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金锁记》讲述了小商人出身的女子曹七巧在姜家几十年的生活。她从天真烂漫的少女逐渐变成一个尖酸刻薄的妇人。七巧寻求爱而不得，她的人性被践踏、残害。曹七巧作为父权体制中想象的他者，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正因其作为一种特殊的他者形象，才不断被更强大的力量所压制。形成曹七巧扭曲的原因是多样的，张爱玲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上流社会的没落以及在这个没落的过程中人物的悲剧命运，此种悲剧，是精神上的悲剧，也是人格上的悲剧。归根结底，乃是曹七巧背后强大的父权体制对她的精神暴力以及其自身人格的斗争与反抗。曹七巧最终成为施虐者，悲剧将不断循环。
关键词：他者 父权体制 女性 自我
《金锁记》是张爱玲一生中颇重要的小说，在小说中，张爱玲塑造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的扭曲灵魂的典型人物形象。傅雷说：“《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a
从曹七巧的成长历程来看，她本是麻油店的女儿，怀揣着对生命的希望，然而，她在姜家逐渐变得扭曲。造成其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物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人物自身对自我的压抑。张爱玲小说的题材为人物的灵魂通常以欲望作为支撑，但将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张爱玲说她不愿意遵照古典的悲剧原则来写小说，因为人在兽欲和习俗的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具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张爱玲的作品善于表现个体的自我意识如何被压抑。她虽书写的是个体的命运，但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女性的共同命运。
契诃夫以后的短篇小说作家，大多认为悲剧只是一刹那的事：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发现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这种苍凉的意味，也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
一、女性作为他者
张爱玲的作品大都展现了女性的悲剧命运，夏志清曾这样评价：“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青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b彼时的文坛，女性作家较少。文人们要么被时局所笼罩，要么采用一种逃遁的方式。这使得其笔下的作品，要么被困入庸俗的牢笼，要么与现实脱离。张爱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锐对人生进行观察，并通过细腻的笔触显示出人生的苍凉。
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笔下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女性角色，男性则是以侧面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的。张爱玲深入《金锁记》主人公曹七巧的潜意识中，一步步地将人物推向深渊。女性在强大的父权社会中，主要有三种身份：一是女儿，二是妻子，三是母亲。作为女儿的时候，服从于父母。作为妻子与母亲的时候，身处男性支配的血缘宗法家庭之中。面对丈夫与庞大的家庭结构，女性的力量是极为渺小且无力的。被命运支配的生命与无望相勾连，个体的生存意义变得诡秘而残酷。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描写了诸多女性的形象，她们性格各异。以主人公曹七巧为核心，其他女性形象在其周围展开。在父权体制之下，男性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女性的命运与男性息息相关。可以说，女性的命运依附于男性。波伏娃认为：“左右着女人目前状况的事实是，在正在成形的新文明中还残存着最古老传统的痼疾。”c男人在历史进程中所拥有的经济权利、社会地位与威望，使得女人想要去取悦他们。比如鼓励少女得到一名白马王子，从而从他那里获得财富和幸福；父母抚养女儿，希望能在她的婚姻中看到更大的利益。就算女性想通过工作获得经济收益从而摆脱婚姻的束缚，但她们仍然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精神上的努力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这一切都使得女性总是处于男性的附庸之下，成为他者，她们是受社会支配的人。正是在此种对女性的误认中一步步构成了曹七巧的悲剧，曹七巧的悲剧是作为女性的悲剧，也是作为他者的悲剧。在女性主义的视角当中，女性同样被想象为“他者”—— 一个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实质上，他者也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如同女性并不在男性的目光下存在一样。
姜家丫环凤箫与小双为故事开篇的推动者，二人因贫困进入姜家为仆，人的基本生存与自由已然成为奢望，在姜家的主人面前，这类女性只能保持恭顺。兰仙、玳珍等是符合男性心中的完美女性形象。这类女性从小学习三纲五常，她们忠贞、温柔。这是将男性的审美理想强加于女性之上，满足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和幻想。这些女性生活在礼与教的规制之下，她们大都在压抑自己的本我，自我在超我的压制下艰难地生存。曹七巧长久生活在被压抑之中，她的性格变得刁钻、古怪、刻薄。她在姜家过着守着金钱的生活，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此处，形成了强烈的冲突：第一个冲突是曹七巧与姜家人的冲突。姜家人轻视曹七巧，尤其是姜家的女性，她们虽是父权体制下的受害者，但又深受此类意识的影响，不知不觉间受害者成了父权制的帮凶；第二个冲突是曹七巧与自我的冲突，张爱玲描写了曹七巧嫁入姜家的前后强烈对比。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描述了这样的场面：曹七巧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守着麻油店的美丽姑娘，还有几位小伙子对她倾心；在嫁入姜家以后，曹七巧面对的是死氣沉沉的姜公馆里的姜家人，包括残疾的丈夫。
弗洛伊德指出，由心理事件引发的过程是受快乐原则自动调节的，在心灵中存在着一种朝向快乐原则的强烈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却受到某些其他力量或情况的反对，这样，最后的结果就不可能总和朝向快乐的倾向相一致。“它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甚至是高度危险的。在自我的自我保存本能的影响下，快乐原则便被现实原则所取代”d。当人试图顺应自己的愿望时，自我浮出水面。在现实的社会秩序面前，人脑中纯粹的快乐便被压入水中，此种快乐是愉悦，是顺应人的本能的原始的欲望，而这愿望在超我面前不得不退居幕后，但它只是暂时隐匿，却不曾消失。
主体意识在曹七巧的身上是存在的，但在强大的父权体制之下，成了无用的阑尾，并在身体内部隐隐作痛。女性是男性欲望的投射，在此情况下，《金锁记》中的诸多女性被压抑。压抑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整个父权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女性对自身的压抑，曹七巧的命运悲剧同样因为以上二者。小说中的历史环境对女性有诸多条例框架，女性在潜意识深处是反对此种框架的，但在超我的影响之下，又不得不赞同，因而自我被压抑了。女性作为个体的愿望无处实现，内部的生命力向外部伸展，却总是被折断。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就此形成。 二、被压抑的自我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将人的精神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是一个人的本能与欲望，是一种原始的心理结构，不受现实的规则、道德所缚。而本能欲望被超我压制，无法正常实现时，便会以一种畸变的方式来呈现。
无论是曹七巧作为曹家姑娘的时候，还是作为姜家二少奶奶的时候，她心理的归趋与稳定都是没有的，她在无爱的环境中担当着诸多角色：女儿、妹妹、妻子。无论作为哪一个角色，七巧都在进行着自我的压抑——压抑愤怒与欲望。作为女儿，她被送往姜家，在姜家艰难度日，兄嫂不断索取。面对残疾的丈夫，她的愤怒与欲望再一次被压抑。而面对健康的季泽，曹七巧对爱的渴望开始燃烧，但很快便熄灭了。在姜家的日子，七巧每日都在进行着自我的压抑。当一个人的愤怒与欲望被无限地压抑时，他只能走向两个结局，抑郁或者摧毁。当压抑太久的愤怒一旦被释放，便变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破坏力。
镜子这一意象在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出现，在《金锁记》中，镜子被挂在墙上，镜中的景色在时间的跌宕中起起伏伏，横跨了十年。读者不禁有一种悄然叹息之感，十年时间匆忙而过，这十年，七巧的丈夫死去。而这十年同样也是曹七巧于无望的人生中苟延残喘的十年，也是其逐渐变得扭曲的十年。张爱玲深受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她与柏格森相似，审视人类内在体验的时间，以直觉来洞察，时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相互交织。这十年的压抑与反抗在曹七巧身上绵延不断。七巧在压抑与反压抑中寻求平衡和协调而导致了其人格的分裂。
镜中的七巧日渐憔悴扭曲，这与当初麻油店的姑娘仿佛不再是同一人。七巧也是从一名天真烂漫的少女成长至此，日趋可怖、丑陋。这个丑的生命体是存在的。若这个丑与生俱来，她也有生存的权利，若是后天使然，是什么造就？毋庸置疑，七巧的丑是后天使然，造就其命运的是什么呢？曹七巧躺在烟铺上，想象以前拥有雪白滚圆胳膊的自己，这是对自我的怀疑，在年轻的时候她憧憬过爱情、美好的未来。弗洛伊德在他的《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放弃他曾经体验过的快乐，只不过把一件事情转换成另一件事情罢了，就如成人用幻想行为替代孩童时的游戏行为。曹七巧在进入姜公馆的幻想虽然像是破碎了，实则一直潜藏在其内心深处，她将这种幻想再次投射到姜家的三少爷——姜季泽的身上。曹七巧对姜季泽的感情同样伴随着压抑。一是二者身份的悬殊；二是姜季泽是个玩世不恭的角色，曹七巧是再清楚不过的；三是她清楚自己必须在真实世界中行动。
姜季泽首次出场，曹七巧将手贴在他的腿上说：“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麻了，摸上去那感觉……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e张爱玲只用这简洁的对话，就显露了曹七巧的幻想——拥有一个正常的、身体健康的丈夫。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实现，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实现的现实的矫正。很显然，曹七巧在姜季泽那里经历了自己愿望的短暂实现，将姜季泽健康的身躯投射到丈夫残废的身躯之上。但这不能实现的对于现实的矫正却是极为短暂的，姜季泽走后，七巧神志不清，直到有人推门，她才醒了过来。显然，曹七巧陷入了幻想之中，直至现实中出现了打扰，她的幻想方才结束，只剩下凄怆。
无疑，在经历一次次的压抑之后，曹七巧将内在的愤怒转换为外在的攻击性，攻击亲人，攻击儿女。曹七巧的自怜是她唯一能做的，所以用黄金的锁对自我进行包裹。等到曹七巧的身份转换为母亲时，她也习惯性地用枷角劈伤自己的儿女。
这种攻击性主要有两个方向，即向外和对内。向外表现为她喜爱搬弄是非，尖酸刻薄地对待他人；对内除了有对自身境遇的不满愤怒之外，还有与她处于“共生关系”状态的子女，特别是长安。这种“病态共生”的本质是以“生的语言”代替“死亡的本质”。语言在此承担了曹七巧的保护壳，这层保护壳包裹了七巧的创伤，也包裹了她瘦骨嶙峋的胳膊，镯子能从手腕处顺着曾经滚圆的胳膊一直推至腋下。只是简单的动作，足以表现出曹七巧灰色的生存状态。
三、母性超我
七巧的前半生是在姜公馆度过的，守着残疾的丈夫，在姜家人的鄙视中过活，在这一过程中，曹七巧将自己包裹进金锁之中，以自认为安全的方式进行着自我保护。七巧的后半生是与自己的儿女一同度过的。更确切地说，是在控制儿女中度过的。
张爱玲最擅长的是人物的心理描写。这一点，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阐述是，男孩对母亲有着爱恋与占有的欲望，与此同时对于父亲存在着嫉妒与仇恨。在《金锁记》中，长安长白的父亲与儿女相处时的情景，张爱玲没有着笔墨书写。但曹七巧的一对儿女都体现出了依赖母亲与憎恨母亲的两种情感。外在环境对七巧的伤害，让她把寄托放在了金钱与对子女的捆绑上，通过对子女的绝对控制，来弥补自己内心的无力感。她用“爱”的名义来俘虏自己的子女，让他们丧失独立性，臣服于她，依赖她，从而获得一种成就感，这就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母性超我，曹七巧是一个絕对强势的、占有欲强的、破坏正常性关系的母亲。
七巧的儿子长白长期受母亲的支配。在小说中，长白始终处于弱者的位置。在他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有七巧的影子。从曹七巧的小家庭的范围来看，这个家庭中的男性——曹七巧的丈夫，同时是长安、长白的父亲，是并未出场的，父亲的不在场，印证了这个家庭的破碎。长白对母亲的过度依恋，正是弗洛伊德所指的俄狄浦斯情结。长白并未顺利度过这一阶段，因而他与母亲之间成了病态的关系。由于与母亲长期的共生关系，长白的身上多具有女性的特质。长白娶妻，过上了看似正常的生活，但是曹七巧与儿子的共生关系受到了威胁：她与儿子应当是一同在灯下抽大烟的。她照做了，并用这种方式把儿子牢牢地拴在自己的身边，儿子的妻子和姨太太都被七巧折磨致死。长白对于母亲的控制，表现出来的是妥协。
相比之下，长安对于七巧的控制，则是带有反抗意味的。曹七巧对长安直接表现为对她身体的束缚以及由嫉妒而催生的毁灭性报复。她最开始嫉妒长安的一双大脚，因为这双脚意味着自由与行动的独立。而七巧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对命运的无能为力之感。曹七巧的婚嫁由别人操纵与安排。在目睹长安一步步跨出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后，七巧开始吞噬女儿的自由以及独立性。长安虽然极不愿意缠脚，但是长久的共生已把她的独立性消磨殆尽，或者说，她以前也有过挣扎，但是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无力改变这种压迫，所以她已经学会放弃挣扎，习惯了这样的屈从。 长安是有两次自救的机会的，第一次是暂时脱离了与七巧的共生模式，去入了学堂，不上半年，脸色也红润了，胳膊腕也粗了一圈，这时她的生命活力已经开始流动了。然而无奈，因为丢了一条被子，再加上十四岁时的那種敏感自尊和脆弱，为了避免母亲与学校争执，便主动提出退出学堂。第二次的妥协为后面推掉与童世舫的婚约埋下了伏笔，长安开始吸食大烟，这暗示了长安不可摆脱的命运轮回，她将一步一步活成另一个七巧。长安三十岁的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留学归来的童世舫，二人彼此都有好感。但这触怒了七巧，有人妄图将应该与自己有同样命运的人带走。于是，七巧以一两句简短的话语就拆散了这对恋人。长安是恨七巧的，正如七巧恨她一样。
七巧对长安长久的刻薄与否定，使得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长安自然也不能很好地自我接受，她放弃了给童世舫解释的机会，与其说是怕童世舫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不如说是长期的外在的打压与攻击，让她已经习惯性地自我否定，错失了可能自我救赎的机会。从此以后，儿女与七巧又密不可分了，三人靠鸦片紧密相连。曹七巧的命运悲剧降临在儿女的身上，三十年前的月亮沉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此处，张爱玲描述的同样是人类的内在体验时间，三十年前的人与物不同，但悲剧的命运会一直轮回下去。命运之路重合在一起。
四、结语
张爱玲着重表现女性的自我意识，例如《小团圆》中的九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等，这些女性力图冲破生命的藩篱，但都给自身带来痛苦。而这些都来自张爱玲本人对生命的体验。曹七巧的悲剧不是她一个人的悲剧，她只是一个典型人物，代表着那个时代所有因为压抑而变得疯狂的女子。这些女性作为“他者”，在父权体制之下不断压缩自身，而稍有反抗，就会被更强大的力量所制约。
张爱玲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f曹七巧是下层社会中的一名女子，投身到上流社会中去，矛盾从一开始便出现了。她的命运引起读者的怜悯与恐惧，怜悯曹七巧拥有如此不堪的一生，恐惧自己与曹七巧有同样的命运。古希腊多有英雄与命运抗争，造成毁灭性的结局。而曹七巧，无论她抗争与否，所得的都只能是痛苦与缺憾。她受困于黄金的枷锁之中，这黄金枷锁乃是其对自我的保护，是荣格所说的人格的面具。外在的社会环境对她进行压抑，她又将这压抑所造成的愤怒转换为利刃，攻击自己与他人。
福柯认为世界上没有纯粹客观的知识，一切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背后都有自明或者不自明的权力在操控。女性在此作为权力的附庸。张爱玲以她尖锐的目光，描绘没落的上流社会。并将生命的苍凉通过悲剧人物向读者展示，她并没有直接描述男性中心主义，而是从另一个侧面，从女性的视角，站在一个被描述者的位置上来批判男性中心主义。
a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页。
b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页。
c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郑鲁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
d〔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e 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第一卷：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
f张爱玲：《流言》，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参考文献：
[1]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
[3]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M].郑鲁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林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5] 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第一卷：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6]张爱玲.流言[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7]荣格.荣格自传[M].戴光年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
作 者： 刘哲伊，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论、文艺与传媒。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他者 父权体制 女性 自我
《金锁记》是张爱玲一生中颇重要的小说，在小说中，张爱玲塑造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的扭曲灵魂的典型人物形象。傅雷说：“《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a
从曹七巧的成长历程来看，她本是麻油店的女儿，怀揣着对生命的希望，然而，她在姜家逐渐变得扭曲。造成其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物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人物自身对自我的压抑。张爱玲小说的题材为人物的灵魂通常以欲望作为支撑，但将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张爱玲说她不愿意遵照古典的悲剧原则来写小说，因为人在兽欲和习俗的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具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张爱玲的作品善于表现个体的自我意识如何被压抑。她虽书写的是个体的命运，但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女性的共同命运。
契诃夫以后的短篇小说作家，大多认为悲剧只是一刹那的事：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发现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这种苍凉的意味，也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
一、女性作为他者
张爱玲的作品大都展现了女性的悲剧命运，夏志清曾这样评价：“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青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b彼时的文坛，女性作家较少。文人们要么被时局所笼罩，要么采用一种逃遁的方式。这使得其笔下的作品，要么被困入庸俗的牢笼，要么与现实脱离。张爱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锐对人生进行观察，并通过细腻的笔触显示出人生的苍凉。
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笔下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女性角色，男性则是以侧面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的。张爱玲深入《金锁记》主人公曹七巧的潜意识中，一步步地将人物推向深渊。女性在强大的父权社会中，主要有三种身份：一是女儿，二是妻子，三是母亲。作为女儿的时候，服从于父母。作为妻子与母亲的时候，身处男性支配的血缘宗法家庭之中。面对丈夫与庞大的家庭结构，女性的力量是极为渺小且无力的。被命运支配的生命与无望相勾连，个体的生存意义变得诡秘而残酷。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描写了诸多女性的形象，她们性格各异。以主人公曹七巧为核心，其他女性形象在其周围展开。在父权体制之下，男性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女性的命运与男性息息相关。可以说，女性的命运依附于男性。波伏娃认为：“左右着女人目前状况的事实是，在正在成形的新文明中还残存着最古老传统的痼疾。”c男人在历史进程中所拥有的经济权利、社会地位与威望，使得女人想要去取悦他们。比如鼓励少女得到一名白马王子，从而从他那里获得财富和幸福；父母抚养女儿，希望能在她的婚姻中看到更大的利益。就算女性想通过工作获得经济收益从而摆脱婚姻的束缚，但她们仍然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精神上的努力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这一切都使得女性总是处于男性的附庸之下，成为他者，她们是受社会支配的人。正是在此种对女性的误认中一步步构成了曹七巧的悲剧，曹七巧的悲剧是作为女性的悲剧，也是作为他者的悲剧。在女性主义的视角当中，女性同样被想象为“他者”—— 一个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实质上，他者也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如同女性并不在男性的目光下存在一样。
姜家丫环凤箫与小双为故事开篇的推动者，二人因贫困进入姜家为仆，人的基本生存与自由已然成为奢望，在姜家的主人面前，这类女性只能保持恭顺。兰仙、玳珍等是符合男性心中的完美女性形象。这类女性从小学习三纲五常，她们忠贞、温柔。这是将男性的审美理想强加于女性之上，满足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和幻想。这些女性生活在礼与教的规制之下，她们大都在压抑自己的本我，自我在超我的压制下艰难地生存。曹七巧长久生活在被压抑之中，她的性格变得刁钻、古怪、刻薄。她在姜家过着守着金钱的生活，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此处，形成了强烈的冲突：第一个冲突是曹七巧与姜家人的冲突。姜家人轻视曹七巧，尤其是姜家的女性，她们虽是父权体制下的受害者，但又深受此类意识的影响，不知不觉间受害者成了父权制的帮凶；第二个冲突是曹七巧与自我的冲突，张爱玲描写了曹七巧嫁入姜家的前后强烈对比。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描述了这样的场面：曹七巧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守着麻油店的美丽姑娘，还有几位小伙子对她倾心；在嫁入姜家以后，曹七巧面对的是死氣沉沉的姜公馆里的姜家人，包括残疾的丈夫。
弗洛伊德指出，由心理事件引发的过程是受快乐原则自动调节的，在心灵中存在着一种朝向快乐原则的强烈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却受到某些其他力量或情况的反对，这样，最后的结果就不可能总和朝向快乐的倾向相一致。“它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甚至是高度危险的。在自我的自我保存本能的影响下，快乐原则便被现实原则所取代”d。当人试图顺应自己的愿望时，自我浮出水面。在现实的社会秩序面前，人脑中纯粹的快乐便被压入水中，此种快乐是愉悦，是顺应人的本能的原始的欲望，而这愿望在超我面前不得不退居幕后，但它只是暂时隐匿，却不曾消失。
主体意识在曹七巧的身上是存在的，但在强大的父权体制之下，成了无用的阑尾，并在身体内部隐隐作痛。女性是男性欲望的投射，在此情况下，《金锁记》中的诸多女性被压抑。压抑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整个父权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女性对自身的压抑，曹七巧的命运悲剧同样因为以上二者。小说中的历史环境对女性有诸多条例框架，女性在潜意识深处是反对此种框架的，但在超我的影响之下，又不得不赞同，因而自我被压抑了。女性作为个体的愿望无处实现，内部的生命力向外部伸展，却总是被折断。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就此形成。 二、被压抑的自我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将人的精神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是一个人的本能与欲望，是一种原始的心理结构，不受现实的规则、道德所缚。而本能欲望被超我压制，无法正常实现时，便会以一种畸变的方式来呈现。
无论是曹七巧作为曹家姑娘的时候，还是作为姜家二少奶奶的时候，她心理的归趋与稳定都是没有的，她在无爱的环境中担当着诸多角色：女儿、妹妹、妻子。无论作为哪一个角色，七巧都在进行着自我的压抑——压抑愤怒与欲望。作为女儿，她被送往姜家，在姜家艰难度日，兄嫂不断索取。面对残疾的丈夫，她的愤怒与欲望再一次被压抑。而面对健康的季泽，曹七巧对爱的渴望开始燃烧，但很快便熄灭了。在姜家的日子，七巧每日都在进行着自我的压抑。当一个人的愤怒与欲望被无限地压抑时，他只能走向两个结局，抑郁或者摧毁。当压抑太久的愤怒一旦被释放，便变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破坏力。
镜子这一意象在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出现，在《金锁记》中，镜子被挂在墙上，镜中的景色在时间的跌宕中起起伏伏，横跨了十年。读者不禁有一种悄然叹息之感，十年时间匆忙而过，这十年，七巧的丈夫死去。而这十年同样也是曹七巧于无望的人生中苟延残喘的十年，也是其逐渐变得扭曲的十年。张爱玲深受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她与柏格森相似，审视人类内在体验的时间，以直觉来洞察，时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相互交织。这十年的压抑与反抗在曹七巧身上绵延不断。七巧在压抑与反压抑中寻求平衡和协调而导致了其人格的分裂。
镜中的七巧日渐憔悴扭曲，这与当初麻油店的姑娘仿佛不再是同一人。七巧也是从一名天真烂漫的少女成长至此，日趋可怖、丑陋。这个丑的生命体是存在的。若这个丑与生俱来，她也有生存的权利，若是后天使然，是什么造就？毋庸置疑，七巧的丑是后天使然，造就其命运的是什么呢？曹七巧躺在烟铺上，想象以前拥有雪白滚圆胳膊的自己，这是对自我的怀疑，在年轻的时候她憧憬过爱情、美好的未来。弗洛伊德在他的《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放弃他曾经体验过的快乐，只不过把一件事情转换成另一件事情罢了，就如成人用幻想行为替代孩童时的游戏行为。曹七巧在进入姜公馆的幻想虽然像是破碎了，实则一直潜藏在其内心深处，她将这种幻想再次投射到姜家的三少爷——姜季泽的身上。曹七巧对姜季泽的感情同样伴随着压抑。一是二者身份的悬殊；二是姜季泽是个玩世不恭的角色，曹七巧是再清楚不过的；三是她清楚自己必须在真实世界中行动。
姜季泽首次出场，曹七巧将手贴在他的腿上说：“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麻了，摸上去那感觉……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e张爱玲只用这简洁的对话，就显露了曹七巧的幻想——拥有一个正常的、身体健康的丈夫。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实现，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实现的现实的矫正。很显然，曹七巧在姜季泽那里经历了自己愿望的短暂实现，将姜季泽健康的身躯投射到丈夫残废的身躯之上。但这不能实现的对于现实的矫正却是极为短暂的，姜季泽走后，七巧神志不清，直到有人推门，她才醒了过来。显然，曹七巧陷入了幻想之中，直至现实中出现了打扰，她的幻想方才结束，只剩下凄怆。
无疑，在经历一次次的压抑之后，曹七巧将内在的愤怒转换为外在的攻击性，攻击亲人，攻击儿女。曹七巧的自怜是她唯一能做的，所以用黄金的锁对自我进行包裹。等到曹七巧的身份转换为母亲时，她也习惯性地用枷角劈伤自己的儿女。
这种攻击性主要有两个方向，即向外和对内。向外表现为她喜爱搬弄是非，尖酸刻薄地对待他人；对内除了有对自身境遇的不满愤怒之外，还有与她处于“共生关系”状态的子女，特别是长安。这种“病态共生”的本质是以“生的语言”代替“死亡的本质”。语言在此承担了曹七巧的保护壳，这层保护壳包裹了七巧的创伤，也包裹了她瘦骨嶙峋的胳膊，镯子能从手腕处顺着曾经滚圆的胳膊一直推至腋下。只是简单的动作，足以表现出曹七巧灰色的生存状态。
三、母性超我
七巧的前半生是在姜公馆度过的，守着残疾的丈夫，在姜家人的鄙视中过活，在这一过程中，曹七巧将自己包裹进金锁之中，以自认为安全的方式进行着自我保护。七巧的后半生是与自己的儿女一同度过的。更确切地说，是在控制儿女中度过的。
张爱玲最擅长的是人物的心理描写。这一点，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阐述是，男孩对母亲有着爱恋与占有的欲望，与此同时对于父亲存在着嫉妒与仇恨。在《金锁记》中，长安长白的父亲与儿女相处时的情景，张爱玲没有着笔墨书写。但曹七巧的一对儿女都体现出了依赖母亲与憎恨母亲的两种情感。外在环境对七巧的伤害，让她把寄托放在了金钱与对子女的捆绑上，通过对子女的绝对控制，来弥补自己内心的无力感。她用“爱”的名义来俘虏自己的子女，让他们丧失独立性，臣服于她，依赖她，从而获得一种成就感，这就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母性超我，曹七巧是一个絕对强势的、占有欲强的、破坏正常性关系的母亲。
七巧的儿子长白长期受母亲的支配。在小说中，长白始终处于弱者的位置。在他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有七巧的影子。从曹七巧的小家庭的范围来看，这个家庭中的男性——曹七巧的丈夫，同时是长安、长白的父亲，是并未出场的，父亲的不在场，印证了这个家庭的破碎。长白对母亲的过度依恋，正是弗洛伊德所指的俄狄浦斯情结。长白并未顺利度过这一阶段，因而他与母亲之间成了病态的关系。由于与母亲长期的共生关系，长白的身上多具有女性的特质。长白娶妻，过上了看似正常的生活，但是曹七巧与儿子的共生关系受到了威胁：她与儿子应当是一同在灯下抽大烟的。她照做了，并用这种方式把儿子牢牢地拴在自己的身边，儿子的妻子和姨太太都被七巧折磨致死。长白对于母亲的控制，表现出来的是妥协。
相比之下，长安对于七巧的控制，则是带有反抗意味的。曹七巧对长安直接表现为对她身体的束缚以及由嫉妒而催生的毁灭性报复。她最开始嫉妒长安的一双大脚，因为这双脚意味着自由与行动的独立。而七巧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对命运的无能为力之感。曹七巧的婚嫁由别人操纵与安排。在目睹长安一步步跨出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后，七巧开始吞噬女儿的自由以及独立性。长安虽然极不愿意缠脚，但是长久的共生已把她的独立性消磨殆尽，或者说，她以前也有过挣扎，但是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无力改变这种压迫，所以她已经学会放弃挣扎，习惯了这样的屈从。 长安是有两次自救的机会的，第一次是暂时脱离了与七巧的共生模式，去入了学堂，不上半年，脸色也红润了，胳膊腕也粗了一圈，这时她的生命活力已经开始流动了。然而无奈，因为丢了一条被子，再加上十四岁时的那種敏感自尊和脆弱，为了避免母亲与学校争执，便主动提出退出学堂。第二次的妥协为后面推掉与童世舫的婚约埋下了伏笔，长安开始吸食大烟，这暗示了长安不可摆脱的命运轮回，她将一步一步活成另一个七巧。长安三十岁的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留学归来的童世舫，二人彼此都有好感。但这触怒了七巧，有人妄图将应该与自己有同样命运的人带走。于是，七巧以一两句简短的话语就拆散了这对恋人。长安是恨七巧的，正如七巧恨她一样。
七巧对长安长久的刻薄与否定，使得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长安自然也不能很好地自我接受，她放弃了给童世舫解释的机会，与其说是怕童世舫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不如说是长期的外在的打压与攻击，让她已经习惯性地自我否定，错失了可能自我救赎的机会。从此以后，儿女与七巧又密不可分了，三人靠鸦片紧密相连。曹七巧的命运悲剧降临在儿女的身上，三十年前的月亮沉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此处，张爱玲描述的同样是人类的内在体验时间，三十年前的人与物不同，但悲剧的命运会一直轮回下去。命运之路重合在一起。
四、结语
张爱玲着重表现女性的自我意识，例如《小团圆》中的九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等，这些女性力图冲破生命的藩篱，但都给自身带来痛苦。而这些都来自张爱玲本人对生命的体验。曹七巧的悲剧不是她一个人的悲剧，她只是一个典型人物，代表着那个时代所有因为压抑而变得疯狂的女子。这些女性作为“他者”，在父权体制之下不断压缩自身，而稍有反抗，就会被更强大的力量所制约。
张爱玲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f曹七巧是下层社会中的一名女子，投身到上流社会中去，矛盾从一开始便出现了。她的命运引起读者的怜悯与恐惧，怜悯曹七巧拥有如此不堪的一生，恐惧自己与曹七巧有同样的命运。古希腊多有英雄与命运抗争，造成毁灭性的结局。而曹七巧，无论她抗争与否，所得的都只能是痛苦与缺憾。她受困于黄金的枷锁之中，这黄金枷锁乃是其对自我的保护，是荣格所说的人格的面具。外在的社会环境对她进行压抑，她又将这压抑所造成的愤怒转换为利刃，攻击自己与他人。
福柯认为世界上没有纯粹客观的知识，一切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背后都有自明或者不自明的权力在操控。女性在此作为权力的附庸。张爱玲以她尖锐的目光，描绘没落的上流社会。并将生命的苍凉通过悲剧人物向读者展示，她并没有直接描述男性中心主义，而是从另一个侧面，从女性的视角，站在一个被描述者的位置上来批判男性中心主义。
a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页。
b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页。
c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郑鲁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
d〔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e 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第一卷：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
f张爱玲：《流言》，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参考文献：
[1]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
[3]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M].郑鲁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林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5] 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第一卷：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6]张爱玲.流言[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7]荣格.荣格自传[M].戴光年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
作 者： 刘哲伊，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论、文艺与传媒。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