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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出发，探讨了鲁迅先生的艺术创作观，从根本上动摇先生“夏瑜坟头花环‘平添’一说”的理论基础；然后从文本出发，具体分析了二十多岁的人和驼背有可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倾向革命，为夏瑜的坟头送花环，从而完成从理论到文本对“平添”一说的否定。
[关键词]生活真实；艺术真实；存在；平添；精神危机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8）27-0030-02
“夏瑜坟头的花环是谁送的”这一问题，历来无人提出质疑。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鲁迅先生曾经在《〈呐喊〉自序》中明确指出，“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头平添了一个花环”。鲁迅先生所谓“平添”是说小说前文没有伏笔，觉得情节的设计并不合理；二是从当时的习俗看，清末送花圈寄托哀思之俗尚未兴起，有背“生活真实”。文学作为一种活动，一个文本意义的生成，主要是读者赋予的。仔细研读课文后，发现上述理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一、缘起：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
鲁迅先生曾经在《漫谈“漫画”》一文中对李白《北风行》里的诗句“燕山雪花大如席”进行了点评，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有一点事实在里面。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变成笑话了。”《药》的背景是清末，送花圈寄托哀思之俗尚未兴起，先生在夏瑜坟头添上一个花环显然有悖生活现实。先生也怕成为“笑话”，故而在《〈呐喊〉自序》里申明一下，说夏瑜坟头的花环是“平添”的。
事实上，模仿的世界有两种：有的事和应有的事。“艺术家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也就是说，艺术描写需要超越事物本真的形态，去寻找或者建构更具有普遍性的深层次的内涵。显然，鲁迅先生所持的观点只是模仿世界的一种，他固化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强化了作品所描述的世界和写作背景。在先生看来，艺术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生活世界里必须有其影子。显然，他违背了小说创作的应有的艺术本意。
再者，就小说《药》的结构来说，通过对作品认真剖析后，夏瑜坟头添上花环的情节并不显得突兀。鲁迅先生的“平添”申明大可不必。
二、分析：誰有可能是送花环的人
鲁迅先生在小说《药》的第三节塑造了茶馆里的一幅茶客众生相。这一部分围绕夏瑜被害事件，刻画了康大叔、华老栓夫妇、花白胡子、驼背以及二十多岁的人等六个人的性格特点。这六个人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人：康大叔是一类，华老栓夫妇和花白胡子是一类，驼背五少爷和二十多岁的人是一类。
这三类人中，究竟谁有可能是送花环的人呢？
康大叔是个凶残、极端仇视革命的人。他有自己明确的价值指向：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混口饭吃。同时，康大叔也不可能对当时的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革命理念的渗透在康大叔的意识世界里显得步履维艰。
作为茶馆老板的华老栓和华大妈，是两个完全没有被革命形式感染的人。两千多年封建思想范式业已形成的思维模式、道德模式以及他们自身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的某些特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关心社会、改造社会。在他们身上，国民性弱点暴露得较多，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法改变。因此，他俩成了这一群人里最难感染的人。花白胡子也遭遇到华老栓夫妇一样尴尬的境地，对现实没有明确的认识。同时，他的性格中有太多的媚骨，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注定胆小怕事，畏畏缩缩。
那么，给夏瑜坟头送的花环会不会是第三类人：二十多岁的人和驼背五少爷？
先分析二十多岁的人为什么会“气愤”：因为夏瑜在牢中还劝牢头造反。显然，在既定的社会秩序模式里，“造反”总归是件不太光彩的事。对既定的社会秩序进行破坏，不论他的目的和性质，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可恶”。更何况，这是在茶馆里，饭后茶余的闲聊，显得“气愤”恰是人性人情的一种正常反映，一个对社会上变故有自己评判标准的人，昭示了一种主体精神。
坐在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也是听到夏瑜在牢中挨了阿义的打。显然，他这里的幸灾乐祸不是出于什么阶级立场，仅仅是因为阿义是管牢的“公家人”。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所以，作为“奴隶”的驼背在那一刹那，在亲“奴隶主”（阿义）的惯性心态下，形成了一瞬间的“高兴”的感觉，这是他内心奴性心态的显现。但这毕竟只是一个瞬时的感觉，具有改变的希望。
小说中这句话“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绝非闲笔，而是一个契机。如果说，这些人在此之前还算一群精神麻木的人的话，那么，这句话无疑是引爆他们精神危机的雷管。
我们常常认为“精神危机”是个贬义词。事实上，与健康相比，“危机”显示出了一种病态和不足，但是，如果和“麻木”相比，“危机”却显示出了生机和活力，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精神发生危机”，至少表明，这个人还有比较高的精神期待和追求。
小说中，茶馆里的那些人，听到夏瑜挨了阿义的打反而说阿义可怜后，他们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这里“板滞”有“呆，静止”的意思，这是一个“安静”的状态；“停顿”也是一种“安静”的境界。先前你一言我一语的喧闹，因为康大叔的一句话“你没有听清我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突然变得寂静起来。显然，他们是在对康大叔的话进行思考。“为什么身陷牢笼，惨遭毒打的夏四奶奶的儿子还会说阿义可怜呢？”环境的静，更加衬托出思想的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很多人的思想在那一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也正是由于这句话给人们产生的震撼和冲击，为后面夏瑜坟头的花环是小说情节中塑造的人物送的，提供了可能。
经过“思考”后，鲁迅先生又继续描写了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和驼背五少爷三个人的言语。花白胡子率先发表自己的看法，接着是二十多岁的人，最后才是驼背。注意，在述说二十多岁的人说话的时候用了一个“也”字，“也”表示“同样”，显然，二十多岁的人是承接花白胡子的话说的。这里面藏着一个巨大的隐喻。而驼背在店里的坐客又恢复活气谈笑起来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仍然在思考刚才的那个问题。最后，他得出了“疯了”的结论。同样，这里面仍然有一种隐喻，因为他们都在承接前面的人说的话，客观上，他们受了花白胡子的话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夏瑜说阿义可怜，他并没有疯，二十多岁的人和驼背也知道夏瑜没有疯。那为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夏瑜疯了呢？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有“枪打出头鸟”之说，人们习惯按照传统或者传统已经认可的观点，去求得众人的和谐效应。
他们实际上是在掩饰某种东西。这里面的隐喻就是：“疯了”本不是说夏瑜的，也就是说他们思考的答案根本没有告诉大家，真正的答案存在他们的内心。他们只是承接前面花白胡子的话表达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观点。
这一思考过程同时伴随着惊疑、痛苦、悔恨、愤怒的情感，这是对自己先前行为表现的一种反思、一种审视。也正是这种反思和审视，暗示了二十多岁的人和驼背有可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倾向革命，为夏瑜的坟头送花环。有可能，夏瑜坟头的花环就不能说是“平添”。
三、商榷：别做自己的评论家
著名作家钱钟书说：“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应插嘴。”我们暂且不论他评价是否客观，作者的阐释往往会被确认为就是作品本身真正要表达的内涵。鲁迅先生的“一点说明”，就在读者再创造面前树立了一堵墙，一个无法超越的障碍。读者在这堵墙前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绕道而行，从而使得这个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人过问。
[ 参 考 文 献 ]
崔秀杰，吴建华，李有吉.浅谈鲁迅小说《药》的艺术特色[J].卫生职业教育，2004（1）.
（责任编辑 诺 依）
[关键词]生活真实；艺术真实；存在；平添；精神危机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8）27-0030-02
“夏瑜坟头的花环是谁送的”这一问题，历来无人提出质疑。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鲁迅先生曾经在《〈呐喊〉自序》中明确指出，“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头平添了一个花环”。鲁迅先生所谓“平添”是说小说前文没有伏笔，觉得情节的设计并不合理；二是从当时的习俗看，清末送花圈寄托哀思之俗尚未兴起，有背“生活真实”。文学作为一种活动，一个文本意义的生成，主要是读者赋予的。仔细研读课文后，发现上述理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一、缘起：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
鲁迅先生曾经在《漫谈“漫画”》一文中对李白《北风行》里的诗句“燕山雪花大如席”进行了点评，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有一点事实在里面。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变成笑话了。”《药》的背景是清末，送花圈寄托哀思之俗尚未兴起，先生在夏瑜坟头添上一个花环显然有悖生活现实。先生也怕成为“笑话”，故而在《〈呐喊〉自序》里申明一下，说夏瑜坟头的花环是“平添”的。
事实上，模仿的世界有两种：有的事和应有的事。“艺术家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也就是说，艺术描写需要超越事物本真的形态，去寻找或者建构更具有普遍性的深层次的内涵。显然，鲁迅先生所持的观点只是模仿世界的一种，他固化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强化了作品所描述的世界和写作背景。在先生看来，艺术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生活世界里必须有其影子。显然，他违背了小说创作的应有的艺术本意。
再者，就小说《药》的结构来说，通过对作品认真剖析后，夏瑜坟头添上花环的情节并不显得突兀。鲁迅先生的“平添”申明大可不必。
二、分析：誰有可能是送花环的人
鲁迅先生在小说《药》的第三节塑造了茶馆里的一幅茶客众生相。这一部分围绕夏瑜被害事件，刻画了康大叔、华老栓夫妇、花白胡子、驼背以及二十多岁的人等六个人的性格特点。这六个人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人：康大叔是一类，华老栓夫妇和花白胡子是一类，驼背五少爷和二十多岁的人是一类。
这三类人中，究竟谁有可能是送花环的人呢？
康大叔是个凶残、极端仇视革命的人。他有自己明确的价值指向：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混口饭吃。同时，康大叔也不可能对当时的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革命理念的渗透在康大叔的意识世界里显得步履维艰。
作为茶馆老板的华老栓和华大妈，是两个完全没有被革命形式感染的人。两千多年封建思想范式业已形成的思维模式、道德模式以及他们自身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的某些特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关心社会、改造社会。在他们身上，国民性弱点暴露得较多，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法改变。因此，他俩成了这一群人里最难感染的人。花白胡子也遭遇到华老栓夫妇一样尴尬的境地，对现实没有明确的认识。同时，他的性格中有太多的媚骨，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注定胆小怕事，畏畏缩缩。
那么，给夏瑜坟头送的花环会不会是第三类人：二十多岁的人和驼背五少爷？
先分析二十多岁的人为什么会“气愤”：因为夏瑜在牢中还劝牢头造反。显然，在既定的社会秩序模式里，“造反”总归是件不太光彩的事。对既定的社会秩序进行破坏，不论他的目的和性质，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可恶”。更何况，这是在茶馆里，饭后茶余的闲聊，显得“气愤”恰是人性人情的一种正常反映，一个对社会上变故有自己评判标准的人，昭示了一种主体精神。
坐在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也是听到夏瑜在牢中挨了阿义的打。显然，他这里的幸灾乐祸不是出于什么阶级立场，仅仅是因为阿义是管牢的“公家人”。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所以，作为“奴隶”的驼背在那一刹那，在亲“奴隶主”（阿义）的惯性心态下，形成了一瞬间的“高兴”的感觉，这是他内心奴性心态的显现。但这毕竟只是一个瞬时的感觉，具有改变的希望。
小说中这句话“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绝非闲笔，而是一个契机。如果说，这些人在此之前还算一群精神麻木的人的话，那么，这句话无疑是引爆他们精神危机的雷管。
我们常常认为“精神危机”是个贬义词。事实上，与健康相比，“危机”显示出了一种病态和不足，但是，如果和“麻木”相比，“危机”却显示出了生机和活力，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精神发生危机”，至少表明，这个人还有比较高的精神期待和追求。
小说中，茶馆里的那些人，听到夏瑜挨了阿义的打反而说阿义可怜后，他们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这里“板滞”有“呆，静止”的意思，这是一个“安静”的状态；“停顿”也是一种“安静”的境界。先前你一言我一语的喧闹，因为康大叔的一句话“你没有听清我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突然变得寂静起来。显然，他们是在对康大叔的话进行思考。“为什么身陷牢笼，惨遭毒打的夏四奶奶的儿子还会说阿义可怜呢？”环境的静，更加衬托出思想的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很多人的思想在那一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也正是由于这句话给人们产生的震撼和冲击，为后面夏瑜坟头的花环是小说情节中塑造的人物送的，提供了可能。
经过“思考”后，鲁迅先生又继续描写了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和驼背五少爷三个人的言语。花白胡子率先发表自己的看法，接着是二十多岁的人，最后才是驼背。注意，在述说二十多岁的人说话的时候用了一个“也”字，“也”表示“同样”，显然，二十多岁的人是承接花白胡子的话说的。这里面藏着一个巨大的隐喻。而驼背在店里的坐客又恢复活气谈笑起来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仍然在思考刚才的那个问题。最后，他得出了“疯了”的结论。同样，这里面仍然有一种隐喻，因为他们都在承接前面的人说的话，客观上，他们受了花白胡子的话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夏瑜说阿义可怜，他并没有疯，二十多岁的人和驼背也知道夏瑜没有疯。那为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夏瑜疯了呢？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有“枪打出头鸟”之说，人们习惯按照传统或者传统已经认可的观点，去求得众人的和谐效应。
他们实际上是在掩饰某种东西。这里面的隐喻就是：“疯了”本不是说夏瑜的，也就是说他们思考的答案根本没有告诉大家，真正的答案存在他们的内心。他们只是承接前面花白胡子的话表达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观点。
这一思考过程同时伴随着惊疑、痛苦、悔恨、愤怒的情感，这是对自己先前行为表现的一种反思、一种审视。也正是这种反思和审视，暗示了二十多岁的人和驼背有可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倾向革命，为夏瑜的坟头送花环。有可能，夏瑜坟头的花环就不能说是“平添”。
三、商榷：别做自己的评论家
著名作家钱钟书说：“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应插嘴。”我们暂且不论他评价是否客观，作者的阐释往往会被确认为就是作品本身真正要表达的内涵。鲁迅先生的“一点说明”，就在读者再创造面前树立了一堵墙，一个无法超越的障碍。读者在这堵墙前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绕道而行，从而使得这个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人过问。
[ 参 考 文 献 ]
崔秀杰，吴建华，李有吉.浅谈鲁迅小说《药》的艺术特色[J].卫生职业教育，2004（1）.
（责任编辑 诺 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