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贺敏学从华东防空军司令员任上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先任华东建筑工程总局局长，接着奉命到大西北领导国家“一五”计划的数十个大项目建设，再南下福建任副省长，总伴着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
　　“文革”的骤发，让贺敏学这位井冈山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贺敏学在静观其变中思索，在思索中静观其变。
　　因保叶飞在劫难逃
　　随着“文革”的进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家被抄，一些干部受到冲击，贺敏学对种种过左做法越来越看不惯，多次跟家属，也跟身边工作人员交心：他们说这个是叛徒，那个是“走资派”，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坏人，简直是无稽之谈，是政治迫害！当年参加革命，谁不是提着脑袋干的，哪来这么多叛徒？如果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真有这么多坏人，我们怎么能够打败蒋介石的８００万军队，又怎么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就？
　　碰到一些熟悉的同志，贺敏学说：现在福建，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党政机关全瘫痪了，抓了那么多“走资派”和坏人，搞得人心惶惶，再这样下去，自己非把自己搞垮不可！
　　贺敏学对待“文革”的态度，决定了一场劫难将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他的头上。好心人劝他躲一躲，贺敏学却说：我没做过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何况要相信群众，他们是会讲道理的。贺家附近有个线面厂，工人们与贺敏学的关系很好，值此非常时期，大家自发保护贺家的安全。有次造反派到福州北后街４号贺家门口闹，线面厂工人闻讯，纷纷赶来劝阻，硬是把红卫兵给赶走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初的一个深夜，一辆“华沙”牌小汽车和一辆军用大卡车在贺家门前停下，跳下几名持枪的解放军和一群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蜂拥上前，捶打着贺家的大门。工作人员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和喧哗声，知道大事不好，立刻跑去告诉贺敏学：门外来了许多人，怎么办？
　　贺敏学边穿衣服边回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怕什么，要开门就开呗！
　　造反派进来后，贺敏学已在厅堂等候了。他从容不迫地说：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握手枪的解放军答：我们不知道，奉首长之命，请你去一趟。
　　贺敏学追问：是哪个首长叫你们来的？
　　对方答：大军区×司令叫我们来的。
　　贺敏学觉得事情明白了，向妻子李立英交代了几句，又对随后出来的女儿汪洋说，“照顾好妈妈”，便昂首挺胸地出门，上了小汽车。
　　载着贺敏学的小车离开市区来到五凤山，在一座小楼房前停下。贺敏学走进室内后，发现叶飞等人也在这里。
　　叶飞见贺敏学进来，主动向他打了招呼：他们怎么深更半夜还把你弄来？
　　贺敏学答：鬼知道，他们二话没说就把我强行拉到这里来，现还有一大帮子人在我家里搜查，不知立英她们情况如何。
　　叶飞安慰他：既来之则安之，立英有汪洋她们照顾，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他们的矛头现在是对准你的，你倒是要多加小心点。
　　贺敏学点了点头，坐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微闭，什么话也没有说，似乎在思索和回想着什么……
　　五凤山在福州郊区，风景幽美，是省委招待处所在地，省委、省人委的一些会议时常在这里召开，“文革”开始后，这里变成了所谓“走资派”、“黑线人物”的集中地。被关在里面的所谓“走资派”、“黑线人物”白天学习，晚上写检查，写检举揭发材料，还经常被拉到外面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叶飞被打成了“福建省头号走资派”，贺敏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戴上了“叶飞的黑干将”、“黑参谋长”、“三反分子”等帽子，造反派每次把叶飞弄到外面去批斗，都少不了拉他去陪斗。
　　一天，天下着毛毛雨，贺敏学又同叶飞等人一起，被拉到远郊魁岐批斗。贺敏学穿着黑大衣，迎风挺立，硬是不肯和别人一起喊“打倒叶飞”的口号，硬是不肯低头认“罪”。几个造反派强行按不下他的头，便站在凳子上往下狠命使劲压，但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昂起头。那几个造反派无可奈何地嘀咕：“这老家伙也许是练过功的。”造反派逼着要贺敏学坦白交代自己并揭发叶飞的“罪行”，贺敏学硬是一声不吭。批斗会一结束，人们纷纷说贺敏学有骨气。
　　造反派安排贺敏学陪斗，原本是希望他看到叶飞的“洋相”后，思想和态度能有所转变。没想到他竟是铁骨铮铮，根本没有任何“倒戈”的迹象，只好把他另行关到福州一中的一所楼内。省委常委、秘书长王禹刚好也被作为叶飞的“黑线人物”，羁押于此。两人见面后，在严密的监控中，也不好多说什么，但彼此的眼光里交流着意志和信念。
　　国民党的牢我坐过，我好好地出来，照样革命。……今天我坐共产党的牢，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办
　　贺敏学身陷囹圄，根本无法与外界接触。一天，福州军区司令忽然来到贺敏学的住处。在１９６７年２月，福州军区介入地方“三支两军”后，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成了闽赣两省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他把叶飞当成死对头，凡保叶者鲜有不被打倒者，而贺敏学是福建保叶最坚决的人，岂能不让他恼火？但像打仗一样，他采用了迂回战术，欲行先打后拉之法。见面后，这位大军区司令对贺敏学说：我是来看望老同志的。
　　贺敏学立马质问：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些老同志老干部的？公道吗？正常吗？我贺敏学现在的处境，你不会不知道吧？
　　大军区司令辩解说：现在社会上很乱，这是为了老同志的安全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贺敏学一听这话，气上心头，也不管面对的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的当红人物，指着门外的警卫愤然有声道：家被抄，人隔离，大小会，遭批斗，这就是你说的保护？你当我是３岁小孩！
　　大军区司令脸一红，继而说：贺老啊，我告诉你，叶飞犯了大错误，毛主席都在中央全会上点名批评了他，你还保他呀？
　　贺敏学毫不含糊地说：叶飞是我的老上级，在战争年代是战友，在和平建设时期是同志，我们尽管为了共同的事业，不时也有一些争论，也会出现一些不同意见，但那是革命队伍内的正常现象。叶飞与其他领导干部一样，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但他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为建设福建、改变福建落后面貌上，是为党和人民立了新功的，我看他决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贺敏学说罢，冷冷地看着大军区司令，一语双关道：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无中生有，落井下石，诬陷同志，在复杂的斗争面前，更要坚持党性原则。
　　几天后，贺敏学又被武装转移到福州西湖边的工人疗养院。此时的疗养院，疗养员悉被赶走，成了“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的“集中营”。关到这里来的都是厅局级以上干部，其中有梁灵光、许亚等省委领导，林一心、林修德原已调国务院侨办工作，此时也被揪回关在这里。
　　贺敏学每天都要面对三项“任务”：其一，自我检查，交代问题；其二，揭发叶飞，揭发省委，揭发“刘邓陶”的问题；其三，接受造反派批斗。
　　专案组采用车轮战术审问贺敏学。他们首先揪住他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被捕经历，逼问他是否有过变节自首行为。贺敏学愤然有声：这段历史我已如实地向党组织作了交代，党组织也是有鉴定的，你们可以去搞外调！
　　专案组又问：大叛徒龚楚把你抓住后，为什么不杀你？
　　贺敏学回答：龚楚先是想利用我，但被我逃跑出来了。
　　对方又逼问：你为什么去联抗？
　　贺敏学先是微愣，而后自豪地说：抗日呀！
　　对方质问：联抗是国民党，你们国民党也抗日？
　　贺敏学白了他们一眼，刚要发火，又想他们都是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犯不着动口舌，震唬他们一下算了，便说：联抗不是国民党，那是陈毅首长派我去的。
　　对方语带嘲讽地说：还首长哩，陈毅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贺敏学这才知道北京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贺敏学云里雾里，无从知道，只有以沉默相对。
　　专案组可不想沉默，旋又声色俱厉地说：你主管全省基本建设时，盲目搞“高（标准）大（马路）洋（美观）”，这是“走资派”的一种表现！是叶飞叫你搞的吗？
　　当时贺敏学主持搞的所谓的“高大洋”工程有四个，即华侨大厦、邮电大楼、梅峰宾馆（与北京京西宾馆一样的设计，就是面积和规模小些）、五一路拓宽。这些工程当时在全国还排得上号，为福建尤其是福州争光不少，如今却被指责，贺敏学只感到专案组的无知，他也不作争论，只是语气平稳地说：要我说，福建的建设“高大洋”得还不够。
　　专案组本想由此套出他对叶飞的检举，见贺敏学在回答中避开了叶飞，干脆明确逼他检举揭发叶飞的问题。贺敏学也懒得多说，就是这么一句话：我没有发现叶飞有什么问题。
　　专案组假惺惺地说：你同叶飞相处这么多年，相互了解，难道不知道叶飞的一点错误，即使不讲错误，讲缺点也可以嘛。
　　贺敏学仿佛倒认真起来，沉思半晌，徐徐而答：至于叶飞的缺点，我倒是知道点，主要就是脾气不太好嘛。
　　专案组吆喝：贺敏学，你不要死硬，这样对你没好处。
　　贺敏学是硬汉子，激动而气愤地说：国民党的牢我坐过，我好好地出来，照样革命。我兢兢业业奋斗了几十年，犯了什么错误？你们让我靠边站，不但不准我工作，还要我白天陪斗，晚上写检查，我究竟犯了哪条王法啦？今天我坐共产党的牢，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办？
　　专案组对这顽固的老头无可奈何，只好把他交给造反派批斗。
　　开头，贺敏学他们是被分头拉出去批斗的。各厅局开批斗会，都要把分管的省委、省人委领导拉出去陪同本单位“走资派”一起批斗，斗了就是“革命派”，不斗就是“保皇派”。所以，今天这一派来揪，明天那一派来斗，后天又来一派，轮着转，每日不已。批斗时人们多是低头，贺敏学却是挺胸，造反派让他低头，按下来，他还是昂首。贺敏学分管的厅局不多，因此倒少了许多折腾，加上他平时有口皆碑的为人和作风，使得他在批斗时也很少像别人那样落下拳脚。但他是这批“走资派”中年龄最大的，战争年月里又曾多次落下伤，这样每次低头弯腰大半天，也弄得他精疲力尽。那些专案组人员却毫无人性地说：没有给你戴高帽游街、站在街边敲打破脸盆示众，就算不错了。
　　叶飞的老警卫员葛金康也被关在疗养院，他回忆说：“当时我关在一楼，贺老关三楼。他知道我和叶司令的关系，放风时碰在一起，总要寻机同我讲讲话，有时即使不讲话，他也会来拉拉手，眼光里总是充满了鼓励的神情。我们这些革命的‘囚犯’得益于贺老最大的好处是，他老说我要洗澡，造反派只好把我们全部集中到汤井巷洗澡。”
　　我是共产党员，既没有罪，更不会自杀
　　贺敏学走后音讯全无，李立英带着女儿汪洋到处打听。在那非常岁月，为了不连累别人，她们多半是通过电话或晚上出去到熟悉的、信得过的战友家里打听。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仍无消息。在这期间，造反派还不断来抄家，弄得家无宁日。
　　一天，李立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温泉澡堂一个对贺家友好的老工人打来的，让她带女儿前去洗澡。李立英理解这话里一定有其他意思，便带着汪洋急忙赶去。那老工人做手势使眼色不让出声，径直带她们走进一间房里，里面竟然坐着贺敏学！汪洋惊喜地叫声爸爸，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看到不过一个多月工夫，丈夫竟消瘦了许多，李立英不觉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这次会见不过简短的几分钟，贺敏学便受令归队了，回到了疗养院。
　　没日没夜的审问批斗，饱受的人格侮辱和精神煎熬，甚至突如其来的挨打，让贺敏学不堪忍受，终于病倒了，头晕，咳嗽，发烧。
　　李立英得知消息，心急如焚，她行走不便，又担心自己也被抓走，女儿汪洋无人照顾，便委托贺敏学的秘书陈公石去疗养院看望。经过严格审查盘问，陈公石才被允许进室内去见贺敏学，规定见面时间不得超过半个小时。
　　自从被打成“黑干将”、“走资派”、“保皇派”入狱后，贺敏学心情特别沉重、压抑，精神和肉体都备受折磨，一见秘书前来，触景生情，数分钟讲不出话来，接着便是嚎啕大哭。在陈公石心中，贺敏学是个坚强的人，英雄有泪不轻弹，可他今天却当着自己这个小秘书的面潸然泪下，这里面饱含着多少委屈和伤心呀！陈公石只觉鼻子一酸，哪里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也跟着抽泣起来。
　　好半晌，贺敏学才止住泪水，关切地问陈公石情况怎样。陈公石是１９６３年开始接替孙海林给贺敏学当秘书的，时间虽不长，但老人的品性、情操却陶冶了他。贺敏学出事后，他受牵连被关押批斗，本来也有很多委屈要跟老首长倾诉，但见老首长伤心，便没有提及。
　　贺敏学语调沉重地对陈公石说：我以前两次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红军ＡＢ团的牢，现在又坐了一次共产党的牢。毛主席是怎么搞的，是他的本意还是受了坏人的蒙蔽？若是暂时受了坏人的蒙蔽，这种状况肯定不会存在很长时间的！他交代陈公石，转告妻子李立英及女儿汪洋，不要为他担心，要她们好好挺过来。
　　十多天后，陈公石又来看贺敏学，带来了李立英为他熬的鸡汤。
　　随后，陈公石再次被抓起来。福州军区一要人对他说：知道为什么关你吗？你至今还不揭发叶飞、贺敏学的事，你很顽固，限你３天内把所知道的贺敏学与叶飞勾结的情况全部揭发出来，揭发叶飞是如何通过贺敏学控制省人委的，你要学马兴元的秘书×××，他和马兴元划清了界线，毫无保留地作了揭发，不是最早被放出来了吗？陈公石答：我不能无中生有。对方怒不可遏：你再不揭发，就对你不客气！
　　在这期间，贺敏学的前任秘书孙海林也遭受迫害和逼供。孙海林这才深深理解了老首长反对他写文章的用心，“文革”中，有多少人是被造反派从报纸中找文章，档案中找讲话稿，被断章取义而挨整的。老首长从不在工作人员面前讲贺子珍和江青，既保了自己，也保工作人员度过了“文革”难关。孙海林在铁路系统工作的妻子何淑萍也受到牵连，回忆往事，她不无感慨地说：“‘文革’中，他们引诱我揭发贺老，想通过我们这些所谓的外围，挖出贺老的后台是贺子珍，贺子珍的后台是周总理。当时我被关在学习班，老孙下放，对贺老被关的事不清楚。逼供曾让我想到自杀，但从未讲过贺老半句坏话，贺老也没有坏话可讲。我们都相信贺老，自始至终拒绝任何人的利诱和指使。贺老复出后，对我们说，你们夫妻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们为我受苦了，我用的秘书没错，连他的老婆都是阿庆嫂！”陈公石也说：“我这个秘书为贺老做些事是理所应当的，可老首长却记在心里，称我为患难之交，肝胆秘书。”
　　陈公石被抓后，李立英几经交涉，有关方面才允许十几岁的女儿汪洋去疗养院探望贺敏学，送一点吃的和用的东西。一天，造反派打电话到贺家，说贺敏学畏罪跳楼自杀了，让家人去收尸。李立英悲痛过后，感觉不大对头，急忙催女儿设法了解真相。汪洋好不容易才见到了爸爸，贺敏学说：回去告诉妈妈，让她一百个放心，我是共产党员，既没有罪，更不会自杀！我活一天，便要和那些藏在背后操纵红卫兵整人的人斗争一天！
　　贺敏学出狱的“版本”牵涉到毛泽东、周恩来
　　李立英见贺敏学被关了两个多月后还没出来，不得不向在北京的外甥女李敏求援。李敏接到电话，急忙去找父亲。毛泽东吃了一惊：什么，他们把你舅舅也关起来了！他沉吟许久，又缓缓道：你舅舅是个好同志，当年富田事变时，他为我坐过一次牢，还叫人给我送条子。毛泽东这次没有出面去保贺敏学。可能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他觉得自己不便多说话。但一句“你舅舅是个好同志”，说明他对贺敏学的认识是一贯性的。
　　关于贺敏学出狱，还有一种“版本”。毛泽东得知贺敏学被关押的消息后，吃了一惊，要周恩来迅速同福建联系，指示福建方面迅速放贺出来。周恩来的电话，除打到福州军区外，还直接打给了李立英。李立英要秘书作了详细记录，随后拿着周恩来指示的电话记录稿，亲自来找军管会，要求放人。
　　但李立英在晚年向笔者叙述说：“我既担心贺敏学身体受不了，又担心关长了，在群众间影响太坏，弄不好要涉及毛主席、贺子珍等，我写了封信给周总理，托可靠的人转交材料。同时，我还想了个法子，拿着毛主席写给贺子珍和我们的一封信，直接找到军队某大人物。对方一看竟是毛主席的书信，大吃一惊，读后深感毛贺关系非同一般，‘唉呀’一声后，道：老首长有这层关系，为什么不早讲呢？我见对方以老首长称贺敏学，知道此信起到了圣旨般的大效果，却不便多言别的，只是说：老首长有老首长的脾气嘛！对方说：你们放心，五一节快到了，老首长就交给你们家里照顾了。”
　　事情报到大军区司令那里，他权衡再三，决定在五一节前放贺敏学回家。贺敏学获救，除了毛泽东的这封写于几年前的信起了效果，也不排斥周恩来此前的过问所起的作用，当然还有贺敏学的不屈斗争。
　　颇富戏剧性的是，贺敏学还不肯出狱呢！他说：×××把我抓进来，我是既来之则安之，×××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我？说清楚了我才走！
　　贺敏学如此使出犟劲和脾气，可真把已当上省革委会主任的大军区司令逼上进退两难之境：看来，光说一声误会是不行的，当面道歉吧，他拉不下这个脸，不放吧，毕竟是“皇亲国戚”，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如何担待得了？
　　恰在这时，江西有位老革命来福州，点名要叫贺敏学，革委会派车去接贺敏学。可贺敏学会见完毕，又要回牢房。司机说你不要回去了，回家吧，一溜烟把车先开走了。岂料，贺敏学一点儿也不含糊，走路过去，自投牢房。
　　这可真成了烫手的山芋！省革委会主任好不尴尬。
　　某头脑灵活之人为省革委会主任想了个法子：就说中央某部长来福州了，提出要见老首长，正在贺家呢，让他们在贺家会见，然后把皮球踢给李立英。
　　他们把贺敏学骗上车后，又悄悄把他在牢房看的书和一些生活用品装上，牢狱的大门也就对他关闭了。
　　贺敏学到家后，始知中计，愤然开骂：这帮家伙，还敢骗我是什么老战友想见我，不行，我得回去找他们说理去！
　　李立英委婉地说：你能回家，多好的事呀，我难道不是你的老战友？
　　听妻子这么一说，贺敏学一颗心才安静下来。只不过在得知李立英拿出的杀手锏竟是毛泽东的书信，他少不得批评了一下妻子：主席和我们通的可不是一般的信，你不该拿出来，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又不是反毛的人！
　　８３天的囚禁非人生活，贺敏学人黑瘦了一大圈，又新添了一身疾病。出狱后，职务自然是没了。在贺敏学遭牢狱之灾时，造反派对贺家大作调查，包括在上海、江西等地的亲属，统统派人去搞了外调，收集材料，并对贺家亲属大加迫害。
　　拒不向当权派事媚，最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重新安排工作
　　贺敏学出狱后，根据省革委会主任的安排，有关方面通知他和马兴元一起去学习班，然后再行分配工作。他们两人是省里最早解放的人。贺敏学却不吃这一套，说：你回去告诉你们的负责人×××，我不去学习班，他认为我能工作的话，就直接让我工作，当个仓库管理员也行！
　　贺敏学来硬的，他们也无计可施，便“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想逼着他带全家离开福州，迁往建瓯。谁知，贺敏学还是不吃这一套，毫不含糊地顶住了：“等把我的问题讲清楚后再说，我到底是不是三反分子，请作个明确结论。”
　　结论是不好做的。他们又生一计，以部队要住房为由，令贺敏学全家搬出现房。通知一下来，某军队干部就蛮横地闯进贺家，到各个房间察看了一遍，俨然是个户主。贺敏学既不理睬也不阻拦，径自坐在桌前和孩子们玩着扑克牌。来人阴阳怪气地问他何时搬房，贺敏学头也不抬，淡淡地说：“我就不搬，看你们怎么办！”来人甚觉没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事情不了了之。
　　那伙人不甘就此罢休，把贺敏学身边的工作人员调离的调离，下放的下放。
　　１９６９年１月，大中学校要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之声如狂飙从天落。只在初中读了一年书的女儿贺汪洋就算毕业了。考虑到父亲正处于逆境，懂事的女儿不愿给父亲增添麻烦，便自己报了名。得知唯一守在身边的女儿也要到顺昌山区下乡插队，李立英的感情颇为痛苦，欲语泪先流。贺敏学虽然也万分不舍女儿离开身边，但他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安慰妻子说：“为了汪洋的将来，为了使她能在社会大课堂里学到更多更实用的东两，应该鼓励她走出这一步。”对女儿的决定，他是鼓励的：“你下乡去要好好锻炼，要和农民打成一片，真正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情感和智慧，培养吃苦耐劳、自强自立的精神，另外，到农村后，有时间也要多学习功课。”贺敏学还亲自教女儿打背包、整行李。贺汪洋跟同学们走了，坚持不让父母送。贺敏学开头还说女儿是好样的，待女儿的背影在眼前一消失，他却立时放声大哭起来。
　　汪洋下乡后不久，李立英也被指令到省委招待所学习，在家里陪伴贺敏学，为他解寂寞的就剩下他喜爱的那条狗了。可有一天，这狗直挺挺地躺在门外，不知是被哪个坏心眼的人打死了，以便刺激贺敏学。家中亲人走了，秘书下放了，警卫撤了，连狗也被打死了，那些人认为贺敏学是孤家寡人一个了。岂料，来他家串门的人反倒多了起来，在他附近的线面厂工人和周围群众自发地担负起他的保卫工作。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林彪“一号令”发布后，福州军区某领导又动员贺敏学离开福州，到外地疏散。贺敏学义正词严地说：×××你怕死你就躲得远一点儿，我贺敏学不怕死，我不走！
　　那些人知道，折磨、整治贺敏学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剥夺他的工作权利。尽管贺敏学渴望参加工作，但他始终不向那些人屈服，不愿用低声下气和妥协来换取职务的安排。在赋闲的日子里，他每天看看书，练练毛笔字，或是和熟人打打牌、下下棋。
　　原福建省委副秘书长赵登英曾告诉笔者：贺老对“文革”看不惯，“文革”时我也成了叶飞的“黑干将”，被剥夺了工作，我不时会去看他。他要我保重身体，说总有拨云见日那天。他坚持真理，对党忠诚、对同志友爱，他的精神很让我钦佩。有时他没事情干时，便问我：老赵，今天没事干怎么办呢？我知道他的意思，便和一些同志陪他打一会儿麻将。打完，他说：今天我们又浪费时间了。贺老是个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印象的老一辈领导人。
　　“九一三”事件后，贺敏学特地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我自参加党以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自认为党就是我的家，革命就是我的归宿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没有革命工作，我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在周恩来的过问下，福建方面答应给贺敏学安排工作，但先得参加学习班。贺敏学起先仍拒绝去，后来，经李立英和一批战友做工作，得知学习班这关非过不可，才能工作，他从大局出发，才参加了第二批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好一段时间，他仍处于赋闲状态。
　　１９７３年５月，贺敏学被任命为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不久，贺敏学被增补为省委委员。对贺敏学在“文革”中的处境，李立英曾说：“当时关系错综复杂，老贺既要处理好与贺子珍、毛泽东的关系，又要留意叶飞死对头×××的打击，还得留意江青的迫害，难啊！”
　　岁月寒而知松柏凋，１９８８年４月贺敏学病逝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叶飞饱含深情撰写一联：“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