥梁，在中亚和南亚修建发电站，在希腊和巴基斯坦修建港口，并在印度尼西亚构建“消除城市贫民窟”项目工作，帮助几百个贫困社区完成贫民区改造;在紧急援助上，面对世界范围内地震、飓风、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和战乱、冲突等，中国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呼吁，及时提供紧急救灾物资或现汇援助，并根据需要派遣救援队和医疗队，帮助受灾国重建家园。在技术援助上，中国向亚非拉国家派出管理人员、技术专家、青年志愿者等，在国内举办以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为代表的对外培训学院，总结分享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成功经验，通过人才、技术等的援助以提升受援国人力资源素质，提高其自主发展能力。这就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发展成果的全球共享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参与减贫的同时，中国更加注重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具体来说，就是鼓励、支持世界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以包容普惠的胸襟带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真正致力于实现全球经济的利益共赢和价值共享。通过积极推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和发展帮扶建设，进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在此过程中，不仅将价值链贸易和大规模减贫之间的内在经济学逻辑转变为双赢的“全球增长共赢链”现实，更实现了利益共赢联动。总而言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一直努力做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寻求利益共赢，凝聚互动合力，从而将世界经济格局打造成各国共建共享的“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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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6-09-04（3）.
（责任编辑：张积慧）
[关键词]共享发展;新引擎;新模式;新样态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04[文献标识码]A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2-0011-06
当前，经济全球化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已经紧密地结成一个体系。然而，在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虽然世界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唯利性”“垄断性”以及“我向性”弊端，使全球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落后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失衡[1]。面对这些全球发展难题，仅凭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已经很难应对，亟需世界各国共同贡献智慧、找寻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同时兼具国际视野，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既是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全球延伸与拓展，又是共享发展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与深化。共享发展理念为全球经济发展打造了新引擎、提供了新模式、塑造了新样态，是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一、全球经济发展困境与共享发展理念的世界拓展
共享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为了应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换挡升级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提出的。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的前提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只着眼于自身发展，而必须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树立世界眼光”，得“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2]，要让全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因此，共享发展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方案，我们必须在中国发展与全球进程的辩证统一中研究共享发展[3]。而就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而言，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增长动能不足、治理体系落后以及全球发展失衡等问题恰恰构成了共享发展全球拓展的现实语境，正是在这些问题的表征和成因中，共享发展所内蕴的世界意义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
（一）以资本为导向的发展引擎致使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互相钳制，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在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现有全球化体系中，资本主导性构成了其最本质的特征，即它是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与掠夺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在资本导向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确实掀起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高潮，但不得不说的是，鉴于资本本身无限增殖的贪欲和自私自利的本性，使得它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断产生反噬效应，最终造成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关于这一点，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本的私利性本质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进而造成全球发展动力相互掣肘和抵消。在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以及分工国际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各个国家就必须通力合作、协调一致、同向而行，但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自我利益奉为决策和行动的唯一出发点，并且围绕各自利益最大化产生了诸多矛盾和斗争。由此一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合力就在利益的纠缠和掣肘中变得分裂化、离散化，甚至发生背道而驰、彼此抵消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不仅难以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就连原有的发展成果亦会遭到反噬。正因如此，所以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一味地通过贸易保护和设置经济壁垒等手段来降低自身损失，丝毫不去顾忌别国利益，更不愿携起手来共同克服发展难题，在这种形势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全球发展乏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受到戕害。正如2019年4月世界银行所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所预测的，2019年70%的全球经济体增速将会下降，全球增长从2017年的接近4%放缓至2018年的3.6%，并预计2019年进一步降至3.3%，国际经济增长动能受到了严重侵蚀和消解。
（二）以新帝国主义为特征的经济霸权导致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顺应当今世界经济形势新转变
经济全球化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理应由全世界人民共谋大计、共商决策、共同推进，应该在公平正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准则下，通过建立多边机构和治理平台来共同调节世界经济运行、处理全球经济问题，从而实现对世界经济必要与最低限度的管制。然而，就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而言，其话语权和决策权却掌握在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他们凭借科技、军事和资本上的支撑，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通过操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或组织来实现对国际经济秩序建构的主导。由此一来，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实际上不过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并拒斥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治理体系。正如埃伦·伍德在《资本的帝国》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是隐蔽在经济全球化“外衣”下的经济强权，其实质乃是一种更加隐蔽的侵略和霸权行为，由“军事势力构成的超经济力量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变得对帝国主义至关重要”[4]，成为其推行全球霸权的新手段。然而，伴随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新帝国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霸权治理模式正在逐渐走向失格。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80%[5]，相比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全球比重则日益萎缩。在这一世界经济新格局下，现有的经济运行规则和话语表达与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已经出现了严重偏离，从而导致在各种世界性经济议题面前，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不可避免地出现话语失灵和决策失误现象。关于这一点，其最好的证明便是自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均遭到了破產，从而导致经济危机阴影久久无法弥散。这就昭示着，现有的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性经济难题的蔓延，世界经济治理模式亟需改变。 （三）以“我向性”发展思维为特性的新自由主义放任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除了发展动能不足与治理体系滞后以外，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重大问题则在于以“我向性”思维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弥漫所带来的全球发展不平衡。作为资产阶级价值理念的表达，新自由主义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经济学，它以追求绝对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显著标志。在其引导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将自身确立为绝对中心，把自身利益视为唯一关切，继而把其他民族国家贬低为供“我”驱使和控制的“他者”，视为获取自身发展的台阶和工具，深深地折射出一种“我向性”思维[6]。循着这一思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竭力将“市场决定论”推向全世界，“鼓吹垄断寡头支配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诱逼发展中国家放开资本项目限制”[7]，从而将所有国家都卷入全球经济体系当中;另一方面则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尽可能地从广大发展中国家那里掠夺巨额财富并将经济危机转嫁给他们。由此一来，整个世界的财富分配便呈现出一种极端的不平衡，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正如萨米尔·阿明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后果是两极分化，全球范围内的不公正”[8]。不仅如此，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还深入至以技术和人才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方面。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上的先发优势，他们制定出各种战略性技术联盟来严格锁定核心技术，以此吸引全球优秀人才为之提供服务，并严密控制尖端技术和人才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科学技术上有大幅度提升，只能靠发展低附加值的低端产业来维持自身。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了富国越来越富，而贫国越来越贫的恶性循环之中，进而引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冲突矛盾不断。
二、共享发展的理论探索：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中国智慧
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动能不足、治理不善以及发展失衡等问题，亟需变革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并树立一种公平、普惠的全球性发展新理念，进而使世界经济发展不再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规则不再为少数发达国家独撰、全球发展成果不再被少数发达国家独霸。共享发展的世界意义恰恰在于此，虽然它首先是为了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提出的，但其价值理念和原则要求却对世界发展有着同样的深远意义，尤其是其内含的“共建”“共商”“共享”原则不仅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引擎，更开拓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为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提供了新样态，从而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在世界经济发展动能上，共建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引擎
动力是发展的首要前提，只有解决了动力问题，发展才能获得现实的可能性。因此，世界经济要实现持续稳定发展，首先必须解决好发展“依靠谁”和“依靠什么”的问题。针对全球经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状，共享发展理念强调：世界经济不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独唱、小合唱，而是各民族国家共同参与、合作有序的大合唱。只有不同国家之间通力合作、携手共建，才能极大地激发各自的优势和潜能，并形成新的合作优势，从而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持久动力。
共享之所以能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引擎，关键就在于它所倡导的共建原则既符合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论，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既有深厚的学理依据，又有丰富的实践支撑。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关键因素，然而生产力既不会凭空产生、自发推进，也不是某个人或某小部分群体力量的作用结果，而只能由全体社会成员的智慧和创造力凝聚而成。将这一点拓展至全球领域亦是如此，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各国共建的力量优于或者大于孤军奋战，人类相互之间共建而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单边主义”[9]。正是基于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论的深刻领会，所以中国在发展实践中始终坚持既发展自身又兼顾他国利益，坚持与世界各国平等交流、通力合作，其结果是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强有力的驱动，从而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飞跃，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前，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动能疲乏，必须将共建的经济发展方式推向世界，让世界各族人民共同承担起全球经济发展的建设任务。共建摒弃了传统世界经济发展“以资本为中心”的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在发展道路上倡导“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10]。一方面，共建超越了资本主义“以物为本”的发展目的，以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为根本旨向。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作为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地球村成员，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共建一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利益至上的狭隘发展观点，从大局出发，以“全人类为中心”，强调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应当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只有“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10]。共建以共同创造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向，使发展得以超越国界与文明，从而能够充分调动各国人民参与世界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形成强劲的合力、蓬勃的张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持久驱动力。另一方面，共建超越了资本唯利性的内在本质，倡导世界各国积极承担起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共建共担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态度和责任，旨在为人类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中国历史发展的世界目标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非“独占世界舞台中心”。也就是说，与发达国家传统的资本掠夺、市场侵入、危机转嫁等方式不同，面对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共建共担指出各国都有责任去应对并解决。“世界上的路，只有走的人多了，才会越来越宽广”[11]，中国在为世界发展增添动力的同时，也在國际事务中积极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和履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合力共建共担的理论主张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智慧，为解决经济发展动能乏力提供了坚强后盾。 （二）在世界经济治理方式上，共商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模式
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除了需要充沛的动力之外还要有良好的治理体系来保驾护航。作为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和基本秩序的重要因素，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治理模式直接决定了不同国家之间能否做到优势互补和协力合作，能否使国际格局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迈进。针对目前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因话语霸权而导致的决策失灵，共享发展理念所内含的共商原则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模式。所谓共商，就是在民主、平等的价值基础上，让所有国家都参与到全球经济事务的商定之中，共同制定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规则机制、发展规划，从而在彼此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达成发展共识。
共商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是中国优秀传统“和合文化”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升华与应用。一直以来，中国都秉持着“贵和尚中”“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原则与方式来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正是在此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才得以化解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纠纷，同时集中起全体社会成员的智慧，激发了经济治理活力与效率，才能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不仅没有出现重大的矛盾冲突，反而在和谐稳定中不断前进发展。这种建立在共商基础上的经济治理模式对于打破新帝国主义下的经济霸权和单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从治理主体上来看，共商倡导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多元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1]。在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活动中，西方国家长期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但世界经济贡献并非完全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源，面对贡献与权利不对等的世界经济治理现状，中国主张全球经济治理要愈加兼顾和关切各方利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12]。其二，从治理方式上来看，共商主張各国公平享有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与参与权，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商共治倡导“各国通过协商合作共同解决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各种难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照顾和体现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坚持倡导合作，鼓励各国加强沟通和协调，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解决面对的难题”[13]，也就是让世界各国广泛参与全球经济活动、协商全球经济治理事务、共同书写国际经济规则，从而使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治理手段以及治理内容能够反映世界各国的呼声与利益，实现治理水平与能力的新提升，促进世界经济在和谐稳定中获得新发展。
（三）在世界经济发展理念上，共享为全球均衡发展提供新样态
共建和共商分别回答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规则设计问题，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明确“发展为了谁”以及“发展为了什么”的价值目标问题，因为这是关系世界经济平稳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针对资本主义“我向型”思维模式所引发的全球发展失衡，共享发展强调世界经济发展必须着眼于增进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要让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世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权利、机会等，让全世界共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可以说，共享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而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是世界各国的共赢而不是零和，为全球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全新样态。
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要“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求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4]，以此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与实践者，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精准扶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推进共享发展的具体落实，让越来越多人民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既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正是因为共享发展内在包含着对公平正义和协调共赢的价值追求，决定了它不仅可以解决中国问题，更可以推广至全世界，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新的理念和出路。其一，从世界经济发展成果的惠及主体来看，共享发展主张让全世界人民普遍获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共生共荣的国际社会，“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15]，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如生物链一般，其中一环一旦受损，国际社会就会由此产生矛盾与摩擦，甚至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固守“各自为政”的旧发展理念，而必须以更加包容普惠的胸襟来为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存发展条件而努力，要让世界各国人民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见证人和享有者，“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1]。其二，从世界经济发展成果的享有内容来看，共享发展强调更加全面和多层次的享有。共享发展除了主张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施以经济上的援助以外，还倡导将与之相关的技术、知识、管理分享和传授给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在“授之以鱼”的基础上更要达到“授之以渔”，从而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内在地生发出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从根本上保证和实现共享共赢、共同繁荣。随着共享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最终被彻底清除，并构建起共生共荣的新型价值体系，从而开启世界经济发展的全新范式。
三、共享发展的现实建构：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中国实践
共享发展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中国智慧，它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设计，更是切切实实的实践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必须要“落实共享发展”，使其“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新成效”[1]。为了将这一旨在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理念转化成现实，中国一方面通过积极搭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创新合作平台，激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创造热情和创新活力，不断培育壮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另一方面则通过努力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参与权，构建共商共治新机制，革新世界经济治理新秩序。除此之外，还全方位地投入到世界减贫事业中，主动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形塑世界经济发展新样态，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困境贡献了中国力量。 （一）在聚力创新与共建共担中，培育壮大世界经济发展新动能
为了加快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同时壮大世界经济发展动能，中国以“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机会和平台来使其大有可为，同时也为展开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提供保障。“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全球化原有平台基础上的延展，是构建国际经济合作的积极探索与尝试，通过“陆路三个方向、海上三个方向”，打造“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新局面，把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中国的前期投入和带动，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多国之间建立了相应机构对接，形成广泛的国际合作共识。当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得以有平台发展和世界联系，共建共担就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和现实可能。“亚洲基础投资银行”作为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促进亚洲区域建设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经过多次扩容，目前除了50个域内成员国外，还有47个域外成员国，投资范围也从亚洲延伸至全球，既增强了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维护了亚洲地区金融和经济稳定，更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互联互通，增强全球经济发展动能，打造了世界经济发展新引擎。
在推动共担共建的同时，中国还坚持以创新为驱动，打造全面创新、全方位创新、全领域创新、全员创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每迈出一步就要向创新要活力，“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1]。为了加快创新，中国积极以官方、民间科技合作为载体，促进国内外科研机构、学术组织、企业、科学家等的交流，以跨国创新的形式设立多个国家创新基地，通过主办“浦江创新论坛”“全球创新论坛”“世界科技创新论坛”等，不断将共同创新的理念推广至世界各国，加强各国之间创新思想的交流与互动。通过世界各国的创新合作，为培育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点提供互动场域，最终改变过去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撷取全球产业“低垂果实”的局面，并转向追求全球产业“高悬的果实”。
（二）在提升话语与构建机构中，革新世界经济治理新秩序
针对当前国际经济治理体制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贡献率与话语权的严重不匹配，中国首先倡导在现有国际和地区机构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77国集团”“东盟”等中变革、调整和完善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的组织架构，提升新興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话语权与参与权。2015年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后，立即重启G20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致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不断将共商共治的经济治理观融入传统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使各个国家都能获得参加全球经济治理的平等地位与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有效途径。
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努力构建各种新型国际治理机构，以便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共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主要发起国的身份创建了一些新的合作机构，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多个经济合作组织、新型发展银行、自由贸易区，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声和发展的机构。在中国推动构建的新平台中，始终贯彻共商共治的价值原则，如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国积极落实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上海精神”，不断增强成员国互惠互信，在共商的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这无疑超越了历史上的强权政治模式，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共商共治的权利，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在参与减贫与合力共赢中，形塑世界均衡发展新样态
共建共商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共富，因此为了全力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格局，中国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同时，也积极为全球减贫事业添砖加瓦，竭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基础援助、紧急救助以及技术援助。在民生援助上，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和老挝修建铁路、公路和桥梁，在中亚和南亚修建发电站，在希腊和巴基斯坦修建港口，并在印度尼西亚构建“消除城市贫民窟”项目工作，帮助几百个贫困社区完成贫民区改造;在紧急援助上，面对世界范围内地震、飓风、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和战乱、冲突等，中国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呼吁，及时提供紧急救灾物资或现汇援助，并根据需要派遣救援队和医疗队，帮助受灾国重建家园。在技术援助上，中国向亚非拉国家派出管理人员、技术专家、青年志愿者等，在国内举办以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为代表的对外培训学院，总结分享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成功经验，通过人才、技术等的援助以提升受援国人力资源素质，提高其自主发展能力。这就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发展成果的全球共享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参与减贫的同时，中国更加注重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具体来说，就是鼓励、支持世界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以包容普惠的胸襟带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真正致力于实现全球经济的利益共赢和价值共享。通过积极推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和发展帮扶建设，进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在此过程中，不仅将价值链贸易和大规模减贫之间的内在经济学逻辑转变为双赢的“全球增长共赢链”现实，更实现了利益共赢联动。总而言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一直努力做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寻求利益共赢，凝聚互动合力，从而将世界经济格局打造成各国共建共享的“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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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