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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美国的外面看美国时，它就像一个万花筒，色彩缤纷又让人眼花缭乱。
中国前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张宏喜的著作《相知纽约》，以自己的亲历，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外交官视角中的中美关系和并不神秘的外交工作。
书中不仅有工作细节，更有很多动人的平常人的情感，在纽约纷繁芜杂的各种表象下，很多理性的脉络依稀可见。该书内容与本刊曾经连载，且被一路叫好的文章《美国白宫新闻发布厅里的故事》和《联合国见闻——揭开安理会的神秘面纱》有异曲同工之妙。该书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当大使系列》丛书之一。现节选其中部分章节，与读者分享。
我的犹太人朋友
纽约有两百多万犹太人，是以色列之外犹太人居住最集中的地方。纽约犹太人的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影响很大，媒体也掌握在他们手中。我的犹太人朋友不少，基辛格先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犹太人朋友的团结精神是所有移民中最好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也有不同教派，有集中生活在布鲁克林区的最保守、最虔诚，出门仍戴高的黑色礼帽和穿黑大袍、留长胡须的犹太人，也有与其他美国人同化，不再受任何犹太人习俗及宗教约束的犹太人。他们也有很多组织，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分歧、矛盾与竞争，但在大的问题上他们能一致对外，特别是在争取犹太人在美社会地位和支持以色列问题上，表现得相当一致。没有听说他们之间互相攻击的。所以我多次在讲话中建议华侨华人要学习犹太人的团结精神。
犹太人的精明能干是公认的。纽约的犹太人是不同历史时期，从世界各个地方来到这里的，他们曾经历过艰苦的创业阶段，有些是赤手空拳来到美国的，达到今天的地位和成就很不容易，值得其他民族羡慕和敬佩。
我所接触的犹太人普遍对中国友好，曾一再对我讲“二战”时中国如何保护他们的同胞，说当全世界各地都在迫害犹太人时唯有中国保护了他们，对此抱着感恩的心情。他们还常讲“二战”时犹太人在上海的情况，在开封的犹太人的历史，等等。连他们的小学生都知道这些事。
他们在文化上同我们有共同点，重视家庭，重视后代教育。他们办了好多所自己的学校，有的历史悠久，规模不小。除使用一般学校的教材外，他们还有教授犹太民族传统的教材。龙年春节时我曾参观过的一所犹太学校的小学生给我和夫人寄了好多他们自己制作的祝贺我们春节的贺卡，使我和夫人非常感动，从中也可看出这些孩子的教养。
2000年4月10日，他们为纪念“二战”中遇害的犹太族同胞，举行宗教仪式，这还是我第一次参加佛教之外的宗教仪式。在这次仪式上，讲演者用极为感人的声调讲述犹太人在“二战”时所经历的种种苦难，真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本民族传统教育。我们有政治思想工作，他们没有政治思想工作，他们所取得的思想教育成果是哪里来的?原来就是这样来的，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但他们的办法比我们的吸引入、打动人，能使听者如痴如醉和愉愉快快地接受。他们的讲演之出色令我敬佩，这次宗教仪式活动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我们可否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启发呢?
有一点我不能苟同很多纽约犹太人朋友的立场和观点，那就是在以巴冲突问题上，他们不能接受我们不赞成以暴抑暴的观点，强烈要求我们站在以色列一边。由于他们在美影响很大，以实力为后盾游说美国国会十分成功，美国国会绝不会通过不利于以色列的议案，可以说美国偏袒以色列就是他们活动和施压的结果。我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大智大勇。他们不去想一想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人民和国家不赞成以色列的一些做法而同情巴勒斯坦，他们不大理解要把极少数同绝大多数区分开来，要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的道理。全世界同情巴勒斯坦是同情该同情的地方，对其中的极端分子是不同情的，对恐怖分子更是坚决反对的。但我们的犹太人朋友具有那么聪明的头脑，却硬是在这个地方拐不过弯来，很难说服他们，没办法，求同存异吧。当然，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海外的犹太人中都不乏具有长远眼光的智者，被极端分子暗杀的拉宾总理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可惜他们现在不是多数。
我认为，偏执的宗教情绪和狭隘的民族情绪可能就是以巴双方走不出目前灾难的重要原因。但愿耶和华(犹太教的最高神，现在有人主张应翻译为雅赫维)和真主(伊斯兰教的最高神)保佑我们的中东兄弟早日感悟，尽快实现和解。
目击“9·11”事件
9月11日是我二儿子的生日，本打算晚上摆出蛋糕庆祝一番，因为他晚上有课，就在早饭时切蛋糕过了生日。之后我去办公室上班，他驾车去学校。
一到办公室我就听到当天的警车笛声特别刺耳，一辆接一辆，没完没了。在曼哈顿天天有警笛响，习以为常，但那天的太特别了。我往窗外一看，一大队警车正朝着世贸中心的方向疾驰。我顺着警车前进的方向一看，马上发现世贸中心双楼北楼(1号楼)正冒着滚滚浓烟，两架直升机围绕着大楼飞来飞去无法靠近。我那时以为是世贸中心大楼失火了，还不知道是恐怖分子劫机撞的。在撞楼后几分钟我看到了大火引起的浓烟，只见滚滚浓烟向新泽西州的方向飘去，拖得老长老长，令人悚然，可以想象大火之烈。
不过几分钟的工夫，我看到一架飞机从新泽西州那边飞来，在海面上空拐个大弯斜着朝世贸中心大楼飞去。我心想，世贸中心大楼正着火，这架飞机干吗还往那边飞?当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这架飞机就撞上了世贸中心大楼的南楼(2号楼)，“咣”的一声冒出了一个大红火球。其实领馆离世贸中心将近5公里远，我是听不到声音的，但看见那么一个令人震惊的大红火球，耳边也就下意识地听到了一声巨响。
我曾经多次到世贸中心大楼出席各种活动，也曾以它为背景拍过很多照片。它的两座姊妹楼皆110层，北楼高417米，南楼高415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显得十分壮观，令人神往。如果仅仅在曼哈顿摩天大楼群里的街道中钻来钻去，你看不出哪个高哪个低，但是当你登上世贸中心大楼，其他所有的摩天大楼就统统在你的脚下；而当你走出曼哈顿，走得越远越能看清世贸中心大楼最高，的的确确是整个曼哈顿的龙头。有人说35公里之外都能看到它。第二高的是帝国大厦，也是很远就能看到。“9·11”事件后我又多次从外地返回曼哈顿，每当我远远地只见帝国大厦而不见世贸中心大楼时，内心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遗憾。没有世贸中心的曼哈顿能算完整的曼哈顿吗?至少今天的曼哈顿已不再是昨天的曼哈顿，很难再找到原来的那种感觉。
至于还有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一架撞上了五角大楼，一架在宾州的匹茨堡附近坠毁。这是后来知道的。
从此以后我在办公室里住了三周，夜以继日地工作，时刻准备应付 不测事件。我要求其他馆领导也要住在馆内，随时准备到我的办公室开会商谈事情。各个组都要24小时值班。
当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卫领馆特别是我馆全体人员的安全。“9·11”恐怖事件不但对美国人是当头一棒，被打得晕头转向，我们同样也是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更无法预料事情会延续多久。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各种准备，保证我馆所有人员、机密、财产安全。
接着我就组织有关同志尽快了解在当地的我国公民遇难情况，向他们及家属提供救援。好在当时我们的人绝大多数尚未上班，但总得同他们联系上才放心。当天有两个国内代表团计划参观世贸中心，还没有去，假如事件再晚发生一小时，那就惨极了。当电话畅通时经商室同志——打电话联系，后来电话不通了，他们就开车出去找。有些地方戒严，不让车辆通行，使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侨务组的同志更辛苦，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布的我馆热线电话就由他们负责24小时值班。除了答复国内的咨询外，有时还要根据国内家属提供的线索外出找人。只要有一点线索我们都不放过，哪怕名字像中国人我们都赶快去了解。
同国内保持联系，随时向国内报告新情况、新进展，并提出看法和建议，是我们当时必须做好的另一重要事情。那些日子已不分昼夜，有情况就向国内报，有建议就向国内提。我已记不清写了多少篇东西，肯定是我进入外交部40年以来写报告最多、最密集的时期。
美国人民在“9·11”后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政府的应变能力相当好。例如，当恐怖事件被发现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四个小时之内，指挥载有35万人的4546架飞机安全降落在各个机场，实现净空，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9·11”后有人提出美国人应该自己反思为何别人这样仇恨美国人，前总统卡特即是其一。但大多数美国人不这么想。小布什总统说，因为美国主张民主、自由，所以才引起恐怖集团的仇恨。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美国要先发制人。由此决定了美国要发动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并得到了美国国内很高的支持率。
关于我们国内对“9·11”事件的反应，纽约当地报纸的报道有两个方面，有的报道我们同情美国，有的报道我们有人幸灾乐祸。当有人向我说起此事时，我对他们说：这要看我们政府的立场，要看我们的大多数。我们是支持反恐的，我们自己就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人这么多，什么人都有，没有办法强制大家都持一个看法，不能让大家说哭都哭，说笑都笑。
回想我们领馆全体同志在“9·11”事件发生后的表现，我要说，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我们是好样的。我是怎样在看到世贸中心大楼冒烟的第一眼就能判断这是件大事呢?这是我根据几十年外交之经验而取得的。之后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我又能领导全馆同志妥善应对，这都是平时经验积累的结果。
对搞外交的人来说，经验积累尤其重要。其实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20岁时我绝对体会不到30岁的感受，30岁时我又体会不到40岁的感受，不经历很多事情，不磨炼相当长的时间，有些经验就无法取得。不过人跟人不一样，有人留心，感悟快，有人不留心，感悟慢。希望年轻朋友能从这里得到某些启发，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滴滴去收获吧，能耐是一点一点积累而得来的。
责编 谭震
中国前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张宏喜的著作《相知纽约》，以自己的亲历，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外交官视角中的中美关系和并不神秘的外交工作。
书中不仅有工作细节，更有很多动人的平常人的情感，在纽约纷繁芜杂的各种表象下，很多理性的脉络依稀可见。该书内容与本刊曾经连载，且被一路叫好的文章《美国白宫新闻发布厅里的故事》和《联合国见闻——揭开安理会的神秘面纱》有异曲同工之妙。该书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当大使系列》丛书之一。现节选其中部分章节，与读者分享。
我的犹太人朋友
纽约有两百多万犹太人，是以色列之外犹太人居住最集中的地方。纽约犹太人的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影响很大，媒体也掌握在他们手中。我的犹太人朋友不少，基辛格先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犹太人朋友的团结精神是所有移民中最好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也有不同教派，有集中生活在布鲁克林区的最保守、最虔诚，出门仍戴高的黑色礼帽和穿黑大袍、留长胡须的犹太人，也有与其他美国人同化，不再受任何犹太人习俗及宗教约束的犹太人。他们也有很多组织，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分歧、矛盾与竞争，但在大的问题上他们能一致对外，特别是在争取犹太人在美社会地位和支持以色列问题上，表现得相当一致。没有听说他们之间互相攻击的。所以我多次在讲话中建议华侨华人要学习犹太人的团结精神。
犹太人的精明能干是公认的。纽约的犹太人是不同历史时期，从世界各个地方来到这里的，他们曾经历过艰苦的创业阶段，有些是赤手空拳来到美国的，达到今天的地位和成就很不容易，值得其他民族羡慕和敬佩。
我所接触的犹太人普遍对中国友好，曾一再对我讲“二战”时中国如何保护他们的同胞，说当全世界各地都在迫害犹太人时唯有中国保护了他们，对此抱着感恩的心情。他们还常讲“二战”时犹太人在上海的情况，在开封的犹太人的历史，等等。连他们的小学生都知道这些事。
他们在文化上同我们有共同点，重视家庭，重视后代教育。他们办了好多所自己的学校，有的历史悠久，规模不小。除使用一般学校的教材外，他们还有教授犹太民族传统的教材。龙年春节时我曾参观过的一所犹太学校的小学生给我和夫人寄了好多他们自己制作的祝贺我们春节的贺卡，使我和夫人非常感动，从中也可看出这些孩子的教养。
2000年4月10日，他们为纪念“二战”中遇害的犹太族同胞，举行宗教仪式，这还是我第一次参加佛教之外的宗教仪式。在这次仪式上，讲演者用极为感人的声调讲述犹太人在“二战”时所经历的种种苦难，真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本民族传统教育。我们有政治思想工作，他们没有政治思想工作，他们所取得的思想教育成果是哪里来的?原来就是这样来的，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但他们的办法比我们的吸引入、打动人，能使听者如痴如醉和愉愉快快地接受。他们的讲演之出色令我敬佩，这次宗教仪式活动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我们可否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启发呢?
有一点我不能苟同很多纽约犹太人朋友的立场和观点，那就是在以巴冲突问题上，他们不能接受我们不赞成以暴抑暴的观点，强烈要求我们站在以色列一边。由于他们在美影响很大，以实力为后盾游说美国国会十分成功，美国国会绝不会通过不利于以色列的议案，可以说美国偏袒以色列就是他们活动和施压的结果。我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大智大勇。他们不去想一想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人民和国家不赞成以色列的一些做法而同情巴勒斯坦，他们不大理解要把极少数同绝大多数区分开来，要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的道理。全世界同情巴勒斯坦是同情该同情的地方，对其中的极端分子是不同情的，对恐怖分子更是坚决反对的。但我们的犹太人朋友具有那么聪明的头脑，却硬是在这个地方拐不过弯来，很难说服他们，没办法，求同存异吧。当然，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海外的犹太人中都不乏具有长远眼光的智者，被极端分子暗杀的拉宾总理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可惜他们现在不是多数。
我认为，偏执的宗教情绪和狭隘的民族情绪可能就是以巴双方走不出目前灾难的重要原因。但愿耶和华(犹太教的最高神，现在有人主张应翻译为雅赫维)和真主(伊斯兰教的最高神)保佑我们的中东兄弟早日感悟，尽快实现和解。
目击“9·11”事件
9月11日是我二儿子的生日，本打算晚上摆出蛋糕庆祝一番，因为他晚上有课，就在早饭时切蛋糕过了生日。之后我去办公室上班，他驾车去学校。
一到办公室我就听到当天的警车笛声特别刺耳，一辆接一辆，没完没了。在曼哈顿天天有警笛响，习以为常，但那天的太特别了。我往窗外一看，一大队警车正朝着世贸中心的方向疾驰。我顺着警车前进的方向一看，马上发现世贸中心双楼北楼(1号楼)正冒着滚滚浓烟，两架直升机围绕着大楼飞来飞去无法靠近。我那时以为是世贸中心大楼失火了，还不知道是恐怖分子劫机撞的。在撞楼后几分钟我看到了大火引起的浓烟，只见滚滚浓烟向新泽西州的方向飘去，拖得老长老长，令人悚然，可以想象大火之烈。
不过几分钟的工夫，我看到一架飞机从新泽西州那边飞来，在海面上空拐个大弯斜着朝世贸中心大楼飞去。我心想，世贸中心大楼正着火，这架飞机干吗还往那边飞?当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这架飞机就撞上了世贸中心大楼的南楼(2号楼)，“咣”的一声冒出了一个大红火球。其实领馆离世贸中心将近5公里远，我是听不到声音的，但看见那么一个令人震惊的大红火球，耳边也就下意识地听到了一声巨响。
我曾经多次到世贸中心大楼出席各种活动，也曾以它为背景拍过很多照片。它的两座姊妹楼皆110层，北楼高417米，南楼高415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显得十分壮观，令人神往。如果仅仅在曼哈顿摩天大楼群里的街道中钻来钻去，你看不出哪个高哪个低，但是当你登上世贸中心大楼，其他所有的摩天大楼就统统在你的脚下；而当你走出曼哈顿，走得越远越能看清世贸中心大楼最高，的的确确是整个曼哈顿的龙头。有人说35公里之外都能看到它。第二高的是帝国大厦，也是很远就能看到。“9·11”事件后我又多次从外地返回曼哈顿，每当我远远地只见帝国大厦而不见世贸中心大楼时，内心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遗憾。没有世贸中心的曼哈顿能算完整的曼哈顿吗?至少今天的曼哈顿已不再是昨天的曼哈顿，很难再找到原来的那种感觉。
至于还有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一架撞上了五角大楼，一架在宾州的匹茨堡附近坠毁。这是后来知道的。
从此以后我在办公室里住了三周，夜以继日地工作，时刻准备应付 不测事件。我要求其他馆领导也要住在馆内，随时准备到我的办公室开会商谈事情。各个组都要24小时值班。
当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卫领馆特别是我馆全体人员的安全。“9·11”恐怖事件不但对美国人是当头一棒，被打得晕头转向，我们同样也是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更无法预料事情会延续多久。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各种准备，保证我馆所有人员、机密、财产安全。
接着我就组织有关同志尽快了解在当地的我国公民遇难情况，向他们及家属提供救援。好在当时我们的人绝大多数尚未上班，但总得同他们联系上才放心。当天有两个国内代表团计划参观世贸中心，还没有去，假如事件再晚发生一小时，那就惨极了。当电话畅通时经商室同志——打电话联系，后来电话不通了，他们就开车出去找。有些地方戒严，不让车辆通行，使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侨务组的同志更辛苦，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布的我馆热线电话就由他们负责24小时值班。除了答复国内的咨询外，有时还要根据国内家属提供的线索外出找人。只要有一点线索我们都不放过，哪怕名字像中国人我们都赶快去了解。
同国内保持联系，随时向国内报告新情况、新进展，并提出看法和建议，是我们当时必须做好的另一重要事情。那些日子已不分昼夜，有情况就向国内报，有建议就向国内提。我已记不清写了多少篇东西，肯定是我进入外交部40年以来写报告最多、最密集的时期。
美国人民在“9·11”后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政府的应变能力相当好。例如，当恐怖事件被发现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四个小时之内，指挥载有35万人的4546架飞机安全降落在各个机场，实现净空，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9·11”后有人提出美国人应该自己反思为何别人这样仇恨美国人，前总统卡特即是其一。但大多数美国人不这么想。小布什总统说，因为美国主张民主、自由，所以才引起恐怖集团的仇恨。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美国要先发制人。由此决定了美国要发动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并得到了美国国内很高的支持率。
关于我们国内对“9·11”事件的反应，纽约当地报纸的报道有两个方面，有的报道我们同情美国，有的报道我们有人幸灾乐祸。当有人向我说起此事时，我对他们说：这要看我们政府的立场，要看我们的大多数。我们是支持反恐的，我们自己就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人这么多，什么人都有，没有办法强制大家都持一个看法，不能让大家说哭都哭，说笑都笑。
回想我们领馆全体同志在“9·11”事件发生后的表现，我要说，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我们是好样的。我是怎样在看到世贸中心大楼冒烟的第一眼就能判断这是件大事呢?这是我根据几十年外交之经验而取得的。之后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我又能领导全馆同志妥善应对，这都是平时经验积累的结果。
对搞外交的人来说，经验积累尤其重要。其实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20岁时我绝对体会不到30岁的感受，30岁时我又体会不到40岁的感受，不经历很多事情，不磨炼相当长的时间，有些经验就无法取得。不过人跟人不一样，有人留心，感悟快，有人不留心，感悟慢。希望年轻朋友能从这里得到某些启发，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滴滴去收获吧，能耐是一点一点积累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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