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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青年学中医，心中有疑惑
诗人朱湘1922年尚在清华大学读书，当时19岁的他，已名列“清华四子”之一，是清华校园里有名的才子。名声在外，就有很多热爱文学的青年给他写信。中医师高思潜便是其中之一。
高思潜是当时典型的进步青年形象——爱国，爱好诗歌，不过因为家境贫寒，十四岁就要外出糊口，他只有放弃文学上的爱好，专心学医，行医。但对他来说，行医并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他还有更高的追求——对中医药学进行更深的研究。他在给朱湘的信中说，“无论何人，若对于他的职业毫无兴趣，那他的行为便同机械的作用一般。”
学中医，高思潜有两个办法。其一是“通小学”——“小学”即是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有了这些根基，才能明了古代岐黄（岐伯和黄帝，相传为医家之祖）、越人（扁鹊）、仲景（张仲景）所著医书的内涵。其二就是“通西学”，“以窥解剖生理之奥秘”。高思潜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中医经典，同时以西方医学的知识来观照中医，这样才能对中医学习做到不盲从。
在那样的年代，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进步青年，高思潜对于当时的中医状况是很不满的。他在信中向朱湘倾诉说，“阴阳五行之说，当然是谬妄虚诬的”，但社会上的多数人还是要维护阴阳五行之说。整个中医界，“完全是泥古的，抱残守缺，不肯创新。而乡下的中医师呢，则是不学无术，忽视中医经典的学习，叶天士不知是什么人，《温病经纬》不知是什么书，动手就是柴胡、桂枝，再进便附子、肉桂。”就这样，他们既谈不上继承，更谈不上创新，医术水平十分低下。
在这样污浊的环境中，高思潜十分无奈，他只好一面研究中医经典，给中医期刊《三三学报》撰稿，一面写诗解忧。
后来，他和朱湘的往来书信刊登在了《三三学报》上。这成为了研究中医难得的第一手材料——从高思潜的信中可以读出当时的中医状况、中医治学方法和中医师的修养，而朱湘的回信，则表明了知识分子对于中医的普遍态度。
朱湘说，他从小就听过很多中医的故事，这些故事半真半假，所以“我国医术的不可测已可斑见”。
不可测，就是灵异了。作为一个基本不懂医学的知识分子，朱湘的结论是，“这种灵异的发展如能再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一番，则裨益后世，这是我敢断言的。”所以，他希望高思潜能潜心研究中医治疗疾病的奥妙，把中国医学“整理得清清楚楚”。
名中医，大多是自学成才的
中医的传承，很大部分就是靠了这些高思潜尤为看重的中医经典。近代的很多名中医，和高思潜一样，并非出身中医世家。他们偶然对中医发生兴趣，想要学习中医，就开始翻阅古医典籍，然后自学成才。
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的萧龙友，就是其中之一。他童年时，由于其母长年有病，便留心于医药，经常翻阅古医典籍，每有心得即作笔记，日久后竟“积稿盈尺”。同时，他也会去药店求教医药常识。随着他的古文水平越来越高，中医理论知识也就不断丰富。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销售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正在尊经书院求学的萧龙友就挺身而出，年仅22岁的他，同当地医生陈蕴生一起沿街巡治，用中草药救治病患，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经此一事，萧龙友声名鹊起。
不过，对萧龙友而言，行医只是“副职”。他是传统的读书人，考科举、做官才是正经事。1914年，他奉调入京，在财政、农商两部任职，做官之余行医治病，传说诊治过不少有名的病人。
1916年袁世凯病危，萧龙友入总统府为其诊断。萧龙友切脉后，断定袁的病为尿毒症，提笔开了处方，必须服药静养。但那时内外交困的袁世凯如何能静得下来，便很快死去。
1924年，带病北上的孙中山病情日趋严重，难以饮咽，便请萧龙友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可及。孙中山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这说明萧龙友诊断无误，一时社会为之轰动。
医生当得太好，就不想做官了。萧龙友觉得，数十年宦海浮沉，倒不如行医于国有益。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后，他就毅然弃官行医，以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的宅院为诊病之所，正式挂牌开业。这也印证了那句俗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专职行医的萧龙友，医名日隆，成了一代名医。1936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书中“中西名医”篇记云：“萧龙友：为北平名医，惟年届古稀，精力就衰，摒去外缘，不再诊病。但亲友中有疑难大症请求者，间或出诊。”
萧龙友行医，出诊的价格是西城八元，东、南、北城路远加倍。车前面坐两个人，一是司机，一是管事。看完病把礼金交给管事。如果请去看完一个病人，顺便再给家中其他人诊脉，开个方子，便再加二元。他的方子以草药为主，药剂很大，价钱不贵，不大开贵重药，也不指定药店去买。
萧龙友的行医佚事，北平街头流传得很多。某夫人产后虚弱，病情十分危险，便请萧龙友为之诊脉。经仔细“望闻问切”之后，开出药方，病人当场吃完药，就大吐起来，吐出绿色的滓状物，自此病就好了。
梁启超寓居天津时，有一次夫人生病，梁启超的学生谢国桢便请了萧龙友出诊。经萧龙友精心医治，几天之后，梁夫人的病就好转了。临行时，梁启超大笔一挥，嘱向帐房领钱：“礼金大洋贰佰元。”当年的200元大洋可不是小数目，学生笑谈：“真是总长的派头。”
后来，1929年，梁启超患病便血，相传也找萧龙友看过。梁启超先赴协和医院检诊，西医诊断为肾上有病，必须手术切除。但梁启超放心不下，便去问萧龙友的意见。萧龙友认为他肾脏无病，应该慎重行事，长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但梁启超还是赴协和医院手术，结果手术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医生割了好肾留下了病肾。这次医疗事故，引发了文坛上激烈的中西医之争。
文坛领袖也要看中医
却惹出两桩公案
中医，说是中国的医学其实并不准确。中医这个词是清末的时候才出现的，就是一个区别于西医的称谓，其实叫传统医学更为合理。而西医呢，说是来自西方的医学也不对，应称为现代医学。所以，中西医的各种纠结，其实无关中西，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原本，中西医没什么对抗。西医擅长眼科，有实效，国人就去治。中医医生想的则是“以中化西”——晚清进士唐宗海，他本身是名中医大家，后又研究西医。他提出，中医长于气化，西医长于解剖，那就应该“去彼之短，用彼之长，以我之长，益彼之短”。
不过甲午一败，清政府和维新派人士发现，日本的崛起得益于明治维新的成功，而明治维新各种措施中就包括“废除汉医”一项。
于是，梁启超痛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之理，希望采用西医强健国人体魄以达到保种保国的目的。他还否定了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斥之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
但这次被割错了肾，就有点尴尬了。陈西滢、徐志摩都借此撰文抨击西医，但梁启超不能骂。相反，他还发表了上述为协和、为西医、为科学辩护的文章，这是因为他“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观念”。尽管他私下里对家人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
不过，此事真相是什么，其实还没有一个定论。因为夹杂了中西医之争，愈加扑朔迷离，便成了一桩百年公案。
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的胡适，也遭遇了中西医之争带来的“糖尿病公案”。
1920年胡适患急性肾炎，西医诊治无效，便请来了名医陆仲安来看。陆仲安善用黄芪，号称“陆黄芪”，给胡适看病，他下药分量非常重，胡适回忆道：“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吃过药不出百日，胡适的病就好了。
不过，后来这事传来传去，就成了陆仲安用黄芪治好了胡适的糖尿病（也有说慢性肾脏炎、冠心病的），还因此“延活寿命数十年”。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人向胡适求教陆仲安治好他肾脏炎和糖尿病的药方时，他矢口否认得过这些病，也不相信中医药能治好这些病。胡适对陆的评价只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他气愤地说：“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不过，鉴于胡适批判中医的一贯态度，在支持中医者看来，胡适这明显是在撒谎。而且，胡适一直说中医不好，但他自己得病，还是要看中医，后来陆仲安也多次前往胡适府上给胡适看病。
此事争议不断，不过胡适自己对中医的态度，其实一直是很明确的。1921年3月30日，胡适在《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记说到此事，他说自己的病，当时的西医束手无法，但却被陆仲安用黄芪治好了。那么，可不可以“把黄芪化验出来，看他的成分究竟是些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药学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关于未来，胡适设想的是这样的场景：“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像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学试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作化学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
同样是家门不幸
一个粉转黑，一个成宗师
胡适所持的观点，就是“废医存药”。在那个时代，这就是“中医黑”们的基本立场。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俞樾，和萧龙友一样，也是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有所研究，而后更自学成才，能开处方治病。他用考据学的方法对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黄帝内经》进行了“探赜索隐”“辨讹正误”，对中医的理解不可谓不深。然而他的一生却是悲剧不断，长兄病逝，夫人去世，长子早亡，最疼爱的小女也离开人世。
家人接连去世，但中医药却毫无帮助，俞樾开始怀疑中医，写出《废医论》和《医药说》，得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结论。其后，又有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一书，将《黄帝内经》批得体无完肤，中西医学术交锋由此拉开。
批驳《灵素商兑》的主力，是《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和以上这些名中医一样，他也是弃文从医。他学医的动机，则是因为他三个儿子接连殁于伤寒。痛定思痛，他深深地感到求人不如求己，就开始深入研究《伤寒论》，同时又前去请教上海的伤寒名家汪莲石。
一年后，恽铁樵的第四子又患上了伤寒。他请来名医为儿子看病，但名医怕出人命，不敢用药性猛烈的伤寒方。恽铁樵彻夜不眠，到第二天一早果断地开了一剂麻黄汤，与夫人说：与其坐着等死，宁愿服药而亡。夫人不语，立即配药让孩子服用，果然有效。
就这样，听说恽铁樵能治伤寒，他的亲友也来找他看病。一天他同事的小孩患伤寒，生命垂危，沪上名医都治疗无效，恽铁樵用四逆汤一剂让孩子转危为安。病人家属感激万分，登报鸣谢曰：“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后来，来找恽铁樵看病的越来越多，他便辞掉了《小说月报》的工作，挂牌行医。
行医的同时，他还在做两件事。其一是整理中医经典。针对《灵素商兑》的攻击，恽铁樵提出了“四时五脏”的观点——四时的风寒暑湿产生了六气，“生长化收藏”产生了五行，再由四时五行派生出五脏，所以，《黄帝内经》是有理论依据的。
其二就是办函授，培养中医人才。梁启超曾经说过，中医的问题在于，“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让每个人都像文人一样，去“通小学”研究医学经典从而自学成才，这显然不现实。所以想让中医延续下去，建立一个系统的教育体系至关重要。
尽管当时政府已将中医摒弃于教育之门外，恽铁樵还是披荆斩棘，在1925年创办了“铁樵中医函授学校”。他发表宣言称，“中医不能出国门一步，此则有国力关系，况现在情形是暂时的。”经过各种艰难曲折，他培育了像陆渊雷、章巨膺、顾雨时等一批具有创新思想的优秀人才，有力地推动了中医事业的发展。
黑中医，是因为爱得深沉
不过，站在恽铁樵对立面的余云岫，也不是什么“坏人”。虽然他用激烈的言辞批判中医，还起草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试图直接在中国废除中医，但他自己行医时，每当为病人处方用药，轻易不肯用国外进口的新药，而宁愿采用国产的新药——这些药，多是由传统中药制成的酊剂粉剂。
但在当时的上海，很多人盲目崇拜舶来品的西药，见余云岫给他们开中药制成的国产药，他们是有意见的。余云岫只好耐心说服他们：“中国也有好药，外国也有坏药。国内有自制新药与舶来品的新药功效相等，我们医生就应采用自制新药。医生用药是在治好病，非不得已时，何必用舶来品呢？”
作为“中医黑”，他一边揭发中医学理之错误，一边从中医里寻找有价值的东西。他曾批判过陈克恢先生发明“麻黄素”治喘功效，却不去查考中国固有医药文献，便多走了弯路——早在二千年前已有麻黄治喘的记载了。
他也费了很大的功夫，将唐代以前的方书中有价值的地方，整理出一本《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又为了将中医病名与西医一一对应，写出了一本《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
只要发现中医书上合乎科学的地方，余云岫就不遗余力地宣扬。例如他发现《崔氏别录》载有瘰疬与结核病同源说早于国外一千几百年，因而作出论文，在远东热带病学会上报告，获得世界各国出席代表的注意。对中国原有医学，他们再也不敢存轻视的偏见了。
后来，周作人称余云岫为“中医的诤友”。而余云岫一生所想的，就是革弊除臃，把中医的精华拿出来用科学检验，把糟粕抛弃。
若干年后，这成为了现实。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学习，所选专业是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生药学是利用本草学、植物学、动物学、化学、药理学、医学、分子生物学等知识研究天然药物应用的学科。在我国，生药与中药材关系十分密切。
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抗疟疾药研究任务，屠呦呦任科技组组长。她决定从中国传统医学中寻找线索。她一边系统地查阅历代医籍，一边四处走访老中医，整理出一个包含640多种草药的《抗疟单秘验方集》，其中包括青蒿——早在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就在《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退热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正是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青蒿素很快成为世界抗击疟疾的特效药。屠呦呦也因此荣获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
（参考：《医界春秋1926-1937：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与事》）
诗人朱湘1922年尚在清华大学读书，当时19岁的他，已名列“清华四子”之一，是清华校园里有名的才子。名声在外，就有很多热爱文学的青年给他写信。中医师高思潜便是其中之一。
高思潜是当时典型的进步青年形象——爱国，爱好诗歌，不过因为家境贫寒，十四岁就要外出糊口，他只有放弃文学上的爱好，专心学医，行医。但对他来说，行医并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他还有更高的追求——对中医药学进行更深的研究。他在给朱湘的信中说，“无论何人，若对于他的职业毫无兴趣，那他的行为便同机械的作用一般。”
学中医，高思潜有两个办法。其一是“通小学”——“小学”即是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有了这些根基，才能明了古代岐黄（岐伯和黄帝，相传为医家之祖）、越人（扁鹊）、仲景（张仲景）所著医书的内涵。其二就是“通西学”，“以窥解剖生理之奥秘”。高思潜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中医经典，同时以西方医学的知识来观照中医，这样才能对中医学习做到不盲从。
在那样的年代，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进步青年，高思潜对于当时的中医状况是很不满的。他在信中向朱湘倾诉说，“阴阳五行之说，当然是谬妄虚诬的”，但社会上的多数人还是要维护阴阳五行之说。整个中医界，“完全是泥古的，抱残守缺，不肯创新。而乡下的中医师呢，则是不学无术，忽视中医经典的学习，叶天士不知是什么人，《温病经纬》不知是什么书，动手就是柴胡、桂枝，再进便附子、肉桂。”就这样，他们既谈不上继承，更谈不上创新，医术水平十分低下。
在这样污浊的环境中，高思潜十分无奈，他只好一面研究中医经典，给中医期刊《三三学报》撰稿，一面写诗解忧。
后来，他和朱湘的往来书信刊登在了《三三学报》上。这成为了研究中医难得的第一手材料——从高思潜的信中可以读出当时的中医状况、中医治学方法和中医师的修养，而朱湘的回信，则表明了知识分子对于中医的普遍态度。
朱湘说，他从小就听过很多中医的故事，这些故事半真半假，所以“我国医术的不可测已可斑见”。
不可测，就是灵异了。作为一个基本不懂医学的知识分子，朱湘的结论是，“这种灵异的发展如能再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一番，则裨益后世，这是我敢断言的。”所以，他希望高思潜能潜心研究中医治疗疾病的奥妙，把中国医学“整理得清清楚楚”。
名中医，大多是自学成才的
中医的传承，很大部分就是靠了这些高思潜尤为看重的中医经典。近代的很多名中医，和高思潜一样，并非出身中医世家。他们偶然对中医发生兴趣，想要学习中医，就开始翻阅古医典籍，然后自学成才。
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的萧龙友，就是其中之一。他童年时，由于其母长年有病，便留心于医药，经常翻阅古医典籍，每有心得即作笔记，日久后竟“积稿盈尺”。同时，他也会去药店求教医药常识。随着他的古文水平越来越高，中医理论知识也就不断丰富。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销售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正在尊经书院求学的萧龙友就挺身而出，年仅22岁的他，同当地医生陈蕴生一起沿街巡治，用中草药救治病患，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经此一事，萧龙友声名鹊起。
不过，对萧龙友而言，行医只是“副职”。他是传统的读书人，考科举、做官才是正经事。1914年，他奉调入京，在财政、农商两部任职，做官之余行医治病，传说诊治过不少有名的病人。
1916年袁世凯病危，萧龙友入总统府为其诊断。萧龙友切脉后，断定袁的病为尿毒症，提笔开了处方，必须服药静养。但那时内外交困的袁世凯如何能静得下来，便很快死去。
1924年，带病北上的孙中山病情日趋严重，难以饮咽，便请萧龙友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可及。孙中山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这说明萧龙友诊断无误，一时社会为之轰动。
医生当得太好，就不想做官了。萧龙友觉得，数十年宦海浮沉，倒不如行医于国有益。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后，他就毅然弃官行医，以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的宅院为诊病之所，正式挂牌开业。这也印证了那句俗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专职行医的萧龙友，医名日隆，成了一代名医。1936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书中“中西名医”篇记云：“萧龙友：为北平名医，惟年届古稀，精力就衰，摒去外缘，不再诊病。但亲友中有疑难大症请求者，间或出诊。”
萧龙友行医，出诊的价格是西城八元，东、南、北城路远加倍。车前面坐两个人，一是司机，一是管事。看完病把礼金交给管事。如果请去看完一个病人，顺便再给家中其他人诊脉，开个方子，便再加二元。他的方子以草药为主，药剂很大，价钱不贵，不大开贵重药，也不指定药店去买。
萧龙友的行医佚事，北平街头流传得很多。某夫人产后虚弱，病情十分危险，便请萧龙友为之诊脉。经仔细“望闻问切”之后，开出药方，病人当场吃完药，就大吐起来，吐出绿色的滓状物，自此病就好了。
梁启超寓居天津时，有一次夫人生病，梁启超的学生谢国桢便请了萧龙友出诊。经萧龙友精心医治，几天之后，梁夫人的病就好转了。临行时，梁启超大笔一挥，嘱向帐房领钱：“礼金大洋贰佰元。”当年的200元大洋可不是小数目，学生笑谈：“真是总长的派头。”
后来，1929年，梁启超患病便血，相传也找萧龙友看过。梁启超先赴协和医院检诊，西医诊断为肾上有病，必须手术切除。但梁启超放心不下，便去问萧龙友的意见。萧龙友认为他肾脏无病，应该慎重行事，长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但梁启超还是赴协和医院手术，结果手术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医生割了好肾留下了病肾。这次医疗事故，引发了文坛上激烈的中西医之争。
文坛领袖也要看中医
却惹出两桩公案
中医，说是中国的医学其实并不准确。中医这个词是清末的时候才出现的，就是一个区别于西医的称谓，其实叫传统医学更为合理。而西医呢，说是来自西方的医学也不对，应称为现代医学。所以，中西医的各种纠结，其实无关中西，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原本，中西医没什么对抗。西医擅长眼科，有实效，国人就去治。中医医生想的则是“以中化西”——晚清进士唐宗海，他本身是名中医大家，后又研究西医。他提出，中医长于气化，西医长于解剖，那就应该“去彼之短，用彼之长，以我之长，益彼之短”。
不过甲午一败，清政府和维新派人士发现，日本的崛起得益于明治维新的成功，而明治维新各种措施中就包括“废除汉医”一项。
于是，梁启超痛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之理，希望采用西医强健国人体魄以达到保种保国的目的。他还否定了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斥之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
但这次被割错了肾，就有点尴尬了。陈西滢、徐志摩都借此撰文抨击西医，但梁启超不能骂。相反，他还发表了上述为协和、为西医、为科学辩护的文章，这是因为他“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观念”。尽管他私下里对家人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
不过，此事真相是什么，其实还没有一个定论。因为夹杂了中西医之争，愈加扑朔迷离，便成了一桩百年公案。
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的胡适，也遭遇了中西医之争带来的“糖尿病公案”。
1920年胡适患急性肾炎，西医诊治无效，便请来了名医陆仲安来看。陆仲安善用黄芪，号称“陆黄芪”，给胡适看病，他下药分量非常重，胡适回忆道：“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吃过药不出百日，胡适的病就好了。
不过，后来这事传来传去，就成了陆仲安用黄芪治好了胡适的糖尿病（也有说慢性肾脏炎、冠心病的），还因此“延活寿命数十年”。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人向胡适求教陆仲安治好他肾脏炎和糖尿病的药方时，他矢口否认得过这些病，也不相信中医药能治好这些病。胡适对陆的评价只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他气愤地说：“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不过，鉴于胡适批判中医的一贯态度，在支持中医者看来，胡适这明显是在撒谎。而且，胡适一直说中医不好，但他自己得病，还是要看中医，后来陆仲安也多次前往胡适府上给胡适看病。
此事争议不断，不过胡适自己对中医的态度，其实一直是很明确的。1921年3月30日，胡适在《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记说到此事，他说自己的病，当时的西医束手无法，但却被陆仲安用黄芪治好了。那么，可不可以“把黄芪化验出来，看他的成分究竟是些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药学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关于未来，胡适设想的是这样的场景：“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像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学试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作化学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
同样是家门不幸
一个粉转黑，一个成宗师
胡适所持的观点，就是“废医存药”。在那个时代，这就是“中医黑”们的基本立场。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俞樾，和萧龙友一样，也是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有所研究，而后更自学成才，能开处方治病。他用考据学的方法对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黄帝内经》进行了“探赜索隐”“辨讹正误”，对中医的理解不可谓不深。然而他的一生却是悲剧不断，长兄病逝，夫人去世，长子早亡，最疼爱的小女也离开人世。
家人接连去世，但中医药却毫无帮助，俞樾开始怀疑中医，写出《废医论》和《医药说》，得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结论。其后，又有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一书，将《黄帝内经》批得体无完肤，中西医学术交锋由此拉开。
批驳《灵素商兑》的主力，是《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和以上这些名中医一样，他也是弃文从医。他学医的动机，则是因为他三个儿子接连殁于伤寒。痛定思痛，他深深地感到求人不如求己，就开始深入研究《伤寒论》，同时又前去请教上海的伤寒名家汪莲石。
一年后，恽铁樵的第四子又患上了伤寒。他请来名医为儿子看病，但名医怕出人命，不敢用药性猛烈的伤寒方。恽铁樵彻夜不眠，到第二天一早果断地开了一剂麻黄汤，与夫人说：与其坐着等死，宁愿服药而亡。夫人不语，立即配药让孩子服用，果然有效。
就这样，听说恽铁樵能治伤寒，他的亲友也来找他看病。一天他同事的小孩患伤寒，生命垂危，沪上名医都治疗无效，恽铁樵用四逆汤一剂让孩子转危为安。病人家属感激万分，登报鸣谢曰：“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后来，来找恽铁樵看病的越来越多，他便辞掉了《小说月报》的工作，挂牌行医。
行医的同时，他还在做两件事。其一是整理中医经典。针对《灵素商兑》的攻击，恽铁樵提出了“四时五脏”的观点——四时的风寒暑湿产生了六气，“生长化收藏”产生了五行，再由四时五行派生出五脏，所以，《黄帝内经》是有理论依据的。
其二就是办函授，培养中医人才。梁启超曾经说过，中医的问题在于，“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让每个人都像文人一样，去“通小学”研究医学经典从而自学成才，这显然不现实。所以想让中医延续下去，建立一个系统的教育体系至关重要。
尽管当时政府已将中医摒弃于教育之门外，恽铁樵还是披荆斩棘，在1925年创办了“铁樵中医函授学校”。他发表宣言称，“中医不能出国门一步，此则有国力关系，况现在情形是暂时的。”经过各种艰难曲折，他培育了像陆渊雷、章巨膺、顾雨时等一批具有创新思想的优秀人才，有力地推动了中医事业的发展。
黑中医，是因为爱得深沉
不过，站在恽铁樵对立面的余云岫，也不是什么“坏人”。虽然他用激烈的言辞批判中医，还起草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试图直接在中国废除中医，但他自己行医时，每当为病人处方用药，轻易不肯用国外进口的新药，而宁愿采用国产的新药——这些药，多是由传统中药制成的酊剂粉剂。
但在当时的上海，很多人盲目崇拜舶来品的西药，见余云岫给他们开中药制成的国产药，他们是有意见的。余云岫只好耐心说服他们：“中国也有好药，外国也有坏药。国内有自制新药与舶来品的新药功效相等，我们医生就应采用自制新药。医生用药是在治好病，非不得已时，何必用舶来品呢？”
作为“中医黑”，他一边揭发中医学理之错误，一边从中医里寻找有价值的东西。他曾批判过陈克恢先生发明“麻黄素”治喘功效，却不去查考中国固有医药文献，便多走了弯路——早在二千年前已有麻黄治喘的记载了。
他也费了很大的功夫，将唐代以前的方书中有价值的地方，整理出一本《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又为了将中医病名与西医一一对应，写出了一本《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
只要发现中医书上合乎科学的地方，余云岫就不遗余力地宣扬。例如他发现《崔氏别录》载有瘰疬与结核病同源说早于国外一千几百年，因而作出论文，在远东热带病学会上报告，获得世界各国出席代表的注意。对中国原有医学，他们再也不敢存轻视的偏见了。
后来，周作人称余云岫为“中医的诤友”。而余云岫一生所想的，就是革弊除臃，把中医的精华拿出来用科学检验，把糟粕抛弃。
若干年后，这成为了现实。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学习，所选专业是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生药学是利用本草学、植物学、动物学、化学、药理学、医学、分子生物学等知识研究天然药物应用的学科。在我国，生药与中药材关系十分密切。
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抗疟疾药研究任务，屠呦呦任科技组组长。她决定从中国传统医学中寻找线索。她一边系统地查阅历代医籍，一边四处走访老中医，整理出一个包含640多种草药的《抗疟单秘验方集》，其中包括青蒿——早在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就在《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退热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正是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青蒿素很快成为世界抗击疟疾的特效药。屠呦呦也因此荣获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
（参考：《医界春秋1926-1937：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