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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財富大規模地轉向美國，並不斷地積累，在資本的推動下，美國迅速地發展成一個強盛的超級大國。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榮景，現在形勢正在逆轉，財富又開始離美國而去。美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會越借越多。
財富轉移的三種模式
世界歷史上發生過許多次財富大轉移。財富的大轉移基本上存在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國家或國家集團之間發生了非同尋常的大事件，比如歐洲十五至十七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新航線、新大陸、新殖民地、新資源改變了世界政治和經濟的格局；第二種情況是出現了突破性的技術革命，比如十八世紀蒸汽機的發明奠定了英國工業革命的基礎，社會生產力獲得了革命性的解放；第三種情況是發生大規模的戰爭，造成國家集團之間勢力範圍的重新劃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大英帝國在戰爭中耗盡元氣，不得不把超級大國的交椅讓給美國。縱觀歷史，財富的轉移都脫不開這三種模式。
中國目前有三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可以說國庫開始豐裕了。但是，財富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中國離真正坐擁財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人口基數大、自然資源少、文化教育落後、歷史包袱重、法治建設落後等許多方面的不利因素，決定了中國的富強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當中國在追求進步的同時，別國也在謀發展，國際各種勢力也會用各種手段阻礙中國的進步。所以，財富今天流向中國，不等於明天就一定流向中國。因此，有些西方政治家認為世界處於中美兩國集團（G2）的開端，顯然是過分樂觀了。
目前，中國人均GDP祇有美國的1/15至1/7（取決於名義指標還是購買力指標），經濟總量也祇有美國的1/5至1/4（取決於如何度量經濟規模），雖然中美之間的經濟依賴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但還談不上雙方實力勢均力敵。而且，財富祇是國家實力的一個方面，決定一個強國的指標還很多。這也正是同樣在金融危機形勢下，美國可能比歐洲國家的日子要好過些的原因。
人們常說財大氣粗。當美國很富有的時候，美國利用其獨一無二的的經濟優勢，制定國際遊戲規則，向不聽話的國家施加經濟壓力，促使它國政府做符合美國利益的事情，並提供本國人民很高的生活水準。此外，財富帶來的軟實力還增加了美國對世界的影響。這種影響曾使得其它國家主動靠攏美國，借鑒美國的理念、制度和生活方式。這種影響力是活生生的，從華爾街的股價一直到好萊塢的電影，從遊弋在大洋的航母到喧鬧的黑人流行音樂。
美國財富流失的過程緩慢而明顯，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不管怎樣，一個嚴重的後果已經產生，即美國這個超級巨人的腳已經跛了。美國正在喪失力量，也正在喪失影響力。美國單邊行動的能力已大不如前，不得不更依賴同盟關係和軍事力量來達成它的目標，所以，在世界許多熱點地區，總有美國的身影，可以聞到美國軍火的火藥味。這種訴諸武力的結果造成美國經濟更加虛弱，美國常陷入這種惡性循環中。
虧得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其它國家或者覺得有利可圖，或者覺得別無選擇，還持有著美國日益增長的債務。因此，美國還能在較長時期內靠舉債和量化寬鬆（美聯儲印錢）度日，以保持政府正常運轉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於有太大的下降。但美國已被債務嚴重束縛，金融風暴讓新自由主義的遊戲規則頃刻間不復存在。就像美聯儲簽主席格林斯潘所承認的，新自由主義的“整個‘理論殿堂’卻在去年夏天（2007年）突然崩潰”。金融危機摧毀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包括市場自由化、放鬆監管、私有化、政府不干預等。這是新自由主義在過去三十年的信條，也曾是美國政府制訂政策的約束前提。金融危機的壓力使各國政府紛紛救助國內金融企業和大型非金融企業，獲得新的國有股權，進行非市場性的融資支持、保護、補貼和管制，出臺新政策干預和影響市場，提振消費和就業，保護本國企業和市場，對財富和投資實施戰略性調整。這些舉措本來都是新自由主義堅決反對的，但是形勢比人強，新自由主義已是明日黃花，“華盛頓共識”顯然已不合時宜。中國曾經遭到美國批評的許多經濟政策，被證明是健康和正確的。
國與國之間的財富博弈
國際金融市場風雲詭秘，國家財富之間的博弈如同戰爭。金融交易並非私人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純市場交換，私人市場交易也遠非遊戲的全部。相當一部分財富被非市場的政治主體掌控，產油國和亞洲製造業國家控制著大量財富，或許，這些非市場主體會和一般的市場主體那樣行動，祇是使投資利益最大化。隨著這些國家外匯結累的不斷增多，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債券雖然比較安全，但收益率太低，已經無法滿足需要。扣除通脹，美國國債的收益率約為2%，而證券投資年均收益率有8%左右，四倍的收益催生了主權財富基金。主權財富基金已越來越流行：最早的有科威特投資局，資產約2，000億美元；挪威主權財富基金，資產約3，220億美元；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資產約3，000億美元；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資產約1，080億美元；阿聯酋阿布扎比投資局，資產約6，250億美元；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資產約2，000億美元；俄羅斯平准基金約1，600億美元。在2007年，主權財富基金加上類似的投資，總額約3.5萬億美元，對於全球約75萬億美元的資產來說，已成相當比例。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其中流動性最高的一部分資產，屬於一國政府對他國的國有企業或國有財產進行投資。
一般說來，由各國政府控制的主權財富基金和有關的資產，對接受它們投資的國家來說是好事。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你借了銀行100萬美元，你就有麻煩，如果你欠了銀行10億美元，銀行就有麻煩。中美之間正是處於這種借債和欠債的微妙境地。一方面，中國政府是美國國債的最大買主，美國的赤字決定了美國不容易償還這些債務；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外匯的大部分是美國債券，美國債券的任何波動將直接影響中國的利益，所以中國還不得不繼續購買美國債券，以維持美國債券的價值。所以，中美經濟關係變得互相依存又不太情願。
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債券的麻煩不小，無需詳加論證，看一看債務國美國的所作所為就清楚了。美國一會兒反對中國企業投資美國基礎設施、一會兒掀起反傾銷調查、一會兒拒絕出售高科技產品、一會兒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甚至把南海問題作為牽制中國的籌碼。一個債務國向債權國借了那麼多錢，所作所為又那麼居心叵測，明白人都知道，中國擁有的巨額美債已經有了麻煩。很遺憾，中國的精英卻不懂這個道理，也不知道到哪裡去尋找反制美國要挾的籌碼，而籌碼是確實存在的。 中國把錢不斷借給美國和讓美國來消費中國商品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難以為繼的。不說中國儲備的美元會貶值和被對沖，光是這種模式對中國政府的施政也已構成道義上的挑戰。在中國國內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議論：“貧窮的中國老百姓為什麼要借這麼多錢給富裕的美國人揮霍？”“為什麼我們連醫保和社會福利都沒有解決好，還要去買美國國債？”“我們到底讓美國‘兩房’騙去了多少錢？”“我們的領導人訪美時為什麼要大肆採購飛機？”這些問題可能不都是簡單的民粹主義問題，中國政府有必要更加理性地檢討國家的經濟政策。想一想當美國擁有財富時，美國是如何讓財富為美國的全球利益和國民福利服務的。今天，當中國擁有一些財富時，中國如何把財富運用得更好，是一件關乎民族利益的大事。中國過去在對外援助方面，常常是無條件的，越南、朝鮮、日本、菲律賓，名字可以列一長串，中國做了冤大頭還被人笑話。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所以，中國對巨額外匯的管理應採取全新的思路。中國何不進一步擴大自己的主權基金？
國家內部的財富分配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真正發展經濟，拉動國內消費才是最主要的，這樣可以讓老百姓受惠，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當然在拉動國內消費這件事上，不是說說那麼容易，為此，政府有很多相關的事情要做，要改革勞動分配制度，完善民眾的福利制度以及加強政府的廉政建設和官員的監督制度。
財富分配的不公，貧富差距的拉大，曾引起過無數次社會動盪、起義、戰爭和革命，古今中外一概如此。這表現在社會的一頭是代表既得利益的一小部分人，他們佔據了社會財富的絕大部分；社會的另一頭是大量貧困的流民，他們生活在朝不保夕的艱難境地。當然，在現代發達生產力條件下，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窮人的狀況可以有所不同。但社會財產分配的不公，社會的奢靡（中國居然成為了世界奢侈品消費的第二大國），工薪階層的困頓（買房難、看病難、上學難），嚴重的貪污腐敗，都是進一步改革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由於歷史和體制的原因，法治建設滯後、商業環境不透明，權力尋租以及行賄受賄都不曾得到有力遏制。有相當一部分人靠不正當手段致富，而大部分人沒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特別是農民工，他們佔人口的大多數，但他們的工作時間最長，工作條件最艱苦，勞動報酬最低。對農民工以及城裡的下崗失業工人和弱勢群眾，中國政府最近幾年採取了不少幫困措施，加大了政策力度，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於“吏治不精”和“肅貪不彰”，中國的貪官人數多，數額大，前仆後繼，使外界蹚目結舌。中國官員的財產公示也舉步維艱，這個問題在世界別的主要民主國家早已是不成問題。
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估計，中國2011年GDP為11.29萬億美元。世界銀行發表的2011年國家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中國以8，442美元排名第94；美國以48，442美元排名第七；而新加坡以61，103美元排名第三。中國的GDP搞上去了，但是人均收入還是非常落後於世界大家庭的。根據一位台灣經濟學家的說法，把每個國家的薪資加在一起，除以這個國家的GDP，比例最高的是歐美，平均55%；日本是53%；澳大利亞是47%；韓國是44%；南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平均是33%；東南亞包括菲律賓、泰國平均是28%；中東包括伊朗和土耳其大概平均是25%；中國祇有8%（2009年）。每小時人均工資第一名是德國，大概是30美元；第二名美國，大概是22美元；泰國接近2美元；中國才0.8美元一小時。
這些數字如果出入不大的話，說明了二點：首先，中國人的絕對工資是非常低的，這樣的工資相對於高物價，消費是拉動不起來的；其次，中國GDP的相當大部分沒有作為工薪發到勞動者手中（這兒沒有計算不拿工資的農民）。當財富越來越集中到極少數人手裡的時候，社會矛盾就會越來越嚴重，維穩的代價將呈指數型增長。
中國的財政收入超過一半用於行政公務人員的工資及“三公消費（公車、公款吃喝、公費旅遊）。這可能並非言過其實。中國的官民比例之高世所罕見，各級政府辦公樓的豪華程度世界第一，而中國農村還有那麼多失學兒童。中國的貪官們捲走的錢成百億計，這都是中國人民的血汗，這些錢很難追回來。南沙、西沙1，000多口油井，沒有一口是中國的。財富的浪費和財富的流失，觸目驚心。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緩、迫在眉睫。否則，中國的改革就有中途夭折的危險。
2012年，中國有相當數量的地方政府債務到期。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和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均不是小數目。當務之急是不讓那些蛀蟲們再以土地財政的名義賣光農民的土地，吃光地方財政的每一分錢。在國際上，要特別警惕那些國際大掮客的忽悠，把中國當肥羊宰。不管他們給中國戴什麼高帽，或者玩什麼陰的把戲，中國要以中國的利益出發行事。中國領導層要有金融戰的認識和準備，事實上人家一直就是這樣對付我們的。不要認為現在發生在世界熱點地區的事件和中國無關，在地域政治鬥爭中，當一個個安全屏障被拔除後，債權國的地位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是最大的債權國。地球資源有限，有資源、有錢，就會有人惦記，作為債權大國的中國要藏富於民，民強了，國才強。
對財富的再認識
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和人心的貪婪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這次金融危機還遠沒有過去。金融危機加速了財富的大規模轉移，危機的結果會使一些國家從此再也恢復不到原來的經濟水平。中國處理得不好，也會發生經濟危機。中國經濟危機除了結構性原因外，導火線應為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和地方債務危機。中國的貧富差距應引起政府最優先的重視。
一些國家會從非經濟的角度試圖重新獲得金融危機中喪失或受損的霸權優勢，包括經濟優勢，對別國的經濟發展施加負面影響。下一個危機爆發點可能是世界糧食問題，人口、土地、污染、轉基因、氣候等因素將促成糧食問題的爆發。財富將再次隨之轉移。
過分的虛擬經濟並不創造財富，祇創造泡沫。而主權財富基金會不斷壯大。首先，它的實踐是成功的，其次，有需要。全球官方外儲約六萬億美元，這個數字還在增大中。另外，政府控制的養老基金、發展基金等，還有5萬億美元左右。當前，主權國家政府已擁有全球金融財富的四分之一。持有外匯資產的政府不可能樂於持有以美元或歐元計價的具有流動性的政府債券。如果這樣做，相比主權財富基金每年潛在的收益要少4，000億美元。中國的財富管理精英們在主權財富基金方面有許多事情可做。 主權財富基金加劇了對外國人控制本土企業的擔憂。因為擔心外國投資會控制美國國防的企業，1975年，福特總統批准設立了跨機構的美國外商投資委員會。1998年，在《綜合貿易與競爭法》下通過的《埃克森—弗羅里奧修正案》還使之擴大權力。德國在2008年開始對那些在德國企業中獲得超過25%股權的非歐盟投資者進行審查。歐盟也在考慮擴大雙重股東結構，這樣，即使企業所有權更加分散，控制權也會留在歐洲。中國也要加強這方面的立法。
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土地、水、勞動力、森林和礦產資源才是真實的經濟和財富。這些實體經濟要素，可以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美國有大量的礦產資源留著不開採，寧可進口；俄羅斯通過資源出口獲得其重建世界大國的經濟實力；澳大利亞在金融危機中能挺過去，靠的就是對中國出口其資源。所以，對世界資源的全球爭奪將更為激烈，中國在這方面要有積極的準備，不但要整頓好國內的礦產資源，尤其是稀土，還要走出國門去找礦。中國在任何時候都要十分重視三農問題，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加強耕地和草原的保護、水利建設、農業科學，對轉基因技術要慎之又慎。
依靠初低級產品出口來支持經濟發展的策略，並非長久之計。當經濟週期開始變化時，這樣的國家會處於不利的地位，祇可能享有極差的貿易條件和政治環境。匯率控制雖可創造出廣泛的產業補貼，但也是無法一直維持的。金融危機的教訓會使大部分國家的經濟轉型面向朝陽產業和擠壓虛擬經濟中的水分，在宏觀經濟和金融政策方面更加理智。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化，科技是最可靠的保證。
政府應對國家金融和產業部門擁有恰當的制高點，這包括國有大企業。國企的私有化道路未必是好事，但是要維持一個公平的經濟環境，必須對國有大企業建立良好的監管，取消它們的壟斷特權。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中間偏左的政府都採取這一政策。在意大利，政府擁有最大的銀行、鐵路、廣播公司、電視臺，還擁有鋼鐵、石油、電子、電力、飛機製造、航空、電話、保險、汽車、收費公路等行業的壟斷企業或主要公司；西班牙、法國也存在類似情況。政府控制的公司在經濟活動中起到帶頭作用。美國和英國推崇“把一切留給市場，政府撒手不管”的極端新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的確給資本主義經濟帶來過繁榮，但隨之而來的金融危機徹底否定了新自由主義那套原則。
政府要嚴格控制國外投機性熱錢的湧入，防止國際金融集團做空中國經濟，以便在金融海嘯或經濟衰退的非常時期對市場保持直接的影響。比如樓市的調控，雖為時較晚，但絕對必要。
一個政府的外匯盈餘如以實際資產形式存在，而不是名義資產，那麼在一場通貨膨脹或美元貶值中，可以保持全部或大部分資產的價值。
美元的價值取決於三個因素：外國私人財富繼續大量存放到美國，以防範政治風險；外國政府增持美元計價的政券，以保證可以繼續向美國出口商品，支持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作為國際貨幣，美元繼續創造出財富儲備的巨大需求。這三個因素已經體現出明顯的持久性，其影響在短期內不會突然結束。但是美元會繼續貶值，因為美聯儲會繼續量化寬鬆，印發美元以剝削世界人民。所以，為擺脫金融風險，雙邊貿易的本國貨幣結算是非常好的方法，應大力推廣。
結 語
當下中國有了一些財富，但是歷史的教訓必須記取。大清時期中國的GDP曾經是英國的七倍、日本的五倍。但歷史告訴我們，GDP救不了大清。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走出世界經濟危機，幾年時間是不夠的。經濟危機還會繼續，中國的出口型經濟會持續受到影響。美國經濟受債務、消費、失業、儲蓄等因素制約，祇有靠印錢一途來解決眼前的矛盾。不願意失去超級大國地位的美國，認定對它最大的威脅就是發展最快的中國，美國正調集可能的資源遏制中國，這種形勢，不以中國親美精英的良好願望而轉移。因此，當前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十分兇險。
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有利於中國總結改革的經驗，從更高的起點上再出發。祇有當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中國才能真正地保衛好東方的財富。
財富轉移的三種模式
世界歷史上發生過許多次財富大轉移。財富的大轉移基本上存在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國家或國家集團之間發生了非同尋常的大事件，比如歐洲十五至十七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新航線、新大陸、新殖民地、新資源改變了世界政治和經濟的格局；第二種情況是出現了突破性的技術革命，比如十八世紀蒸汽機的發明奠定了英國工業革命的基礎，社會生產力獲得了革命性的解放；第三種情況是發生大規模的戰爭，造成國家集團之間勢力範圍的重新劃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大英帝國在戰爭中耗盡元氣，不得不把超級大國的交椅讓給美國。縱觀歷史，財富的轉移都脫不開這三種模式。
中國目前有三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可以說國庫開始豐裕了。但是，財富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中國離真正坐擁財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人口基數大、自然資源少、文化教育落後、歷史包袱重、法治建設落後等許多方面的不利因素，決定了中國的富強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當中國在追求進步的同時，別國也在謀發展，國際各種勢力也會用各種手段阻礙中國的進步。所以，財富今天流向中國，不等於明天就一定流向中國。因此，有些西方政治家認為世界處於中美兩國集團（G2）的開端，顯然是過分樂觀了。
目前，中國人均GDP祇有美國的1/15至1/7（取決於名義指標還是購買力指標），經濟總量也祇有美國的1/5至1/4（取決於如何度量經濟規模），雖然中美之間的經濟依賴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但還談不上雙方實力勢均力敵。而且，財富祇是國家實力的一個方面，決定一個強國的指標還很多。這也正是同樣在金融危機形勢下，美國可能比歐洲國家的日子要好過些的原因。
人們常說財大氣粗。當美國很富有的時候，美國利用其獨一無二的的經濟優勢，制定國際遊戲規則，向不聽話的國家施加經濟壓力，促使它國政府做符合美國利益的事情，並提供本國人民很高的生活水準。此外，財富帶來的軟實力還增加了美國對世界的影響。這種影響曾使得其它國家主動靠攏美國，借鑒美國的理念、制度和生活方式。這種影響力是活生生的，從華爾街的股價一直到好萊塢的電影，從遊弋在大洋的航母到喧鬧的黑人流行音樂。
美國財富流失的過程緩慢而明顯，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不管怎樣，一個嚴重的後果已經產生，即美國這個超級巨人的腳已經跛了。美國正在喪失力量，也正在喪失影響力。美國單邊行動的能力已大不如前，不得不更依賴同盟關係和軍事力量來達成它的目標，所以，在世界許多熱點地區，總有美國的身影，可以聞到美國軍火的火藥味。這種訴諸武力的結果造成美國經濟更加虛弱，美國常陷入這種惡性循環中。
虧得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其它國家或者覺得有利可圖，或者覺得別無選擇，還持有著美國日益增長的債務。因此，美國還能在較長時期內靠舉債和量化寬鬆（美聯儲印錢）度日，以保持政府正常運轉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於有太大的下降。但美國已被債務嚴重束縛，金融風暴讓新自由主義的遊戲規則頃刻間不復存在。就像美聯儲簽主席格林斯潘所承認的，新自由主義的“整個‘理論殿堂’卻在去年夏天（2007年）突然崩潰”。金融危機摧毀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包括市場自由化、放鬆監管、私有化、政府不干預等。這是新自由主義在過去三十年的信條，也曾是美國政府制訂政策的約束前提。金融危機的壓力使各國政府紛紛救助國內金融企業和大型非金融企業，獲得新的國有股權，進行非市場性的融資支持、保護、補貼和管制，出臺新政策干預和影響市場，提振消費和就業，保護本國企業和市場，對財富和投資實施戰略性調整。這些舉措本來都是新自由主義堅決反對的，但是形勢比人強，新自由主義已是明日黃花，“華盛頓共識”顯然已不合時宜。中國曾經遭到美國批評的許多經濟政策，被證明是健康和正確的。
國與國之間的財富博弈
國際金融市場風雲詭秘，國家財富之間的博弈如同戰爭。金融交易並非私人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純市場交換，私人市場交易也遠非遊戲的全部。相當一部分財富被非市場的政治主體掌控，產油國和亞洲製造業國家控制著大量財富，或許，這些非市場主體會和一般的市場主體那樣行動，祇是使投資利益最大化。隨著這些國家外匯結累的不斷增多，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債券雖然比較安全，但收益率太低，已經無法滿足需要。扣除通脹，美國國債的收益率約為2%，而證券投資年均收益率有8%左右，四倍的收益催生了主權財富基金。主權財富基金已越來越流行：最早的有科威特投資局，資產約2，000億美元；挪威主權財富基金，資產約3，220億美元；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資產約3，000億美元；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資產約1，080億美元；阿聯酋阿布扎比投資局，資產約6，250億美元；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資產約2，000億美元；俄羅斯平准基金約1，600億美元。在2007年，主權財富基金加上類似的投資，總額約3.5萬億美元，對於全球約75萬億美元的資產來說，已成相當比例。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其中流動性最高的一部分資產，屬於一國政府對他國的國有企業或國有財產進行投資。
一般說來，由各國政府控制的主權財富基金和有關的資產，對接受它們投資的國家來說是好事。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你借了銀行100萬美元，你就有麻煩，如果你欠了銀行10億美元，銀行就有麻煩。中美之間正是處於這種借債和欠債的微妙境地。一方面，中國政府是美國國債的最大買主，美國的赤字決定了美國不容易償還這些債務；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外匯的大部分是美國債券，美國債券的任何波動將直接影響中國的利益，所以中國還不得不繼續購買美國債券，以維持美國債券的價值。所以，中美經濟關係變得互相依存又不太情願。
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債券的麻煩不小，無需詳加論證，看一看債務國美國的所作所為就清楚了。美國一會兒反對中國企業投資美國基礎設施、一會兒掀起反傾銷調查、一會兒拒絕出售高科技產品、一會兒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甚至把南海問題作為牽制中國的籌碼。一個債務國向債權國借了那麼多錢，所作所為又那麼居心叵測，明白人都知道，中國擁有的巨額美債已經有了麻煩。很遺憾，中國的精英卻不懂這個道理，也不知道到哪裡去尋找反制美國要挾的籌碼，而籌碼是確實存在的。 中國把錢不斷借給美國和讓美國來消費中國商品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難以為繼的。不說中國儲備的美元會貶值和被對沖，光是這種模式對中國政府的施政也已構成道義上的挑戰。在中國國內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議論：“貧窮的中國老百姓為什麼要借這麼多錢給富裕的美國人揮霍？”“為什麼我們連醫保和社會福利都沒有解決好，還要去買美國國債？”“我們到底讓美國‘兩房’騙去了多少錢？”“我們的領導人訪美時為什麼要大肆採購飛機？”這些問題可能不都是簡單的民粹主義問題，中國政府有必要更加理性地檢討國家的經濟政策。想一想當美國擁有財富時，美國是如何讓財富為美國的全球利益和國民福利服務的。今天，當中國擁有一些財富時，中國如何把財富運用得更好，是一件關乎民族利益的大事。中國過去在對外援助方面，常常是無條件的，越南、朝鮮、日本、菲律賓，名字可以列一長串，中國做了冤大頭還被人笑話。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所以，中國對巨額外匯的管理應採取全新的思路。中國何不進一步擴大自己的主權基金？
國家內部的財富分配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真正發展經濟，拉動國內消費才是最主要的，這樣可以讓老百姓受惠，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當然在拉動國內消費這件事上，不是說說那麼容易，為此，政府有很多相關的事情要做，要改革勞動分配制度，完善民眾的福利制度以及加強政府的廉政建設和官員的監督制度。
財富分配的不公，貧富差距的拉大，曾引起過無數次社會動盪、起義、戰爭和革命，古今中外一概如此。這表現在社會的一頭是代表既得利益的一小部分人，他們佔據了社會財富的絕大部分；社會的另一頭是大量貧困的流民，他們生活在朝不保夕的艱難境地。當然，在現代發達生產力條件下，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窮人的狀況可以有所不同。但社會財產分配的不公，社會的奢靡（中國居然成為了世界奢侈品消費的第二大國），工薪階層的困頓（買房難、看病難、上學難），嚴重的貪污腐敗，都是進一步改革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由於歷史和體制的原因，法治建設滯後、商業環境不透明，權力尋租以及行賄受賄都不曾得到有力遏制。有相當一部分人靠不正當手段致富，而大部分人沒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特別是農民工，他們佔人口的大多數，但他們的工作時間最長，工作條件最艱苦，勞動報酬最低。對農民工以及城裡的下崗失業工人和弱勢群眾，中國政府最近幾年採取了不少幫困措施，加大了政策力度，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於“吏治不精”和“肅貪不彰”，中國的貪官人數多，數額大，前仆後繼，使外界蹚目結舌。中國官員的財產公示也舉步維艱，這個問題在世界別的主要民主國家早已是不成問題。
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估計，中國2011年GDP為11.29萬億美元。世界銀行發表的2011年國家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中國以8，442美元排名第94；美國以48，442美元排名第七；而新加坡以61，103美元排名第三。中國的GDP搞上去了，但是人均收入還是非常落後於世界大家庭的。根據一位台灣經濟學家的說法，把每個國家的薪資加在一起，除以這個國家的GDP，比例最高的是歐美，平均55%；日本是53%；澳大利亞是47%；韓國是44%；南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平均是33%；東南亞包括菲律賓、泰國平均是28%；中東包括伊朗和土耳其大概平均是25%；中國祇有8%（2009年）。每小時人均工資第一名是德國，大概是30美元；第二名美國，大概是22美元；泰國接近2美元；中國才0.8美元一小時。
這些數字如果出入不大的話，說明了二點：首先，中國人的絕對工資是非常低的，這樣的工資相對於高物價，消費是拉動不起來的；其次，中國GDP的相當大部分沒有作為工薪發到勞動者手中（這兒沒有計算不拿工資的農民）。當財富越來越集中到極少數人手裡的時候，社會矛盾就會越來越嚴重，維穩的代價將呈指數型增長。
中國的財政收入超過一半用於行政公務人員的工資及“三公消費（公車、公款吃喝、公費旅遊）。這可能並非言過其實。中國的官民比例之高世所罕見，各級政府辦公樓的豪華程度世界第一，而中國農村還有那麼多失學兒童。中國的貪官們捲走的錢成百億計，這都是中國人民的血汗，這些錢很難追回來。南沙、西沙1，000多口油井，沒有一口是中國的。財富的浪費和財富的流失，觸目驚心。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緩、迫在眉睫。否則，中國的改革就有中途夭折的危險。
2012年，中國有相當數量的地方政府債務到期。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和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均不是小數目。當務之急是不讓那些蛀蟲們再以土地財政的名義賣光農民的土地，吃光地方財政的每一分錢。在國際上，要特別警惕那些國際大掮客的忽悠，把中國當肥羊宰。不管他們給中國戴什麼高帽，或者玩什麼陰的把戲，中國要以中國的利益出發行事。中國領導層要有金融戰的認識和準備，事實上人家一直就是這樣對付我們的。不要認為現在發生在世界熱點地區的事件和中國無關，在地域政治鬥爭中，當一個個安全屏障被拔除後，債權國的地位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是最大的債權國。地球資源有限，有資源、有錢，就會有人惦記，作為債權大國的中國要藏富於民，民強了，國才強。
對財富的再認識
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和人心的貪婪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這次金融危機還遠沒有過去。金融危機加速了財富的大規模轉移，危機的結果會使一些國家從此再也恢復不到原來的經濟水平。中國處理得不好，也會發生經濟危機。中國經濟危機除了結構性原因外，導火線應為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和地方債務危機。中國的貧富差距應引起政府最優先的重視。
一些國家會從非經濟的角度試圖重新獲得金融危機中喪失或受損的霸權優勢，包括經濟優勢，對別國的經濟發展施加負面影響。下一個危機爆發點可能是世界糧食問題，人口、土地、污染、轉基因、氣候等因素將促成糧食問題的爆發。財富將再次隨之轉移。
過分的虛擬經濟並不創造財富，祇創造泡沫。而主權財富基金會不斷壯大。首先，它的實踐是成功的，其次，有需要。全球官方外儲約六萬億美元，這個數字還在增大中。另外，政府控制的養老基金、發展基金等，還有5萬億美元左右。當前，主權國家政府已擁有全球金融財富的四分之一。持有外匯資產的政府不可能樂於持有以美元或歐元計價的具有流動性的政府債券。如果這樣做，相比主權財富基金每年潛在的收益要少4，000億美元。中國的財富管理精英們在主權財富基金方面有許多事情可做。 主權財富基金加劇了對外國人控制本土企業的擔憂。因為擔心外國投資會控制美國國防的企業，1975年，福特總統批准設立了跨機構的美國外商投資委員會。1998年，在《綜合貿易與競爭法》下通過的《埃克森—弗羅里奧修正案》還使之擴大權力。德國在2008年開始對那些在德國企業中獲得超過25%股權的非歐盟投資者進行審查。歐盟也在考慮擴大雙重股東結構，這樣，即使企業所有權更加分散，控制權也會留在歐洲。中國也要加強這方面的立法。
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土地、水、勞動力、森林和礦產資源才是真實的經濟和財富。這些實體經濟要素，可以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美國有大量的礦產資源留著不開採，寧可進口；俄羅斯通過資源出口獲得其重建世界大國的經濟實力；澳大利亞在金融危機中能挺過去，靠的就是對中國出口其資源。所以，對世界資源的全球爭奪將更為激烈，中國在這方面要有積極的準備，不但要整頓好國內的礦產資源，尤其是稀土，還要走出國門去找礦。中國在任何時候都要十分重視三農問題，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加強耕地和草原的保護、水利建設、農業科學，對轉基因技術要慎之又慎。
依靠初低級產品出口來支持經濟發展的策略，並非長久之計。當經濟週期開始變化時，這樣的國家會處於不利的地位，祇可能享有極差的貿易條件和政治環境。匯率控制雖可創造出廣泛的產業補貼，但也是無法一直維持的。金融危機的教訓會使大部分國家的經濟轉型面向朝陽產業和擠壓虛擬經濟中的水分，在宏觀經濟和金融政策方面更加理智。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化，科技是最可靠的保證。
政府應對國家金融和產業部門擁有恰當的制高點，這包括國有大企業。國企的私有化道路未必是好事，但是要維持一個公平的經濟環境，必須對國有大企業建立良好的監管，取消它們的壟斷特權。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中間偏左的政府都採取這一政策。在意大利，政府擁有最大的銀行、鐵路、廣播公司、電視臺，還擁有鋼鐵、石油、電子、電力、飛機製造、航空、電話、保險、汽車、收費公路等行業的壟斷企業或主要公司；西班牙、法國也存在類似情況。政府控制的公司在經濟活動中起到帶頭作用。美國和英國推崇“把一切留給市場，政府撒手不管”的極端新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的確給資本主義經濟帶來過繁榮，但隨之而來的金融危機徹底否定了新自由主義那套原則。
政府要嚴格控制國外投機性熱錢的湧入，防止國際金融集團做空中國經濟，以便在金融海嘯或經濟衰退的非常時期對市場保持直接的影響。比如樓市的調控，雖為時較晚，但絕對必要。
一個政府的外匯盈餘如以實際資產形式存在，而不是名義資產，那麼在一場通貨膨脹或美元貶值中，可以保持全部或大部分資產的價值。
美元的價值取決於三個因素：外國私人財富繼續大量存放到美國，以防範政治風險；外國政府增持美元計價的政券，以保證可以繼續向美國出口商品，支持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作為國際貨幣，美元繼續創造出財富儲備的巨大需求。這三個因素已經體現出明顯的持久性，其影響在短期內不會突然結束。但是美元會繼續貶值，因為美聯儲會繼續量化寬鬆，印發美元以剝削世界人民。所以，為擺脫金融風險，雙邊貿易的本國貨幣結算是非常好的方法，應大力推廣。
結 語
當下中國有了一些財富，但是歷史的教訓必須記取。大清時期中國的GDP曾經是英國的七倍、日本的五倍。但歷史告訴我們，GDP救不了大清。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走出世界經濟危機，幾年時間是不夠的。經濟危機還會繼續，中國的出口型經濟會持續受到影響。美國經濟受債務、消費、失業、儲蓄等因素制約，祇有靠印錢一途來解決眼前的矛盾。不願意失去超級大國地位的美國，認定對它最大的威脅就是發展最快的中國，美國正調集可能的資源遏制中國，這種形勢，不以中國親美精英的良好願望而轉移。因此，當前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十分兇險。
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有利於中國總結改革的經驗，從更高的起點上再出發。祇有當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中國才能真正地保衛好東方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