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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正在重构社会，包括其中的工业领域；这是从互联网视角获得的看法。换成工业视角，可以说，工业正在融合信息技术的基因，高速进化。历史性的时期受到了广泛重视，发达经济体都在试图为它赋予名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说法。美国称之为“再工业化”，日本称之为“工业智能化”，德国则称之为“工业4.0”。
考量这些说法，可以发现“列强”心态有微妙的差异。美国的“再工业化”，体现了对制造业外流的惋惜之情。由于人力成本高昂，美国制造业大量采用离岸外包的方式来构建产业链，一方面让本国企业占据品牌运营、产品设计等高价值环节，一方面也损失了就业机会和税收。今天他们提出“再工业化”，是希望通过工业技术和模式的进步，实现高端制造业的回流。日本的“工业智能化”，表达了对普及无人工厂的向往，和它重视制造机器人的策略一脉相承，反映出应对严重老龄化社会的思路。德国的“工业4.0”，颇具情节深度，牢牢把握自身的制造业优势传统，并试图界定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四个发展阶段。所谓“1.0”，指机械生产大范围代替手工生产，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2.0”，指生产线的形成和电力的普遍采用，始于二十世纪初；“3.0”，表示生产逐步自动化，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4.0”，则是分布式和开放的生产，属于现在进行时。“工业 2.0”至“工业4.0”中隐藏着一个从能源到信息的“服务化”脉络，即电力服务化——信息技术进入生产流程——信息技术服务化。
有人将工业革命的概念加以延展，用在今天，命名为第某次革命，勉强可算言之成理，但不够精确。革命是颠覆性的，剧烈的，与历史长河相比是短暂的；工业演进到本世纪，虽然特性有诸多显著变化，总体而言仍是有继承性的、长期持续转变的。以一个词来概括，与其用“新工业革命”，不如用“工业迭代”。“工业迭代”可以同时表达革命性、继承性和持续性，并且具有恰当的信息技术色彩。
“工业迭代”在中国的内涵更为丰富。我们制造业的电气化已经完成，生产自动化仍在进行，今天要跟上智能生产的脚步，如同工业历史三个层面（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同时叠合，跨越式发展，“迭代”的节奏由此获得复沓色彩。
迭代到“4.0”阶段，要点是产业链分工的重组。在工业领域，成熟模式受到质疑，重估一切原则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外企业表现出大胆的探索意愿，从两家企业新近的改革可见一斑。进行中的海尔改革的要点是什么呢？是裁员一万人，还是部分向用户开放决策权，还是鼓励员工参与创业，还是让团队颗粒化？张瑞敏用一个词来概括——“生态系统”，他希望种下很多很多颗树，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森林。在这样的表述中，过去坚固的企业围墙荡然无存，组织边界随之模糊了。电动汽车特斯拉的决策者宣布开放全部技术专利，因为他们意识到竞争的主战场并不在电动汽车生产商之间，而在电动汽车企业群落与内燃机汽车企业群落之间。开放专利，意味着对知识产权原则的反思。
“4.0”对工业组织的结构性改变，作为一组信息，已经蔓延至工业领域之外。在多重复沓节奏的“工业迭代”乐曲中，我们听出了中国社会的多重机遇。
实现有机团结
和工业自动化发展水平一样，中国的微观人际形态也是多时代属性并存的。我们观察周围，至少能发现三种典型。一是宗法社会，二是单位制，三是工业化社会形态。宗法社会的生命力仍未丧失，农村祠堂的复兴体现了这种生命力。即使在城市，我们也能举出一个宗法社会的标志性现象——“份子钱”，源于同宗大家庭内部的经济互助，和朋友间“通财之谊”对大家庭的模拟。单位制则建成了大量全功能小社会。今天“单位”一词也未过时，人们常常谈论“单位福利”如何。“单位福利”切中肯綮，正好表达出福利功能分布的混合态。工业化社会形态则属于现代性的后果，表现出人的个体化（与宗法社会的疏离），组织分工的细化（走出单位制的全功能模式），以及相应的对契约、法制的需求。
有机团结是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的概念。他说，社会分工的细化让人们自愿密切合作，彼此依存，因此有机团结起来。在社会分工这个主要原因之外，有机团结还有次要原因，包括城市化让人们的生活空间重叠、核心家庭成为普遍的社会细胞等。有机团结概念提出已经一百多年了；今天，上面谈到的三个因素都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城市化和核心家庭的问题十分复杂，一言难尽，它们此刻的趋势是否促进有机团结也有争议，但社会分工的细化始终是有机团结的基础。
工业迭代把社会分工推向了新的水平。仍以海尔为例。如果改革成功，海尔邀请用户加入到决策圈，把产品的设计和消费之环闭合起来，并开放供应链，对集团内和集团外的供应商不加身份性的区分（意思是，在任何零部件和运输等服务的供应商选择上，仅仅依据质量和成本水平，而不向集团内的“自己人”倾斜），生态系统就此建成，“森林”容纳多样化的参与者，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实现了“有机化”。
宗法社会和单位制的遗留一时难以消退，事实上仍有积极功能，也无须通过激烈干预来剔除。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业迭代促进社会分工的细致化，就成为中国漫长的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一步。
其他因素又和工业迭代一道，形成现代化和社会团结有机化的合力——文化发展提供心理联结；交通发展提供地理联结；媒体发展提供信息联结；电子商务发展提供流通联结。工业迭代之所以最为关键，是因为有机团结依赖于分工的合理化和工种间的紧密配合，而工业迭代孕育着适应新的组织发展趋势的合作方法。
公平分配风险
工业迭代提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目标，通过建设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来实现，其主要手段是把信息通讯技术和制造业体系充分融合。这一转变，不仅关乎效率，而且促进公平。
过去数十年间，全球化，即资本的全球流动，生成了一大批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它们富可敌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富可敌国。仅举一例，埃克森美孚公司2013年收入5023亿美元，如果它是一个国家，GDP排名将列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的第24位，比瑞典、挪威、伊朗略少，比波兰、阿根廷、比利时还多。 企业的竞争力，迄今为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袋深度”。韩国的企业收入规模分布非常集中，三星、现代汽车、SK、LG四大集团不仅份额大（仅前两家就占韩国GDP的三分之一），而且增幅快，这意味者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垄断是如何形成的呢，无非是古老的“马太效应”，优势企业只要发现任何市场机会，就投巨资在局部不惜亏损地竞争，挤走或购买无力支撑的中小企业。一句话，钱阻止了自然竞争。
而在信息物理系统的支持下，竞争失败的风险有希望实现相对公平地分配，不仅分配给中小企业，也分配给未能及时转变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型企业。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安筱鹏副司长提出过一个有启发性的概念——“信息密集型企业”。或许信息密集型企业是与资本密集型企业争夺竞争主导权的有力对手。
而地球环境的风险也在减少，工业迭代将在发展中逐步体现出生态价值。没有信息物理系统，没有制造业供应链的开放，管理碳足迹就没有市场机制，交易碳排放权也将（像现在一样）流于形式。而一旦工业迭代进展到制造业普遍服务化的水平，碳排放指标就能顺利加入到调节机制中，并通过企业向个人购买碳排放权的形式，把个人控制碳足迹的热情点燃。我国产业政策中“置换严重过剩产能”的目标，同样与控制环境风险高度相关。
改善新工人地位
中国每5个人中，就有一位农民工。总量已近3亿的农民工，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农民工被恰当地称为“新工人”，为中国社会带来了生产力、活力。另一方面，如果新工人融入城市的问题、新工人二代的教育问题和就业问题应对不当，巨大的社会风险就在其中。工业迭代为改善新工人地位，带来了好消息。
工信部推动“工业云”建设；工业云很可能进入制订中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工业云可谓工业迭代的一个阶段性发展方向；它的实效化，将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工业云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提供给工业企业的云服务，一是工业本身作为云服务，实现工业的服务化。
工业云的发展和新工人有何关系？沿着工业云的发展路径，产业格局重构之后，制造业的地域分布将发生变化。借用“世界是平的”这一说法，工业云将让制造业的世界变得更平——中小城市和城镇成为关键场所，城市、城镇出现去中心化的图景，新工人的就业随之去中心化。如此，新工人生活场景中的主要矛盾——超大城市不得不进行自我规模限制和新工人及其后代要求平等成为市民的矛盾，就在大量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工业能力提升中顺利化解。
不利的因素，可能来自工业迭代促进智能制造，使生产线上的工作机会变少。新工人的失业问题不可回避，但教育的发展有望缓解这一问题。新工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工业迭代的人力需求合拍。虽然生产线工作机会必然减少，制造业中司职沟通、服务的岗位却会增加，这些岗位对有学历的新工人敞开。
讨论工业迭代对中国社会的多重机遇，并希望抓住机遇实现最优发展路径时，特别需要注意多种因素的协同效应。据说作曲家勃拉姆斯曾经受到四位业余演奏者的拜访，他们强烈要求在作曲家面前演奏一首他写的弦乐四重奏。勃拉姆斯耐着性子听完，对四位粉丝说，“真的，你们分别演奏得很好”。
考量这些说法，可以发现“列强”心态有微妙的差异。美国的“再工业化”，体现了对制造业外流的惋惜之情。由于人力成本高昂，美国制造业大量采用离岸外包的方式来构建产业链，一方面让本国企业占据品牌运营、产品设计等高价值环节，一方面也损失了就业机会和税收。今天他们提出“再工业化”，是希望通过工业技术和模式的进步，实现高端制造业的回流。日本的“工业智能化”，表达了对普及无人工厂的向往，和它重视制造机器人的策略一脉相承，反映出应对严重老龄化社会的思路。德国的“工业4.0”，颇具情节深度，牢牢把握自身的制造业优势传统，并试图界定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四个发展阶段。所谓“1.0”，指机械生产大范围代替手工生产，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2.0”，指生产线的形成和电力的普遍采用，始于二十世纪初；“3.0”，表示生产逐步自动化，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4.0”，则是分布式和开放的生产，属于现在进行时。“工业 2.0”至“工业4.0”中隐藏着一个从能源到信息的“服务化”脉络，即电力服务化——信息技术进入生产流程——信息技术服务化。
有人将工业革命的概念加以延展，用在今天，命名为第某次革命，勉强可算言之成理，但不够精确。革命是颠覆性的，剧烈的，与历史长河相比是短暂的；工业演进到本世纪，虽然特性有诸多显著变化，总体而言仍是有继承性的、长期持续转变的。以一个词来概括，与其用“新工业革命”，不如用“工业迭代”。“工业迭代”可以同时表达革命性、继承性和持续性，并且具有恰当的信息技术色彩。
“工业迭代”在中国的内涵更为丰富。我们制造业的电气化已经完成，生产自动化仍在进行，今天要跟上智能生产的脚步，如同工业历史三个层面（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同时叠合，跨越式发展，“迭代”的节奏由此获得复沓色彩。
迭代到“4.0”阶段，要点是产业链分工的重组。在工业领域，成熟模式受到质疑，重估一切原则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外企业表现出大胆的探索意愿，从两家企业新近的改革可见一斑。进行中的海尔改革的要点是什么呢？是裁员一万人，还是部分向用户开放决策权，还是鼓励员工参与创业，还是让团队颗粒化？张瑞敏用一个词来概括——“生态系统”，他希望种下很多很多颗树，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森林。在这样的表述中，过去坚固的企业围墙荡然无存，组织边界随之模糊了。电动汽车特斯拉的决策者宣布开放全部技术专利，因为他们意识到竞争的主战场并不在电动汽车生产商之间，而在电动汽车企业群落与内燃机汽车企业群落之间。开放专利，意味着对知识产权原则的反思。
“4.0”对工业组织的结构性改变，作为一组信息，已经蔓延至工业领域之外。在多重复沓节奏的“工业迭代”乐曲中，我们听出了中国社会的多重机遇。
实现有机团结
和工业自动化发展水平一样，中国的微观人际形态也是多时代属性并存的。我们观察周围，至少能发现三种典型。一是宗法社会，二是单位制，三是工业化社会形态。宗法社会的生命力仍未丧失，农村祠堂的复兴体现了这种生命力。即使在城市，我们也能举出一个宗法社会的标志性现象——“份子钱”，源于同宗大家庭内部的经济互助，和朋友间“通财之谊”对大家庭的模拟。单位制则建成了大量全功能小社会。今天“单位”一词也未过时，人们常常谈论“单位福利”如何。“单位福利”切中肯綮，正好表达出福利功能分布的混合态。工业化社会形态则属于现代性的后果，表现出人的个体化（与宗法社会的疏离），组织分工的细化（走出单位制的全功能模式），以及相应的对契约、法制的需求。
有机团结是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的概念。他说，社会分工的细化让人们自愿密切合作，彼此依存，因此有机团结起来。在社会分工这个主要原因之外，有机团结还有次要原因，包括城市化让人们的生活空间重叠、核心家庭成为普遍的社会细胞等。有机团结概念提出已经一百多年了；今天，上面谈到的三个因素都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城市化和核心家庭的问题十分复杂，一言难尽，它们此刻的趋势是否促进有机团结也有争议，但社会分工的细化始终是有机团结的基础。
工业迭代把社会分工推向了新的水平。仍以海尔为例。如果改革成功，海尔邀请用户加入到决策圈，把产品的设计和消费之环闭合起来，并开放供应链，对集团内和集团外的供应商不加身份性的区分（意思是，在任何零部件和运输等服务的供应商选择上，仅仅依据质量和成本水平，而不向集团内的“自己人”倾斜），生态系统就此建成，“森林”容纳多样化的参与者，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实现了“有机化”。
宗法社会和单位制的遗留一时难以消退，事实上仍有积极功能，也无须通过激烈干预来剔除。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业迭代促进社会分工的细致化，就成为中国漫长的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一步。
其他因素又和工业迭代一道，形成现代化和社会团结有机化的合力——文化发展提供心理联结；交通发展提供地理联结；媒体发展提供信息联结；电子商务发展提供流通联结。工业迭代之所以最为关键，是因为有机团结依赖于分工的合理化和工种间的紧密配合，而工业迭代孕育着适应新的组织发展趋势的合作方法。
公平分配风险
工业迭代提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目标，通过建设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来实现，其主要手段是把信息通讯技术和制造业体系充分融合。这一转变，不仅关乎效率，而且促进公平。
过去数十年间，全球化，即资本的全球流动，生成了一大批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它们富可敌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富可敌国。仅举一例，埃克森美孚公司2013年收入5023亿美元，如果它是一个国家，GDP排名将列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的第24位，比瑞典、挪威、伊朗略少，比波兰、阿根廷、比利时还多。 企业的竞争力，迄今为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袋深度”。韩国的企业收入规模分布非常集中，三星、现代汽车、SK、LG四大集团不仅份额大（仅前两家就占韩国GDP的三分之一），而且增幅快，这意味者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垄断是如何形成的呢，无非是古老的“马太效应”，优势企业只要发现任何市场机会，就投巨资在局部不惜亏损地竞争，挤走或购买无力支撑的中小企业。一句话，钱阻止了自然竞争。
而在信息物理系统的支持下，竞争失败的风险有希望实现相对公平地分配，不仅分配给中小企业，也分配给未能及时转变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型企业。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安筱鹏副司长提出过一个有启发性的概念——“信息密集型企业”。或许信息密集型企业是与资本密集型企业争夺竞争主导权的有力对手。
而地球环境的风险也在减少，工业迭代将在发展中逐步体现出生态价值。没有信息物理系统，没有制造业供应链的开放，管理碳足迹就没有市场机制，交易碳排放权也将（像现在一样）流于形式。而一旦工业迭代进展到制造业普遍服务化的水平，碳排放指标就能顺利加入到调节机制中，并通过企业向个人购买碳排放权的形式，把个人控制碳足迹的热情点燃。我国产业政策中“置换严重过剩产能”的目标，同样与控制环境风险高度相关。
改善新工人地位
中国每5个人中，就有一位农民工。总量已近3亿的农民工，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农民工被恰当地称为“新工人”，为中国社会带来了生产力、活力。另一方面，如果新工人融入城市的问题、新工人二代的教育问题和就业问题应对不当，巨大的社会风险就在其中。工业迭代为改善新工人地位，带来了好消息。
工信部推动“工业云”建设；工业云很可能进入制订中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工业云可谓工业迭代的一个阶段性发展方向；它的实效化，将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工业云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提供给工业企业的云服务，一是工业本身作为云服务，实现工业的服务化。
工业云的发展和新工人有何关系？沿着工业云的发展路径，产业格局重构之后，制造业的地域分布将发生变化。借用“世界是平的”这一说法，工业云将让制造业的世界变得更平——中小城市和城镇成为关键场所，城市、城镇出现去中心化的图景，新工人的就业随之去中心化。如此，新工人生活场景中的主要矛盾——超大城市不得不进行自我规模限制和新工人及其后代要求平等成为市民的矛盾，就在大量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工业能力提升中顺利化解。
不利的因素，可能来自工业迭代促进智能制造，使生产线上的工作机会变少。新工人的失业问题不可回避，但教育的发展有望缓解这一问题。新工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工业迭代的人力需求合拍。虽然生产线工作机会必然减少，制造业中司职沟通、服务的岗位却会增加，这些岗位对有学历的新工人敞开。
讨论工业迭代对中国社会的多重机遇，并希望抓住机遇实现最优发展路径时，特别需要注意多种因素的协同效应。据说作曲家勃拉姆斯曾经受到四位业余演奏者的拜访，他们强烈要求在作曲家面前演奏一首他写的弦乐四重奏。勃拉姆斯耐着性子听完，对四位粉丝说，“真的，你们分别演奏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