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家黄楞森先生追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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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期间,2013年4月3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首都学术界在北大燕园,举行了当代中国哲学家黄楞森先生追思会。追忆这位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学术思想、道德文章和崇高品德,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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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人的尊严》中,皮科旗帜鲜明地指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塑造自己的形式。而美国学者特林考斯根据对《创世七日》的研究认定,皮科并未放弃中世纪的奥古斯丁传统,他在《论人的尊严》里强调的自由抉择的尊严,只属于“堕落之前和基督道成肉身之后的人”。特林考斯的这种理解,虽然提示了皮科思想与中世纪传统的关联,但却没有注意到皮科对个体自由作为“人的尊严”之核心的强调,忽略了《论人的尊严》与《创世七日》在神学形态和解释路向上的内在差异,以及《论人的尊严》对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开放态度,从而弱化了皮科的
我以为,真正一流的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应该做到“三个超越”:既要敢于在时间和历史长河纵的方面超越前人。这种超越,标志着一种进步;又要敢于在空间和社会生活横的方面超越他人,这种超越,标志着一种成功;然而更难、更重要的则是要在精神领域里不断超越自我,只有这种超越,才标志着人生和学术的最高境界!——这是很难达到的境界,让我们“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20世纪的人文社科是语言哲学的一统天下,受到西方语言哲学独领风骚的深刻影响,研究中国语言的领域存在着一个悖论现象:一方面认为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差异是中西传统之间的概念性鸿沟,另一方面又套用西方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哲学理论研究汉语和汉字。自中世纪以来,众多西方学者对汉语汉字以及汉语汉字与西方语言文字的比较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与观点,但这些观点和想法往往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从揭示西方认识论和方法论如何忽视汉语汉字的特殊性,并进而影响中国学者正确认识汉语汉字的性质和特点出发
宋金采石之战引发南宋文人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创作。虞允文的《江上军事三札》是最早记录采石之战的作品;身处事件中心的文人如蹇驹、员兴宗等及时宣传采石大捷及虞允文战功,其作品多是偏重于纪事的诗文;远离事件中心的文人如张孝祥、杨万里等也热情歌颂虞允文采石战功,其作品是偏重于抒情的诗词和歌功颂德的应用文体;南宋后期人们认识到虞允文的“书生勋业”,其作品主要是偏重于抒情或议论的诗赋。这些有关虞允文采石之战的文学作品,是南宋爱国文学主旋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我们北大的人文自然景观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博雅塔和未名湖,我曾经写过一首《未名湖博雅塔之歌》,把未名湖比作是一方海砚,把博雅塔比作是一支巨毫,巨毫饱蘸着海砚中的浓墨,春花秋月里不断地书写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篇章。
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可被视为一部“思维小说”,对理性的质疑和反思是主人公乌尔里希最为鲜明的特征。他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介入周围与他形成对照的人物,从克拉丽瑟身上看到尼采哲学给时代带来的行动欲,从与阿加特的“冒险之旅”中发现了自己缺失的“爱”的神秘情感。他质疑自身代表的理件,但对两位女性代表的理性之外的方面也带着审慎和批判的眼光,这背后暗含着穆齐尔在科学与理性高度发达的现代世界对“怎样的生活才是善的”这一古老问题的思考与尝试性解答。
伽桑狄的自然哲学一度不为科学史家所重视。直到近三十年来,学术界才逐渐对其进行重新评估,并取得了极大进展。奥斯勒、亨利等学者的研究显示出,伽桑狄的主动性物质思想所代表的是质的自然哲学从古代延续至牛顿综合这一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环节。传统自然哲学中对“质”的理解,既表示性质本身,也表示性质的原因,后者体现为一种内在于物质的主动倾向。近代以来,笛卡儿发展出的严格机械论哲学,致力于将“质”作全盘机械化的理解:他将隐秘的质理解为隐秘性质,只关注如何把这些性质还原为微观粒子的位形与运动。而在伽桑狄看来,这种理解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黄栅森老师的《哲学的足迹》一书,这本书精辟地叙述了黄老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历程和轨迹。我作为受黄老师教导和指导最多的学生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方面是沿着黄老师“哲学的足迹”行进的。
2013年1月24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黄栅森先生不幸逝世,燕园和学界顿时沉浸在悲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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