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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胡上千年的发展历程，正是二胡等胡琴类弓弦乐器的衍化过程。二胡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形制差别不仅使胡琴的乐器家族日益庞大，成员也日益增多，同时也使二胡逐渐在胡琴系列中脱颖而出，并最终成为传播范围最大、应用领域最广和民众最为喜爱的胡琴类拉弦乐器之一。
[关键词]二胡；制作形制；演进
有关胡琴形制源流考证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众说不一，坚持外来说的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弓弦乐器源自斯里兰卡，并兴盛于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后经突厥与匈奴民族的迁徙传人中国。有些学者认为胡琴源于阿拉伯地区的拉巴伯，其形制与胡琴较为相似。与外来说相比，多数学者则认为二胡源自中国本土，但胡琴的前身究竟是弹弦乐器还是击弦乐器则存在较大分歧。朱岱弘在《我国弓弦乐器源流》一文中认为“最初的弓弦乐器不是用弓来拉奏，而是用竹片摩擦琴弦发音的。由竹片擦奏过渡到用马尾弓拉奏，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最早的弓弦类乐器是由弹拨乐器变化而来”持胡琴的前身为击弦乐器的学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项阳，他认为“弓弦乐器与弹弦乐器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弓子’，没有弓子也就无所谓弓弦乐器……中国先秦阶段鸣弦乐器中，最有资格转化为弓弦乐器的当是‘筑’。这一点是其它乐器所不能取代的。”本文也较为倾向于项阳研究员的观点，因为‘筑’虽是以竹击琴，但这种演奏的方式与胡琴有着很大的相似，而且由‘筑’所用的击弦弓逐渐转为擦弦弓时，唐朝开始出现了最接近于胡琴的“轧筝”，“‘轧筝’之棒是嵇琴之源，正是奚人受到轧筝棒擦之启迪，才出现了后来的棒擦嵇琴。”这是我国弓弦乐器的第一次变革。
北宋时期的陈呖在《乐书》之《乐图论》中详细描述了奚琴的形制：“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书中还配有插图，如图中所示，奚琴并无千斤，琴身上方的两个弦轴也与今日二胡的方向相反。对于这段史料，民族音乐学家杨荫浏认为：“这里虽没有指明为出于唐朝，然从陈呖的语气看来，此器显然流行已久。从陈呖对唐乐器在很多时候并不明指时代；和在本卷中奚琴的前后都是隋唐乐器，这两点看来，此乐器可能是唐朝已有。”谈及胡琴的文学作品在唐朝较为多见，但却未出现能够详细描述当时胡琴构造与奏法的史籍，而从陈旸对于奚琴的描述以及配图大概可以看出唐朝的奚琴琴筒一般呈现圆形或者碗形，采用较为细长的琴杆，虽采用竹弓擦奏琴身以发声，但形制构造与演奏方式已较为接近后来的二胡。
宋元时期的乐器制作与演奏手法在继承唐朝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有关“胡琴”的记载也广泛出现在各类文献之中。这一时期出现了采用马尾弓演奏的“火不思”，并直接影响了奚琴（嵇琴）的形制和奏法，最终产生了“马尾胡琴”。据《梦溪笔谈》所载：“马尾胡琴形状长柄、无品、音箱梨形、两弦，琴头上镶着龙首，用马尾弓拉奏，曲声抑郁。”这说明马尾胡琴在形制与奏法上已十分接近于今日的二胡，这标志着我国胡琴类弓弦乐器逐渐由棒擦琴弦向弓擦琴弦的过渡。此应归为弓弦乐器的第二次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元史》中记有：“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这证明了元朝的“胡琴”基本继承了宋朝“马尾胡琴”的形制，而且元朝在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实现文化广泛融合的大背景下，胡琴也吸收了蒙古族的乐器特点，进一步优化了拉弦的奏法，“胡琴”也从元朝开始正式成为了拉弦乐器的专称。
明清时期，“胡琴”因其独特的音色和音乐表现力在戏曲伴奏、器乐合奏以及宫廷宴乐中被日渐重视。成书于1494年的朝鲜史籍《乐学轨范》载录了由中国传人的奚琴样貌：“奚琴……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或用焉。以黜檀花木（刮青皮）或乌竹，马尾弦，用松脂轧之。按用左手，轧用右手。”从书中配图来看，这一时期的胡琴（奚琴）已经有了竹杆、弓擦和千斤，琴轴呈反置，而且不同于宋朝《乐书》中的奚琴扁圆形琴筒，已经演变为更接近于现代二胡的长圆形音筒了，其中用于固定弦长的千金也是《乐书》中描述的奚琴所没有的。1494年正置中国明朝孝宗帝当政的弘治七年，所以据此推测，现代二胡的形制在明朝时期已基本成型。而从明朝绘画《麟堂秋宴图》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胡琴与现代二胡已经非常相似。至清朝，胡琴的形制进一步优化，据清朝戏曲论著《今乐考证》的记载：“其制用花梨为杆，饰以象曲，而龙首，两弦从口中出，后缀以蛇皮其外则有鬃弦（棕色马尾）伴曲木，有似张弓。”证明二胡发展到清朝，不仅形制更趋完善，做工更加精良，对于用料也更为考究。
如果说胡琴从元朝开始由棒擦琴弦向弓擦琴弦过渡，那么明朝则进一步完成了这种过渡，到清朝时，胡琴已经成为了一件主要靠马尾弓拉奏的弓弦乐器了。从清中期开始，胡琴已广泛流行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雅俗共赏的民族乐器。但胡琴多数情况下是用于器乐合奏或乐队主奏，或者说始终是作为一件伴奏乐器。这种局面直到无锡籍二胡艺术家周少梅与刘天华先后对二胡形制进行改良才有所改变，这包括二胡的琴弦由丝弦转为钢丝弦、同时二胡琴杆的长度也较此前有所扩充，现代二胡形制由此而逐步走向成熟。
[关键词]二胡；制作形制；演进
有关胡琴形制源流考证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众说不一，坚持外来说的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弓弦乐器源自斯里兰卡，并兴盛于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后经突厥与匈奴民族的迁徙传人中国。有些学者认为胡琴源于阿拉伯地区的拉巴伯，其形制与胡琴较为相似。与外来说相比，多数学者则认为二胡源自中国本土，但胡琴的前身究竟是弹弦乐器还是击弦乐器则存在较大分歧。朱岱弘在《我国弓弦乐器源流》一文中认为“最初的弓弦乐器不是用弓来拉奏，而是用竹片摩擦琴弦发音的。由竹片擦奏过渡到用马尾弓拉奏，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最早的弓弦类乐器是由弹拨乐器变化而来”持胡琴的前身为击弦乐器的学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项阳，他认为“弓弦乐器与弹弦乐器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弓子’，没有弓子也就无所谓弓弦乐器……中国先秦阶段鸣弦乐器中，最有资格转化为弓弦乐器的当是‘筑’。这一点是其它乐器所不能取代的。”本文也较为倾向于项阳研究员的观点，因为‘筑’虽是以竹击琴，但这种演奏的方式与胡琴有着很大的相似，而且由‘筑’所用的击弦弓逐渐转为擦弦弓时，唐朝开始出现了最接近于胡琴的“轧筝”，“‘轧筝’之棒是嵇琴之源，正是奚人受到轧筝棒擦之启迪，才出现了后来的棒擦嵇琴。”这是我国弓弦乐器的第一次变革。
北宋时期的陈呖在《乐书》之《乐图论》中详细描述了奚琴的形制：“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书中还配有插图，如图中所示，奚琴并无千斤，琴身上方的两个弦轴也与今日二胡的方向相反。对于这段史料，民族音乐学家杨荫浏认为：“这里虽没有指明为出于唐朝，然从陈呖的语气看来，此器显然流行已久。从陈呖对唐乐器在很多时候并不明指时代；和在本卷中奚琴的前后都是隋唐乐器，这两点看来，此乐器可能是唐朝已有。”谈及胡琴的文学作品在唐朝较为多见，但却未出现能够详细描述当时胡琴构造与奏法的史籍，而从陈旸对于奚琴的描述以及配图大概可以看出唐朝的奚琴琴筒一般呈现圆形或者碗形，采用较为细长的琴杆，虽采用竹弓擦奏琴身以发声，但形制构造与演奏方式已较为接近后来的二胡。
宋元时期的乐器制作与演奏手法在继承唐朝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有关“胡琴”的记载也广泛出现在各类文献之中。这一时期出现了采用马尾弓演奏的“火不思”，并直接影响了奚琴（嵇琴）的形制和奏法，最终产生了“马尾胡琴”。据《梦溪笔谈》所载：“马尾胡琴形状长柄、无品、音箱梨形、两弦，琴头上镶着龙首，用马尾弓拉奏，曲声抑郁。”这说明马尾胡琴在形制与奏法上已十分接近于今日的二胡，这标志着我国胡琴类弓弦乐器逐渐由棒擦琴弦向弓擦琴弦的过渡。此应归为弓弦乐器的第二次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元史》中记有：“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这证明了元朝的“胡琴”基本继承了宋朝“马尾胡琴”的形制，而且元朝在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实现文化广泛融合的大背景下，胡琴也吸收了蒙古族的乐器特点，进一步优化了拉弦的奏法，“胡琴”也从元朝开始正式成为了拉弦乐器的专称。
明清时期，“胡琴”因其独特的音色和音乐表现力在戏曲伴奏、器乐合奏以及宫廷宴乐中被日渐重视。成书于1494年的朝鲜史籍《乐学轨范》载录了由中国传人的奚琴样貌：“奚琴……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或用焉。以黜檀花木（刮青皮）或乌竹，马尾弦，用松脂轧之。按用左手，轧用右手。”从书中配图来看，这一时期的胡琴（奚琴）已经有了竹杆、弓擦和千斤，琴轴呈反置，而且不同于宋朝《乐书》中的奚琴扁圆形琴筒，已经演变为更接近于现代二胡的长圆形音筒了，其中用于固定弦长的千金也是《乐书》中描述的奚琴所没有的。1494年正置中国明朝孝宗帝当政的弘治七年，所以据此推测，现代二胡的形制在明朝时期已基本成型。而从明朝绘画《麟堂秋宴图》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胡琴与现代二胡已经非常相似。至清朝，胡琴的形制进一步优化，据清朝戏曲论著《今乐考证》的记载：“其制用花梨为杆，饰以象曲，而龙首，两弦从口中出，后缀以蛇皮其外则有鬃弦（棕色马尾）伴曲木，有似张弓。”证明二胡发展到清朝，不仅形制更趋完善，做工更加精良，对于用料也更为考究。
如果说胡琴从元朝开始由棒擦琴弦向弓擦琴弦过渡，那么明朝则进一步完成了这种过渡，到清朝时，胡琴已经成为了一件主要靠马尾弓拉奏的弓弦乐器了。从清中期开始，胡琴已广泛流行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雅俗共赏的民族乐器。但胡琴多数情况下是用于器乐合奏或乐队主奏，或者说始终是作为一件伴奏乐器。这种局面直到无锡籍二胡艺术家周少梅与刘天华先后对二胡形制进行改良才有所改变，这包括二胡的琴弦由丝弦转为钢丝弦、同时二胡琴杆的长度也较此前有所扩充，现代二胡形制由此而逐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