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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一个春节，便让人感觉像是隔绝了两个世界。和煦的阳光、节日的温情，几乎令节前那场波及大半个中国、触动最高层的冰雪灾难，于人们的记忆中遁于无形。然而，在灾难接近尾声之际，必要的总结与反思仍然不应显得多余，或者成为忌讳。
这些总结包括：一些地方电网为何看上去显得如此脆弱？气象预警如何更及时和更具指导性？政府应急机制如何更快启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在紧急状态下如何更好地联动与沟通？春运大潮背后体现的城乡二元体制如何从根本上打破？民间组织如何更好地参与到灾害拯救中来……
天灾难料，人事可期。惟有不断的总结与追问，这场大灾难中所有人的那些超常付出，才不会显得白费，人们才能更好地把握自然规律。
脆弱的电网设施
1月25日，郴州境内输电塔倒塌，阻断京广铁路运输，揭开了一场特大冰雪灾害的序幕。
此后，半个月时间里，灾情波及半个中国。而郴州更是成为灾区湖南的重灾区，十多天停水停电的日子，使郴州一度成了与外部电力、交通、信息完全隔绝的“孤岛”与“死城”。 至1月27日，郴州电网7条对外通道全部中断；地方电网电源点和用户之间的输电线路也全部中断，华润电力输往广东电网两条500千伏线路全部中断。3大电网电力塔倒塌累计443座，电杆倒塌、折断数万根。至2月17日，经过二十多天的电网抢修，它所辖的两区一市八县主城区通上了电，郴州从应急抢险全面转入恢复重建阶段。郴州市在这次雪灾中受损的电网占整个湖南省受损电网的一半。
郴州电网与郴州地方电网郴电国际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毁损不可能是因为质量问题，而是冰灾超过了电网设计标准。
在郴州高峰水库，1971年建在石头山的铁塔没有倒，一路延伸到郴州石盖塘一带，2000年后建的一些筒状铁电杆却倒了不少。
但接受采访的数位电力专家称，很难从这些个别现象推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电杆和铁塔的倒塌，涉及到导线的牵引，还有风向的干扰等，涉及多种变量，力学关系很复杂。
不过他们都认为，现在部分铁塔的抗冰标准确实低了些。
郴州市电业局的工作人员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郴州电业局的电网设计标准从“三十年一遇”提升到“五十年一遇”，造价将增加2至3倍。郴州市电业局的线路资产约11亿，如果要提高到“五十年一遇”，其线路资产将是40亿。这将大大增加电力公司的投入。
作为地方电网的郴电国际，基础设施投入资金更显紧张，尽管其在2004年从股市融资3亿元。
国家电网公司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长期以来，电网之间的连接相当薄弱，抗风险能力较差。“其实，电网就好像高速公路，如果高速路多，这条不通，可以绕道走那条，如果省道多，这条塞车，可以绕道，但如果路不多，就行不通了。”
郴州的情况亦如此，华润B电厂虽然建在郴州，但却是专给南方电网供电的，没留可以与国家电网相连的250千伏以上的接口。“如果有一个接口，这次郴州国网的外部通道全部中断后，还可以和华润相连，这样抗灾能力就会强一些。但没有接口，整张电网就成了孤网。”郴州电业局新闻中心负责人称。
计算2003年至2007年的电网和电源累计投资可知，我国电网与电源的投资比重约为33∶67，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约为60∶40，我国电网投资滞后于电源投资。
国家发改委赴郴州的专家调查组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专家组负责人表示，经此冰雪灾，中国应进一步完善电力应急机制，在重灾区建立观冰站，在电网的设计标准上也可能将作出适当的调整。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副局长王骏说，可能要根据不同的地区，根据覆冰情况，在工程设计的标准上做一定的调整，提高输变站工程的可靠性。
空白的电力气象
2008新春那场动颤三湘大地的低温严寒、冻雨冰挂，其破坏能力之大依然让人记忆犹新。经此一难，气象因素对于电网系统建设的重要性也逐渐走入专家和普通公众的视野。
事实上，天气对电网的影响在电力系统诞生之初就是被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电网的设计建设对冰与风尤其敏感。此次冰灾暴露出了气象部门和电力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气象信息未能在电力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中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天气预报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农林牧副渔业，而现在我们已经非常重视天气对交通的影响，民航、铁路、公路部门都会收到专门为其提供的气象预警信息。以前冻雨多在小范围的局部地区，但此次之后，我们会加强对冻雨天气的研究，并可能为电力系统提供专门预报。”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贵名说。
虽然从去年开始，各省级气象部门在台风、寒潮、暴雨等自然灾害发生前6小时内——从气象科学角度而言，未来6小时之内的天气预测才较准确——要向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发出预警信息，以便采取应对措施，但这次引发大规模电网瘫痪的冻雨还尚未列入气象预警的范围之列。因为尚无专门的气象服务，为了获得所架设电网线路周边的气候条件，电力线路设计者只能大量走访沿线的居民，依靠数理统计、走访和经验来综合考虑以设定覆冰负载。
“湖南历来就是重冰区。覆冰设防标准的平均水平在全国是最高的。”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建设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正介绍说。按照线路设计要求，线路覆冰厚度在20毫米以下地区称为一般冰区，20毫米及以上称为重冰区。全国最低的覆冰设防标准为5毫米，如广东、海南等，在北京的大部分地区此标准为10毫米，而湖南省的起步值就为15毫米，雪峰山一带此标准甚至达到30毫米至40毫米。
2005年2月13日到16日，湖南省益阳地区出现冻雨天气，导致湖南多座电塔倒塌。当时便有电网专家提出应对湖南部分地区电线的最大覆冰厚度进行修改。那次天气情况在当时被视为五十年不遇，当时根据现场调研做出调整：灾害相关地区的每个铁塔至少增加了25%的纵向不平衡张力；按15毫米覆冰厚度设计的铁塔将设防标准提高到20毫米；之前只有海拔在400米以上地区的设防标准才达到30毫米到40毫米，现在也将达到此标准的海拔高度降了120米左右。
同时，大范围长时间冻雨使得湖南电网的融冰技术也几乎失效——普遍推行短路融冰法需要在大范围电网间调整电流运行路线，若网络全部结冰则无法施行。在李正看来，湖南220千伏以下电网在短路电流融冰技术上在全国已是领先。
现在看来，最好的防冰方式要变被动为主动，除了对防冰涂料进行研究外，更要加强对气象的关注。气象部门更要研究其中的规律，以填补我国气象预报对电力设施建设影响的空白。
防灾抗灾水平。”到底是?
薄弱的应急预案
早在2003年SARS之后，我国就在加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各级政府制定了级别不同的有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2007年11月1日，《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实施，明确我国要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但此次雪灾所暴露出的问题表明，目前的应急体制并不乐观，如果说“九八抗洪”，我国面对单一事件时尚可应付，此次面对复杂事件，我们的应急体制，包括治理模式都有值得反思之处。
这次雪灾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问题，除了雪灾超出常规外，还包括遇到春运，两者叠加就把消极影响扩大了。目前，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或者是部门的各类应急预案，都只针对特定突发事件，而“复合性突发事件”很容易扩大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尽管是两种以上低级别的突发事件，如果同时发生，可能就会导致预警级别的提高。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突发事件应对法起草专家组成员莫纪宏表示：实事求是地说，此次突发事件的紧急程度，足以启动国家层面的一级预警响应机制。
我国目前的预案是分级的，国家级预案的启动要涉及两个以上的省份。这次雪灾使这样的分类看起来是有问题的。因为地域上划清楚了，但严重性是容易交叉的。此次雪灾中，现行的应急预案制度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法所确立的应急体制应有的组织、协调和防范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真正的应急工作还是依靠目前高度统一和一元化的党政领导体制来完成。当然，突发性事件发生时，无论是否有预案，都需要依靠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机制来加以保障。在此次救灾中，法律和预案看起来只起到一些补充细化的作用，法律没太派上用场，给人有点“两张皮”的感觉。
人大法学院教授、突发事件应对法起草专家组成员莫于川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基础性工作做得不够，这次暴露出这个问题了。按照应急法、应急预案的标准，在常态无突发事件下，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政府首长要下决心，集中人财物力、人才编制，做好基础性工作”。
有一种批评认为，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部门出现不同声音，导致民工大量涌入广州站。救灾中，中央与地方、部门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怎样协调是重中之重。此次发生在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表明，我国现行的以部门为龙头的突发事件应对组织机制存在很大问题。从中央到各地，纷纷成立的应急办其实并未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实际上，雪灾应该由应急办管，但目前各级政府下属的专门应急办公室只是一种协调性机构，还不能真正具有统一组织、指挥和协调各种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能力。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还存在以部门职能为中心的部门主义倾向，缺少单一的应急指挥组织管理系统。
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大部委制改革”思路，很适合改革现行突发事件应对组织体制的要求。成立集中统一管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具有大部委性质的“应急管理委员会”(或者“应急部”)，克服目前在突发事件应对组织体制领域过于分散，制度化水平低的弊端，或许也是不错的思路。
而由于机构改革的复杂性，莫纪宏曾表示，建议将各级应急办公室或机构改为实体性的应急指挥机构，统一行使各项应急指挥职权，一旦有灾，不论发生在何时、何地，依靠统一集中的应急指挥系统立即投入应急救灾活动，第一时间内将突发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提高应急工作效率。
萌芽的NGO灾难援助
2月1日，广州火车站流花安置点。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下称广青)义工“小狼”趁空闲时间，赶紧往嘴里扒几口热饭。一名滞留旅客突然走过来，手里拿着一袋蛋糕，“跟你换行不？我三天没吃米饭了。”“小狼”怔住了，只能摇摇头。义工集结培训时，他和队友被反复强调：行动一律听从统一指挥，不得擅自派发物资。
同一时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下称青年会)负责干事“酸菜”忙得一团糟。他的任务是，根据春运办的指令，在一至两小时内，召集几十名义工到指定的安置点维持秩序或派发物资。现场数百名义工队长和“酸菜”一样奔忙，他们是春运办逐级下发的指令的接收终端。
“大灾面前，一切救援必须协调行动。”广州团市委志愿者部主任谢天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隶属于团市委的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是春运救灾义工的集结者，短短几日便招募了六千余名义工，划分为十人一组，五组一对，逐层管理与调配。
岭南狮子会副秘书长刘清青理解协调的重要性，她曾目睹，几名义工钻到人群中发矿泉水，引起哄抢，前来制止的警察被扔过来的矿泉水瓶砸伤了头。她也注意到，现场维持治安的武警与军队，对滞留旅客的问题，只有简单的“是”或“不是”。“显然，旅客需要的不仅仅是这样的答案。而非政府组织(NGO)除了服从调配，还应发挥更大作为。”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分析，NGO机构比较小，灵活性强，应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灾害发生后，他们一方面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救助，另一方面能够马上组织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做出及时回应。而政府不仅要判断真实情况，而且要通过庞大的官僚体制层层上报、层层决策，然后才能采取行动，往往会错失救灾的最佳时机。
在美国，非政府组织(NGO)美国红十字会已成为救灾中的重要力量，每逢大灾，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首选合作对象就是美国红十字会。全美七百多个红十字会站点要求在灾后两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避难所、食品、卫生和心理帮助。
青年会的“酸菜”希望，NGO能够参与政府的救灾决策，双方充分合作，而不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团市委志愿者部主任谢天笑指出，合作的前提是NGO的成熟度与专业性。目前，中国的NGO还不具备这个前提。大灾大难面前，义工不仅仅需要爱心，更要具备专业素养。但由于NGO的发育空间与经费长期严重不足，难以展开义工培训与援助项目，社会义工文化与专业度也无从培养。目前，香港的社工(专职义工)逾万，而广州不到十名。
变化也在小步前行。2007年，广州市政府首次向广青拨款60万，尽管“做帽子都不够”，仍让谢感到欣慰。同年，他们向市人大提交出台“广州志愿服务条例”的议案，要求充分发挥志愿者在社会及灾难救援中的作用。作为纯民间NGO，青年会的两名志愿者于去年入选广州十大杰出志愿者之列，前所未有地受到重视。
知名网络人士北风注意到，《广东夺取春运抗灾胜利述评》一文中，提及“外国传媒都惊叹：连日几十万人的聚集拥堵，仅发生一例踩踏死亡事故。”他认为，不能凭“仅死一人”而欢呼，死亡人数后面，还有每一名滞留旅客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就地“方便”的尴尬、亲友走散的惊惶、凄风冷雨中的饥寒……
期待这些与生命同等重要的细节，将列入灾后重建的长远之计，在下一次灾难面前，也能得到与生命同等的待遇。而这正是民间力量能够做到的。
这些总结包括：一些地方电网为何看上去显得如此脆弱？气象预警如何更及时和更具指导性？政府应急机制如何更快启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在紧急状态下如何更好地联动与沟通？春运大潮背后体现的城乡二元体制如何从根本上打破？民间组织如何更好地参与到灾害拯救中来……
天灾难料，人事可期。惟有不断的总结与追问，这场大灾难中所有人的那些超常付出，才不会显得白费，人们才能更好地把握自然规律。
脆弱的电网设施
1月25日，郴州境内输电塔倒塌，阻断京广铁路运输，揭开了一场特大冰雪灾害的序幕。
此后，半个月时间里，灾情波及半个中国。而郴州更是成为灾区湖南的重灾区，十多天停水停电的日子，使郴州一度成了与外部电力、交通、信息完全隔绝的“孤岛”与“死城”。 至1月27日，郴州电网7条对外通道全部中断；地方电网电源点和用户之间的输电线路也全部中断，华润电力输往广东电网两条500千伏线路全部中断。3大电网电力塔倒塌累计443座，电杆倒塌、折断数万根。至2月17日，经过二十多天的电网抢修，它所辖的两区一市八县主城区通上了电，郴州从应急抢险全面转入恢复重建阶段。郴州市在这次雪灾中受损的电网占整个湖南省受损电网的一半。
郴州电网与郴州地方电网郴电国际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毁损不可能是因为质量问题，而是冰灾超过了电网设计标准。
在郴州高峰水库，1971年建在石头山的铁塔没有倒，一路延伸到郴州石盖塘一带，2000年后建的一些筒状铁电杆却倒了不少。
但接受采访的数位电力专家称，很难从这些个别现象推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电杆和铁塔的倒塌，涉及到导线的牵引，还有风向的干扰等，涉及多种变量，力学关系很复杂。
不过他们都认为，现在部分铁塔的抗冰标准确实低了些。
郴州市电业局的工作人员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郴州电业局的电网设计标准从“三十年一遇”提升到“五十年一遇”，造价将增加2至3倍。郴州市电业局的线路资产约11亿，如果要提高到“五十年一遇”，其线路资产将是40亿。这将大大增加电力公司的投入。
作为地方电网的郴电国际，基础设施投入资金更显紧张，尽管其在2004年从股市融资3亿元。
国家电网公司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长期以来，电网之间的连接相当薄弱，抗风险能力较差。“其实，电网就好像高速公路，如果高速路多，这条不通，可以绕道走那条，如果省道多，这条塞车，可以绕道，但如果路不多，就行不通了。”
郴州的情况亦如此，华润B电厂虽然建在郴州，但却是专给南方电网供电的，没留可以与国家电网相连的250千伏以上的接口。“如果有一个接口，这次郴州国网的外部通道全部中断后，还可以和华润相连，这样抗灾能力就会强一些。但没有接口，整张电网就成了孤网。”郴州电业局新闻中心负责人称。
计算2003年至2007年的电网和电源累计投资可知，我国电网与电源的投资比重约为33∶67，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约为60∶40，我国电网投资滞后于电源投资。
国家发改委赴郴州的专家调查组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专家组负责人表示，经此冰雪灾，中国应进一步完善电力应急机制，在重灾区建立观冰站，在电网的设计标准上也可能将作出适当的调整。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副局长王骏说，可能要根据不同的地区，根据覆冰情况，在工程设计的标准上做一定的调整，提高输变站工程的可靠性。
空白的电力气象
2008新春那场动颤三湘大地的低温严寒、冻雨冰挂，其破坏能力之大依然让人记忆犹新。经此一难，气象因素对于电网系统建设的重要性也逐渐走入专家和普通公众的视野。
事实上，天气对电网的影响在电力系统诞生之初就是被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电网的设计建设对冰与风尤其敏感。此次冰灾暴露出了气象部门和电力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气象信息未能在电力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中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天气预报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农林牧副渔业，而现在我们已经非常重视天气对交通的影响，民航、铁路、公路部门都会收到专门为其提供的气象预警信息。以前冻雨多在小范围的局部地区，但此次之后，我们会加强对冻雨天气的研究，并可能为电力系统提供专门预报。”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贵名说。
虽然从去年开始，各省级气象部门在台风、寒潮、暴雨等自然灾害发生前6小时内——从气象科学角度而言，未来6小时之内的天气预测才较准确——要向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发出预警信息，以便采取应对措施，但这次引发大规模电网瘫痪的冻雨还尚未列入气象预警的范围之列。因为尚无专门的气象服务，为了获得所架设电网线路周边的气候条件，电力线路设计者只能大量走访沿线的居民，依靠数理统计、走访和经验来综合考虑以设定覆冰负载。
“湖南历来就是重冰区。覆冰设防标准的平均水平在全国是最高的。”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建设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正介绍说。按照线路设计要求，线路覆冰厚度在20毫米以下地区称为一般冰区，20毫米及以上称为重冰区。全国最低的覆冰设防标准为5毫米，如广东、海南等，在北京的大部分地区此标准为10毫米，而湖南省的起步值就为15毫米，雪峰山一带此标准甚至达到30毫米至40毫米。
2005年2月13日到16日，湖南省益阳地区出现冻雨天气，导致湖南多座电塔倒塌。当时便有电网专家提出应对湖南部分地区电线的最大覆冰厚度进行修改。那次天气情况在当时被视为五十年不遇，当时根据现场调研做出调整：灾害相关地区的每个铁塔至少增加了25%的纵向不平衡张力；按15毫米覆冰厚度设计的铁塔将设防标准提高到20毫米；之前只有海拔在400米以上地区的设防标准才达到30毫米到40毫米，现在也将达到此标准的海拔高度降了120米左右。
同时，大范围长时间冻雨使得湖南电网的融冰技术也几乎失效——普遍推行短路融冰法需要在大范围电网间调整电流运行路线，若网络全部结冰则无法施行。在李正看来，湖南220千伏以下电网在短路电流融冰技术上在全国已是领先。
现在看来，最好的防冰方式要变被动为主动，除了对防冰涂料进行研究外，更要加强对气象的关注。气象部门更要研究其中的规律，以填补我国气象预报对电力设施建设影响的空白。
防灾抗灾水平。”到底是?
薄弱的应急预案
早在2003年SARS之后，我国就在加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各级政府制定了级别不同的有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2007年11月1日，《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实施，明确我国要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但此次雪灾所暴露出的问题表明，目前的应急体制并不乐观，如果说“九八抗洪”，我国面对单一事件时尚可应付，此次面对复杂事件，我们的应急体制，包括治理模式都有值得反思之处。
这次雪灾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问题，除了雪灾超出常规外，还包括遇到春运，两者叠加就把消极影响扩大了。目前，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或者是部门的各类应急预案，都只针对特定突发事件，而“复合性突发事件”很容易扩大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尽管是两种以上低级别的突发事件，如果同时发生，可能就会导致预警级别的提高。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突发事件应对法起草专家组成员莫纪宏表示：实事求是地说，此次突发事件的紧急程度，足以启动国家层面的一级预警响应机制。
我国目前的预案是分级的，国家级预案的启动要涉及两个以上的省份。这次雪灾使这样的分类看起来是有问题的。因为地域上划清楚了，但严重性是容易交叉的。此次雪灾中，现行的应急预案制度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法所确立的应急体制应有的组织、协调和防范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真正的应急工作还是依靠目前高度统一和一元化的党政领导体制来完成。当然，突发性事件发生时，无论是否有预案，都需要依靠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机制来加以保障。在此次救灾中，法律和预案看起来只起到一些补充细化的作用，法律没太派上用场，给人有点“两张皮”的感觉。
人大法学院教授、突发事件应对法起草专家组成员莫于川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基础性工作做得不够，这次暴露出这个问题了。按照应急法、应急预案的标准，在常态无突发事件下，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政府首长要下决心，集中人财物力、人才编制，做好基础性工作”。
有一种批评认为，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部门出现不同声音，导致民工大量涌入广州站。救灾中，中央与地方、部门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怎样协调是重中之重。此次发生在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表明，我国现行的以部门为龙头的突发事件应对组织机制存在很大问题。从中央到各地，纷纷成立的应急办其实并未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实际上，雪灾应该由应急办管，但目前各级政府下属的专门应急办公室只是一种协调性机构，还不能真正具有统一组织、指挥和协调各种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能力。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还存在以部门职能为中心的部门主义倾向，缺少单一的应急指挥组织管理系统。
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大部委制改革”思路，很适合改革现行突发事件应对组织体制的要求。成立集中统一管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具有大部委性质的“应急管理委员会”(或者“应急部”)，克服目前在突发事件应对组织体制领域过于分散，制度化水平低的弊端，或许也是不错的思路。
而由于机构改革的复杂性，莫纪宏曾表示，建议将各级应急办公室或机构改为实体性的应急指挥机构，统一行使各项应急指挥职权，一旦有灾，不论发生在何时、何地，依靠统一集中的应急指挥系统立即投入应急救灾活动，第一时间内将突发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提高应急工作效率。
萌芽的NGO灾难援助
2月1日，广州火车站流花安置点。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下称广青)义工“小狼”趁空闲时间，赶紧往嘴里扒几口热饭。一名滞留旅客突然走过来，手里拿着一袋蛋糕，“跟你换行不？我三天没吃米饭了。”“小狼”怔住了，只能摇摇头。义工集结培训时，他和队友被反复强调：行动一律听从统一指挥，不得擅自派发物资。
同一时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下称青年会)负责干事“酸菜”忙得一团糟。他的任务是，根据春运办的指令，在一至两小时内，召集几十名义工到指定的安置点维持秩序或派发物资。现场数百名义工队长和“酸菜”一样奔忙，他们是春运办逐级下发的指令的接收终端。
“大灾面前，一切救援必须协调行动。”广州团市委志愿者部主任谢天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隶属于团市委的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是春运救灾义工的集结者，短短几日便招募了六千余名义工，划分为十人一组，五组一对，逐层管理与调配。
岭南狮子会副秘书长刘清青理解协调的重要性，她曾目睹，几名义工钻到人群中发矿泉水，引起哄抢，前来制止的警察被扔过来的矿泉水瓶砸伤了头。她也注意到，现场维持治安的武警与军队，对滞留旅客的问题，只有简单的“是”或“不是”。“显然，旅客需要的不仅仅是这样的答案。而非政府组织(NGO)除了服从调配，还应发挥更大作为。”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分析，NGO机构比较小，灵活性强，应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灾害发生后，他们一方面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救助，另一方面能够马上组织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做出及时回应。而政府不仅要判断真实情况，而且要通过庞大的官僚体制层层上报、层层决策，然后才能采取行动，往往会错失救灾的最佳时机。
在美国，非政府组织(NGO)美国红十字会已成为救灾中的重要力量，每逢大灾，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首选合作对象就是美国红十字会。全美七百多个红十字会站点要求在灾后两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避难所、食品、卫生和心理帮助。
青年会的“酸菜”希望，NGO能够参与政府的救灾决策，双方充分合作，而不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团市委志愿者部主任谢天笑指出，合作的前提是NGO的成熟度与专业性。目前，中国的NGO还不具备这个前提。大灾大难面前，义工不仅仅需要爱心，更要具备专业素养。但由于NGO的发育空间与经费长期严重不足，难以展开义工培训与援助项目，社会义工文化与专业度也无从培养。目前，香港的社工(专职义工)逾万，而广州不到十名。
变化也在小步前行。2007年，广州市政府首次向广青拨款60万，尽管“做帽子都不够”，仍让谢感到欣慰。同年，他们向市人大提交出台“广州志愿服务条例”的议案，要求充分发挥志愿者在社会及灾难救援中的作用。作为纯民间NGO，青年会的两名志愿者于去年入选广州十大杰出志愿者之列，前所未有地受到重视。
知名网络人士北风注意到，《广东夺取春运抗灾胜利述评》一文中，提及“外国传媒都惊叹：连日几十万人的聚集拥堵，仅发生一例踩踏死亡事故。”他认为，不能凭“仅死一人”而欢呼，死亡人数后面，还有每一名滞留旅客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就地“方便”的尴尬、亲友走散的惊惶、凄风冷雨中的饥寒……
期待这些与生命同等重要的细节，将列入灾后重建的长远之计，在下一次灾难面前，也能得到与生命同等的待遇。而这正是民间力量能够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