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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喜剧的忧伤》让人艺出现了多年不见的“排队抢票”盛况，陈道明和何冰的黄金组合就是一道最好的招牌。在热闹的背后，是一个极其年轻的导演，年轻到让人不敢相信他能在人艺能请得动陈道明和何冰。
徐昂是北京人，从小在机关大院长大，高中偶然在中戏看了一部戏，从理科转文科考中戏导演戏，毕业后被招进人艺。先后在人艺联合导演、导演了《我爱桃花》、《莲花》等，独立执导过《情人》、《动物园的故事》、《操场》等。
一路似乎都顺风顺水，但当接触了徐昂本人，就知道他不仅是幸运而已。徐昂话很多，看问题透彻、逻辑缜密、言之有物，是一个很“理科”的人，他自己也说，如果当时不是那么偶然去考了中戏，大概会去学物理吧。这种偏向理科的思维让他看待作品更加犀利也更实际，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喜剧的忧伤》之后，徐昂很久没有动静，他在潜心拍电影，拍中国版的《十二怒汉》。演员还是人艺那些老戏骨，徐昂觉得特别奢侈的一件事，就是可以找到这些老演员，还能在正式开拍前像做戏一样排演一遍。
成为一个拥有名气、才气和资源的年轻导演，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进人艺，先学怎么“说话”
BQ：你从中戏毕业后就进入人艺了，进入人艺很难吧，能说说过程吗？
X：进人艺挺难，但我不具体知道我做了什么能进人艺，真的。快毕业时我们在中戏排一个戏，有一个法国人从心理学的角度复写了一遍《安提戈涅》，就排那个，我演安提戈涅的舅父。我们班上10个人，每人排一个片段，连成一个戏。全班同学都把那个戏排成一个风格，就是尽可能希望这个戏是大家合作完成的。我倒不是特别贼，就是觉得我那段特别无趣，是一个过度的段落，不牵涉戏剧冲突。我就稍微排了一点别的东西。另一方面可能我那段时间增肥了，台下人一直以为我那个角色是借来的一个老头演员。
台下坐了一个领导，看完就问我愿意先念研究生还是先来人艺，还诱惑我说人艺十年没招人了，我当时也想不出什么地方比那儿更好，就去了。
BQ：刚进人艺的时候也没戏排吧，那会儿都干什么工作？
X：刚去的时候就是给人打杂嘛，干好多奇怪的工作，但是也挺有意思。比如有一个工作就是看剧院寄来的千奇百怪的剧本，各种各样的剧本。让我做简报，用100个字忠实地再现这个剧本的原貌。那些剧本里糟糕的比比皆是，好的凤毛麟角，几乎没有写得特好的。当时有点名气的编剧的也没法看，还没有我们在中戏时拿到的好，差挺远的——思想、艺术这都是其次，先说那个文通理顺，错别字少点都挺难的。
BQ：从进人艺到独立导戏，得经历怎样一个过程，你曾经着急过吗？
X：那会儿是有一规定的，从导演助理开始干，然后是助理导演、副导演、执行导演、联合导演，最后才是导演。你必须得干这么多部戏，才能获得自己导演戏的权利。得花时间，得有师傅带。刚开始还觉得挺新鲜的，来不及着急，真正着急是在当副导演和联合导演的时候，后来知道着急也没用了，就开始自己在外面做投资、做点戏。
BQ：你那会儿排戏时觉得难度大么？所有的人都比你资历老，肯听你的吗？
X：我刚刚在剧院拍戏的时候遇到比我岁数大的演员我都笑，他们也比较好，没有欺负人，但是他们对我特客气之后你是能听得出来的，有那种不信任。就像大人只有跟小孩聊天的时候才说“你真棒”什么的。双方能够形成某种竞争关系、某种较量的关系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态度的。我常说这句话：道德是产生在强者与弱者之间的，而且道德是用来保护弱者的，强者与强者之间没有道德可言，弱者与弱者之间也没有，只有两者特悬殊时才会存在，所以道德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们刚去剧院的时候是在学习话语，就是怎么沟通，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谁是家长谁是孩子，谁跟谁应该怎么说话。但是我不懂，一开始我得像小孩，花很多时间跟他们学，怎么把我的话翻译成一种能接受的语言讲给他们听。
陈道明找我改剧本
BQ：你刚才说的一些都是排练之外的，在排练之内，当演员跟你有不同意见时，你怎么解决？
X：一开始我不会，后来我就会了，就得讲，就得说，我特别不相信沉默寡言的导演，我觉得那很难做到。导演必须一个人跟十个人一百个人把事说明白，让大家去做，所以当导演必须得是话痨，说话是基本功、童子功，得从小爱说话，爱跟人交流。
BQ：你从小爱跟人交流吗？
X：我从小爱说话，就恨不得还没生下来就说话，从小爱聊天，爱表达，你得用嘴就把这件事给办了，你要是凡事亲力亲为的话，一是你精力不够，二是你确实做不了。比如说表演这件事，你是做不了的，你必须要委托一个人来帮你做，而你要与你委托的这个人达成某种共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必须要用嘴来完成。所以排练节目，大家都在聊天，聊得都很欢快，但未必不是工作。
BQ：后来人艺出台了一个小剧场制作人项目制，大家可以自己报项目，《喜剧的忧伤》最开始也是按这种制度报上去的，你最初的想法也是做一个小剧场的戏，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变成大剧场了？
X：对，是小剧场，是报制作人制的，当时想报，是因为这个制度制作快，不用经过大的审批之类的，直接可以开始，但是剧院一听说里面有陈道明之后，心思就变了。他们原来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觉得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而已，所以听说之后就把这个作为体系之下的戏进了大剧场。
BQ ：你是怎么说服陈道明出演的呢？
X：他当时是让我帮他写剧本，我觉得那个剧本不是特别有意思，正好我有现在这个《喜剧的忧伤》剧本，就把这个剧本给他看了，我说你得看啊，他说：“我看。很多情况下说看，然后就耽搁了，我这人还真不是这样的，我说真看就看。”差不多两周，有一天他打过来电话，说咱们排，我说行啊，就一拍即合了。
BQ：小剧场项目制和大剧场在资金的回收上是不一样的，小剧场最后收回来就全是你们自己的，大剧场是要上报的，《喜剧的忧伤》让你少赚了很多钱吧？
X：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花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的吧，少挣了一些，中间也捐了一些，算花钱吧，我觉得花出去也挺好的。
徐昂是北京人，从小在机关大院长大，高中偶然在中戏看了一部戏，从理科转文科考中戏导演戏，毕业后被招进人艺。先后在人艺联合导演、导演了《我爱桃花》、《莲花》等，独立执导过《情人》、《动物园的故事》、《操场》等。
一路似乎都顺风顺水，但当接触了徐昂本人，就知道他不仅是幸运而已。徐昂话很多，看问题透彻、逻辑缜密、言之有物，是一个很“理科”的人，他自己也说，如果当时不是那么偶然去考了中戏，大概会去学物理吧。这种偏向理科的思维让他看待作品更加犀利也更实际，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喜剧的忧伤》之后，徐昂很久没有动静，他在潜心拍电影，拍中国版的《十二怒汉》。演员还是人艺那些老戏骨，徐昂觉得特别奢侈的一件事，就是可以找到这些老演员，还能在正式开拍前像做戏一样排演一遍。
成为一个拥有名气、才气和资源的年轻导演，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进人艺，先学怎么“说话”
BQ：你从中戏毕业后就进入人艺了，进入人艺很难吧，能说说过程吗？
X：进人艺挺难，但我不具体知道我做了什么能进人艺，真的。快毕业时我们在中戏排一个戏，有一个法国人从心理学的角度复写了一遍《安提戈涅》，就排那个，我演安提戈涅的舅父。我们班上10个人，每人排一个片段，连成一个戏。全班同学都把那个戏排成一个风格，就是尽可能希望这个戏是大家合作完成的。我倒不是特别贼，就是觉得我那段特别无趣，是一个过度的段落，不牵涉戏剧冲突。我就稍微排了一点别的东西。另一方面可能我那段时间增肥了，台下人一直以为我那个角色是借来的一个老头演员。
台下坐了一个领导，看完就问我愿意先念研究生还是先来人艺，还诱惑我说人艺十年没招人了，我当时也想不出什么地方比那儿更好，就去了。
BQ：刚进人艺的时候也没戏排吧，那会儿都干什么工作？
X：刚去的时候就是给人打杂嘛，干好多奇怪的工作，但是也挺有意思。比如有一个工作就是看剧院寄来的千奇百怪的剧本，各种各样的剧本。让我做简报，用100个字忠实地再现这个剧本的原貌。那些剧本里糟糕的比比皆是，好的凤毛麟角，几乎没有写得特好的。当时有点名气的编剧的也没法看，还没有我们在中戏时拿到的好，差挺远的——思想、艺术这都是其次，先说那个文通理顺，错别字少点都挺难的。
BQ：从进人艺到独立导戏，得经历怎样一个过程，你曾经着急过吗？
X：那会儿是有一规定的，从导演助理开始干，然后是助理导演、副导演、执行导演、联合导演，最后才是导演。你必须得干这么多部戏，才能获得自己导演戏的权利。得花时间，得有师傅带。刚开始还觉得挺新鲜的，来不及着急，真正着急是在当副导演和联合导演的时候，后来知道着急也没用了，就开始自己在外面做投资、做点戏。
BQ：你那会儿排戏时觉得难度大么？所有的人都比你资历老，肯听你的吗？
X：我刚刚在剧院拍戏的时候遇到比我岁数大的演员我都笑，他们也比较好，没有欺负人，但是他们对我特客气之后你是能听得出来的，有那种不信任。就像大人只有跟小孩聊天的时候才说“你真棒”什么的。双方能够形成某种竞争关系、某种较量的关系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态度的。我常说这句话：道德是产生在强者与弱者之间的，而且道德是用来保护弱者的，强者与强者之间没有道德可言，弱者与弱者之间也没有，只有两者特悬殊时才会存在，所以道德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们刚去剧院的时候是在学习话语，就是怎么沟通，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谁是家长谁是孩子，谁跟谁应该怎么说话。但是我不懂，一开始我得像小孩，花很多时间跟他们学，怎么把我的话翻译成一种能接受的语言讲给他们听。
陈道明找我改剧本
BQ：你刚才说的一些都是排练之外的，在排练之内，当演员跟你有不同意见时，你怎么解决？
X：一开始我不会，后来我就会了，就得讲，就得说，我特别不相信沉默寡言的导演，我觉得那很难做到。导演必须一个人跟十个人一百个人把事说明白，让大家去做，所以当导演必须得是话痨，说话是基本功、童子功，得从小爱说话，爱跟人交流。
BQ：你从小爱跟人交流吗？
X：我从小爱说话，就恨不得还没生下来就说话，从小爱聊天，爱表达，你得用嘴就把这件事给办了，你要是凡事亲力亲为的话，一是你精力不够，二是你确实做不了。比如说表演这件事，你是做不了的，你必须要委托一个人来帮你做，而你要与你委托的这个人达成某种共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必须要用嘴来完成。所以排练节目，大家都在聊天，聊得都很欢快，但未必不是工作。
BQ：后来人艺出台了一个小剧场制作人项目制，大家可以自己报项目，《喜剧的忧伤》最开始也是按这种制度报上去的，你最初的想法也是做一个小剧场的戏，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变成大剧场了？
X：对，是小剧场，是报制作人制的，当时想报，是因为这个制度制作快，不用经过大的审批之类的，直接可以开始，但是剧院一听说里面有陈道明之后，心思就变了。他们原来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觉得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而已，所以听说之后就把这个作为体系之下的戏进了大剧场。
BQ ：你是怎么说服陈道明出演的呢？
X：他当时是让我帮他写剧本，我觉得那个剧本不是特别有意思，正好我有现在这个《喜剧的忧伤》剧本，就把这个剧本给他看了，我说你得看啊，他说：“我看。很多情况下说看，然后就耽搁了，我这人还真不是这样的，我说真看就看。”差不多两周，有一天他打过来电话，说咱们排，我说行啊，就一拍即合了。
BQ：小剧场项目制和大剧场在资金的回收上是不一样的，小剧场最后收回来就全是你们自己的，大剧场是要上报的，《喜剧的忧伤》让你少赚了很多钱吧？
X：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花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的吧，少挣了一些，中间也捐了一些，算花钱吧，我觉得花出去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