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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城”并不在深圳，它在东莞。准确地说，“深圳城”位于深圳和东莞的交界处，正好压线。社区的身子在东莞境内，大门却朝深圳开。因此，连续三年荣获销售冠军，成了所谓的明星楼盘。成功诀窍如广告所说：“深圳楼盘，东莞价格。”很受业主青睐。
畅销的另一原因是极尽奢华。开发商认为，环境建设费用只占项目总费用很小一部分，在小区环境建设上无论怎么奢侈，也不会增加多少成本，好比机场贵宾厅里的清茶，卖几十甚至几百元一杯，没必要在一小撮茶叶上节省成本，选用货真价实的好茶叶，最多增加百分之一的成本，却能赢来百分之百的口碑。在表面文章上下足功夫，不仅给业主一个好视觉、好心情，也给深圳人居住东莞一个好借口。在这里购置物业的深圳人会对同事或朋友说：“我不是贪图便宜，是它确实太好了。环境优雅、空气新鲜、服务周到。有一种皇家园林的韵味，高贵至尊。”如今，实现小康的深圳人谁不希望“高贵至尊”呢？越是手头不宽裕买不起罗湖、福田、南山豪华住宅的深圳人，越是渴望“高贵至尊”。渴望“尊贵”不是罪，更不是深圳人的专利，此心态符合世界潮流并具悠久传统。朝远了说，早年英法荷葡之所以能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原因之一就是满足了本国贫民到海外冒充“贵族”的心态，否则，谁愿意到海外执行他们的殖民统治？往近说，改革开放初期住30平米以内公屋的香港人，蜂拥跑到樟木头购置面积超过100平米的“豪华住宅”，也是想过“贵族”瘾。如今“深圳城”的畅销基于类似道理。只要极尽奢华，同事或朋友不仅不会因为你住在东莞而瞧不起你，相反，在身临其境感受“高贵至尊”后，还忍不住照你的样子凑热闹购置一套，说住在一起周末打麻将方便凑角。如此，“深圳城”一经推出，当年就销售一空，开发商马不停蹄开发了第二期、第三期，并连续三年荣获销售冠军。但事不过三，好事情也不能做过头，否则，难免乐极生悲。“深圳城”到第四期，出了麻烦，出了大麻烦。
我不喜欢管闲事，也不打算到东莞去买房子，但对“深圳城”的任何信息都非常关注。因为，此物业开发商是小孙。
小孙是我兄弟。
除小孙外，还有一位年长我的大哥，1993年，我们三人在海口结拜成了兄弟。
当时海南房地产异常红火，是大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种红火。像大革命，比如早年的法国大革命或后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总之，整个海口有一种沸腾的感觉，市场沸腾，人心沸腾。沸腾也意味着某些方面的混乱。三个漂泊异乡的年轻人，怀揣一夜暴富的梦想，看着身边天天爆出神话传奇，自己却苦于无从下手，机会就在身边，却没有一单属于自己。孤独、浮躁、焦虑，缺乏安全感，非常需要抱团取暖和相互鼓励，所以，在省人事厅招待所，当我们发觉对方与自己来自同一座城市时，立刻像见到久违的亲人。在和平南六合大厦对面一家小餐厅，我们相聚喝酒，争着买单。大哥说，我老大，当然我请客。我说，眼下我的处境相对宽裕一些，还是我来吧。小孙说，二位都比我年长，我是小弟，应该我请二位大哥。忽然，我们都不作声了，顺着小孙的话往下想，最后，决定正式结拜兄弟，定期相聚，轮流做东，互相关照，相互提携，有福共享，有难共当。我们的结拜誓言非常简单：“如果三兄弟当中一个人伤了，另两个人一定要把他背回老家。”我们本来想说“死了”的，但不敢，怕说出来不吉利，就改说“伤了”。一个意思，心照不宣。
我们没有盼到一夜暴富，却等来房地产的严厉调控。那是真正的调控，相对于那次调控，现在所有的“调控”都是隔靴搔痒，甚至叶公好龙。当时的调控不限购也不限贷，矛头直指开发商，而不是针对老百姓。具体做法有六条，如“银行暂停为任何房地产公司发放贷款”，“不接受房地产公司申请的按揭贷款”，“房地产公司一律暂定上市”，等等。处处打在开发商的七寸。几乎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都在一夜之间断了资金链。昨天谈好的合作，今天不能兑现；已经签订的合同，无法实现交割；开工的楼盘，不得不瞬间变成“烂尾楼”。总之，海南的房地产当即一泻千里。一夜暴富的美梦做不成了，前期所作的铺垫全部打了水漂。大哥的付出最多，因此遭受的打击最大。他悄然走了，无声无息。据说大哥举债做了许多前期工作，打算拿下澄迈的一块地。现在，地肯定是拿不成了，白给也不敢要，前期所作的一切付出白忙活了，只留下一堆债务，欠了别人的钱，无力偿还，偷偷摸摸走，连个招呼都没和我们打。大概是怕连累我们吧。我则另辟蹊径，在位于府城的海南省委党校，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公务员公开招考，进了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成了江上舟的部下。老弟小孙坚持了一段时间，还在洋浦开发区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寄希望于东山再起，但洋浦并没有真正开发起来，他最终也离开了。小孙走的时候，倒是专门和我辞行，顺便向我借3000块钱。
“本来不需要向老哥开口的，”小孙说，“但我想坐头等舱。”
我暗暗好笑，既然没钱，干吗一定要坐飞机回去？还要坐头等舱？说实话，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坐过头等舱，我们来海南时，都是挤火车的呀。
但我还是把钱给他。不就3000块钱嘛，兄弟一场。别说他借钱是买头等舱机票，他就是拿了钱招小姐，我也给。
出于好奇，或者是想证实小孙没有没撒谎，我特意从洋浦赶回海口送他登机。这小子，穷得叮当响，还果然坐头等舱！小孙一身鲜亮派头十足潇洒万分口袋空空却昂首挺胸踏上红地毯，走进贵宾通道的瞬间，永远定格于我的脑海。之后多少年，每当我乘飞机，都想起当时小孙走在红地毯上的表情，脸上立刻忍不住绽开意味深长的微笑。
送小孙到机场的还有他的女朋友易睿玲。
睿玲并不年轻，好像比小孙还大一些，大概和我差不多年龄吧，但非常漂亮，并且很时尚。她常常穿一件短衫，短袖、短领、短身腰，因此显得腿长，更衬托屁股微微翘起，给人一种很想与她亲近的感觉。最突出的是胸口——双乳之间，无端地镂空一块，不大，却正好可以窥视深深的乳沟，仿佛她是称职的语文老师，每时每刻都在向同学们解释成语“一孔之见”。之前，每次小孙带她与我们见面，我都忍不住往镂空里瞄一眼，却又不好意思正眼看，多少有些尴尬。 我是过来人，看出她是结过婚并且生过孩子的人，因此觉得小孙吃亏了。好好的帅小伙子，找个已婚的女人当女朋友，算哪门子事？心里想，配我还差不多。这种想法在脑中一闪，立刻就产生罪恶感。结拜兄弟也是“兄弟”，我怎么能惦记兄弟的女人？现在，小孙走了，临走的时候，当着易睿玲的面，小孙郑重其事地拜托我多多关照“弟妹”。我满口说“没问题没问题”，心里却没底。第一，易睿玲并非真的是我“弟妹”。第二，一对孤身已婚男女，在当时那种浮躁、孤独、焦虑甚至有些茫然彷徨的氛围下，怎么“关照”？“关照”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因为“关照”而“出格”？
作为“关照”的第一步，小孙登机后，我请易睿玲在望海楼喝下午茶。
之前，因为她和小孙不清不楚的关系，我尽量避免与易睿玲正面接触，偶尔她单独找我，我第一句话往往是问：“小孙怎么没来？”万不得已赶上大家围坐一起吃饭，我也很少与她单独交流。这次就我们俩，我不得不与她单独面对。
大哥走了，老弟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心里空落落的，面对易睿玲，我忽然有一种类似亲人的感觉。或者说，我有一种把她想象成亲人的需要。倘若她不是“弟妹”，我真想和她亲近。不仅仅是生理的那种，更主要是心理的渴求。是一颗高高悬起的心，想找一个地方落下，哪怕是临时落一下。我甚至渴望她坐在那里，我把头靠在她肩上，或者枕在她腿上，抑或倒在她怀里，安实地睡一小会儿。我忽然发现男人其实和女人一样，都渴望“依靠”，同时，我明白小孙为什么与她在一起了。小孙当时的处境比我艰难，压力更大，心里更空落，更需要易睿玲这样“过来的”女人慰藉。倘若是个没有经历的小女孩，非但不能慰藉小孙，相反，还需要小孙来照顾她，就适得其反了。这么想着，我又不觉得小孙“吃亏”了，就觉得易睿玲更加亲切甚至可以依恋了。
我有些紧张，也多少有些兴奋。总之，我当时的表现肯定是矛盾的、不合逻辑的。
易睿玲倒很大方，也十分善解人意。她反复强调，大家都是朋友，她和小孙是朋友，和我也是朋友等等。
好吧，就“朋友”吧。我问她工作怎么样，有什么打算，我能帮她什么忙等等。或者说，我问她需要我给予哪些“关照”。
易睿玲说，她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办公室主任，房地产形势红火的时候还不错，现在形势急转直下，她有些适应不了。当下的工作其实是协助老板应付各种债主。包括银行，也包括施工方和“上家”。银行和施工方还好说，按照程序走，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比较麻烦的是“上家”，也就是当初把该项目转让给他们老板的那家公司。按照“合作开发协议书”，转让费以“固定收益”的名义分期支付，倘若不发生房地产调控，项目顺利推进，这种“合作方式”不仅可以规避国家禁止土地转让的规定，“固定收益”也可以随着工程进度按时兑付。可现在赶上房地产大调整，海南的房地产一落千丈，原先很有意向接手该项目的几个“下家”像商量好了似的，同时表示不感兴趣了，甚至躲都来不及。于是，项目成了烫手的“山芋”，捂在易睿玲他们老板的手上，扔不出去，而他们老板的资金大部分消耗在支付上家所谓的“固定收益”等前期费用上了，哪里还有资金继续支付上家的后期“固定收益”？于是，双方闹得很僵。最后，对方居然动用了黑社会。也没真动手，就是天天派两个人跟着易睿玲的老板，老板走到哪儿，黑社会的两个人就跟到哪儿，这让老板怎么生活？公司怎么运作？这时候，我问易睿玲需要我提供哪些关照，易睿玲就问我能不能帮他们摆平这件事情。
我哪有这能耐？就是有，也犯不着用在这上面啊。但是，“弟妹”的请求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我想了想，问易睿玲，你和老板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易睿玲被我问住了，居然反问我，“我和老板是什么关系？”
我点点头，说：“是，你和老板是什么关系？”
易睿玲脸红了一下，甚至有短暂的委屈和愤怒，想解释，嘴巴动了动，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尊重，才没有发出声来。
“别误会，”我说，“我是说摆平‘上家’是一件很大、很麻烦、需要消耗很多资源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你的能力，也超出了你作为一个打工者的责任。假如你和老板之间仅仅是雇佣关系，我劝你不要把精力消耗在这种无谓的努力上。”
易睿玲脸上慢慢回复了平静，说，不好意思，其实我知道这事很麻烦，而且我们不占理，很难摆平，但端人家饭碗，就受人家管，老板过不好，我们这些打工的也不得安生。我现在一天到晚甚至做梦都操心这件事情，所以，你刚才一问我能帮我什么忙，我想都没想就说起这件事情了。假如你觉得为难，当我没说。
我笑笑，说，既然你讲了，我就不能当你没说。
“这么说你打算帮我们摆平？”易睿玲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地问。
我未置可否，问她，老板给你多少钱一个月？
易睿玲说，工资4000，但最近公司没钱了，只发生活费。
“多少？”我问。
“上月1800，这月还没发。”
“这样，”我说，“假如你和老板纯粹是雇佣关系，我是说假如你不欠他的，我建议你跳槽。”
易睿玲苦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她也想过，可眼下房地产这么不景气，各公司都在裁员，跳槽哪里那么容易，跳到别的公司又能好多少？
我说，不一定是公司，跳槽到政府机关也可以啊。
“政府机关？”易睿玲根本没想到她还能往政府机关“跳槽”。
我说，是，我们开发区管理局就正在招聘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是政府机关的雇员，但也是正式签合同的那种。工资虽然不高，但比较稳定，综合福利不错，在眼下这种形势下，我觉得她去机关做雇员比在原来的公司好。
“可以吗？”易睿玲问。
我看可以。不然我就不会主动说了。有一个秘密我不方便对外透露，我们招聘雇员，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男的主要看学历，女的主要看长相。凭易睿玲的长相，我感觉行。我让她准备一份简历。 “好。”易睿玲说着，就在随身带着的小包包里翻起来。
“不急。”我说。
“找到了。”她说。
不久，易睿玲到我们管理局报到上班。
她不在我这个部门。不是本部门不需要人，而是我不希望她成为我的直接属下。担心她万一不是我想要的那种人，试用期结束之后不方便辞退。还有其他考虑，比如不希望她成为我的“窝边草”等等。老实说，我对她还存在某种幻想，但她又曾经是我结拜兄弟小孙的女朋友。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还是稍微有点距离比较好。
虽然不在我的部门，但谁都知道易睿玲是我介绍来的。我甚至怀疑，同事肯定以为我与她之间存在那种关系。
其实真没有。不是我不想，是因为我没有忘记小孙。有时候我也想麻痹自己，设想小孙与易睿玲的关系也如我和易睿玲一样，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如易睿玲说的都是“朋友”，所以我可以不顾忌小孙的存在。但这种麻痹只停留在思想阶段，一碰到实际，还是迈不过自己心里“弟妹”这道坎。
洋浦是一座天然海港。大型海港都有防浪堤，洋浦港的防浪堤则是天然的。在港口的西侧，有一条细长的半岛，像大象的鼻子一样那么细、那么长，伸得很远，一直伸到大海深处，这就是著名的“洋浦鼻”。“洋浦鼻”除了作为港口的天然防浪堤之外，还是一处天然美景。试想一下，在夏日的傍晚，沿着狭长的“象鼻”，往大海深处漫步，听着两岸的涛声，拂面凉爽的海风，是何等的惬意。当时洋浦才刚刚开发，生活设施并不完备，娱乐设施更是没有，我们管理局工作人员除了经常回海口之外，另一消遣娱乐的方式就是在“象鼻”上漫步。
这一天晚饭之后，我和易睿玲在“象鼻”上散步。去的时候夕阳西下，兴致很高。我虽然没能靠在易睿玲的肩上，也没有枕在她腿上，更没有倒在她怀里小憩一会儿，但与她一起散步，也仿佛觉得此刻的自己并不孤独，仿佛在洋浦也有可以心灵相依的亲人。我忽然理解男人为什么离不开女人了，除生理原因之外，更主要是心理。身边有个贴心的女人，再苦再累，一颗悬着的心就立刻落到了地上，就觉得安稳了，安静了，安全了。难怪“安”字是家里面有一女人。没有女人，哪里能安？之前我一直以为男人比女人坚强，现在才认识到，男人因为所承担的责任大，所以心悬得更高，更加容易摇摆，更加不稳定，男人其实比女人更脆弱，更需要获得庇护。比如像我，当时就非常渴望靠着易睿玲的肩上、枕在她的腿上，或倒在她的怀里，像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女人依靠男人那样，依恋一个女人。我已经完全理解小孙为什么找一个比他年纪大的“过来的”女人做女朋友了。现在，这个曾经让小孙高高悬着的心安稳地落在地上的女人，又在给我安慰、安稳和安全了。
我很感激易睿玲。
我的眼睛大多数时候望着大海，遥望远方的巨轮和近处的浪花，但洋浦海面的巨轮实在太少，只有一两艘孤零零地停靠在那里，装载价值不大的造纸原料。我的眼睛闲着无聊，偶尔也看看身边的易睿玲。但我不敢停留很久，只能快速地掠过。我掠过易睿玲的脸，掠过易睿玲的肩膀，当然，也假装不经意地掠过易睿玲的胸，易睿玲的胸很挺。令我联想到了飞机头，就像小孙搭乘的那个航班的飞机头，微微向上翘，似打算昂首起飞的样子。我想，如果摸上去，估计不会像飞机头那么坚硬，相反，会很柔软，是那种具有一定韧性和弹性的柔软。我渴望这种柔软，我渴望能抚摸一下，哪怕是轻轻地、短暂地抚摸一下。我想象易睿玲应该不会拒绝我，相反，她可能会迎合我。如果她迎合，那么，我的手可能会在她那里停留更长的时间，甚至，把手伸到她衣服里面。
易睿玲已经不穿那种胸口镂空一块的短衫了。她现在的穿着和我们基本一致，像公务员。易睿玲改变装束之后显得微微有点胖。大概之前就有点胖，只是我没有注意罢了。但她这种微胖在我心中丝毫没有减分，反而让我感觉更加可信、可靠、可依恋，甚至让我感觉到了温馨。在那个夏日的傍晚，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感觉到了温馨的风。
虽然非常渴望，但我保持克制。在“象鼻”上漫步的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我必须注意影响。
回来的路上，天忽然就黑了。在阳光下湛蓝的海水，黑暗中显得阴森森的，我担心易睿玲会害怕，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但易睿玲却并没急着往回赶，她反而放慢了脚步，仿佛是故意给我机会。那一刻，我真的很冲动。除生理之外，还有心理上的。我觉得，当一个男人已经明显感觉女方很有那种意愿的时候，如果再不主动，就有点卑鄙了，就太不“男人”了。什么是“男人”？“男人”意味着 “担当”。我对易睿玲一直保持克制，并不是自己“正派”，亦不是特别在乎小孙的兄弟情谊，小孙与易睿玲当初本来就是闹着玩的，并非认真。再说，他已经走了，离开海南了，估计永远不回来了，说不定，他还希望我接过“接力棒”，替他“担当”呢。我当时保持克制的唯一解释是不敢担当。这么想着，当易睿玲的胸脯碰到我胳膊的时候，我一冲动，就把她揽入怀中。没有事先预想的那些“前奏”，一下子就把嘴唇紧紧地贴到她嘴上。易睿玲的嘴唇有点凉，估计是海风吹的。但她很配合，在第一时间把舌头伸进了我的嘴里，表现出她也很急切很渴望的样子。我受到鼓励，更加肆无忌惮，手从衣服外面伸到衣服里面，直接抚摸她的“飞机头”，又顺着她光滑的肌肤往下滑，一直滑到她的潮湿。我很贪心，我的手甚至深入她身体里面。她身体从微微颤抖发展到强烈扭动，甚至发出某种急切的声响，并开始抚摸我。但在最后时刻，易睿玲比我冷静。正当我脑袋发热就要爆炸的时候，她提议：“先回去吧。”我把她搂得更紧一些，舍不得分开，但最后还是响应她的提议，先回去。毕竟，在“象鼻”上做那种事情太出格了，风险太大了，太不符合我的身份了。
往回走的时候，我们都表现得很急切，希望一步跨回宿舍，但又不能走得太快，否则，哪里像“散步”呢？我们希望相互贴着走，我甚至希望搂着她走。希望把她驮起来，让她半悬空地紧紧贴在我身上走。但是，我们又必须保持距离，就像一般同事或朋友在一起散步那样走。
回到生活区，见到同事和熟人，我大大方方地与他们打招呼，假装一点也不心虚的样子。同事和熟人仿佛也相信了我与易睿玲之间的清白，相信我们仅仅是“朋友”，只顾和我打招呼，眼睛并没有在易睿玲身上作过多的停留，眼神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怀疑。这反而令我感到不安，我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易睿玲带到我的房间。因为，我住单间，也就是说，我一个人住。这时候，我公然把易睿玲带到自己的房间，进去之后，把门关上，什么都不做也被说成什么都做了。再说，事发突然，我没有丝毫的准备。万一她怀孕怎么办？临时出去买不可能。我想到了后果，甚至想到这说不定是一场阴谋、一个陷阱。这样七想八想，就完全没了兴致。 “我送你回宿舍吧。”我说。
易睿玲愣了一下，说，啊，好啊。
易睿玲住集体宿舍，三个人住一间房，此时去她宿舍，当然是任何事情也做不成，我似乎是在用这种方式向众人表示自己的“清白”，也似乎是对易睿玲表达一种拒绝，甚至是一种背叛。我觉得自己很虚伪、很残忍、很市侩。
易睿玲仍然很开心的样子，领着我向她宿舍走。但我心里有数，她此时的“开心”是装出来的。
果然，到她宿舍门口，易睿玲停下来，说：“算了，不进去了，我宿舍里面还有别人。你要进去，我还得先进去和她们打招呼，她们可能还要准备一下，挺麻烦的。”
我说，好，祝你晚安。然后抬起手，摇一摇，作了个亲切告别的意思。又往外挥挥手，示意她先进屋，我才转身离去。
之后也有机会。比如可以分别去海口，然后找一个偏僻的宾馆住在一起。但也只停留在想象阶段，真做起来，又顾虑重重。既想到她是“弟妹”，我这样做不合适，又担心万一迈过这一步，我就要承担对她的无限责任。比如她试用期结束后签订正式聘用合同的事情。万一她们部门领导对她不满意，需要我出面摆平怎么办？还想到我老婆正打算调到海南来，最近就要先来看看。万一易睿玲认真了，找我老婆“摊牌”我该怎么得了？总之，这顾虑那顾虑，心思太重。
我的表现肯定让易睿玲很失望。说不定对她造成了很大伤害。此后，我每次见到易睿玲都看到她很开心的样子，都感觉她那种开心是装出来的。之前我一直以为，夫妻之外的一男一女做那种事情，都是男人占了女人的便宜，都是男人对女人造成了伤害。这次我才知道，有时候，男人不与女人做那种事情，才是对女人的伤害。比如我在当时的情景下故意躲着易睿玲，其实就是对易睿玲的伤害。此后多少年，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景，就非常后悔，就觉得自己伤害了易睿玲，就觉得自己对不起她，感觉自己欠她的。
我肯定让易睿玲失望了，甚至让她感到羞辱。我第一次知道男人不与女人做那种事情也可以让女人感到羞辱，甚至是更大、更深的羞辱。大约是这个原因，当然也包括其他原因，比如易睿玲对海南未来发展没信心，以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当时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等等，试用期满后，易睿玲并没有与管理局签订正式的聘用合同，她主动放弃了，走了。
当日我在海口开会。回来后，才知道她已经匆匆离开洋浦了，连个口信都没给我留，仿佛她不是我的“弟妹”，也不是我介绍到管理局来的。对她的失礼，我一点都没有生气，相反，还深深自责。我更加确定自己伤害她了，而且是深深地伤害。倘若她今后生活得好，还好些；万一她生活得不好，我会更加自责，永远不安。可是，她今后生活得好或是不好，我怎么知道呢？她特意选择我在海口开会的时候离开洋浦，连个口信都不留给我，大概就希望我在她的生活中彻底消失吧，我怎么能再知道她的状况呢？
我差点就忍不住给小孙打电话，向他打听易睿玲的情况，但又不敢打这个电话，毕竟，心里有鬼。我甚至害怕小孙给我打电话，担心他问起易睿玲的情况，我该怎么回答呢？
小孙还是给我打电话了。但不是因为易睿玲的事，而是他自己业务上的事。
小孙曾经在我们开发区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现在他人离开了，公司却没有注销，需要办年审或出具什么证明之类的事情。关于易睿玲，小孙电话里连一个字都没问。不知道他早已忘了这个女人，还是他没有忘记，并且他们之间一直保持联系，所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顾及我的面子，故意不问罢了。
我没有为小孙办理他委托的事情，我甚至没有仔细听他到底要办什么事。不是我办不了，也不是我没时间，是我不方便出面帮他办事。作为管理局的一个部门负责人，我怎么能帮一个“老板”出面处理他公司业务上的事情呢？如果我出面了，别人会怎么想？将来万一出了什么乱子，我又怎么脱得了干系？根据经验和惯例，这种事情，我不直接出面比较主动。我有分寸地客气了一下，让小孙把电话打给李贤贵，我说我会安排李贤贵帮他具体办理。
李贤贵是我部门的工作人员，年轻、机灵、勤快，对领导交代的事情能灵活、认真地处理，并且，事情办完后不会到处表功，因此我比较信任他。由李贤贵出面帮小孙做公司年审和出具证明之类的事情，比我合适。
估计李贤贵把事情办得很圆满，小孙还特意打电话向我表示感谢。听口气，他在家乡发展得不错，已经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了。大概是他把海南获得的经验，灵活应用到家乡的经济实践了吧。
除了经验之外，还有勇气。是那种自信自己一定能成为大老板的决心和勇气。估计，离开海南的时候，他就在心里发誓，自己这辈子一定要当大老板。表现在乘飞机上，就一定要坐头等舱，想着今后要么不坐飞机，要坐就只坐头等舱。他或许是用这种方式激励自己，倒逼自己，逼着自己有一番成就。
小孙在海南的时间并不长，却先后跟了几个老板，都是做房地产开发的。当时海南好像也只有做房地产的，他跟出了胆量。小孙认为，没有一个老板的水平真正超过他。他当时就对我和大哥这样说过。大哥夸他有志气，我却有些不以为然。小孙说这些人之所以成为老板，唯一的原因是胆子大、运气好。他还说运气是能够等来的，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只要国家大的经济政策和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好运气早晚一天会落到他的头上等等。所以，小孙认为，成为大老板的关键是自己必须有足够的胆量和决心。
小孙说他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胆量上没问题。
小孙的学历不如我正宗，不方便走我这条路。因此，他想当大老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被逼出来的。
小孙是中专生，炮校毕业。当年部队在福建拉练，突然接到命令，立刻轻装赶赴江西，参与对“二王”的围捕。小孙是实习排长。他说排长不算“官”，只能算“兵头”，战争中享有与战士一起死的特权。围捕“二王”在当时就是一场战争。小孙端着冲锋枪，与战士肩并肩在齐腰深的茅草中一步一步紧张地搜索前进，逐步缩小包围圈。突然，枪声响起，“哒、哒哒、哒哒哒哒……”，“二王”毫无悬念地被击毙了。离他只有几十米远。假如他们排和二排换一个位置，说不定小孙就成了烈士。没死，属于侥幸。 不久，大裁军，相对于二炮来说，高炮显然不是未来军队优先发展的兵种，他们同学中很多人争取到了再次进修的机会，当时他们把这种情况叫“回炉”，就是废钢铁投进高炉中重新炼制的意思，然后转到二炮等新兵种。小孙没有获得这种机会，他也没有积极争取。小孙因为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感叹生命的珍贵与短暂，他愿意被裁减，转业回到家乡，安排在机械设备厂工作。中专生，还是学高炮的，能安排什么好岗位？最后，当了厂里保卫干事。相当于如今的保安队长吧。干了几年，觉得没出息，单位连个房子都没有，想结婚都结不成。遇上国家在海南建立经济特区，小孙想，上次深圳成立特区，自己没赶上，这次不能再错过了，于是脑袋一热，下海了。钱没有赚到，却增长了见识，增强了信心，树立了一定要当大老板的雄心，也算是海南之行的一大收获吧。
另外，就是他获得了在家乡成立公司的“资信”。
当初海南的经济非常糟糕，糟糕到意味着国家在海南建立大特区失败的程度。为了扭转局势，为海南的发展打“强心针”，划出30平方公里，建立洋浦开发区，推出一项“超常规”发展政策，不需要验资，就能注册公司。小孙只花了一点手续费，一没有办公场地，二没有资本金，三没有具体项目，就申办了一家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的所谓投资公司。我当时虽然嘴上没说，心里对他的作派多少有些不屑，认为他虚荣心太重，注册个皮包公司，自己就成“老板”了？没想到，就是这“皮包公司”，成了小孙日后起家的“本钱”。
那是20年前的事情。当时，除海南的洋浦之外，在中国任何地方，包括海口，注册公司都是很严格的事情，注册资本为2000万的投资公司，就意味着确实有2000万的注册资本金，就意味着公司能承担2000万的经济责任，这就是“资信”。2000万，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小孙说，当时老家的许多所谓的大老板，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50万，换句话说，他们只有50万的“资信”，而小孙拿出一个注册资本为2000万的公司营业执照，说明他有2000万的“资信”，着实把很多人吓一大跳，以为他在海南发了大财。
我忽然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坐头等舱了。都2000万的“大老板”了，不坐头等舱，不符合“身份”啊。
小孙回到家乡后，没有住父母家里，早早打电话让朋友在家乡当时最高级的宾馆鸠江饭店订下豪华房间。从头等舱到豪华包厢，完全是“大老板”的作派，于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况且他还住在闹市。小孙没作任何宣传，也没刻意通知任何人，自然而然就引来一大堆亲朋好友和各路神仙。小孙以前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亲朋好友，连当年一起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找到鸠江饭店来了。
小孙放出风，说他打算在家乡投资，希望与家乡的企业家强强联合。
消息一出，趋之若鹜，各路老板都希望傍上小孙这位“大款”。
小孙打算在家乡注册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但他几乎没有一分钱资金，有的只是海南洋浦那家注册资本为2000万的所谓投资公司。这就是他所谓的“资信”，或者说是“资本”。他要以这家所谓的“投资公司”为发起人，在家乡发起成立一家新公司。
“有钱大家赚。”这是小孙喝酒之后的口头禅。
“朋友就是财富。”这是小孙经常说的另一句座右铭。
他还说：“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在海南发展多年，虽然赚了些钱，但没有忘却生我养我的故乡。回故乡投资，是我的心愿，还仰仗大家抬庄。”
新公司小孙占51%的股份，剩下的49%“让”给家乡的各路神仙。这些小股东也没有足够的资金，但他们好歹是“老板”，多少出了一些小钱，凑起来大概几十万吧。小孙就利用这几十万，加上自己的光环和“影响力”，托了一些关系，花了一些钱，又通过我让李贤贵从洋浦工商部门出具了证明文件，最终在家乡注册了新公司。
新公司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投资，而是捐款。
没钱还捐款？
对。这就是小孙，就是我那结拜兄弟的作派。
小孙在鸠江饭店接待的亲朋好友中，有一位是他的老领导，也就是当年他们机械设备厂的副厂长。时过境迁，如今小孙成“大老板”了，对方也从副厂长升格为厂长。
厂长与小孙算不上“亲朋好友”，倘若小孙不是“衣锦还乡”，估计厂长也不可能放下身段来鸠江饭店拜访他，甚至，小孙主动回到厂里，厂长也未必会亲自接待他。但如今小孙是“大老板”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厂长对小孙说了两件事。第一，小孙的人事档案和干部关系还在厂里，厂里一直妥善地保留着，若有需要，随时提供。第二，既然小孙的关系还保留在机械设备厂，理论上仍然是厂里的职工，厂里要分房，小孙也有份。
小孙觉得十分奇怪，当初自己在厂里辛辛苦苦做保卫工作的时候，单位没有给他分房子，如果当初单位对他像现在这么好，给他分了房子，让小孙顺利地结婚，他就不会“下海”了。如今他脱离单位多年，早该作除名处理了，单位怎么忽然想起来给他分房子了呢？厂里又怎么突然有房子了呢？
厂长说，我们厂虽然效益不好，但位置不错，算市中心吧，厂区四周围墙都靠街道，围墙里面都有一大片绿化带，其中堆放着一些废旧设备，我们打算把这些废铜烂铁清理掉，利用这些围墙和绿化带兴建职工宿舍。
“厂里有钱吗？”小孙问。毕竟在好几家房地产公司干过，小孙知道，从设计、报建，到施工验收，这是要花一大笔钱的。凭他对机械设备厂的了解，厂里不可能有这笔钱。
“没有。”厂长非常诚实地说。
“那怎么做？”小孙问。
“合作。”厂长说，“厂里出地皮，开发商出资金，物业分成。”
小孙一听，有门儿，感叹士别三日确实应当刮目相看，厂长的思想确实解放了。他接着问：“合作方谈妥了吗？”
厂长说，谈得很多，但还没有最后确定。
“为什么？”小孙问。
厂长说，要么，对方没有足够的实力；要么，分成比例不合适。 与其他企业家捐助一万、两万最多不超过五万不同，小孙提出捐助50万。在小小的家乡，自然引起轰动。
捐款仪式很隆重。家乡虽然经济发展不力，做表面文章却很在行，据说因此出了不少大官。市长大人在电视上俨然是一国领袖的形象，亲切而不失威严。小孙很配合。为了表白自己货真价实，预防诈捐，他不像其他企业家那样夸张地画一张巨大的现金支票。小孙在事先保密的情况下，突然将一摞摞崭新的人民币直接齐刷刷地摆在主席台上。在当时，50万是天文数字，人群“哦”了一声，像是在电影院看电影，看到一个惊险镜头，大家禁不住齐声发出惊叹。但捐款现场比电影院宏大，50万人民币摞在一起也比荧幕任何宝藏真实直观。于是，在那个人人争当“万元户”的年代，人们受金钱魔力的驱使，先是自然伸长了脖子，后是直起腰杆，最后竟然站了起来，并且发生位移，自然而然集体趋近主席台，争相一睹金钱的风采。其情景好比早年乡下娶不到老婆的光棍，实在尝不到女人的滋味，听听墙根也好一般。因为人太多，若不是主办方及时制止，差点造成踩踏事件。
在紧随其后的招待会上，市长鼓励小孙继续为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作贡献，小孙激情之下表示：“一定要为本市多投资。为了多投资，决定将正准备开工的多层住宅楼改为高层商住楼，就是带电梯的那种，只是不知市长批准不批准。”市长说：“国家已经制定了浦东开发新战略，本市决定借此东风，主动接受辐射。你与机械设备厂合作开发的那个项目我知道。位置那么好，建成多层住宅确实可惜了，若开发成带电梯的高层建筑，楼下做商场，楼上做住宅，最好。除了改善国企职工居住条件，还能提升本市形象，带动本市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是好事情啊！你把报告拿来，我这就为你特批。”
当时的房地产开发不如现在规范，市长的特批相当于 “圣旨”，规划部门不敢违抗，只能乖乖地配合。于是，小孙通过50万的捐款，顺利增加了容积率，而这多出来的面积，按照合同的第二条补充条款，全部归小孙，与工厂无关。
有了合作开发合同和市长的特批，小孙与投资商的谈判底气十足。他主动让利，用二八七二明显优于市场的分成比例，迅速与昔日海南的老板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
表面上看，小孙吃亏了，他与工厂的合同是三五六五分成，与投资商的合同是二八七二分成，自己赔了七个点，但两份合同的基数不一样。前一份合同，多层住宅的建筑面积是一万平方米，他按合同给工厂的面积是6500平方米；后一份合同，通过市长的特批，高层商住楼总面积为四万平方米，二八七二分成，小孙分得12200平方米，减去第一份合同中小孙分给工厂的6500平方米，剩下的4700平方米是小孙的净利润。考虑到小孙分得的物业主要是临街商铺和顶层豪宅，按当时平均每平方米4000元价格计算，总价值为1880万元人民币，而这桩项目中的地皮是机械设备厂出的，资金是小孙昔日在海南结识的老板出的，小孙的全部投入包括捐助的50万，总共不超过80万。也就是说，小孙一下子就赚了1800万！摇身一变成了真正的“大老板”。
之后，他又通过股权回购的方式，以当初两倍甚至数倍的价格，从小股东手中回购了全部股份。虽然损失了一些资金，但新公司最终重新变回他的独资公司，小孙成了家乡名副其实的大老板。
虽然成了大老板，但小孙欠我的3000元始终没还。刚开始，可能实在没有钱，估计订宾馆豪华包房的钱也是借的，或者是从想傍大款的小老板们那里蒙来的。后来，果真赚了大钱了，又不好意思还了。如果要还，该还多少合适呢？当初那3000块钱，好比一株小树苗；如今，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如果要还，是还一株小树苗呢，还是还一棵参天大树并连同这棵大树结出的所有果实呢？我也没当回事。当初给他的时候，根本就没打算让他还。事实上，我已经渐渐与他少了来往。偶尔听李贤贵说起小孙的事，说他在老家事业发展得不错，是老家当地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等等，我也没有当真，还暗暗嘲笑李贤贵被小孙蒙了。只因为小孙是我的“兄弟”，并且是我吩咐李贤贵帮他处理一些事情的，所以才不便戳穿他罢了。直到父亲去世，我才忽然发现，原来李贤贵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父亲是离休老干部，他的葬礼由公家操办，我没有通知小孙。我也没有通知任何人。我在外地，没机会参加同学或朋友的红白喜事，如今自己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当然也就不便通知别人参加。我家兄弟姐妹七个，加上父亲当年在位的时候，差不多将老家的所有堂兄堂弟都从农村弄进城市来，刚开始时做临时工，后来转成合同工，最后大多成了所谓的正式工。他们都记着我父亲的好，父亲活着的时候没机会报答，父亲死了，当然要赶过来吊唁一番。所以，父亲的葬礼很热闹，不需要我招呼朋友和同学凑场子。
但小孙不知怎么知道了。
他来了。
我根本就没有通知他。
我的兄弟姐妹甚至完全不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兄弟”，当然更不会通知他。但是，他来了，还带着一大帮人，好几辆车，重视程度和隆重等级，超过我们家任何一个兄弟姐妹或堂兄堂妹。
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但我的侄儿侄女中居然有人立刻认出了小孙，说他是展望公司的老板。我这才知道，街上“展望未来掌握当下”的广告是小孙做的，他的公司叫“展望”。
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多少得到一些满足。心里想，我虽然在家最小，又常年在外地工作，却并不意味能量最小。你看，父亲去世，我的朋友不来则已，一来就是本市最大的老板，这场面，这排场，是哪个兄弟姐妹堂兄堂妹比得了的？同时，我立刻意识到，不是李贤贵被小孙蒙了，而是我自己太保守了，太自以为是了，太低估小孙了。
尽管满足部分虚荣心，但我对小孙的作派还是有些不习惯。主要是他太夸张，俨然成了我父亲葬礼的主导者，过于喧宾夺主了。小孙大张旗鼓地来了之后，先是响当当地对我父亲的遗像磕了三个响头，俨然把自己当成我父亲的亲生儿子。然后立刻吩咐提高葬礼等级，提出将活动仪式从二号礼厅转移到一号礼厅。虽然只差一位号码，但一号礼厅是殡仪馆的主礼厅，小孙的这一要求，不是量变，是质变。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仪式主办方老干局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出面干预。小孙说，不就是增加费用吗？不用你们考虑，费用由展望公司出。 “不仅仅是费用问题，”老干局的人把小孙拉到一边，轻声说，“主礼厅不是随便租用的，涉及级别问题。”
小孙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说了几句，把手机递给对方，说：“搞掂了。”
不一会儿，殡仪馆的领导亲自过来，对小孙点头哈腰，立刻按照小孙的要求将我父亲的葬礼活动转移到了一号礼厅，也就是主礼厅。
我并不领情，甚至认为小孙的做法不得体，过分张扬且喧宾夺主。但在那种场合，我也不好表露出来。或许我当时脸色不好看，但在葬礼上，这种脸色难看是正常的，小孙看不出来，估计看出来他也不在意。我心虚地看着长兄，希望兄长能理解我，原谅我。没想到兄长不但没有生气，相反，还非常高兴，他热情地和小孙握手，仿佛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抑或，小孙原本就是我家兄弟当中的一员，只是失散了多年，今天突然回来一般。我无话可说，听之任之。
这以后，小孙就恢复了和我的联系。
我告诉小孙，我也离开了洋浦，离开了海南，来到了深圳。
小孙问，级别保留了吗？
我说，能调干进入深圳就不错了，哪里能考虑级别。
小孙说，那也有级别啊，档案上有的。
我说，是，档案是注明“副处级”，但我进的是事业单位，不是权力机关，无所谓。
小孙说，那也有用，你还是要找领导谈谈，争取落实政策。还问：要不要我帮你问问？仿佛他的威力不仅在小小的家乡有效，到了深圳同样有效。
我转移话题，问小孙过得怎样？
他说马马虎虎，然后简单说了他与机械设备厂合作开发商住楼的事情。
为防止他把话题再拉回到我“落实政策”上，我假装对他的话题很关心，故意多问了两句。比如对厂里仍然把他当职工，仍然给他分房子等等，我问他结果怎么样？真给他分房子了吗？他要了吗？
小孙说，商住楼建好之后，厂长没食言，确实“按政策”给他分了一套房子。
“你真要了？”我问。
小孙笑笑，说，要了，但也可以说没要。
“到底要没要？”我问，“什么叫要了又等于没要呢？”
小孙不好意思地笑笑，解释说，当时他想推辞，他不能要，要，就不是大老板的作派了，但厂长坚持让他要。这时候，厂里有一名工伤职工因为没有分到满意的房子来闹事，小孙就对厂长说，把分给我的房子给他吧。厂长就做了顺水人情，把原本打算给小孙的房子给了那名工伤职工。
“这么说你是活雷锋啊。”我说。
小孙再次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活雷锋谈不上，但基本的良心还是有的。最后，小孙大概是为了表示跟我贴心，向我坦白，那位工伤职工就是他当初的恋人黄雅莉的丈夫。
这么说着，我差一点儿就说到易睿玲。
我甚至都说到嘴边了，但还是忍住了，没说。因为，我心里有鬼。相比小孙坦然说出黄雅莉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比小孙虚伪。
这以后，我和小孙就一直保持着联系。但也只是偶尔打打电话，发发短信，几乎不见面。每次我回老家，也不告诉他。事后他追问起来，我就说知道他忙，不想给他添麻烦等等。小孙自然是埋怨一番，我再解释一番。其实我是故意不告诉他的，嫌他太夸张。他要是知道我回去，肯定会隆重接待，把加长林肯直接开进停机坪也说不定。这种礼遇我承受不了，也会打乱我回去的原有安排，甚至破坏原有的心情，还搞得好像欠他人请似的，没必要。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小孙的这套作派，我甚至觉得我们其实不是一路人。比如搭乘飞机，有时单位组织职工旅游，我明明可以坐头等舱，却宁可与大家一起坐经济舱。我懂得大隐隐于“众”的道理，任何时候都不想让自己太突出。我常常想，我和小孙之所以成为“兄弟”，只是在当年海南那个特殊时空内，各自的诉求碰巧发生交集罢了。
当然，除了小孙，还有大哥。
我问起小孙关于大哥的情况。我想，家乡是个小城市，小孙和大哥都生活在这里，应该相互知晓。
小孙似乎不想谈大哥，但我问得这么直接，他没办法打马虎眼。他说，大哥找过他，向他要钱出书，但书的内容涉及邪教，有些反动，所以小孙没给他钱，俩人闹掰了。
听小孙这么一说，我也不再说大哥了。
再次见到小孙，是几年前的事情，离我们当初在海南结拜，过了将近二十年，离我父亲去世，也差不多过了十年。
他是来深圳谈一个合作项目的，没谈成。离开深圳之前给我打个电话，说请我吃个饭。
又是喧宾夺主。他来深圳，怎么请我吃饭呢？应该我请他才对。
我说，好，并问他在哪里。他说了个地方，我立刻推掉其他应酬，赶过去。
这一次，我发觉小孙变了。人变老了，主要表现在头发上。头发稀疏，且有些发黄，呈灰白色。目光仍然炯炯有神，但眼睛四周出现许多斑点。人变得绵柔许多，不再像之前那样咄咄逼人的样子，看上去让我更亲切了。
小孙这次只带了一个人，并且吃饭的地点也不夸张，这让我感觉非常舒服，我们也因此聊了许多。
小孙说他想来深圳发展，问我有没有合适的项目推荐。
这要是在内地某些地方，属于“招商引资”，对当地的官或吏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情，但深圳不是。深圳好像都是投资人主动找上门的，官或吏好像都没有“招商引资”任务，也没有相应的奖励政策。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好项目。深圳现在能有什么好项目呢？凭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觉得深圳更像印度的班加罗尔，比较适合做创新科技或与之配套的风险投资。但小孙显然不懂创新科技，做风险投资我觉得风险太大，小孙也好像不懂，我不能害自己的兄弟。最后，按照“做熟不做生”的规则，我觉得小孙还是做房地产开发最合适。可是，深圳哪里还有地呢？没地，怎么做房地产呢？
“东莞行不行？”我问。
“东莞？”小孙问。
“但挨着深圳，大门可以朝深圳开。”我进一步说。 这是我偶然听来的一个项目。是在一次饭局上，东莞凤岗一个官员说的。当时完全没当回事，现在被小孙一问，陡然想起来，就随口说了出来，没想到小孙居然来了兴趣，当即让我与对方联系。后来，就有了“深圳城”。
现在，“深圳城”出事了。出大事了！
事件由降价引发。
“深圳城”一期房价每平方米6000多元。这个价格当时在东莞算高的，但相对深圳动辄一万多的房价来说，算便宜的。考虑到“深圳城”的客户群体主要来自深圳，离中心区的距离其实比松岗或坪山还近，所以，当年销售一空，成了销售冠军。二期价格8000多元，在东莞仍然算高的，但相对于深圳来说，依然便宜，再次销售一空，继续赢得销售冠军。小孙开发了第三期，销售价格10000元“起”，均价达到每平米12000元，由于表面文章做得好，小区看上去很高档，既实惠又能满足业主的虚荣心，加上辅助了一些促销手段，所以，尽管销售速度比前两期慢，但最终还是售罄。连续三年荣获“销售冠军”，“深圳城”成了所谓的“明星楼盘”。本来计划只开发三期的，但小孙见有利可图，又追加开发了第四期。就是这一次，出了麻烦。
考虑到这是最后一期，相当于一锤子买卖，所以，价格定得比较高，每平米达到16000元。
销售速度明显滞缓。
小孙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抽奖、送三年管理费、预付金四万抵十万等等。又引入了两家知名的房地产销售中介公司加盟，加大推销力度。
有些效果，但仍然没有预想的好。此时深圳的房价在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所谓“严厉调控”下，仍然悄悄地节节攀升，均价早已经突破每平米两万。但因为历史的原因，深圳所谓“关内”和“关外”房价仍然相差很大，整个深圳的房价并不平衡。原特区内即所谓“关内”的某些楼盘单价已经超过5万每平米，而原特区外即所谓“关外”的坪山等地的房屋单价才一万出头，甚至低于“深圳城”。坪山虽然更远，但毕竟属于“深圳”，“深圳城”虽然叫“深圳”，并且离中心区的距离比坪山近，但毕竟属于东莞，毕竟住到了“深圳”之外，两相对比，“深圳城”失去了市场优势。所以，尽管小孙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到年底，“深圳城”第四期仍然只销售了一小半，另一大半捂在小孙手上，成了他的心病。
“深圳城”的开发拉近了我和小孙的距离。因为，这个项目是我推荐他做的，因此就承担了某种责任。我曾经劝他不要超计划开发第四期，说国家下这么大决心对房地产严厉调控，房价不可能一直上涨，所以劝他见好就收。
“现在收手，能确保完胜。”我说。
小孙不作声，似若有所思。我知道，这就是他不同意我看法的意思。
小孙很尊重我。除了我是他“老哥”之外，多年的商场经历，也让他对官员绝对尊重。曾经有一次小孙喝多了，对我说：“还是老哥好啊。在中国，再大的老板也大不过官。”借小孙的吉言，我早已“落实政策”，先是恢复了副处级，后又被扶正成正处级，现在大小也算一个“官”了，小孙更加不敢轻易否定我的意见。
见小孙不说话，我又提醒他不要忘记当年海南房地产的教训。
小孙的眼睑活络了一下，我以为自己说动了他，谁知他却说：“我就是对比了当年的调控，才决定追加第四期的。”
“哦，怎么说？”我问。
小孙说：“当年的调控是真调控，这次是假调控，所以我不怕。”
“是吗？”我问，“这次是假调控？”
“不是吗？”小孙说，“当年的调控是针对开发商的，手段是彻底切断开发商的资金链，不允许银行给开发商贷款，不接受新的房地产按揭，暂停所有的房地产公司申请上市，搞得开发商没资金了，几乎要破产，所以房价一落千丈。而这次天天喊‘调控’，却一条实质性手段都没用。所以，房价不可能大跌。另外，上次房地产市场主要是‘炒项目’，如今的房地产市场是直接面对刚性需求，市场的主体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无论怎么调控，也不会发生当年海南房地产那样的惨剧。”
说实话，小孙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我不完全认同小孙的话。从更宏观的角度考虑，物极必反。我坚信房价涨高了，就必然下跌，房子建多了，就必然滞销，即便国家不出台任何“打压房价”的政策，房价也不可能只涨不跌，这不符合市场规律。但我没有说那么多。毕竟，是不是继续追加开发“深圳城”第四期，是投资商自己的事情，不是我这个“官员”该干预的范围。考虑到我和小孙是兄弟，这个项目当初又是我推荐的，我有责任提醒他，至于我提醒之后他是不是采纳，由小孙自己决定。他在非常尊重我的前提下，仍然为自己的行为作了那么一大番辩解，我就没必要坚持己见了。再说，我也不敢肯定自己的意见一定正确。我一直以为，我虽然学历比小孙高，但并不一定比小孙聪明。要不然，如今成为大老板的为什么不是我，而是小孙呢？
现在，我的担心得到了印证，“深圳城”第四期果然出现了滞销。
这期间，小孙将老婆孩子送到了加拿大，说“深圳城”项目了结之后，他打算收手不做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赚那么多钱没有用。说人的第一需求是安全的需求，当初没钱的时候，以为钱多了就安全了；现在有钱了，却发现钱越多反而越不安全了，总感觉什么时候会被人彻底算计一把。
“还是老哥说得对，”小孙说，“物极必反。所以，见好就收是上策。”
我心里想，现在知道见好就收了？当初为什么不听我的？但我没有这样说，只是笑笑。
我问他，移民到加拿大，是不是担心在国内有朝一日有人整他，或者担心国家政策有什么重大变化？
小孙说，有人整他，那是肯定的。几乎天天被人算计，但是他不怕。被别人算计成功了，只能说明自己无能，不能怪别人。至于国家政策，他一点都不担心，假如说国家政策真有重大变化，那也只能往好的方向变，不会往坏的方向变。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移民国外？”我问。
他给我说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他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有次全家开车去旅游，把车停在某处，回来取的时候，发现身上根本没有零钱，而加拿大人稀地广，附近也没有换零钱的地方。等了很长时间，没见人，最后只好把车开走。谁知刚刚开走，就被警察追上，要罚款，他解释说身上实在没有零钱，警察就客气地放他走了，提醒他下次开车出来身上一定要备有零钱。 另一个故事说他儿子和女儿闹着玩，女儿觉得自己被哥哥欺负了，到妈妈面前投诉，小孙的老婆说：“找我有什么用，你自己不会报警啊。”老婆是开玩笑的话，女儿当真了，果真打电话报了警。不一会儿，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他们家，在获悉是小孩闹着玩之后，警察没有批评小孙的女儿，仍然非常紧张地把他们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甚至地下室和屋顶都仔细搜查一遍。小孙夫妇当时觉得奇怪，既然已经说了是小孩子闹着玩的，还这么仔细搜查一遍做什么？警察说：“万一你们是被胁迫才说是‘闹着玩’的呢？万一有恐怖分子在暗中用枪瞄准你们呢？所以我们必须立刻把你们带离现场，然后仔细搜查，确认安全后，才解除警戒，让你们回家。对不起，打扰了。”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小孙说，“第一，警察非常尽职。第二，管理非常人性化。”
“你说的‘安全感’就指这方面？”我问。
“也不全是吧，”小孙说，“但女人是感性的，我老婆通过这两件事情，就坚决认为在加拿大很有安全感，不想回来了。”
千错万错，错在小孙不该不与我商量就突然降价。
当然，我不是他的合伙人，也不是他的顾问，作为官员，我也不能成为他的合伙人或顾问，他作任何商业决定，没义务一定要征得我的同意。但是，我自认为自己是他的“老哥”，这个项目也是我向他推荐的，客观上讲，我是他的“保护伞”或者说是“后台”，不出事便罢，万一出了什么事，肯定要牵连我。从这个角度说，他在项目运作上作出任何改变最初发展方向的重大决定，于情于理都应该事先征求我的意见，至少应该知会我。否则，万一出麻烦了，我就是想帮他摆平，也会措手不及。
这不，果然出事了。这天一大早，售楼部就被一大群业主重重包围。
来人都是“深圳城”第四期的业主。他们围堵售楼部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抗议开发商的“欺诈”行为；二是阻止其他人前来买房。这天是星期天，上周末开发商突然宣布，将“深圳城”第四期单价从每平米16000元降到12000元。经过一天的宣传、传播、酝酿、发酵，今天引来一大批看房者和购房者，让老业主们十分愤怒。
“既然本周就要降价，上周为什么忽悠我下单？”一名上周刚刚交款的老业主愤怒地说，“房子还没到手，就白白损失了几十万，是可忍，孰不可忍！”
另一名更早交款买了“深圳城”第四期的老业主说：“我在市内有房，买‘深圳城’的唯一目的就是等它升值，大赚一笔。现在倒好，钱没赚到，却白白赔了几十万，这不是欺诈吗？”
如今资讯发达，“深圳城”的业主早就建立了自己的QQ群和微信群，通过这些群传播，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老业主都获悉了第四期突然降价的消息，他们个个感觉自己被忽悠了，每个人都义愤填膺。他们首先汇集到售楼部，要求退房，或退差价。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房子买了，涨价全部归你自己，跌价却要发展商替你承担，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但工作人员也不能与业主发生直接对抗，他们的对策是软拒，说领导不在，他们会把老业主的意见转达给领导等等。这种小儿科的缓兵之计骗不了业主，深圳的业主久经沙场，个个不是省油的灯。等你们汇报到领导那里，再等领导研究出结果来，“深圳城”第四期剩余的房子早就售罄了。到那时候，一切尘埃落定，成为既成事实，谁还理睬他们？少数业主开始砸售楼部。他们的本意不是搞破坏，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逼老板出来。但老板不上当，这种事情，老板是不会冲在第一线的。宁可让售楼部被砸个稀巴烂，老板也不会出面。业主也有分寸，他们没有真的把售楼部砸得稀巴烂，象征性地砸了几样不值钱的东西，如楼盘模型等。见没达到目的，就开始寻求新的策略。业主们意识到砸不是个办法，相对几百套第四期房子来说，别说是售楼部里面的物品了，就是把整个售楼部炸掉，开发商也还是赚大了，老业主还是赔惨了。再说，真要是把售楼部砸个稀巴烂，追究下来，也是要承担司法责任的，老业主们不会做这样的傻事。这时候，他们想到了另一个对策：封路。只要不让来看房和买房的人进来，不让降价后的房子成交，就不会形成既成事实，事情就总有转机。于是，大家商量了一番，又一窝蜂地拥到大门口，涌向公路，把进出“深圳城”的道路封住，不让外面的人进来。
“深圳城”是在深莞交界一片荒野上开发建设的，经过开发商的极力打造，如今这里鸟语花香至尊至贵，一派皇家园林景象。但底子不行，好比穷人乍富，外表虽然穿了一身漂亮的西装，内裤却是打补丁的。比如对外交通，就只一条临时通道。既然是“临时通道”，就不是很标准，典型特征是路面狭窄，两辆小车交会问题不大，两辆大车交会车轮就要轧在路边的软基上，久而久之，路边坍塌，波及路基。开发商专门安排几个民工不断填补，但填补的只是表面，并未触及根基，大车再一交会，又轧出新坑洼。业主对这条道路很有意见，开发商也希望将路转为市政工程，扩宽、加固、完善配套设施。但涉及两个城市，相互扯皮。从深圳方面说，“深圳城”属于东莞，深圳的市政部门哪里愿意为通往东莞的“深圳城”修建一条市政道路？从东莞方面说，“深圳城”虽然属于东莞，但社区的大门却是朝深圳开的，因此，连接大门与公路的道路在深圳境内，东莞的市政部门如果跑到深圳境内去修建市政道路，不是越俎代庖吗？所以，该问题至今没解决。现在，这条不宽的临时道路被第四期老业主一堵，“深圳城”立刻水泄不通，成了名副其实的“围城”。
很快，一辆大巴被拦下。这是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租用的旅游大巴，上面满载几十位来看房并很可能今天出手买房的准业主。这些准业主都是早有意愿买房的潜在客户，他们被房地产中介业务员跟踪服务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天赶上大降价，特意带上全家人一起来看房子，如果不发生意外，十有八九能落单。一路上，业务员们在作最后的冲刺，他们辛勤跟踪了几个月，等待的就是最后这一刻，不可掉以轻心。
“这么高级的房子卖了白菜价！”
“买了就等于赚了！”
“过了这个村就再没这个店了！”
业务员一路忽悠，准业主们胃口早已经被吊了起来，但他们都是老江湖，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都什么年代了，不可能不上床就领结婚证吧？他们必须来现场实际察看察看，享受享受业务员的殷勤，再考察考察小区的整体配套和环境，研究研究样板房，然后才可能出手。现在，“深圳城”就在眼前，业务员装了几个月孙子终于获得回报了，离成功一步之遥，大巴却被拦了下来。 领头的业务员是位靓女，气质很好，天生一副经理相。女经理的最大特点是脸上始终保持微笑，但并不像“笑面人”那样笑得夸张、肤浅。女经理的微笑恰到好处，有分寸，给人非常有亲和力却又不轻浮的感觉，诱发君子好逑者想入非非，却又不敢对她太造次。此时，这位漂亮得体的女经理小声微笑着对司机说：“开门，让我下车，然后把门关上。”说完，又回头大声对乘客说：“大家稍等，我下去处理一下。”
司机很配合，将前门打开，等女经理下去之后，又立刻把车门关上。
这辆旅游大巴其实是双层的。像大多数飞机一样，除了车厢外，下面还有一个行李舱，行李舱的门可以从车厢两侧打开，供乘客放行李。因此，车厢到地面的距离比普通大巴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个转弯。这种设计的一大好处是，一旦发生诸如眼前被拦车这样的事情，导游可以单独下车，而乘客不方便紧随其后蜂拥而下。
女经理一下车，立刻被愤怒的呐喊包围。
“回去！掉头！今天不售楼！这里不让过了！”
“滚回去！滚！”
美女经理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面对非常不友好的人群，仍然保持亲切的微笑，并且微笑的幅度有所加大，仿佛眼前的这些人都是在与她开玩笑。女经理伸出洁白的双手，张开，举起来，先摆出类似投降的姿势，但又没有将手举得像标准投降姿势那么高，而是稍微低一些，并且略微向前一些，然后她将自己美丽的双手向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
美女经理的皮肤非常细腻，洁白的手背上能看见青色的血管，令人忍不住想抚摸一下。大约正因如此，才博得了客户特别是男性顾客的好感与信任，她的业绩突出，成了经理。但此时，愤怒的老业主已经对她光滑的皮肤失去了兴趣，他们更在意利益。几十万血汗钱啊，当然比看得见摸不着的感官享受重要。能在“深圳城”购房的业主，当然不是穷人，如果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估计在深圳也呆不下去了，不可能跑到“深圳城”来买一万多一平方米的房子，也不可能成为业务员的跟踪服务对象。但这些准业主也算不上富人，真正的富人，哪里会跑到这里购房？“深圳城”表面再奢华，也位于东莞啊，离深圳再近，也只能挨着深圳的边缘啊，如今谁愿意被“边缘化”？所以，能在“深圳城”买房的业主或准备在这里买房的“准业主”，基本上都是不穷也不富的人，在深圳，他们处于中等偏下吧。因此，砸在“深圳城”的这几十万，几乎是他们的全部积蓄。条件好的，或许家里还剩一点；条件差的，说不定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才勉强凑齐的，可以说，这几十万几乎是他们一辈子的积累。他们当然很心疼。
美女很快被围攻，甚至有人开始在她身上动手动脚。其中一位老大娘手指几乎点在美女经理的鼻子上，说：“你这姑娘啊，看上去蛮漂亮，怎么如此狠心！明明知道要降价，还忽悠我老头子多花几十万冤枉钱。你不得好报啊！”
老大娘哭起来，她老伴一脸尴尬，仿佛他确实是冲着女经理漂亮的脸蛋才购买“深圳城”的，现在知道上当了，觉得对不起老伴。
老大娘的话引发了共鸣，人群中很多人都是女经理的客户，他们就是在女经理美丽大眼睛的注视下，呼吸着部分来自美女经理体内幽香的空气，完成签约和交款的。现在听老大娘这样一哭，立刻明白过来，发觉自己中了美人计！于是，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怀着报仇的心态，纷纷把手伸向了美女经理。其中一个猥琐的矮个子，趁乱把手伸进女经理的一步裙下，在里面摸了一把，然后迅速把手凑到自己的鼻子上闻了闻。
美女经理立刻花容失色，像一只肥美的小母羊被投进了饿狼群中。
这还得了！
除了美女经理之外，车上还有一男一女两名业务员，他们原本坐在车厢后面对自己的客户作最后的鼓动，大巴被拦下之后，来到了车前，此时目睹顶头上司的遭遇，立刻要求司机开门，他们迅速冲下去，来拯救美女经理。
这次司机的注意力集中在车前发生的事情上，而不是在车门上，一男一女两名业务员要求下车的时候，也没有像刚才美女经理那样要求司机立刻关门。所以，虽然车还是那辆车，虽然从车厢到地面有一段距离，虽然下车通道还拐了一个小弯，但这些没有阻挡住乘客，他们中的很多人紧跟着一男一女两名业务员下了车。很快，车上大多数人都下来了。他们或打算见义勇为，与业务员一起拯救花容失色的美女经理，或打算看热闹，或者，他们也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之，除了少数老人和孩子，车上的大部分人也下来了。
不用说，车上的人是站在美女经理一边的，问车下的人为什么拦车？为什么对女经理动手动脚？
这时候，那个把手伸进美女经理裙子里面的猥琐男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另一个中年男子愤怒地向车上下来的乘客说：“骗子！大骗子！明明知道本周要降价，干吗忽悠我们上周签约买房？几十万啊！谁不心疼？”
车前出现了短暂的安静。车上的人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同情老业主，经过短暂的思考，反而有些幸灾乐祸，庆幸自己坚持到了最后。相对眼前这些已经签约并付款的老业主来说，他们赚了。节省几十万，还不等于赚了几十万吗？于是，他们更加坚定地站在美女经理一边，与对方说理，要求对方让路，他们要进去签约，去购买“白菜价”的“深圳城”。
“你们太不讲理了，”一位乘客说，“房子是商品，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变化的，涨涨跌跌很正常。大家都炒过股，不要说上周了，就是一分钟之前买的股票，现在突然跌停板了，你还能找证券公司按原价退股票吗？还能阻止我们在跌停板的位置上买吗？”
“站着说话不腰疼！”这边说，“你还没出手，当然这么说；假如你上周就被他们忽悠签约付款了，你还这么说吗？”
“那是你们和开发商之间的事情，和我们没关系。快让开，让我们进去买房。”
“怎么不关你们的事？放你们进去了，房子成交了，生米煮成了熟饭，造成既成事实，我们找谁去说理？”
“你们这不是不讲理吗？”
“就不讲理了，怎么样？”
堵路的老业主虽然不占理，甚至有点不讲理，但是，他们人多，车上的人少，双方对峙，堵路的人占上风，车过不去，人也过不去。
畅销的另一原因是极尽奢华。开发商认为，环境建设费用只占项目总费用很小一部分，在小区环境建设上无论怎么奢侈，也不会增加多少成本，好比机场贵宾厅里的清茶，卖几十甚至几百元一杯，没必要在一小撮茶叶上节省成本，选用货真价实的好茶叶，最多增加百分之一的成本，却能赢来百分之百的口碑。在表面文章上下足功夫，不仅给业主一个好视觉、好心情，也给深圳人居住东莞一个好借口。在这里购置物业的深圳人会对同事或朋友说：“我不是贪图便宜，是它确实太好了。环境优雅、空气新鲜、服务周到。有一种皇家园林的韵味，高贵至尊。”如今，实现小康的深圳人谁不希望“高贵至尊”呢？越是手头不宽裕买不起罗湖、福田、南山豪华住宅的深圳人，越是渴望“高贵至尊”。渴望“尊贵”不是罪，更不是深圳人的专利，此心态符合世界潮流并具悠久传统。朝远了说，早年英法荷葡之所以能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原因之一就是满足了本国贫民到海外冒充“贵族”的心态，否则，谁愿意到海外执行他们的殖民统治？往近说，改革开放初期住30平米以内公屋的香港人，蜂拥跑到樟木头购置面积超过100平米的“豪华住宅”，也是想过“贵族”瘾。如今“深圳城”的畅销基于类似道理。只要极尽奢华，同事或朋友不仅不会因为你住在东莞而瞧不起你，相反，在身临其境感受“高贵至尊”后，还忍不住照你的样子凑热闹购置一套，说住在一起周末打麻将方便凑角。如此，“深圳城”一经推出，当年就销售一空，开发商马不停蹄开发了第二期、第三期，并连续三年荣获销售冠军。但事不过三，好事情也不能做过头，否则，难免乐极生悲。“深圳城”到第四期，出了麻烦，出了大麻烦。
我不喜欢管闲事，也不打算到东莞去买房子，但对“深圳城”的任何信息都非常关注。因为，此物业开发商是小孙。
小孙是我兄弟。
除小孙外，还有一位年长我的大哥，1993年，我们三人在海口结拜成了兄弟。
当时海南房地产异常红火，是大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种红火。像大革命，比如早年的法国大革命或后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总之，整个海口有一种沸腾的感觉，市场沸腾，人心沸腾。沸腾也意味着某些方面的混乱。三个漂泊异乡的年轻人，怀揣一夜暴富的梦想，看着身边天天爆出神话传奇，自己却苦于无从下手，机会就在身边，却没有一单属于自己。孤独、浮躁、焦虑，缺乏安全感，非常需要抱团取暖和相互鼓励，所以，在省人事厅招待所，当我们发觉对方与自己来自同一座城市时，立刻像见到久违的亲人。在和平南六合大厦对面一家小餐厅，我们相聚喝酒，争着买单。大哥说，我老大，当然我请客。我说，眼下我的处境相对宽裕一些，还是我来吧。小孙说，二位都比我年长，我是小弟，应该我请二位大哥。忽然，我们都不作声了，顺着小孙的话往下想，最后，决定正式结拜兄弟，定期相聚，轮流做东，互相关照，相互提携，有福共享，有难共当。我们的结拜誓言非常简单：“如果三兄弟当中一个人伤了，另两个人一定要把他背回老家。”我们本来想说“死了”的，但不敢，怕说出来不吉利，就改说“伤了”。一个意思，心照不宣。
我们没有盼到一夜暴富，却等来房地产的严厉调控。那是真正的调控，相对于那次调控，现在所有的“调控”都是隔靴搔痒，甚至叶公好龙。当时的调控不限购也不限贷，矛头直指开发商，而不是针对老百姓。具体做法有六条，如“银行暂停为任何房地产公司发放贷款”，“不接受房地产公司申请的按揭贷款”，“房地产公司一律暂定上市”，等等。处处打在开发商的七寸。几乎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都在一夜之间断了资金链。昨天谈好的合作，今天不能兑现；已经签订的合同，无法实现交割；开工的楼盘，不得不瞬间变成“烂尾楼”。总之，海南的房地产当即一泻千里。一夜暴富的美梦做不成了，前期所作的铺垫全部打了水漂。大哥的付出最多，因此遭受的打击最大。他悄然走了，无声无息。据说大哥举债做了许多前期工作，打算拿下澄迈的一块地。现在，地肯定是拿不成了，白给也不敢要，前期所作的一切付出白忙活了，只留下一堆债务，欠了别人的钱，无力偿还，偷偷摸摸走，连个招呼都没和我们打。大概是怕连累我们吧。我则另辟蹊径，在位于府城的海南省委党校，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公务员公开招考，进了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成了江上舟的部下。老弟小孙坚持了一段时间，还在洋浦开发区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寄希望于东山再起，但洋浦并没有真正开发起来，他最终也离开了。小孙走的时候，倒是专门和我辞行，顺便向我借3000块钱。
“本来不需要向老哥开口的，”小孙说，“但我想坐头等舱。”
我暗暗好笑，既然没钱，干吗一定要坐飞机回去？还要坐头等舱？说实话，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坐过头等舱，我们来海南时，都是挤火车的呀。
但我还是把钱给他。不就3000块钱嘛，兄弟一场。别说他借钱是买头等舱机票，他就是拿了钱招小姐，我也给。
出于好奇，或者是想证实小孙没有没撒谎，我特意从洋浦赶回海口送他登机。这小子，穷得叮当响，还果然坐头等舱！小孙一身鲜亮派头十足潇洒万分口袋空空却昂首挺胸踏上红地毯，走进贵宾通道的瞬间，永远定格于我的脑海。之后多少年，每当我乘飞机，都想起当时小孙走在红地毯上的表情，脸上立刻忍不住绽开意味深长的微笑。
送小孙到机场的还有他的女朋友易睿玲。
睿玲并不年轻，好像比小孙还大一些，大概和我差不多年龄吧，但非常漂亮，并且很时尚。她常常穿一件短衫，短袖、短领、短身腰，因此显得腿长，更衬托屁股微微翘起，给人一种很想与她亲近的感觉。最突出的是胸口——双乳之间，无端地镂空一块，不大，却正好可以窥视深深的乳沟，仿佛她是称职的语文老师，每时每刻都在向同学们解释成语“一孔之见”。之前，每次小孙带她与我们见面，我都忍不住往镂空里瞄一眼，却又不好意思正眼看，多少有些尴尬。 我是过来人，看出她是结过婚并且生过孩子的人，因此觉得小孙吃亏了。好好的帅小伙子，找个已婚的女人当女朋友，算哪门子事？心里想，配我还差不多。这种想法在脑中一闪，立刻就产生罪恶感。结拜兄弟也是“兄弟”，我怎么能惦记兄弟的女人？现在，小孙走了，临走的时候，当着易睿玲的面，小孙郑重其事地拜托我多多关照“弟妹”。我满口说“没问题没问题”，心里却没底。第一，易睿玲并非真的是我“弟妹”。第二，一对孤身已婚男女，在当时那种浮躁、孤独、焦虑甚至有些茫然彷徨的氛围下，怎么“关照”？“关照”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因为“关照”而“出格”？
作为“关照”的第一步，小孙登机后，我请易睿玲在望海楼喝下午茶。
之前，因为她和小孙不清不楚的关系，我尽量避免与易睿玲正面接触，偶尔她单独找我，我第一句话往往是问：“小孙怎么没来？”万不得已赶上大家围坐一起吃饭，我也很少与她单独交流。这次就我们俩，我不得不与她单独面对。
大哥走了，老弟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心里空落落的，面对易睿玲，我忽然有一种类似亲人的感觉。或者说，我有一种把她想象成亲人的需要。倘若她不是“弟妹”，我真想和她亲近。不仅仅是生理的那种，更主要是心理的渴求。是一颗高高悬起的心，想找一个地方落下，哪怕是临时落一下。我甚至渴望她坐在那里，我把头靠在她肩上，或者枕在她腿上，抑或倒在她怀里，安实地睡一小会儿。我忽然发现男人其实和女人一样，都渴望“依靠”，同时，我明白小孙为什么与她在一起了。小孙当时的处境比我艰难，压力更大，心里更空落，更需要易睿玲这样“过来的”女人慰藉。倘若是个没有经历的小女孩，非但不能慰藉小孙，相反，还需要小孙来照顾她，就适得其反了。这么想着，我又不觉得小孙“吃亏”了，就觉得易睿玲更加亲切甚至可以依恋了。
我有些紧张，也多少有些兴奋。总之，我当时的表现肯定是矛盾的、不合逻辑的。
易睿玲倒很大方，也十分善解人意。她反复强调，大家都是朋友，她和小孙是朋友，和我也是朋友等等。
好吧，就“朋友”吧。我问她工作怎么样，有什么打算，我能帮她什么忙等等。或者说，我问她需要我给予哪些“关照”。
易睿玲说，她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办公室主任，房地产形势红火的时候还不错，现在形势急转直下，她有些适应不了。当下的工作其实是协助老板应付各种债主。包括银行，也包括施工方和“上家”。银行和施工方还好说，按照程序走，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比较麻烦的是“上家”，也就是当初把该项目转让给他们老板的那家公司。按照“合作开发协议书”，转让费以“固定收益”的名义分期支付，倘若不发生房地产调控，项目顺利推进，这种“合作方式”不仅可以规避国家禁止土地转让的规定，“固定收益”也可以随着工程进度按时兑付。可现在赶上房地产大调整，海南的房地产一落千丈，原先很有意向接手该项目的几个“下家”像商量好了似的，同时表示不感兴趣了，甚至躲都来不及。于是，项目成了烫手的“山芋”，捂在易睿玲他们老板的手上，扔不出去，而他们老板的资金大部分消耗在支付上家所谓的“固定收益”等前期费用上了，哪里还有资金继续支付上家的后期“固定收益”？于是，双方闹得很僵。最后，对方居然动用了黑社会。也没真动手，就是天天派两个人跟着易睿玲的老板，老板走到哪儿，黑社会的两个人就跟到哪儿，这让老板怎么生活？公司怎么运作？这时候，我问易睿玲需要我提供哪些关照，易睿玲就问我能不能帮他们摆平这件事情。
我哪有这能耐？就是有，也犯不着用在这上面啊。但是，“弟妹”的请求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我想了想，问易睿玲，你和老板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易睿玲被我问住了，居然反问我，“我和老板是什么关系？”
我点点头，说：“是，你和老板是什么关系？”
易睿玲脸红了一下，甚至有短暂的委屈和愤怒，想解释，嘴巴动了动，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尊重，才没有发出声来。
“别误会，”我说，“我是说摆平‘上家’是一件很大、很麻烦、需要消耗很多资源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你的能力，也超出了你作为一个打工者的责任。假如你和老板之间仅仅是雇佣关系，我劝你不要把精力消耗在这种无谓的努力上。”
易睿玲脸上慢慢回复了平静，说，不好意思，其实我知道这事很麻烦，而且我们不占理，很难摆平，但端人家饭碗，就受人家管，老板过不好，我们这些打工的也不得安生。我现在一天到晚甚至做梦都操心这件事情，所以，你刚才一问我能帮我什么忙，我想都没想就说起这件事情了。假如你觉得为难，当我没说。
我笑笑，说，既然你讲了，我就不能当你没说。
“这么说你打算帮我们摆平？”易睿玲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地问。
我未置可否，问她，老板给你多少钱一个月？
易睿玲说，工资4000，但最近公司没钱了，只发生活费。
“多少？”我问。
“上月1800，这月还没发。”
“这样，”我说，“假如你和老板纯粹是雇佣关系，我是说假如你不欠他的，我建议你跳槽。”
易睿玲苦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她也想过，可眼下房地产这么不景气，各公司都在裁员，跳槽哪里那么容易，跳到别的公司又能好多少？
我说，不一定是公司，跳槽到政府机关也可以啊。
“政府机关？”易睿玲根本没想到她还能往政府机关“跳槽”。
我说，是，我们开发区管理局就正在招聘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是政府机关的雇员，但也是正式签合同的那种。工资虽然不高，但比较稳定，综合福利不错，在眼下这种形势下，我觉得她去机关做雇员比在原来的公司好。
“可以吗？”易睿玲问。
我看可以。不然我就不会主动说了。有一个秘密我不方便对外透露，我们招聘雇员，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男的主要看学历，女的主要看长相。凭易睿玲的长相，我感觉行。我让她准备一份简历。 “好。”易睿玲说着，就在随身带着的小包包里翻起来。
“不急。”我说。
“找到了。”她说。
不久，易睿玲到我们管理局报到上班。
她不在我这个部门。不是本部门不需要人，而是我不希望她成为我的直接属下。担心她万一不是我想要的那种人，试用期结束之后不方便辞退。还有其他考虑，比如不希望她成为我的“窝边草”等等。老实说，我对她还存在某种幻想，但她又曾经是我结拜兄弟小孙的女朋友。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还是稍微有点距离比较好。
虽然不在我的部门，但谁都知道易睿玲是我介绍来的。我甚至怀疑，同事肯定以为我与她之间存在那种关系。
其实真没有。不是我不想，是因为我没有忘记小孙。有时候我也想麻痹自己，设想小孙与易睿玲的关系也如我和易睿玲一样，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如易睿玲说的都是“朋友”，所以我可以不顾忌小孙的存在。但这种麻痹只停留在思想阶段，一碰到实际，还是迈不过自己心里“弟妹”这道坎。
洋浦是一座天然海港。大型海港都有防浪堤，洋浦港的防浪堤则是天然的。在港口的西侧，有一条细长的半岛，像大象的鼻子一样那么细、那么长，伸得很远，一直伸到大海深处，这就是著名的“洋浦鼻”。“洋浦鼻”除了作为港口的天然防浪堤之外，还是一处天然美景。试想一下，在夏日的傍晚，沿着狭长的“象鼻”，往大海深处漫步，听着两岸的涛声，拂面凉爽的海风，是何等的惬意。当时洋浦才刚刚开发，生活设施并不完备，娱乐设施更是没有，我们管理局工作人员除了经常回海口之外，另一消遣娱乐的方式就是在“象鼻”上漫步。
这一天晚饭之后，我和易睿玲在“象鼻”上散步。去的时候夕阳西下，兴致很高。我虽然没能靠在易睿玲的肩上，也没有枕在她腿上，更没有倒在她怀里小憩一会儿，但与她一起散步，也仿佛觉得此刻的自己并不孤独，仿佛在洋浦也有可以心灵相依的亲人。我忽然理解男人为什么离不开女人了，除生理原因之外，更主要是心理。身边有个贴心的女人，再苦再累，一颗悬着的心就立刻落到了地上，就觉得安稳了，安静了，安全了。难怪“安”字是家里面有一女人。没有女人，哪里能安？之前我一直以为男人比女人坚强，现在才认识到，男人因为所承担的责任大，所以心悬得更高，更加容易摇摆，更加不稳定，男人其实比女人更脆弱，更需要获得庇护。比如像我，当时就非常渴望靠着易睿玲的肩上、枕在她的腿上，或倒在她的怀里，像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女人依靠男人那样，依恋一个女人。我已经完全理解小孙为什么找一个比他年纪大的“过来的”女人做女朋友了。现在，这个曾经让小孙高高悬着的心安稳地落在地上的女人，又在给我安慰、安稳和安全了。
我很感激易睿玲。
我的眼睛大多数时候望着大海，遥望远方的巨轮和近处的浪花，但洋浦海面的巨轮实在太少，只有一两艘孤零零地停靠在那里，装载价值不大的造纸原料。我的眼睛闲着无聊，偶尔也看看身边的易睿玲。但我不敢停留很久，只能快速地掠过。我掠过易睿玲的脸，掠过易睿玲的肩膀，当然，也假装不经意地掠过易睿玲的胸，易睿玲的胸很挺。令我联想到了飞机头，就像小孙搭乘的那个航班的飞机头，微微向上翘，似打算昂首起飞的样子。我想，如果摸上去，估计不会像飞机头那么坚硬，相反，会很柔软，是那种具有一定韧性和弹性的柔软。我渴望这种柔软，我渴望能抚摸一下，哪怕是轻轻地、短暂地抚摸一下。我想象易睿玲应该不会拒绝我，相反，她可能会迎合我。如果她迎合，那么，我的手可能会在她那里停留更长的时间，甚至，把手伸到她衣服里面。
易睿玲已经不穿那种胸口镂空一块的短衫了。她现在的穿着和我们基本一致，像公务员。易睿玲改变装束之后显得微微有点胖。大概之前就有点胖，只是我没有注意罢了。但她这种微胖在我心中丝毫没有减分，反而让我感觉更加可信、可靠、可依恋，甚至让我感觉到了温馨。在那个夏日的傍晚，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感觉到了温馨的风。
虽然非常渴望，但我保持克制。在“象鼻”上漫步的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我必须注意影响。
回来的路上，天忽然就黑了。在阳光下湛蓝的海水，黑暗中显得阴森森的，我担心易睿玲会害怕，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但易睿玲却并没急着往回赶，她反而放慢了脚步，仿佛是故意给我机会。那一刻，我真的很冲动。除生理之外，还有心理上的。我觉得，当一个男人已经明显感觉女方很有那种意愿的时候，如果再不主动，就有点卑鄙了，就太不“男人”了。什么是“男人”？“男人”意味着 “担当”。我对易睿玲一直保持克制，并不是自己“正派”，亦不是特别在乎小孙的兄弟情谊，小孙与易睿玲当初本来就是闹着玩的，并非认真。再说，他已经走了，离开海南了，估计永远不回来了，说不定，他还希望我接过“接力棒”，替他“担当”呢。我当时保持克制的唯一解释是不敢担当。这么想着，当易睿玲的胸脯碰到我胳膊的时候，我一冲动，就把她揽入怀中。没有事先预想的那些“前奏”，一下子就把嘴唇紧紧地贴到她嘴上。易睿玲的嘴唇有点凉，估计是海风吹的。但她很配合，在第一时间把舌头伸进了我的嘴里，表现出她也很急切很渴望的样子。我受到鼓励，更加肆无忌惮，手从衣服外面伸到衣服里面，直接抚摸她的“飞机头”，又顺着她光滑的肌肤往下滑，一直滑到她的潮湿。我很贪心，我的手甚至深入她身体里面。她身体从微微颤抖发展到强烈扭动，甚至发出某种急切的声响，并开始抚摸我。但在最后时刻，易睿玲比我冷静。正当我脑袋发热就要爆炸的时候，她提议：“先回去吧。”我把她搂得更紧一些，舍不得分开，但最后还是响应她的提议，先回去。毕竟，在“象鼻”上做那种事情太出格了，风险太大了，太不符合我的身份了。
往回走的时候，我们都表现得很急切，希望一步跨回宿舍，但又不能走得太快，否则，哪里像“散步”呢？我们希望相互贴着走，我甚至希望搂着她走。希望把她驮起来，让她半悬空地紧紧贴在我身上走。但是，我们又必须保持距离，就像一般同事或朋友在一起散步那样走。
回到生活区，见到同事和熟人，我大大方方地与他们打招呼，假装一点也不心虚的样子。同事和熟人仿佛也相信了我与易睿玲之间的清白，相信我们仅仅是“朋友”，只顾和我打招呼，眼睛并没有在易睿玲身上作过多的停留，眼神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怀疑。这反而令我感到不安，我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易睿玲带到我的房间。因为，我住单间，也就是说，我一个人住。这时候，我公然把易睿玲带到自己的房间，进去之后，把门关上，什么都不做也被说成什么都做了。再说，事发突然，我没有丝毫的准备。万一她怀孕怎么办？临时出去买不可能。我想到了后果，甚至想到这说不定是一场阴谋、一个陷阱。这样七想八想，就完全没了兴致。 “我送你回宿舍吧。”我说。
易睿玲愣了一下，说，啊，好啊。
易睿玲住集体宿舍，三个人住一间房，此时去她宿舍，当然是任何事情也做不成，我似乎是在用这种方式向众人表示自己的“清白”，也似乎是对易睿玲表达一种拒绝，甚至是一种背叛。我觉得自己很虚伪、很残忍、很市侩。
易睿玲仍然很开心的样子，领着我向她宿舍走。但我心里有数，她此时的“开心”是装出来的。
果然，到她宿舍门口，易睿玲停下来，说：“算了，不进去了，我宿舍里面还有别人。你要进去，我还得先进去和她们打招呼，她们可能还要准备一下，挺麻烦的。”
我说，好，祝你晚安。然后抬起手，摇一摇，作了个亲切告别的意思。又往外挥挥手，示意她先进屋，我才转身离去。
之后也有机会。比如可以分别去海口，然后找一个偏僻的宾馆住在一起。但也只停留在想象阶段，真做起来，又顾虑重重。既想到她是“弟妹”，我这样做不合适，又担心万一迈过这一步，我就要承担对她的无限责任。比如她试用期结束后签订正式聘用合同的事情。万一她们部门领导对她不满意，需要我出面摆平怎么办？还想到我老婆正打算调到海南来，最近就要先来看看。万一易睿玲认真了，找我老婆“摊牌”我该怎么得了？总之，这顾虑那顾虑，心思太重。
我的表现肯定让易睿玲很失望。说不定对她造成了很大伤害。此后，我每次见到易睿玲都看到她很开心的样子，都感觉她那种开心是装出来的。之前我一直以为，夫妻之外的一男一女做那种事情，都是男人占了女人的便宜，都是男人对女人造成了伤害。这次我才知道，有时候，男人不与女人做那种事情，才是对女人的伤害。比如我在当时的情景下故意躲着易睿玲，其实就是对易睿玲的伤害。此后多少年，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景，就非常后悔，就觉得自己伤害了易睿玲，就觉得自己对不起她，感觉自己欠她的。
我肯定让易睿玲失望了，甚至让她感到羞辱。我第一次知道男人不与女人做那种事情也可以让女人感到羞辱，甚至是更大、更深的羞辱。大约是这个原因，当然也包括其他原因，比如易睿玲对海南未来发展没信心，以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当时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等等，试用期满后，易睿玲并没有与管理局签订正式的聘用合同，她主动放弃了，走了。
当日我在海口开会。回来后，才知道她已经匆匆离开洋浦了，连个口信都没给我留，仿佛她不是我的“弟妹”，也不是我介绍到管理局来的。对她的失礼，我一点都没有生气，相反，还深深自责。我更加确定自己伤害她了，而且是深深地伤害。倘若她今后生活得好，还好些；万一她生活得不好，我会更加自责，永远不安。可是，她今后生活得好或是不好，我怎么知道呢？她特意选择我在海口开会的时候离开洋浦，连个口信都不留给我，大概就希望我在她的生活中彻底消失吧，我怎么能再知道她的状况呢？
我差点就忍不住给小孙打电话，向他打听易睿玲的情况，但又不敢打这个电话，毕竟，心里有鬼。我甚至害怕小孙给我打电话，担心他问起易睿玲的情况，我该怎么回答呢？
小孙还是给我打电话了。但不是因为易睿玲的事，而是他自己业务上的事。
小孙曾经在我们开发区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现在他人离开了，公司却没有注销，需要办年审或出具什么证明之类的事情。关于易睿玲，小孙电话里连一个字都没问。不知道他早已忘了这个女人，还是他没有忘记，并且他们之间一直保持联系，所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顾及我的面子，故意不问罢了。
我没有为小孙办理他委托的事情，我甚至没有仔细听他到底要办什么事。不是我办不了，也不是我没时间，是我不方便出面帮他办事。作为管理局的一个部门负责人，我怎么能帮一个“老板”出面处理他公司业务上的事情呢？如果我出面了，别人会怎么想？将来万一出了什么乱子，我又怎么脱得了干系？根据经验和惯例，这种事情，我不直接出面比较主动。我有分寸地客气了一下，让小孙把电话打给李贤贵，我说我会安排李贤贵帮他具体办理。
李贤贵是我部门的工作人员，年轻、机灵、勤快，对领导交代的事情能灵活、认真地处理，并且，事情办完后不会到处表功，因此我比较信任他。由李贤贵出面帮小孙做公司年审和出具证明之类的事情，比我合适。
估计李贤贵把事情办得很圆满，小孙还特意打电话向我表示感谢。听口气，他在家乡发展得不错，已经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了。大概是他把海南获得的经验，灵活应用到家乡的经济实践了吧。
除了经验之外，还有勇气。是那种自信自己一定能成为大老板的决心和勇气。估计，离开海南的时候，他就在心里发誓，自己这辈子一定要当大老板。表现在乘飞机上，就一定要坐头等舱，想着今后要么不坐飞机，要坐就只坐头等舱。他或许是用这种方式激励自己，倒逼自己，逼着自己有一番成就。
小孙在海南的时间并不长，却先后跟了几个老板，都是做房地产开发的。当时海南好像也只有做房地产的，他跟出了胆量。小孙认为，没有一个老板的水平真正超过他。他当时就对我和大哥这样说过。大哥夸他有志气，我却有些不以为然。小孙说这些人之所以成为老板，唯一的原因是胆子大、运气好。他还说运气是能够等来的，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只要国家大的经济政策和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好运气早晚一天会落到他的头上等等。所以，小孙认为，成为大老板的关键是自己必须有足够的胆量和决心。
小孙说他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胆量上没问题。
小孙的学历不如我正宗，不方便走我这条路。因此，他想当大老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被逼出来的。
小孙是中专生，炮校毕业。当年部队在福建拉练，突然接到命令，立刻轻装赶赴江西，参与对“二王”的围捕。小孙是实习排长。他说排长不算“官”，只能算“兵头”，战争中享有与战士一起死的特权。围捕“二王”在当时就是一场战争。小孙端着冲锋枪，与战士肩并肩在齐腰深的茅草中一步一步紧张地搜索前进，逐步缩小包围圈。突然，枪声响起，“哒、哒哒、哒哒哒哒……”，“二王”毫无悬念地被击毙了。离他只有几十米远。假如他们排和二排换一个位置，说不定小孙就成了烈士。没死，属于侥幸。 不久，大裁军，相对于二炮来说，高炮显然不是未来军队优先发展的兵种，他们同学中很多人争取到了再次进修的机会，当时他们把这种情况叫“回炉”，就是废钢铁投进高炉中重新炼制的意思，然后转到二炮等新兵种。小孙没有获得这种机会，他也没有积极争取。小孙因为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感叹生命的珍贵与短暂，他愿意被裁减，转业回到家乡，安排在机械设备厂工作。中专生，还是学高炮的，能安排什么好岗位？最后，当了厂里保卫干事。相当于如今的保安队长吧。干了几年，觉得没出息，单位连个房子都没有，想结婚都结不成。遇上国家在海南建立经济特区，小孙想，上次深圳成立特区，自己没赶上，这次不能再错过了，于是脑袋一热，下海了。钱没有赚到，却增长了见识，增强了信心，树立了一定要当大老板的雄心，也算是海南之行的一大收获吧。
另外，就是他获得了在家乡成立公司的“资信”。
当初海南的经济非常糟糕，糟糕到意味着国家在海南建立大特区失败的程度。为了扭转局势，为海南的发展打“强心针”，划出30平方公里，建立洋浦开发区，推出一项“超常规”发展政策，不需要验资，就能注册公司。小孙只花了一点手续费，一没有办公场地，二没有资本金，三没有具体项目，就申办了一家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的所谓投资公司。我当时虽然嘴上没说，心里对他的作派多少有些不屑，认为他虚荣心太重，注册个皮包公司，自己就成“老板”了？没想到，就是这“皮包公司”，成了小孙日后起家的“本钱”。
那是20年前的事情。当时，除海南的洋浦之外，在中国任何地方，包括海口，注册公司都是很严格的事情，注册资本为2000万的投资公司，就意味着确实有2000万的注册资本金，就意味着公司能承担2000万的经济责任，这就是“资信”。2000万，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小孙说，当时老家的许多所谓的大老板，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50万，换句话说，他们只有50万的“资信”，而小孙拿出一个注册资本为2000万的公司营业执照，说明他有2000万的“资信”，着实把很多人吓一大跳，以为他在海南发了大财。
我忽然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坐头等舱了。都2000万的“大老板”了，不坐头等舱，不符合“身份”啊。
小孙回到家乡后，没有住父母家里，早早打电话让朋友在家乡当时最高级的宾馆鸠江饭店订下豪华房间。从头等舱到豪华包厢，完全是“大老板”的作派，于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况且他还住在闹市。小孙没作任何宣传，也没刻意通知任何人，自然而然就引来一大堆亲朋好友和各路神仙。小孙以前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亲朋好友，连当年一起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找到鸠江饭店来了。
小孙放出风，说他打算在家乡投资，希望与家乡的企业家强强联合。
消息一出，趋之若鹜，各路老板都希望傍上小孙这位“大款”。
小孙打算在家乡注册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但他几乎没有一分钱资金，有的只是海南洋浦那家注册资本为2000万的所谓投资公司。这就是他所谓的“资信”，或者说是“资本”。他要以这家所谓的“投资公司”为发起人，在家乡发起成立一家新公司。
“有钱大家赚。”这是小孙喝酒之后的口头禅。
“朋友就是财富。”这是小孙经常说的另一句座右铭。
他还说：“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在海南发展多年，虽然赚了些钱，但没有忘却生我养我的故乡。回故乡投资，是我的心愿，还仰仗大家抬庄。”
新公司小孙占51%的股份，剩下的49%“让”给家乡的各路神仙。这些小股东也没有足够的资金，但他们好歹是“老板”，多少出了一些小钱，凑起来大概几十万吧。小孙就利用这几十万，加上自己的光环和“影响力”，托了一些关系，花了一些钱，又通过我让李贤贵从洋浦工商部门出具了证明文件，最终在家乡注册了新公司。
新公司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投资，而是捐款。
没钱还捐款？
对。这就是小孙，就是我那结拜兄弟的作派。
小孙在鸠江饭店接待的亲朋好友中，有一位是他的老领导，也就是当年他们机械设备厂的副厂长。时过境迁，如今小孙成“大老板”了，对方也从副厂长升格为厂长。
厂长与小孙算不上“亲朋好友”，倘若小孙不是“衣锦还乡”，估计厂长也不可能放下身段来鸠江饭店拜访他，甚至，小孙主动回到厂里，厂长也未必会亲自接待他。但如今小孙是“大老板”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厂长对小孙说了两件事。第一，小孙的人事档案和干部关系还在厂里，厂里一直妥善地保留着，若有需要，随时提供。第二，既然小孙的关系还保留在机械设备厂，理论上仍然是厂里的职工，厂里要分房，小孙也有份。
小孙觉得十分奇怪，当初自己在厂里辛辛苦苦做保卫工作的时候，单位没有给他分房子，如果当初单位对他像现在这么好，给他分了房子，让小孙顺利地结婚，他就不会“下海”了。如今他脱离单位多年，早该作除名处理了，单位怎么忽然想起来给他分房子了呢？厂里又怎么突然有房子了呢？
厂长说，我们厂虽然效益不好，但位置不错，算市中心吧，厂区四周围墙都靠街道，围墙里面都有一大片绿化带，其中堆放着一些废旧设备，我们打算把这些废铜烂铁清理掉，利用这些围墙和绿化带兴建职工宿舍。
“厂里有钱吗？”小孙问。毕竟在好几家房地产公司干过，小孙知道，从设计、报建，到施工验收，这是要花一大笔钱的。凭他对机械设备厂的了解，厂里不可能有这笔钱。
“没有。”厂长非常诚实地说。
“那怎么做？”小孙问。
“合作。”厂长说，“厂里出地皮，开发商出资金，物业分成。”
小孙一听，有门儿，感叹士别三日确实应当刮目相看，厂长的思想确实解放了。他接着问：“合作方谈妥了吗？”
厂长说，谈得很多，但还没有最后确定。
“为什么？”小孙问。
厂长说，要么，对方没有足够的实力；要么，分成比例不合适。 与其他企业家捐助一万、两万最多不超过五万不同，小孙提出捐助50万。在小小的家乡，自然引起轰动。
捐款仪式很隆重。家乡虽然经济发展不力，做表面文章却很在行，据说因此出了不少大官。市长大人在电视上俨然是一国领袖的形象，亲切而不失威严。小孙很配合。为了表白自己货真价实，预防诈捐，他不像其他企业家那样夸张地画一张巨大的现金支票。小孙在事先保密的情况下，突然将一摞摞崭新的人民币直接齐刷刷地摆在主席台上。在当时，50万是天文数字，人群“哦”了一声，像是在电影院看电影，看到一个惊险镜头，大家禁不住齐声发出惊叹。但捐款现场比电影院宏大，50万人民币摞在一起也比荧幕任何宝藏真实直观。于是，在那个人人争当“万元户”的年代，人们受金钱魔力的驱使，先是自然伸长了脖子，后是直起腰杆，最后竟然站了起来，并且发生位移，自然而然集体趋近主席台，争相一睹金钱的风采。其情景好比早年乡下娶不到老婆的光棍，实在尝不到女人的滋味，听听墙根也好一般。因为人太多，若不是主办方及时制止，差点造成踩踏事件。
在紧随其后的招待会上，市长鼓励小孙继续为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作贡献，小孙激情之下表示：“一定要为本市多投资。为了多投资，决定将正准备开工的多层住宅楼改为高层商住楼，就是带电梯的那种，只是不知市长批准不批准。”市长说：“国家已经制定了浦东开发新战略，本市决定借此东风，主动接受辐射。你与机械设备厂合作开发的那个项目我知道。位置那么好，建成多层住宅确实可惜了，若开发成带电梯的高层建筑，楼下做商场，楼上做住宅，最好。除了改善国企职工居住条件，还能提升本市形象，带动本市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是好事情啊！你把报告拿来，我这就为你特批。”
当时的房地产开发不如现在规范，市长的特批相当于 “圣旨”，规划部门不敢违抗，只能乖乖地配合。于是，小孙通过50万的捐款，顺利增加了容积率，而这多出来的面积，按照合同的第二条补充条款，全部归小孙，与工厂无关。
有了合作开发合同和市长的特批，小孙与投资商的谈判底气十足。他主动让利，用二八七二明显优于市场的分成比例，迅速与昔日海南的老板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
表面上看，小孙吃亏了，他与工厂的合同是三五六五分成，与投资商的合同是二八七二分成，自己赔了七个点，但两份合同的基数不一样。前一份合同，多层住宅的建筑面积是一万平方米，他按合同给工厂的面积是6500平方米；后一份合同，通过市长的特批，高层商住楼总面积为四万平方米，二八七二分成，小孙分得12200平方米，减去第一份合同中小孙分给工厂的6500平方米，剩下的4700平方米是小孙的净利润。考虑到小孙分得的物业主要是临街商铺和顶层豪宅，按当时平均每平方米4000元价格计算，总价值为1880万元人民币，而这桩项目中的地皮是机械设备厂出的，资金是小孙昔日在海南结识的老板出的，小孙的全部投入包括捐助的50万，总共不超过80万。也就是说，小孙一下子就赚了1800万！摇身一变成了真正的“大老板”。
之后，他又通过股权回购的方式，以当初两倍甚至数倍的价格，从小股东手中回购了全部股份。虽然损失了一些资金，但新公司最终重新变回他的独资公司，小孙成了家乡名副其实的大老板。
虽然成了大老板，但小孙欠我的3000元始终没还。刚开始，可能实在没有钱，估计订宾馆豪华包房的钱也是借的，或者是从想傍大款的小老板们那里蒙来的。后来，果真赚了大钱了，又不好意思还了。如果要还，该还多少合适呢？当初那3000块钱，好比一株小树苗；如今，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如果要还，是还一株小树苗呢，还是还一棵参天大树并连同这棵大树结出的所有果实呢？我也没当回事。当初给他的时候，根本就没打算让他还。事实上，我已经渐渐与他少了来往。偶尔听李贤贵说起小孙的事，说他在老家事业发展得不错，是老家当地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等等，我也没有当真，还暗暗嘲笑李贤贵被小孙蒙了。只因为小孙是我的“兄弟”，并且是我吩咐李贤贵帮他处理一些事情的，所以才不便戳穿他罢了。直到父亲去世，我才忽然发现，原来李贤贵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父亲是离休老干部，他的葬礼由公家操办，我没有通知小孙。我也没有通知任何人。我在外地，没机会参加同学或朋友的红白喜事，如今自己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当然也就不便通知别人参加。我家兄弟姐妹七个，加上父亲当年在位的时候，差不多将老家的所有堂兄堂弟都从农村弄进城市来，刚开始时做临时工，后来转成合同工，最后大多成了所谓的正式工。他们都记着我父亲的好，父亲活着的时候没机会报答，父亲死了，当然要赶过来吊唁一番。所以，父亲的葬礼很热闹，不需要我招呼朋友和同学凑场子。
但小孙不知怎么知道了。
他来了。
我根本就没有通知他。
我的兄弟姐妹甚至完全不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兄弟”，当然更不会通知他。但是，他来了，还带着一大帮人，好几辆车，重视程度和隆重等级，超过我们家任何一个兄弟姐妹或堂兄堂妹。
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但我的侄儿侄女中居然有人立刻认出了小孙，说他是展望公司的老板。我这才知道，街上“展望未来掌握当下”的广告是小孙做的，他的公司叫“展望”。
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多少得到一些满足。心里想，我虽然在家最小，又常年在外地工作，却并不意味能量最小。你看，父亲去世，我的朋友不来则已，一来就是本市最大的老板，这场面，这排场，是哪个兄弟姐妹堂兄堂妹比得了的？同时，我立刻意识到，不是李贤贵被小孙蒙了，而是我自己太保守了，太自以为是了，太低估小孙了。
尽管满足部分虚荣心，但我对小孙的作派还是有些不习惯。主要是他太夸张，俨然成了我父亲葬礼的主导者，过于喧宾夺主了。小孙大张旗鼓地来了之后，先是响当当地对我父亲的遗像磕了三个响头，俨然把自己当成我父亲的亲生儿子。然后立刻吩咐提高葬礼等级，提出将活动仪式从二号礼厅转移到一号礼厅。虽然只差一位号码，但一号礼厅是殡仪馆的主礼厅，小孙的这一要求，不是量变，是质变。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仪式主办方老干局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出面干预。小孙说，不就是增加费用吗？不用你们考虑，费用由展望公司出。 “不仅仅是费用问题，”老干局的人把小孙拉到一边，轻声说，“主礼厅不是随便租用的，涉及级别问题。”
小孙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说了几句，把手机递给对方，说：“搞掂了。”
不一会儿，殡仪馆的领导亲自过来，对小孙点头哈腰，立刻按照小孙的要求将我父亲的葬礼活动转移到了一号礼厅，也就是主礼厅。
我并不领情，甚至认为小孙的做法不得体，过分张扬且喧宾夺主。但在那种场合，我也不好表露出来。或许我当时脸色不好看，但在葬礼上，这种脸色难看是正常的，小孙看不出来，估计看出来他也不在意。我心虚地看着长兄，希望兄长能理解我，原谅我。没想到兄长不但没有生气，相反，还非常高兴，他热情地和小孙握手，仿佛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抑或，小孙原本就是我家兄弟当中的一员，只是失散了多年，今天突然回来一般。我无话可说，听之任之。
这以后，小孙就恢复了和我的联系。
我告诉小孙，我也离开了洋浦，离开了海南，来到了深圳。
小孙问，级别保留了吗？
我说，能调干进入深圳就不错了，哪里能考虑级别。
小孙说，那也有级别啊，档案上有的。
我说，是，档案是注明“副处级”，但我进的是事业单位，不是权力机关，无所谓。
小孙说，那也有用，你还是要找领导谈谈，争取落实政策。还问：要不要我帮你问问？仿佛他的威力不仅在小小的家乡有效，到了深圳同样有效。
我转移话题，问小孙过得怎样？
他说马马虎虎，然后简单说了他与机械设备厂合作开发商住楼的事情。
为防止他把话题再拉回到我“落实政策”上，我假装对他的话题很关心，故意多问了两句。比如对厂里仍然把他当职工，仍然给他分房子等等，我问他结果怎么样？真给他分房子了吗？他要了吗？
小孙说，商住楼建好之后，厂长没食言，确实“按政策”给他分了一套房子。
“你真要了？”我问。
小孙笑笑，说，要了，但也可以说没要。
“到底要没要？”我问，“什么叫要了又等于没要呢？”
小孙不好意思地笑笑，解释说，当时他想推辞，他不能要，要，就不是大老板的作派了，但厂长坚持让他要。这时候，厂里有一名工伤职工因为没有分到满意的房子来闹事，小孙就对厂长说，把分给我的房子给他吧。厂长就做了顺水人情，把原本打算给小孙的房子给了那名工伤职工。
“这么说你是活雷锋啊。”我说。
小孙再次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活雷锋谈不上，但基本的良心还是有的。最后，小孙大概是为了表示跟我贴心，向我坦白，那位工伤职工就是他当初的恋人黄雅莉的丈夫。
这么说着，我差一点儿就说到易睿玲。
我甚至都说到嘴边了，但还是忍住了，没说。因为，我心里有鬼。相比小孙坦然说出黄雅莉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比小孙虚伪。
这以后，我和小孙就一直保持着联系。但也只是偶尔打打电话，发发短信，几乎不见面。每次我回老家，也不告诉他。事后他追问起来，我就说知道他忙，不想给他添麻烦等等。小孙自然是埋怨一番，我再解释一番。其实我是故意不告诉他的，嫌他太夸张。他要是知道我回去，肯定会隆重接待，把加长林肯直接开进停机坪也说不定。这种礼遇我承受不了，也会打乱我回去的原有安排，甚至破坏原有的心情，还搞得好像欠他人请似的，没必要。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小孙的这套作派，我甚至觉得我们其实不是一路人。比如搭乘飞机，有时单位组织职工旅游，我明明可以坐头等舱，却宁可与大家一起坐经济舱。我懂得大隐隐于“众”的道理，任何时候都不想让自己太突出。我常常想，我和小孙之所以成为“兄弟”，只是在当年海南那个特殊时空内，各自的诉求碰巧发生交集罢了。
当然，除了小孙，还有大哥。
我问起小孙关于大哥的情况。我想，家乡是个小城市，小孙和大哥都生活在这里，应该相互知晓。
小孙似乎不想谈大哥，但我问得这么直接，他没办法打马虎眼。他说，大哥找过他，向他要钱出书，但书的内容涉及邪教，有些反动，所以小孙没给他钱，俩人闹掰了。
听小孙这么一说，我也不再说大哥了。
再次见到小孙，是几年前的事情，离我们当初在海南结拜，过了将近二十年，离我父亲去世，也差不多过了十年。
他是来深圳谈一个合作项目的，没谈成。离开深圳之前给我打个电话，说请我吃个饭。
又是喧宾夺主。他来深圳，怎么请我吃饭呢？应该我请他才对。
我说，好，并问他在哪里。他说了个地方，我立刻推掉其他应酬，赶过去。
这一次，我发觉小孙变了。人变老了，主要表现在头发上。头发稀疏，且有些发黄，呈灰白色。目光仍然炯炯有神，但眼睛四周出现许多斑点。人变得绵柔许多，不再像之前那样咄咄逼人的样子，看上去让我更亲切了。
小孙这次只带了一个人，并且吃饭的地点也不夸张，这让我感觉非常舒服，我们也因此聊了许多。
小孙说他想来深圳发展，问我有没有合适的项目推荐。
这要是在内地某些地方，属于“招商引资”，对当地的官或吏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情，但深圳不是。深圳好像都是投资人主动找上门的，官或吏好像都没有“招商引资”任务，也没有相应的奖励政策。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好项目。深圳现在能有什么好项目呢？凭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觉得深圳更像印度的班加罗尔，比较适合做创新科技或与之配套的风险投资。但小孙显然不懂创新科技，做风险投资我觉得风险太大，小孙也好像不懂，我不能害自己的兄弟。最后，按照“做熟不做生”的规则，我觉得小孙还是做房地产开发最合适。可是，深圳哪里还有地呢？没地，怎么做房地产呢？
“东莞行不行？”我问。
“东莞？”小孙问。
“但挨着深圳，大门可以朝深圳开。”我进一步说。 这是我偶然听来的一个项目。是在一次饭局上，东莞凤岗一个官员说的。当时完全没当回事，现在被小孙一问，陡然想起来，就随口说了出来，没想到小孙居然来了兴趣，当即让我与对方联系。后来，就有了“深圳城”。
现在，“深圳城”出事了。出大事了！
事件由降价引发。
“深圳城”一期房价每平方米6000多元。这个价格当时在东莞算高的，但相对深圳动辄一万多的房价来说，算便宜的。考虑到“深圳城”的客户群体主要来自深圳，离中心区的距离其实比松岗或坪山还近，所以，当年销售一空，成了销售冠军。二期价格8000多元，在东莞仍然算高的，但相对于深圳来说，依然便宜，再次销售一空，继续赢得销售冠军。小孙开发了第三期，销售价格10000元“起”，均价达到每平米12000元，由于表面文章做得好，小区看上去很高档，既实惠又能满足业主的虚荣心，加上辅助了一些促销手段，所以，尽管销售速度比前两期慢，但最终还是售罄。连续三年荣获“销售冠军”，“深圳城”成了所谓的“明星楼盘”。本来计划只开发三期的，但小孙见有利可图，又追加开发了第四期。就是这一次，出了麻烦。
考虑到这是最后一期，相当于一锤子买卖，所以，价格定得比较高，每平米达到16000元。
销售速度明显滞缓。
小孙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抽奖、送三年管理费、预付金四万抵十万等等。又引入了两家知名的房地产销售中介公司加盟，加大推销力度。
有些效果，但仍然没有预想的好。此时深圳的房价在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所谓“严厉调控”下，仍然悄悄地节节攀升，均价早已经突破每平米两万。但因为历史的原因，深圳所谓“关内”和“关外”房价仍然相差很大，整个深圳的房价并不平衡。原特区内即所谓“关内”的某些楼盘单价已经超过5万每平米，而原特区外即所谓“关外”的坪山等地的房屋单价才一万出头，甚至低于“深圳城”。坪山虽然更远，但毕竟属于“深圳”，“深圳城”虽然叫“深圳”，并且离中心区的距离比坪山近，但毕竟属于东莞，毕竟住到了“深圳”之外，两相对比，“深圳城”失去了市场优势。所以，尽管小孙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到年底，“深圳城”第四期仍然只销售了一小半，另一大半捂在小孙手上，成了他的心病。
“深圳城”的开发拉近了我和小孙的距离。因为，这个项目是我推荐他做的，因此就承担了某种责任。我曾经劝他不要超计划开发第四期，说国家下这么大决心对房地产严厉调控，房价不可能一直上涨，所以劝他见好就收。
“现在收手，能确保完胜。”我说。
小孙不作声，似若有所思。我知道，这就是他不同意我看法的意思。
小孙很尊重我。除了我是他“老哥”之外，多年的商场经历，也让他对官员绝对尊重。曾经有一次小孙喝多了，对我说：“还是老哥好啊。在中国，再大的老板也大不过官。”借小孙的吉言，我早已“落实政策”，先是恢复了副处级，后又被扶正成正处级，现在大小也算一个“官”了，小孙更加不敢轻易否定我的意见。
见小孙不说话，我又提醒他不要忘记当年海南房地产的教训。
小孙的眼睑活络了一下，我以为自己说动了他，谁知他却说：“我就是对比了当年的调控，才决定追加第四期的。”
“哦，怎么说？”我问。
小孙说：“当年的调控是真调控，这次是假调控，所以我不怕。”
“是吗？”我问，“这次是假调控？”
“不是吗？”小孙说，“当年的调控是针对开发商的，手段是彻底切断开发商的资金链，不允许银行给开发商贷款，不接受新的房地产按揭，暂停所有的房地产公司申请上市，搞得开发商没资金了，几乎要破产，所以房价一落千丈。而这次天天喊‘调控’，却一条实质性手段都没用。所以，房价不可能大跌。另外，上次房地产市场主要是‘炒项目’，如今的房地产市场是直接面对刚性需求，市场的主体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无论怎么调控，也不会发生当年海南房地产那样的惨剧。”
说实话，小孙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我不完全认同小孙的话。从更宏观的角度考虑，物极必反。我坚信房价涨高了，就必然下跌，房子建多了，就必然滞销，即便国家不出台任何“打压房价”的政策，房价也不可能只涨不跌，这不符合市场规律。但我没有说那么多。毕竟，是不是继续追加开发“深圳城”第四期，是投资商自己的事情，不是我这个“官员”该干预的范围。考虑到我和小孙是兄弟，这个项目当初又是我推荐的，我有责任提醒他，至于我提醒之后他是不是采纳，由小孙自己决定。他在非常尊重我的前提下，仍然为自己的行为作了那么一大番辩解，我就没必要坚持己见了。再说，我也不敢肯定自己的意见一定正确。我一直以为，我虽然学历比小孙高，但并不一定比小孙聪明。要不然，如今成为大老板的为什么不是我，而是小孙呢？
现在，我的担心得到了印证，“深圳城”第四期果然出现了滞销。
这期间，小孙将老婆孩子送到了加拿大，说“深圳城”项目了结之后，他打算收手不做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赚那么多钱没有用。说人的第一需求是安全的需求，当初没钱的时候，以为钱多了就安全了；现在有钱了，却发现钱越多反而越不安全了，总感觉什么时候会被人彻底算计一把。
“还是老哥说得对，”小孙说，“物极必反。所以，见好就收是上策。”
我心里想，现在知道见好就收了？当初为什么不听我的？但我没有这样说，只是笑笑。
我问他，移民到加拿大，是不是担心在国内有朝一日有人整他，或者担心国家政策有什么重大变化？
小孙说，有人整他，那是肯定的。几乎天天被人算计，但是他不怕。被别人算计成功了，只能说明自己无能，不能怪别人。至于国家政策，他一点都不担心，假如说国家政策真有重大变化，那也只能往好的方向变，不会往坏的方向变。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移民国外？”我问。
他给我说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他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有次全家开车去旅游，把车停在某处，回来取的时候，发现身上根本没有零钱，而加拿大人稀地广，附近也没有换零钱的地方。等了很长时间，没见人，最后只好把车开走。谁知刚刚开走，就被警察追上，要罚款，他解释说身上实在没有零钱，警察就客气地放他走了，提醒他下次开车出来身上一定要备有零钱。 另一个故事说他儿子和女儿闹着玩，女儿觉得自己被哥哥欺负了，到妈妈面前投诉，小孙的老婆说：“找我有什么用，你自己不会报警啊。”老婆是开玩笑的话，女儿当真了，果真打电话报了警。不一会儿，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他们家，在获悉是小孩闹着玩之后，警察没有批评小孙的女儿，仍然非常紧张地把他们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甚至地下室和屋顶都仔细搜查一遍。小孙夫妇当时觉得奇怪，既然已经说了是小孩子闹着玩的，还这么仔细搜查一遍做什么？警察说：“万一你们是被胁迫才说是‘闹着玩’的呢？万一有恐怖分子在暗中用枪瞄准你们呢？所以我们必须立刻把你们带离现场，然后仔细搜查，确认安全后，才解除警戒，让你们回家。对不起，打扰了。”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小孙说，“第一，警察非常尽职。第二，管理非常人性化。”
“你说的‘安全感’就指这方面？”我问。
“也不全是吧，”小孙说，“但女人是感性的，我老婆通过这两件事情，就坚决认为在加拿大很有安全感，不想回来了。”
千错万错，错在小孙不该不与我商量就突然降价。
当然，我不是他的合伙人，也不是他的顾问，作为官员，我也不能成为他的合伙人或顾问，他作任何商业决定，没义务一定要征得我的同意。但是，我自认为自己是他的“老哥”，这个项目也是我向他推荐的，客观上讲，我是他的“保护伞”或者说是“后台”，不出事便罢，万一出了什么事，肯定要牵连我。从这个角度说，他在项目运作上作出任何改变最初发展方向的重大决定，于情于理都应该事先征求我的意见，至少应该知会我。否则，万一出麻烦了，我就是想帮他摆平，也会措手不及。
这不，果然出事了。这天一大早，售楼部就被一大群业主重重包围。
来人都是“深圳城”第四期的业主。他们围堵售楼部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抗议开发商的“欺诈”行为；二是阻止其他人前来买房。这天是星期天，上周末开发商突然宣布，将“深圳城”第四期单价从每平米16000元降到12000元。经过一天的宣传、传播、酝酿、发酵，今天引来一大批看房者和购房者，让老业主们十分愤怒。
“既然本周就要降价，上周为什么忽悠我下单？”一名上周刚刚交款的老业主愤怒地说，“房子还没到手，就白白损失了几十万，是可忍，孰不可忍！”
另一名更早交款买了“深圳城”第四期的老业主说：“我在市内有房，买‘深圳城’的唯一目的就是等它升值，大赚一笔。现在倒好，钱没赚到，却白白赔了几十万，这不是欺诈吗？”
如今资讯发达，“深圳城”的业主早就建立了自己的QQ群和微信群，通过这些群传播，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老业主都获悉了第四期突然降价的消息，他们个个感觉自己被忽悠了，每个人都义愤填膺。他们首先汇集到售楼部，要求退房，或退差价。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房子买了，涨价全部归你自己，跌价却要发展商替你承担，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但工作人员也不能与业主发生直接对抗，他们的对策是软拒，说领导不在，他们会把老业主的意见转达给领导等等。这种小儿科的缓兵之计骗不了业主，深圳的业主久经沙场，个个不是省油的灯。等你们汇报到领导那里，再等领导研究出结果来，“深圳城”第四期剩余的房子早就售罄了。到那时候，一切尘埃落定，成为既成事实，谁还理睬他们？少数业主开始砸售楼部。他们的本意不是搞破坏，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逼老板出来。但老板不上当，这种事情，老板是不会冲在第一线的。宁可让售楼部被砸个稀巴烂，老板也不会出面。业主也有分寸，他们没有真的把售楼部砸得稀巴烂，象征性地砸了几样不值钱的东西，如楼盘模型等。见没达到目的，就开始寻求新的策略。业主们意识到砸不是个办法，相对几百套第四期房子来说，别说是售楼部里面的物品了，就是把整个售楼部炸掉，开发商也还是赚大了，老业主还是赔惨了。再说，真要是把售楼部砸个稀巴烂，追究下来，也是要承担司法责任的，老业主们不会做这样的傻事。这时候，他们想到了另一个对策：封路。只要不让来看房和买房的人进来，不让降价后的房子成交，就不会形成既成事实，事情就总有转机。于是，大家商量了一番，又一窝蜂地拥到大门口，涌向公路，把进出“深圳城”的道路封住，不让外面的人进来。
“深圳城”是在深莞交界一片荒野上开发建设的，经过开发商的极力打造，如今这里鸟语花香至尊至贵，一派皇家园林景象。但底子不行，好比穷人乍富，外表虽然穿了一身漂亮的西装，内裤却是打补丁的。比如对外交通，就只一条临时通道。既然是“临时通道”，就不是很标准，典型特征是路面狭窄，两辆小车交会问题不大，两辆大车交会车轮就要轧在路边的软基上，久而久之，路边坍塌，波及路基。开发商专门安排几个民工不断填补，但填补的只是表面，并未触及根基，大车再一交会，又轧出新坑洼。业主对这条道路很有意见，开发商也希望将路转为市政工程，扩宽、加固、完善配套设施。但涉及两个城市，相互扯皮。从深圳方面说，“深圳城”属于东莞，深圳的市政部门哪里愿意为通往东莞的“深圳城”修建一条市政道路？从东莞方面说，“深圳城”虽然属于东莞，但社区的大门却是朝深圳开的，因此，连接大门与公路的道路在深圳境内，东莞的市政部门如果跑到深圳境内去修建市政道路，不是越俎代庖吗？所以，该问题至今没解决。现在，这条不宽的临时道路被第四期老业主一堵，“深圳城”立刻水泄不通，成了名副其实的“围城”。
很快，一辆大巴被拦下。这是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租用的旅游大巴，上面满载几十位来看房并很可能今天出手买房的准业主。这些准业主都是早有意愿买房的潜在客户，他们被房地产中介业务员跟踪服务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天赶上大降价，特意带上全家人一起来看房子，如果不发生意外，十有八九能落单。一路上，业务员们在作最后的冲刺，他们辛勤跟踪了几个月，等待的就是最后这一刻，不可掉以轻心。
“这么高级的房子卖了白菜价！”
“买了就等于赚了！”
“过了这个村就再没这个店了！”
业务员一路忽悠，准业主们胃口早已经被吊了起来，但他们都是老江湖，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都什么年代了，不可能不上床就领结婚证吧？他们必须来现场实际察看察看，享受享受业务员的殷勤，再考察考察小区的整体配套和环境，研究研究样板房，然后才可能出手。现在，“深圳城”就在眼前，业务员装了几个月孙子终于获得回报了，离成功一步之遥，大巴却被拦了下来。 领头的业务员是位靓女，气质很好，天生一副经理相。女经理的最大特点是脸上始终保持微笑，但并不像“笑面人”那样笑得夸张、肤浅。女经理的微笑恰到好处，有分寸，给人非常有亲和力却又不轻浮的感觉，诱发君子好逑者想入非非，却又不敢对她太造次。此时，这位漂亮得体的女经理小声微笑着对司机说：“开门，让我下车，然后把门关上。”说完，又回头大声对乘客说：“大家稍等，我下去处理一下。”
司机很配合，将前门打开，等女经理下去之后，又立刻把车门关上。
这辆旅游大巴其实是双层的。像大多数飞机一样，除了车厢外，下面还有一个行李舱，行李舱的门可以从车厢两侧打开，供乘客放行李。因此，车厢到地面的距离比普通大巴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个转弯。这种设计的一大好处是，一旦发生诸如眼前被拦车这样的事情，导游可以单独下车，而乘客不方便紧随其后蜂拥而下。
女经理一下车，立刻被愤怒的呐喊包围。
“回去！掉头！今天不售楼！这里不让过了！”
“滚回去！滚！”
美女经理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面对非常不友好的人群，仍然保持亲切的微笑，并且微笑的幅度有所加大，仿佛眼前的这些人都是在与她开玩笑。女经理伸出洁白的双手，张开，举起来，先摆出类似投降的姿势，但又没有将手举得像标准投降姿势那么高，而是稍微低一些，并且略微向前一些，然后她将自己美丽的双手向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
美女经理的皮肤非常细腻，洁白的手背上能看见青色的血管，令人忍不住想抚摸一下。大约正因如此，才博得了客户特别是男性顾客的好感与信任，她的业绩突出，成了经理。但此时，愤怒的老业主已经对她光滑的皮肤失去了兴趣，他们更在意利益。几十万血汗钱啊，当然比看得见摸不着的感官享受重要。能在“深圳城”购房的业主，当然不是穷人，如果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估计在深圳也呆不下去了，不可能跑到“深圳城”来买一万多一平方米的房子，也不可能成为业务员的跟踪服务对象。但这些准业主也算不上富人，真正的富人，哪里会跑到这里购房？“深圳城”表面再奢华，也位于东莞啊，离深圳再近，也只能挨着深圳的边缘啊，如今谁愿意被“边缘化”？所以，能在“深圳城”买房的业主或准备在这里买房的“准业主”，基本上都是不穷也不富的人，在深圳，他们处于中等偏下吧。因此，砸在“深圳城”的这几十万，几乎是他们的全部积蓄。条件好的，或许家里还剩一点；条件差的，说不定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才勉强凑齐的，可以说，这几十万几乎是他们一辈子的积累。他们当然很心疼。
美女很快被围攻，甚至有人开始在她身上动手动脚。其中一位老大娘手指几乎点在美女经理的鼻子上，说：“你这姑娘啊，看上去蛮漂亮，怎么如此狠心！明明知道要降价，还忽悠我老头子多花几十万冤枉钱。你不得好报啊！”
老大娘哭起来，她老伴一脸尴尬，仿佛他确实是冲着女经理漂亮的脸蛋才购买“深圳城”的，现在知道上当了，觉得对不起老伴。
老大娘的话引发了共鸣，人群中很多人都是女经理的客户，他们就是在女经理美丽大眼睛的注视下，呼吸着部分来自美女经理体内幽香的空气，完成签约和交款的。现在听老大娘这样一哭，立刻明白过来，发觉自己中了美人计！于是，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怀着报仇的心态，纷纷把手伸向了美女经理。其中一个猥琐的矮个子，趁乱把手伸进女经理的一步裙下，在里面摸了一把，然后迅速把手凑到自己的鼻子上闻了闻。
美女经理立刻花容失色，像一只肥美的小母羊被投进了饿狼群中。
这还得了！
除了美女经理之外，车上还有一男一女两名业务员，他们原本坐在车厢后面对自己的客户作最后的鼓动，大巴被拦下之后，来到了车前，此时目睹顶头上司的遭遇，立刻要求司机开门，他们迅速冲下去，来拯救美女经理。
这次司机的注意力集中在车前发生的事情上，而不是在车门上，一男一女两名业务员要求下车的时候，也没有像刚才美女经理那样要求司机立刻关门。所以，虽然车还是那辆车，虽然从车厢到地面有一段距离，虽然下车通道还拐了一个小弯，但这些没有阻挡住乘客，他们中的很多人紧跟着一男一女两名业务员下了车。很快，车上大多数人都下来了。他们或打算见义勇为，与业务员一起拯救花容失色的美女经理，或打算看热闹，或者，他们也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之，除了少数老人和孩子，车上的大部分人也下来了。
不用说，车上的人是站在美女经理一边的，问车下的人为什么拦车？为什么对女经理动手动脚？
这时候，那个把手伸进美女经理裙子里面的猥琐男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另一个中年男子愤怒地向车上下来的乘客说：“骗子！大骗子！明明知道本周要降价，干吗忽悠我们上周签约买房？几十万啊！谁不心疼？”
车前出现了短暂的安静。车上的人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同情老业主，经过短暂的思考，反而有些幸灾乐祸，庆幸自己坚持到了最后。相对眼前这些已经签约并付款的老业主来说，他们赚了。节省几十万，还不等于赚了几十万吗？于是，他们更加坚定地站在美女经理一边，与对方说理，要求对方让路，他们要进去签约，去购买“白菜价”的“深圳城”。
“你们太不讲理了，”一位乘客说，“房子是商品，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变化的，涨涨跌跌很正常。大家都炒过股，不要说上周了，就是一分钟之前买的股票，现在突然跌停板了，你还能找证券公司按原价退股票吗？还能阻止我们在跌停板的位置上买吗？”
“站着说话不腰疼！”这边说，“你还没出手，当然这么说；假如你上周就被他们忽悠签约付款了，你还这么说吗？”
“那是你们和开发商之间的事情，和我们没关系。快让开，让我们进去买房。”
“怎么不关你们的事？放你们进去了，房子成交了，生米煮成了熟饭，造成既成事实，我们找谁去说理？”
“你们这不是不讲理吗？”
“就不讲理了，怎么样？”
堵路的老业主虽然不占理，甚至有点不讲理，但是，他们人多，车上的人少，双方对峙，堵路的人占上风，车过不去，人也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