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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高中生的思维特点、高考作文的命题倾向,还是实际写作教学的看似有路可寻的自身特点,都决定着论述文写作在高中写作教学中处于重要地位。从高考作文阅卷和平时教学来看,目前写出的大多数论述文理性不足、枯燥乏味,甚至出现套话作文。笔者以为通情方能达理,真正好的论述文定当理性与感性交光互影,韩愈名篇《师说》便是论述文写作的最好教材。
韩愈出身寒门,其在《祭十二郎文》言“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在兄长韩会和嫂子抚养下虽伶仃孤苦但刻苦好学,少有兼济天下之志却直到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按照唐律,考取进士后还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三次落选;三次上书宰相,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三次拜谒候门,朱门难启、拒之门外。直到29岁经董晋推荐,才担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一职,从而正式走上仕途。34岁再次参加吏选,通过铨选,次年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屡试不第,宦海沉浮,不为士大夫所重,韩愈可谓深深体味世态炎凉。任职期间,他触犯流俗,抗颜为师,倡言师道,奖掖后进,广收门徒,人称“韩门弟子”。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 ,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可见韩愈当时受到士大夫的围攻排挤。可面对门阀制度的沿袭之风和士大夫耻相师的虚伪世俗,韩愈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还是毅然决然地站出来表达 “要从师”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无异于晴天霹雳!
韩愈开篇便出离愤怒了,“古之学者必有师”很显然是针对现实的一声呐喊,“必”语气肯定而坚决,可现实“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一个“终”字背后是无尽的感伤与遗憾,接着运用反问句“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表达对士大夫文人以年龄大小来决定为师的强烈责问。提出观点后,在文章第二段通过三组对比揭示当时社会不从师的愚昧,随着“愚”的范围越来越广、社会层次越来越高,作者批判的情感力度也越来越大。“嗟乎”一声长叹,叹师道不复、人之愚昧。通过古今对比,愚昧的原因其实已经不言而喻,这时以问句“其皆出于此乎”小结,揣测语气中包含着一种今不如古的痛心疾首。而对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韩愈直接爆出“惑矣”,大人为何糊涂如此愚昧至此呢?话语中已经是毫不留情地斥责,“吾未见其明也”,直接批评大人愚昧的做法。当联系社会究其社会根源时,字里行间无不揭露士大夫之族的丑陋嘴脸,“群聚而笑”“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在士大夫眼里“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所谓上行下效,这一虚伪的世俗观正是造成社会愚昧不从师的根源。分析到问题实质时,这时极度悲哀、愤怒之情如火山岩浆喷薄而出——“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在文章最后两段,举孔子这一例证时,对孔子崇敬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写到李蟠时对其欣赏喜爱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吴伟业在《苏长公文集序》写道“韩如潮”,笔者以为也正是韩愈文章中潮水般的情感,才成就其文字汩汩而出从而留下千古名篇,也正是这潮水般的情感才使得其观点总是显得那么通情达理、令人信服。可以说情味充沛是韩愈阐述观点时的重要特点。
当然情感也要有节制地表达,因为观点的论述在情感的驱动下,更需讲究思维逻辑的缜密,否则便是滥发牢骚、泼妇骂街。《师说》文章开篇便从历史传统角度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也就是说求学的人一定要从师,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是不容置疑的。为何要从师?首先从老师的角度来谈,老师的职能“传道受业解惑”决定着要从师;再从“人”的角度来谈,这里紧扣上句“解惑”二字,从最简单生活常识方面点出“孰能无惑”,而“惑”必从师、唯道是师。首段运用顶针修辞,句与句之间环环相扣,经过层层推理,“从师”观点已深入人心。但韩愈并未就此停笔,在“从师”这一点做足文章后,通过三组现实对比逐层深究问题的根源,师道不传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士大夫之流嘲相师,而结果造成社会愚昧不堪,说“愚”最终还是论证“师道”不可废弃。接下来通过圣人孔子的言行,运用例证、引证,来论证圣人何以为圣,圣人何以无常师,正是因为转益多师、是处皆有师才能圣明,这里“圣”其实是与上段的“愚”相对的,二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说“圣”足见“师道”意义之深远,这里既照应了篇首,又由孔子这一经典事实得出结论,由结论追溯原因,有论有据,无懈可击。文章最后交代了写作缘起,通过李蟠“不拘于时”“学于余”这一例子表明了自己倡古道、贬时俗的态度,指出了复兴师道的途径就是要像李蟠那样选择老师学习古文,同时又再次批判了士大夫们在从师学习方面连十七八歲孩子也不如。全篇提出问题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前后照应,结构完整,逻辑严密,不愧为名篇。
韩愈《师说》对高中论述文写作应该有很大的启示。论述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作者表达对生活的观点态度的文章,观点态度本身就包含着某种爱憎褒贬等情感,应该将情感外化,只有情感价值观正确了才会有正确鲜明的观点。笔者认为目前高中生论述文写作枯燥乏味甚至套话连篇,跟我们教学过程中一味强调议论论证而忽视文章的感性表达不无关系。论述文写作不光是论证说理,更不是板着脸说教,它也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如果我们为了说理而说理,文章面目可憎的结果不难想象。目前的高中论述文写作更多是限制性写作,但在写作过程中选材是自由的,这就要求我们带着情感联系现实,在文中尽量体现“我”来。
《师说》文章中的对比论证也好,例证、引证也罢,在语言表达过程中无不渗透情感的力量,这份感性不仅不会削弱论述文说理的力度和深度,恰恰相反增加了一种让人心悦诚服的力量。当然在感性的表达的同时,要把握一定的“度”,这个“度”就是不能忘记一切的感性及其表现形式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议论说理服务的,不能忘记论述文概括简练、逻辑严密的理性语言特质。如果论述文写作中处理好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一定会收获佳作。
[作者通联:浙江宁波市奉化高级中学]
韩愈出身寒门,其在《祭十二郎文》言“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在兄长韩会和嫂子抚养下虽伶仃孤苦但刻苦好学,少有兼济天下之志却直到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按照唐律,考取进士后还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三次落选;三次上书宰相,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三次拜谒候门,朱门难启、拒之门外。直到29岁经董晋推荐,才担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一职,从而正式走上仕途。34岁再次参加吏选,通过铨选,次年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屡试不第,宦海沉浮,不为士大夫所重,韩愈可谓深深体味世态炎凉。任职期间,他触犯流俗,抗颜为师,倡言师道,奖掖后进,广收门徒,人称“韩门弟子”。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 ,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可见韩愈当时受到士大夫的围攻排挤。可面对门阀制度的沿袭之风和士大夫耻相师的虚伪世俗,韩愈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还是毅然决然地站出来表达 “要从师”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无异于晴天霹雳!
韩愈开篇便出离愤怒了,“古之学者必有师”很显然是针对现实的一声呐喊,“必”语气肯定而坚决,可现实“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一个“终”字背后是无尽的感伤与遗憾,接着运用反问句“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表达对士大夫文人以年龄大小来决定为师的强烈责问。提出观点后,在文章第二段通过三组对比揭示当时社会不从师的愚昧,随着“愚”的范围越来越广、社会层次越来越高,作者批判的情感力度也越来越大。“嗟乎”一声长叹,叹师道不复、人之愚昧。通过古今对比,愚昧的原因其实已经不言而喻,这时以问句“其皆出于此乎”小结,揣测语气中包含着一种今不如古的痛心疾首。而对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韩愈直接爆出“惑矣”,大人为何糊涂如此愚昧至此呢?话语中已经是毫不留情地斥责,“吾未见其明也”,直接批评大人愚昧的做法。当联系社会究其社会根源时,字里行间无不揭露士大夫之族的丑陋嘴脸,“群聚而笑”“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在士大夫眼里“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所谓上行下效,这一虚伪的世俗观正是造成社会愚昧不从师的根源。分析到问题实质时,这时极度悲哀、愤怒之情如火山岩浆喷薄而出——“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在文章最后两段,举孔子这一例证时,对孔子崇敬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写到李蟠时对其欣赏喜爱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吴伟业在《苏长公文集序》写道“韩如潮”,笔者以为也正是韩愈文章中潮水般的情感,才成就其文字汩汩而出从而留下千古名篇,也正是这潮水般的情感才使得其观点总是显得那么通情达理、令人信服。可以说情味充沛是韩愈阐述观点时的重要特点。
当然情感也要有节制地表达,因为观点的论述在情感的驱动下,更需讲究思维逻辑的缜密,否则便是滥发牢骚、泼妇骂街。《师说》文章开篇便从历史传统角度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也就是说求学的人一定要从师,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是不容置疑的。为何要从师?首先从老师的角度来谈,老师的职能“传道受业解惑”决定着要从师;再从“人”的角度来谈,这里紧扣上句“解惑”二字,从最简单生活常识方面点出“孰能无惑”,而“惑”必从师、唯道是师。首段运用顶针修辞,句与句之间环环相扣,经过层层推理,“从师”观点已深入人心。但韩愈并未就此停笔,在“从师”这一点做足文章后,通过三组现实对比逐层深究问题的根源,师道不传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士大夫之流嘲相师,而结果造成社会愚昧不堪,说“愚”最终还是论证“师道”不可废弃。接下来通过圣人孔子的言行,运用例证、引证,来论证圣人何以为圣,圣人何以无常师,正是因为转益多师、是处皆有师才能圣明,这里“圣”其实是与上段的“愚”相对的,二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说“圣”足见“师道”意义之深远,这里既照应了篇首,又由孔子这一经典事实得出结论,由结论追溯原因,有论有据,无懈可击。文章最后交代了写作缘起,通过李蟠“不拘于时”“学于余”这一例子表明了自己倡古道、贬时俗的态度,指出了复兴师道的途径就是要像李蟠那样选择老师学习古文,同时又再次批判了士大夫们在从师学习方面连十七八歲孩子也不如。全篇提出问题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前后照应,结构完整,逻辑严密,不愧为名篇。
韩愈《师说》对高中论述文写作应该有很大的启示。论述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作者表达对生活的观点态度的文章,观点态度本身就包含着某种爱憎褒贬等情感,应该将情感外化,只有情感价值观正确了才会有正确鲜明的观点。笔者认为目前高中生论述文写作枯燥乏味甚至套话连篇,跟我们教学过程中一味强调议论论证而忽视文章的感性表达不无关系。论述文写作不光是论证说理,更不是板着脸说教,它也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如果我们为了说理而说理,文章面目可憎的结果不难想象。目前的高中论述文写作更多是限制性写作,但在写作过程中选材是自由的,这就要求我们带着情感联系现实,在文中尽量体现“我”来。
《师说》文章中的对比论证也好,例证、引证也罢,在语言表达过程中无不渗透情感的力量,这份感性不仅不会削弱论述文说理的力度和深度,恰恰相反增加了一种让人心悦诚服的力量。当然在感性的表达的同时,要把握一定的“度”,这个“度”就是不能忘记一切的感性及其表现形式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议论说理服务的,不能忘记论述文概括简练、逻辑严密的理性语言特质。如果论述文写作中处理好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一定会收获佳作。
[作者通联:浙江宁波市奉化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