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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八年秋日，借回长沙看望父母，拜访了钟叔河先生。我随身带上了部分《随笔》作者的影册，聊天中拿了出来。他一路翻下去，默不作声。当看到朱正先生这一张时停了下来，说：“我不懂摄影，这里的大部分人我都不熟，无法评价，但我觉得朱正这一张拍得好，把他拍活了。他经历的磨难常人难以想象，这张照片表现出了他为什么能走过来的性格特点。”钟先生与朱正先生从解放初起就是同事、朋友，几十年的难友、诤友。他的肯定，让我很是满足。大概钟先生觉得意思还没表达完，又谈起了他对照片的看法。他说，有两张照片特别难忘。“一张是爱因斯坦，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进班房之前买的一本《狭义相对论》上看到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另一张是罗曼·罗兰，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大概是傅雷写的文章中有一幅罗曼·罗兰双手托腮凝视前方的照片，我是因为看到这张照片，才去找他的书看。”最后，他引用某位名人的话结束了关于人物摄影的话题：“人像是摄影里最动人心弦的分支”。
钟先生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让我很兴奋，马上掏出笔，请他在朱正先生的照片上写下他的观感：“笑看人生—神气活现的朱正。”
朱正先生的经历，在他的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中有详细的记载。他说，这本自传是以“一段历史的见证人”的角色写的。还引用茨威格的话说：“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作一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
二
我们不妨从朱先生的口述自传检索一下他经历的苦难。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先看看他笔下的自己。有一次，他跟母亲去庙里祈求菩萨保佑，看见高大的贴金神像，想起刚刚看过的孙中山小时候到翠亨村的庙里去破除迷信的故事，于是学着样跟母亲争辩起来，还把从那书上看来的骂菩萨的话学着说了一些，害得母亲急得要命。这故事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朱先生的性格：从小就是个犟脾气，如他母亲所说，他“从来就不怕急死她”。这脾气，我也亲历过。一九九一年，我被借到湖南省出版局图书处，一次会议上，大概是谈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出版经过，他在会上拍案而起，而另一位当事人正好坐在我边上，他连声对我说，“小秦啊，老朱误会我了，老朱误会我了。”却并不起来辩驳。二是他喜欢读书，而且活学活用，从小就引用读过的书进行争辩。他所经历的苦难当然跟时代密切相关，大概也跟性格脱不了关系。而读书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的苦难，但更重要的是，读书成了他人生的意义所在，也是他化解苦难的酶。
初中时，受萧鸿澍先生的影响，他知道并迷上了鲁迅的作品;为了买书，还偷过父亲的钱，鲁迅的书读多了后，“就起了给鲁迅写传记的念头”，那还是读高中的时候。因为醉心阅读杂书，严重影响了学习成绩，以致怕考试，怕接到留级通知书。
解放了，他拂逆父亲希望他读大学的意愿，去参加革命，因为对新闻职业的神往，报考了新闻干部训练班，希望“由新闻而文艺，由记者而作家”。新干班结业的学员鉴定表上，罗列了他的不少缺点，“个人英雄主义，有点高傲，说话尖刻，处理事物主观”;“小组讨论，有时态度欠严肃，致影响集体学习”;“做事性急。”这些缺点，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了他的性格特点。“态度欠严肃”一语道出了他的调皮与幽默，在我看来，这是他化解苦难的又一种酶。
“三反”运动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被打成“朱正反党宗派小集团”，接着被开除团籍，在接下来的肃反运动中，他又成为了肃反对象，成为《湖南日报》的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他立刻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有专人看管。“当了‘老虎’之后……我算是懂得了太史公所说的‘隐忍苟活’的意思了。”可也并没闲着，在成天面壁，不让看书的环境中，凭记忆中的材料构想《鲁迅传略》的写法，借让他写“交代材料”赚几张稿纸，装着写“交代”写一两页提纲。为了自己喜爱的事，他是倔强执著又敢于冒风险的。《鲁迅传略》的写作和出版成为他在肃反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这个小集团最后定案为“思想落后小集团”，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苦难坎坷”。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他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当时有一项内部掌握的规定，右派分子受到劳动教养的处分，可以申请不去，由各居民委员会监督改造。他为了不让父母生活在恐惧中，还是决定去。劳教几经辗转，一九五九年到了矽砂矿，打石头，挑石头，好处是不再上夜班。有了一点闲暇，于是又读一点书，想一点问题了。对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的思考是这一阶段的成果，二十年之后，他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出版，将这些想法发表了出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也一天比一天感到疲劳、厌倦，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是个了结。到后来，“让人最难耐的痛苦，还不是前途的悲观，而是饥饿，非常现实的越来越厉害的饥饿。”一九六二年十月解除劳教，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回了长沙。闲暇时间多了，访友、读书、写作，自得其乐。第二年底，认识了右派太太郑柏龄，考虑结婚的同时，不能不赚钱。卖文绝无可能，只有一条路，去挑土，当土伕子。钟叔河跟几个熟人办起立新科技模型厂后，他又进了这个厂。虽不比挑土收入多，但轻松许多。一九六七年一月借钱办了婚事。
“文革”来了。一九六九年在穷困、匮乏、高压、紧张、恐惧中捱日子。“有一天，孩子不在旁边的时候，柏龄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很认真也很平静地对我说：这日子是过不出来了，我们一起死去算了吧！”一九七○年九月被抓，入了班房，他还真有些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请家里送来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和《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好几年前买的，一直没有读，这一下有安静的空闲，正好细读一遍。”終于判决书下来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强迫劳动改造。他竟觉得很庆幸，鉴于他已经在看守所坐了八个月，只要再熬两年四个月就刑满了。虽是几十年后的回忆，但看得出，他的庆幸是发自内心的，还真乐观啊！大概正是这乐观，让他置身苦难，总能看到希望。一九七三年，刑满释放。到此，虽然还有难日子，但基本上是越来越好了。 梳理了朱正先生的磨难，再来看这张照片。大小眼睛，好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这世界上的事情，只看想看的，其他当没发生;拿得起，也放得下。一副顽皮的笑脸，对生活充满了憧憬;在走过那么多艰难困苦之后，有什么理由不笑呢！
三
我认识朱正先生是一九八七年，那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历史读物编辑室。朱正是九位领导之一，但并不分管我们。
当时，湖南出版界有两套书颇有些影响，一套是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一套是朱正主编的“骆驼丛书”。前一套影响深广，后一套在文化圈里广泛流传。周楠本兄参与了“骆驼丛书”的编辑，我因与他比较谈得来，从他那了解了出版社的不少情况，也对朱先生有了一些了解。楠本兄送了“骆驼丛书”中的几种给我，如《搬家史》、《回忆两篇》、《周作人概观》;但跟朱先生并无实际的交往。关于朱先生，多是耳食传闻。比如说，听同事讲过他和钟叔河先生的一个故事：说的是困难年代，他们俩在街上走，经过一地，见排着长长的队伍在买豆腐脑。朱正老老实实地在后面排起队来。钟叔河却是走到前面去看看情况。只见他埋头到桶里闻了闻，然后大声说，“啊耶，掴咋豆腐脑馊嘎哒呆！”后面排队的人马上散了，朱正转身要走，钟说，“莫急，我们买了豆腐脑吃完再走。”“馊嘎哒呆？”“我不喊馊嘎哒，排到我们就买不到哒！” 一个是一板一眼的书生，一个是老练机敏的学士。后来，我向朱先生求证，他说不记得有这回事。即使这故事是编造的，大概也是湖南出版界的同事们据他俩的关系和性格的文学创造，从某一角度来说，也很真实。又如听办公室的谢勇兄说，朱正先生（时任总编辑）从无架子，任何事情都是自己做，不得已从不麻烦人。有一次，他的钥匙反锁在了办公室，竟然自己搭着凳子想从门上的气窗爬进去，这一回谢勇兄坐不住了，才为朱先生服务了一回。当然也听过不少朱先生那犟脾气的故事。朱先生的公子朱晓是我的校友，去他家玩过，但跟朱先生始终没有多少接触。
跟朱先生的密切来往，是我调到花城出版社之后了。手上保留的朱先生最早的来信是一九九七年十月的，是关于《一九五七年的夏季》的出版，内容谈到我前一封信提出的社里要看看全稿。大概这是我们尝试的第一次实质性的合作。一九九八年八月开完一个鲁迅研讨会，在去乌鲁木齐市附近的北庭遗址的路上，聊到了当时出版界、读书界冒出的一个相对集中的兴奋中心：思想类读物。于是谈到了读书界哪些作者比较深刻，是不是可以选十家二十家？我提出请他出面组织一套。他没有忙于答应，而是就丛书的提法考究了一番。“‘思想家’这顶帽子太大……入选者得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形成自己的一套学说，有几人能入选，没有把握。若以‘思想者’命名，则灵活得多……只要他在思考问题，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和闪光的地方，能够引导读者进行思考就行。”这一路还讨论了另一个话题，关于编一套现代作家丛书的事，这是我和楠本兄那几天一直在聊的话题，这时提出来请教朱先生。他说可搞一个现代八大家丛书。哪八位作家可入选，他颇踌躇了一阵，然后定了一个目录。就这样，我跟朱先生开始了紧密的编辑作者关系。
朱正先生提出了“思想者文库”的主旨、编辑思路，连约稿信、编者的话都是他亲手拟写的。请他当主编的提议却被否定了。他提出我和他一起主编，理由却是很巧妙：“主编或策划，应署你我二人名，这比一人好得多，可以相互推诿，以搪塞想挤入的熟人。”当然我知道，这是朱先生想提携我这个晚辈。他提出的这么智慧的理由，我似乎也無法拒绝。接下来，就是组稿。朱先生最初拟的十家并没有将自己纳入。对此，邵燕祥先生就颇不理解：“上次名单增删后，我就发现独缺朱正，为什么？我以为当仁不让，符合孔孟之道，望再思之。”
我们分头约稿，又一起去北京组稿，于是我有幸拜识了当代的许多大家：李慎之、李锐、邵燕祥、舒芜。对我提出的名单，朱先生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一些人的取舍上，他没有任何的独断，而是反复地商量。在意见不一致时，我们就将之放到下一辑考虑。“其他的人，年轻人里，你看雷颐行吗？……今年报刊我看得少，提不出什么人来，这名单只好请你费心考虑了。”这是在讨论第二、三辑名单时我们的通信。
组织文库的出版对我是一个大的锻炼。几年后，《随笔》前主编退休，出版社决定让我接任。现在想来，当时听到此提议，竟冒冒失失地马上接了下来，那大胆大概是因为在文库的组稿过程中，我得到了锻炼，跟《随笔》的一些作者有了接触，建立起了联系有关。当然也因这“冒失”，让我在刚接手的一段时间里失眠，原因是稿荒。我只好向朱先生求助。
二○○五年元月上任后第一次去北京组稿，便请朱先生张罗饭局，于是资中筠、陈四益、钱理群、邵燕祥、章诒和、王学泰、王春瑜、王得后等等成了我的座上客，他们大多数是《随笔》的老作者，这次见面将断掉的线头重新接了起来。以后朱先生张罗的这种聚会还不少，还经常带我上门拜访。
我曾听说，朱先生高傲，评价人时有些尖刻。但在跟朱正先生的密切接触中，我感受到的却是宽厚和慈爱。因为从“思想者文库”编辑时的鲁莽，到《随笔》来稿处理的欠艺术，致使个别老先生对我生出了意见和不满。事情让朱先生知道了。他却是在“不经意间”给我提醒。如我几次退舒芜先生的稿，还用了“太个性化”这么一个颇滑稽的理由，舒先生生气了，写信给朱先生，发出了“隔膜”的慨叹，并且提出了“文章不个性化怎么写”的疑问。我想朱先生是理解我不用稿的原因的，他只是将信复印了转过来，让我知道情况，也相信我能处理好。舒先生处，他一定是作了解释，或打了圆场，否则舒先生不可能一如既往地给我们写稿，并不时在邮件中推荐文章。还有在编某本书稿时与作者的不愉快，虽然我的理由很充分，却是得理不饶人，说话无分寸。朱先生没有厉色批评我，只是在电话中指出了我的某句话的不妥。后来，在北京组稿时，跟朱先生闲聊，朱先生说：“一个老朋友曾经跟他说，对朋友应该多夸赞、鼓励。”我想他是在教我做人的道理。记得家父曾经常说的一句俗语：“人抬人，无价宝。”在世俗交往中，互相支持、鼓励、扶持的友情对人的成长发展成功至关重要。 四
随着交往的频密，朱先生喜开点小玩笑，率直本真的一面也了解得越来越多。他曾在人民文学社的鲁编室干过几年，那里文化名人荟萃，于是也会有很多关于他们的逸闻趣事。我们一起出差时，他有时会说一点来解闷。比如困难时期，在单位食堂买馒头，个别人特别用心，一定会指定要那粘连撕开后带上了另一只馒头的一点点皮肉的那一只;发福利用品时，也会在白砂糖还是糖果间权衡，最后还是选择了砂糖，因为糖果的纸是无用之物却会占去一些分量。这是现代儒林外史的好素材，不经意间，还留下了时代刻蚀痕迹。在我看来，他不是书呆子一个，对人对事都有独特的理解看法，也不乏幽默。新干班结束的评语很能看出朱先生的性格。所谓本性难移。在限制自由的时候，敢借写材料赚得纸笔，偷写自己的东西，说明了朱先生的乐观、执著和胆气。可他并不是一味的书生气，在一些事情上的灵活变通，我甚至觉得，朱先生骨子里是有些调皮的。
这里不妨说两件往事。一是领我去拜访李锐先生。朱先生是李先生的老部下，又是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责任编辑，是常常去他家的。我想去看望李先生，但是心里想：这位大领导想必还是有点架子的，带生人去看他是不是方便呢？朱先生说，那就索性不要事先预约好了。在世纪之交的那一年，他领着我径直敲开了李锐先生的家门。那一天主人和客人都谈得很高兴。
在做学问上，他的执著也让他有时候会不拘小节。记得编“大家小集”时，他建议编一册胡适。那时胡适的著作还没有过版权保护期，在我们想办法联系版权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了选编。一开始他选择的工作文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十二卷本《胡适文集》，大概是以前看过，并在《出版广角》发表过几篇考订文章，后来知道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适全集》，进而参照，发现里面问题很多，甚至是错误千出。虽然联系版权问题一时没有成功，他的研究却是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在《博览群书》上发表了几篇考订文章，指出这个版本存在的问题。出版者颇为重视这些意见，送了他一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供他作校勘之用。他把这一次校勘出来的新问题告诉出版社的时候，说：“我不懂这些编辑先生们为什么不利用这部书中的材料。”得到的回答是：“他们没有看这部书。”我记得，一次在他的书房里，他向我展示那一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时的调皮笑容，说：“这套书虽然谈不上是敲诈，说是‘勒索’却是不过分。不过我并没有白得他们的书，我确实发现了问题，提供了修改的意见。”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发现并占有资料，是一切研究的起点。这套书应该是他获得的无数资料中的一个偶然的特例吧。
出版社希望他的研究成果不要发表文章，而是给他们重版时作参考。朱先生觉得这个要求有一点可笑，对一个学者来说，研究成果总是希望多一点人看到，只有发表才能为社会所知，也才能对学术有所贡献。不过这以后他也没有再发表批评《胡适全集》的文章了。
五
朱先生在世纪初出版的一本《鲁迅论集》的题记中曾写道：“我是从《鲁迅传略》开始我的学术生涯的。中断二十多年之后，才又出版了一本《鲁迅回忆录正误》，接着陆续写了一些单篇文字。二十年间才留下这么一点东西，是太少了。稍可自慰的是，近年写的几篇比早年写的似乎稍有一点进步。早年偏重于考据，只能说是弄清楚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为进入研究准备条件。近年所写，套用古人的术语来说，是在考据之中也稍稍涉及一点义理了。今后再写，我想还是多在这方面用力。考据文章，结论常常是唯一的，不容异议。一涉及义理，可就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了。”考证和义理兼备，是朱先生晚年治学的特色。但他的一切成果最坚实的基础，仍然是考据。他的这功夫让从不会服输的黄裳先生都曾委婉地提出要休战。
一九九九年六月，朱先生来广东参加一个鲁迅学术研讨会，广州停留时，在寒舍小住。当时的主要话题是“思想者文库”，这么多年下来，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唯有他关于自己著述的一段评述，我却是印象深刻。他说有两本书可以传世：一本是《鲁迅回忆录正误》，另一本是《一九五七年的夏季》。朱先生著述等身，为什么他独独认为这两本书可以传世呢？因为它们在该领域上的成就，均是独一无二的。翻看朱先生的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里面用不少的篇幅谈了这两本书的出版经过和外界评价。
还在中学就起意写鲁迅传的朱正先生以研究鲁迅著称。一九五六年出版了建国后的第一本鲁迅传《鲁迅传略》。回忆錄正误的初稿，“文革”中遗失。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活比较安定了，他得到冯雪峰先生的鼓励，又将遗失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的研究成果重写出来寄给冯先生请教，冯先生看后回信道：“我觉得你‘正’的是对的，你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有用的工作。不这么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地‘错误’下去的。不过我对你的‘口吻’，却很不以为然……在这种口吻中又流露了你的似乎压抑不住的骄傲。”冯雪峰的回信凸显了两个问题：书的研究价值和朱先生的性情。
另外一本书是《一九五七年的夏季》。最近，在跟朱正先生通电话时，我问，您曾说有两本书可以传世，经过这么多年，又出版了那么多的书，关于自己的书有什么新的评价？他说其实，能传世的只有一本，就是反右那一本。当然《鲁迅回忆录正误》有价值，但局限性太大，仅仅是鲁迅研究的领域，真正可传世的，是《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他还兴奋地告诉我，“台湾今年元月（版权页标为2013年12月）出版了一个全本《反右派斗争全史》，补充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是目前最全的版本。”但他话锋一转，“说全的话，也不尽然，该版出版后，这半年多时间，又找到了不少新的材料，相信还会不断有新发现，再次出版的话，还可以补订。国内不少出版社都想出版，我的条件只有一个，不能删节，现在多出一个删节本没啥意义，还会弄得版本多而乱，以后容易产生误读，要出版，就出版全本。我相信总有一天可以出版全本的。”
关于这本书的由来，口述自传记道：“大约是一九九二年年末，燕祥给我看了一篇他刚刚写好的万言长文，写反右派斗争的。文章写得很好。当时我就想，这样大的一个事件，一万字的篇幅只能提一些观点和分析;真要讲清楚，要联系当时的史实来写，得写成一本专书。燕祥很支持我的想法，他把许多重要的资料都借给了我。我一九九三年花了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把书写成，请燕祥写了序言。”而关于该书的评价，程千帆先生的最具代表意义：“若中国不亡，世界尚有是非，此书必当传世。不虚美，不隐恶，是以谓之实录。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古之良史。何以加焉。妙在既纯是考据，又纯是褒贬，佞人无如之何，正人大为之吐气，一把刀割两面也。”
《反右派斗争全史》是该书初版十五年后，最新的一个修订版，凝结了后十五年最新的材料发现、挖掘和研究的成果。最近，朱正先生在修订他的口述自传，增加了五章，原来的第四十八章“法定老人”改为“写作反右史”，对该书的写作经过做了详细的交待。前后二十余年的写作，资料获得是一系列偶然、意外，却又是必然的结果。正因为不断获得的新资料，他以为，新版除了字数增加了五章二十余万字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取材范围大大扩大。“在本书的初版中，我的取材仅仅限于当年的报纸、期刊这些出版物，以及权威人士如毛泽东、陆定一、李维汉、薄一波等人的著作，都是公开的材料，无论何人只有愿意都不难找到的材料。而在这一版中，在这些无论何人都不难得到的材料之外，我也用了不少许多人未必都有机会看到的材料。”其一是境内外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相关回忆文字;其二是找到了一些文件，如七一指示全文。
受技术和传播条件的限制，古人的藏之名山，仍有丢失的可能。朱先生的这本书已经有了众多的版本，不太可能丢失，他在乎的是最终版本的完整性，也就是要对历史负责！
二○○八年秋日，借回长沙看望父母，拜访了钟叔河先生。我随身带上了部分《随笔》作者的影册，聊天中拿了出来。他一路翻下去，默不作声。当看到朱正先生这一张时停了下来，说：“我不懂摄影，这里的大部分人我都不熟，无法评价，但我觉得朱正这一张拍得好，把他拍活了。他经历的磨难常人难以想象，这张照片表现出了他为什么能走过来的性格特点。”钟先生与朱正先生从解放初起就是同事、朋友，几十年的难友、诤友。他的肯定，让我很是满足。大概钟先生觉得意思还没表达完，又谈起了他对照片的看法。他说，有两张照片特别难忘。“一张是爱因斯坦，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进班房之前买的一本《狭义相对论》上看到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另一张是罗曼·罗兰，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大概是傅雷写的文章中有一幅罗曼·罗兰双手托腮凝视前方的照片，我是因为看到这张照片，才去找他的书看。”最后，他引用某位名人的话结束了关于人物摄影的话题：“人像是摄影里最动人心弦的分支”。
钟先生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让我很兴奋，马上掏出笔，请他在朱正先生的照片上写下他的观感：“笑看人生—神气活现的朱正。”
朱正先生的经历，在他的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中有详细的记载。他说，这本自传是以“一段历史的见证人”的角色写的。还引用茨威格的话说：“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作一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
二
我们不妨从朱先生的口述自传检索一下他经历的苦难。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先看看他笔下的自己。有一次，他跟母亲去庙里祈求菩萨保佑，看见高大的贴金神像，想起刚刚看过的孙中山小时候到翠亨村的庙里去破除迷信的故事，于是学着样跟母亲争辩起来，还把从那书上看来的骂菩萨的话学着说了一些，害得母亲急得要命。这故事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朱先生的性格：从小就是个犟脾气，如他母亲所说，他“从来就不怕急死她”。这脾气，我也亲历过。一九九一年，我被借到湖南省出版局图书处，一次会议上，大概是谈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出版经过，他在会上拍案而起，而另一位当事人正好坐在我边上，他连声对我说，“小秦啊，老朱误会我了，老朱误会我了。”却并不起来辩驳。二是他喜欢读书，而且活学活用，从小就引用读过的书进行争辩。他所经历的苦难当然跟时代密切相关，大概也跟性格脱不了关系。而读书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的苦难，但更重要的是，读书成了他人生的意义所在，也是他化解苦难的酶。
初中时，受萧鸿澍先生的影响，他知道并迷上了鲁迅的作品;为了买书，还偷过父亲的钱，鲁迅的书读多了后，“就起了给鲁迅写传记的念头”，那还是读高中的时候。因为醉心阅读杂书，严重影响了学习成绩，以致怕考试，怕接到留级通知书。
解放了，他拂逆父亲希望他读大学的意愿，去参加革命，因为对新闻职业的神往，报考了新闻干部训练班，希望“由新闻而文艺，由记者而作家”。新干班结业的学员鉴定表上，罗列了他的不少缺点，“个人英雄主义，有点高傲，说话尖刻，处理事物主观”;“小组讨论，有时态度欠严肃，致影响集体学习”;“做事性急。”这些缺点，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了他的性格特点。“态度欠严肃”一语道出了他的调皮与幽默，在我看来，这是他化解苦难的又一种酶。
“三反”运动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被打成“朱正反党宗派小集团”，接着被开除团籍，在接下来的肃反运动中，他又成为了肃反对象，成为《湖南日报》的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他立刻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有专人看管。“当了‘老虎’之后……我算是懂得了太史公所说的‘隐忍苟活’的意思了。”可也并没闲着，在成天面壁，不让看书的环境中，凭记忆中的材料构想《鲁迅传略》的写法，借让他写“交代材料”赚几张稿纸，装着写“交代”写一两页提纲。为了自己喜爱的事，他是倔强执著又敢于冒风险的。《鲁迅传略》的写作和出版成为他在肃反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这个小集团最后定案为“思想落后小集团”，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苦难坎坷”。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他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当时有一项内部掌握的规定，右派分子受到劳动教养的处分，可以申请不去，由各居民委员会监督改造。他为了不让父母生活在恐惧中，还是决定去。劳教几经辗转，一九五九年到了矽砂矿，打石头，挑石头，好处是不再上夜班。有了一点闲暇，于是又读一点书，想一点问题了。对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的思考是这一阶段的成果，二十年之后，他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出版，将这些想法发表了出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也一天比一天感到疲劳、厌倦，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是个了结。到后来，“让人最难耐的痛苦，还不是前途的悲观，而是饥饿，非常现实的越来越厉害的饥饿。”一九六二年十月解除劳教，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回了长沙。闲暇时间多了，访友、读书、写作，自得其乐。第二年底，认识了右派太太郑柏龄，考虑结婚的同时，不能不赚钱。卖文绝无可能，只有一条路，去挑土，当土伕子。钟叔河跟几个熟人办起立新科技模型厂后，他又进了这个厂。虽不比挑土收入多，但轻松许多。一九六七年一月借钱办了婚事。
“文革”来了。一九六九年在穷困、匮乏、高压、紧张、恐惧中捱日子。“有一天，孩子不在旁边的时候，柏龄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很认真也很平静地对我说：这日子是过不出来了，我们一起死去算了吧！”一九七○年九月被抓，入了班房，他还真有些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请家里送来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和《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好几年前买的，一直没有读，这一下有安静的空闲，正好细读一遍。”終于判决书下来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强迫劳动改造。他竟觉得很庆幸，鉴于他已经在看守所坐了八个月，只要再熬两年四个月就刑满了。虽是几十年后的回忆，但看得出，他的庆幸是发自内心的，还真乐观啊！大概正是这乐观，让他置身苦难，总能看到希望。一九七三年，刑满释放。到此，虽然还有难日子，但基本上是越来越好了。 梳理了朱正先生的磨难，再来看这张照片。大小眼睛，好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这世界上的事情，只看想看的，其他当没发生;拿得起，也放得下。一副顽皮的笑脸，对生活充满了憧憬;在走过那么多艰难困苦之后，有什么理由不笑呢！
三
我认识朱正先生是一九八七年，那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历史读物编辑室。朱正是九位领导之一，但并不分管我们。
当时，湖南出版界有两套书颇有些影响，一套是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一套是朱正主编的“骆驼丛书”。前一套影响深广，后一套在文化圈里广泛流传。周楠本兄参与了“骆驼丛书”的编辑，我因与他比较谈得来，从他那了解了出版社的不少情况，也对朱先生有了一些了解。楠本兄送了“骆驼丛书”中的几种给我，如《搬家史》、《回忆两篇》、《周作人概观》;但跟朱先生并无实际的交往。关于朱先生，多是耳食传闻。比如说，听同事讲过他和钟叔河先生的一个故事：说的是困难年代，他们俩在街上走，经过一地，见排着长长的队伍在买豆腐脑。朱正老老实实地在后面排起队来。钟叔河却是走到前面去看看情况。只见他埋头到桶里闻了闻，然后大声说，“啊耶，掴咋豆腐脑馊嘎哒呆！”后面排队的人马上散了，朱正转身要走，钟说，“莫急，我们买了豆腐脑吃完再走。”“馊嘎哒呆？”“我不喊馊嘎哒，排到我们就买不到哒！” 一个是一板一眼的书生，一个是老练机敏的学士。后来，我向朱先生求证，他说不记得有这回事。即使这故事是编造的，大概也是湖南出版界的同事们据他俩的关系和性格的文学创造，从某一角度来说，也很真实。又如听办公室的谢勇兄说，朱正先生（时任总编辑）从无架子，任何事情都是自己做，不得已从不麻烦人。有一次，他的钥匙反锁在了办公室，竟然自己搭着凳子想从门上的气窗爬进去，这一回谢勇兄坐不住了，才为朱先生服务了一回。当然也听过不少朱先生那犟脾气的故事。朱先生的公子朱晓是我的校友，去他家玩过，但跟朱先生始终没有多少接触。
跟朱先生的密切来往，是我调到花城出版社之后了。手上保留的朱先生最早的来信是一九九七年十月的，是关于《一九五七年的夏季》的出版，内容谈到我前一封信提出的社里要看看全稿。大概这是我们尝试的第一次实质性的合作。一九九八年八月开完一个鲁迅研讨会，在去乌鲁木齐市附近的北庭遗址的路上，聊到了当时出版界、读书界冒出的一个相对集中的兴奋中心：思想类读物。于是谈到了读书界哪些作者比较深刻，是不是可以选十家二十家？我提出请他出面组织一套。他没有忙于答应，而是就丛书的提法考究了一番。“‘思想家’这顶帽子太大……入选者得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形成自己的一套学说，有几人能入选，没有把握。若以‘思想者’命名，则灵活得多……只要他在思考问题，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和闪光的地方，能够引导读者进行思考就行。”这一路还讨论了另一个话题，关于编一套现代作家丛书的事，这是我和楠本兄那几天一直在聊的话题，这时提出来请教朱先生。他说可搞一个现代八大家丛书。哪八位作家可入选，他颇踌躇了一阵，然后定了一个目录。就这样，我跟朱先生开始了紧密的编辑作者关系。
朱正先生提出了“思想者文库”的主旨、编辑思路，连约稿信、编者的话都是他亲手拟写的。请他当主编的提议却被否定了。他提出我和他一起主编，理由却是很巧妙：“主编或策划，应署你我二人名，这比一人好得多，可以相互推诿，以搪塞想挤入的熟人。”当然我知道，这是朱先生想提携我这个晚辈。他提出的这么智慧的理由，我似乎也無法拒绝。接下来，就是组稿。朱先生最初拟的十家并没有将自己纳入。对此，邵燕祥先生就颇不理解：“上次名单增删后，我就发现独缺朱正，为什么？我以为当仁不让，符合孔孟之道，望再思之。”
我们分头约稿，又一起去北京组稿，于是我有幸拜识了当代的许多大家：李慎之、李锐、邵燕祥、舒芜。对我提出的名单，朱先生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一些人的取舍上，他没有任何的独断，而是反复地商量。在意见不一致时，我们就将之放到下一辑考虑。“其他的人，年轻人里，你看雷颐行吗？……今年报刊我看得少，提不出什么人来，这名单只好请你费心考虑了。”这是在讨论第二、三辑名单时我们的通信。
组织文库的出版对我是一个大的锻炼。几年后，《随笔》前主编退休，出版社决定让我接任。现在想来，当时听到此提议，竟冒冒失失地马上接了下来，那大胆大概是因为在文库的组稿过程中，我得到了锻炼，跟《随笔》的一些作者有了接触，建立起了联系有关。当然也因这“冒失”，让我在刚接手的一段时间里失眠，原因是稿荒。我只好向朱先生求助。
二○○五年元月上任后第一次去北京组稿，便请朱先生张罗饭局，于是资中筠、陈四益、钱理群、邵燕祥、章诒和、王学泰、王春瑜、王得后等等成了我的座上客，他们大多数是《随笔》的老作者，这次见面将断掉的线头重新接了起来。以后朱先生张罗的这种聚会还不少，还经常带我上门拜访。
我曾听说，朱先生高傲，评价人时有些尖刻。但在跟朱正先生的密切接触中，我感受到的却是宽厚和慈爱。因为从“思想者文库”编辑时的鲁莽，到《随笔》来稿处理的欠艺术，致使个别老先生对我生出了意见和不满。事情让朱先生知道了。他却是在“不经意间”给我提醒。如我几次退舒芜先生的稿，还用了“太个性化”这么一个颇滑稽的理由，舒先生生气了，写信给朱先生，发出了“隔膜”的慨叹，并且提出了“文章不个性化怎么写”的疑问。我想朱先生是理解我不用稿的原因的，他只是将信复印了转过来，让我知道情况，也相信我能处理好。舒先生处，他一定是作了解释，或打了圆场，否则舒先生不可能一如既往地给我们写稿，并不时在邮件中推荐文章。还有在编某本书稿时与作者的不愉快，虽然我的理由很充分，却是得理不饶人，说话无分寸。朱先生没有厉色批评我，只是在电话中指出了我的某句话的不妥。后来，在北京组稿时，跟朱先生闲聊，朱先生说：“一个老朋友曾经跟他说，对朋友应该多夸赞、鼓励。”我想他是在教我做人的道理。记得家父曾经常说的一句俗语：“人抬人，无价宝。”在世俗交往中，互相支持、鼓励、扶持的友情对人的成长发展成功至关重要。 四
随着交往的频密，朱先生喜开点小玩笑，率直本真的一面也了解得越来越多。他曾在人民文学社的鲁编室干过几年，那里文化名人荟萃，于是也会有很多关于他们的逸闻趣事。我们一起出差时，他有时会说一点来解闷。比如困难时期，在单位食堂买馒头，个别人特别用心，一定会指定要那粘连撕开后带上了另一只馒头的一点点皮肉的那一只;发福利用品时，也会在白砂糖还是糖果间权衡，最后还是选择了砂糖，因为糖果的纸是无用之物却会占去一些分量。这是现代儒林外史的好素材，不经意间，还留下了时代刻蚀痕迹。在我看来，他不是书呆子一个，对人对事都有独特的理解看法，也不乏幽默。新干班结束的评语很能看出朱先生的性格。所谓本性难移。在限制自由的时候，敢借写材料赚得纸笔，偷写自己的东西，说明了朱先生的乐观、执著和胆气。可他并不是一味的书生气，在一些事情上的灵活变通，我甚至觉得，朱先生骨子里是有些调皮的。
这里不妨说两件往事。一是领我去拜访李锐先生。朱先生是李先生的老部下，又是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责任编辑，是常常去他家的。我想去看望李先生，但是心里想：这位大领导想必还是有点架子的，带生人去看他是不是方便呢？朱先生说，那就索性不要事先预约好了。在世纪之交的那一年，他领着我径直敲开了李锐先生的家门。那一天主人和客人都谈得很高兴。
在做学问上，他的执著也让他有时候会不拘小节。记得编“大家小集”时，他建议编一册胡适。那时胡适的著作还没有过版权保护期，在我们想办法联系版权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了选编。一开始他选择的工作文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十二卷本《胡适文集》，大概是以前看过，并在《出版广角》发表过几篇考订文章，后来知道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适全集》，进而参照，发现里面问题很多，甚至是错误千出。虽然联系版权问题一时没有成功，他的研究却是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在《博览群书》上发表了几篇考订文章，指出这个版本存在的问题。出版者颇为重视这些意见，送了他一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供他作校勘之用。他把这一次校勘出来的新问题告诉出版社的时候，说：“我不懂这些编辑先生们为什么不利用这部书中的材料。”得到的回答是：“他们没有看这部书。”我记得，一次在他的书房里，他向我展示那一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时的调皮笑容，说：“这套书虽然谈不上是敲诈，说是‘勒索’却是不过分。不过我并没有白得他们的书，我确实发现了问题，提供了修改的意见。”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发现并占有资料，是一切研究的起点。这套书应该是他获得的无数资料中的一个偶然的特例吧。
出版社希望他的研究成果不要发表文章，而是给他们重版时作参考。朱先生觉得这个要求有一点可笑，对一个学者来说，研究成果总是希望多一点人看到，只有发表才能为社会所知，也才能对学术有所贡献。不过这以后他也没有再发表批评《胡适全集》的文章了。
五
朱先生在世纪初出版的一本《鲁迅论集》的题记中曾写道：“我是从《鲁迅传略》开始我的学术生涯的。中断二十多年之后，才又出版了一本《鲁迅回忆录正误》，接着陆续写了一些单篇文字。二十年间才留下这么一点东西，是太少了。稍可自慰的是，近年写的几篇比早年写的似乎稍有一点进步。早年偏重于考据，只能说是弄清楚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为进入研究准备条件。近年所写，套用古人的术语来说，是在考据之中也稍稍涉及一点义理了。今后再写，我想还是多在这方面用力。考据文章，结论常常是唯一的，不容异议。一涉及义理，可就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了。”考证和义理兼备，是朱先生晚年治学的特色。但他的一切成果最坚实的基础，仍然是考据。他的这功夫让从不会服输的黄裳先生都曾委婉地提出要休战。
一九九九年六月，朱先生来广东参加一个鲁迅学术研讨会，广州停留时，在寒舍小住。当时的主要话题是“思想者文库”，这么多年下来，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唯有他关于自己著述的一段评述，我却是印象深刻。他说有两本书可以传世：一本是《鲁迅回忆录正误》，另一本是《一九五七年的夏季》。朱先生著述等身，为什么他独独认为这两本书可以传世呢？因为它们在该领域上的成就，均是独一无二的。翻看朱先生的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里面用不少的篇幅谈了这两本书的出版经过和外界评价。
还在中学就起意写鲁迅传的朱正先生以研究鲁迅著称。一九五六年出版了建国后的第一本鲁迅传《鲁迅传略》。回忆錄正误的初稿，“文革”中遗失。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活比较安定了，他得到冯雪峰先生的鼓励，又将遗失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的研究成果重写出来寄给冯先生请教，冯先生看后回信道：“我觉得你‘正’的是对的，你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有用的工作。不这么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地‘错误’下去的。不过我对你的‘口吻’，却很不以为然……在这种口吻中又流露了你的似乎压抑不住的骄傲。”冯雪峰的回信凸显了两个问题：书的研究价值和朱先生的性情。
另外一本书是《一九五七年的夏季》。最近，在跟朱正先生通电话时，我问，您曾说有两本书可以传世，经过这么多年，又出版了那么多的书，关于自己的书有什么新的评价？他说其实，能传世的只有一本，就是反右那一本。当然《鲁迅回忆录正误》有价值，但局限性太大，仅仅是鲁迅研究的领域，真正可传世的，是《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他还兴奋地告诉我，“台湾今年元月（版权页标为2013年12月）出版了一个全本《反右派斗争全史》，补充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是目前最全的版本。”但他话锋一转，“说全的话，也不尽然，该版出版后，这半年多时间，又找到了不少新的材料，相信还会不断有新发现，再次出版的话，还可以补订。国内不少出版社都想出版，我的条件只有一个，不能删节，现在多出一个删节本没啥意义，还会弄得版本多而乱，以后容易产生误读，要出版，就出版全本。我相信总有一天可以出版全本的。”
关于这本书的由来，口述自传记道：“大约是一九九二年年末，燕祥给我看了一篇他刚刚写好的万言长文，写反右派斗争的。文章写得很好。当时我就想，这样大的一个事件，一万字的篇幅只能提一些观点和分析;真要讲清楚，要联系当时的史实来写，得写成一本专书。燕祥很支持我的想法，他把许多重要的资料都借给了我。我一九九三年花了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把书写成，请燕祥写了序言。”而关于该书的评价，程千帆先生的最具代表意义：“若中国不亡，世界尚有是非，此书必当传世。不虚美，不隐恶，是以谓之实录。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古之良史。何以加焉。妙在既纯是考据，又纯是褒贬，佞人无如之何，正人大为之吐气，一把刀割两面也。”
《反右派斗争全史》是该书初版十五年后，最新的一个修订版，凝结了后十五年最新的材料发现、挖掘和研究的成果。最近，朱正先生在修订他的口述自传，增加了五章，原来的第四十八章“法定老人”改为“写作反右史”，对该书的写作经过做了详细的交待。前后二十余年的写作，资料获得是一系列偶然、意外，却又是必然的结果。正因为不断获得的新资料，他以为，新版除了字数增加了五章二十余万字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取材范围大大扩大。“在本书的初版中，我的取材仅仅限于当年的报纸、期刊这些出版物，以及权威人士如毛泽东、陆定一、李维汉、薄一波等人的著作，都是公开的材料，无论何人只有愿意都不难找到的材料。而在这一版中，在这些无论何人都不难得到的材料之外，我也用了不少许多人未必都有机会看到的材料。”其一是境内外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相关回忆文字;其二是找到了一些文件，如七一指示全文。
受技术和传播条件的限制，古人的藏之名山，仍有丢失的可能。朱先生的这本书已经有了众多的版本，不太可能丢失，他在乎的是最终版本的完整性，也就是要对历史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