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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还是向后，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
在所有讨论之前，必须思考的问题是，面对动辄以百亿甚至千万亿计的投资，中国有没有必要做自己的通信标准？
围绕这个问题，整个中国通信业界，已经争论了10年之久。自2000年5月TD-SCDMA入选三大3G国际标准开始，是否做标准？如何做标准？如何“卖标准”？引发的学术之争与利益之争，就再未停息。
反对者或认为中国标准起步就已落后，无法实现弯道赶超，巨额投资难见成效；或认为中国标准技术源自他人，“自主创新”技术乏力；或认为中国标准沦为政绩工程，产业化积弊难返。
最根本的，还是3G没有市场需求。在本世纪早期，手机还被视作奢侈品，除了短信和最简单的WAP以外，没有更多的应用，在没有任何应用，且运营商网络容量大量闲置的情况下，要3G做什么？除了浪费投资，似乎看不到任何好处。
于是，在各种争吵声中，TD-SCDMA小火慢炖，坐在实验室里静看WCDMA和CDMA在全球攻城掠地，看国外一家又一家运营商宣布3G建网，看一家又一家运营商宣布3G巨亏，然后我们欣欣然：还好没着急。
直到中国开始全力扶持TD-SCDMA时，我们才发现，3G“大门”已经关闭，TD-SCDMA已成孤岛：我们的标准还在“产业化”，别人的旗帜已经插遍全世界，没有人愿意用TD-SCDMA，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因为别人的标准已经比较成熟，网络更稳定，手机更漂亮、性能更好。TD-SCDMA似乎成为鸡肋，用之唯艰，弃之难舍。
即使如此，中国依然不得不上马TD-SCDMA。
这并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在全新形势下的国家战略必落之子。
当前，全球正进入一个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依托于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网络，世界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一个有别于以往传统工业的新型文明形态已在形成中。
如同人类历史上的前几次科技革命，经济危机是新一轮的科技变革催化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这场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扩散速度之快，超出世人预料。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失业增加和经济增速下滑，都推动各国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谋求下一时代的经济发展主动权。
在这场变革中，由于信息网络向军事、政府、商业、民生乃至工业生产等各个社会环节的全面融合渗透，无线通信网络成为最关键的基础所在，无论对其他技术产业的推动，还是对安全稳定的支撑保护，通信都是重中之重。
即使只从市场考虑，发展新一代的通信技术也再无障碍。自2010年开始，中国和全球的无线数据使用量已经开始爆炸式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数千倍于目前的规模，运营商的现有网络将远不足以支撑，必须持续升级网络才有望满足用户需求。
显然，为了摆脱在TD-SCDMA上的弱势局面，更好的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TD-LTE必须要做，而且要全力做。
更多人关心的是，我们应该怎样做TD-LTE？
就目前而言，TD-LTE面临的形势，与TD-SCDMA发展早期有些类似：同样被认可为国际标准，同样获得政府的支持，但产业化和市场化也同样落后于竞争对手。
不同在于，政府与业界对TD-LTE的支持力度更早且力度更大，所以TD-LTE与竞争对手的产业化与商用进程差距，比TD-SCDMA要小得多，而且无论是从芯片到终端的产业链，还是频率规划和运营商建网的标准采用，TD-LTE的国际化推广都已经打开突破口。而且，在LTE时代，中国的TD-LTE与欧洲的FDD-LTE的技术差距远小于3G时代，不同标准之间不再径渭分明，走向融合的标准大一统更容易为业界接受。
重要的是，目前，全球的LTE产业布局仍在进行时，这意味着，TD-LTE发展的黄金时间窗口还开着，追赶的机会仍然存在。
所以，我们有可能不再重蹈TD-SCDMA的覆辙，而是加速再加速，发挥全球最大通信市场、最大通信制造产能的优势，让TD-LTE成为真正得到广泛应用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标准。
如果将视野拉开，我们甚至可以把TD-LTE视作一个范本：在众多的产业与科技领域，中国都正在新一轮科技变革中进行赶超，其最关键也是最大的门槛，就在于参与乃至主导国际标准的制定。而通信业是少数几个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有望“走出去”的产业之一。
通过TD-LTE的国际化，中国可以学会怎样地制定并推广一个国际标准，这将成为极宝贵的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该如何设计我们的4G国家战略？
政府全程控盘并非好主意。事实上，无论中兴、华为还是更多的中国通信设备厂商，依靠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都已经在国际LTE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全面退出。就目前而言，TD-LTE在以下方面仍迫切需要政府扶持。
一是频率。频率决定了未来市场空间大小，中国的频率划分将有利于带动更多国家规划TD-LTE频谱，扩大TD-LTE的全球市场空间，且由于历史原因，频率分配情势复杂，只有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才能确保TD-LTE获得所需要的频率资源。
二是商用。目前，TD-LTE的规模试验方案确定和商用牌照发放权仍在政府手中，而作为TD-LTE的主导国，中国进行城市越多、规模越大的试验，越早进行TD-LTE的试商用，越有利于缩小与FDD-LTE商用进程的差距，加速产业成熟，吸引更多国际运营商选择部署，带动全球TD-LTE的规模发展。
三是扶持政策及产业补贴，尤其是在芯片、终端等关键环节。在产业发展前期，尤其是在竞争落后的格局下，政府的扶持引导，将有利于吸引更多企业加入TD-LTE的产业链，并加速推动TD-LTE的产业成熟及商用进程。
综合而言，“国家支持+中移动营销+本土设备制造商建设”的信息产业国家队战略，目前来看仍旧是较佳选择。
这一切都宜早不宜迟。在全球运营商都在高度关注中国TD-LTE市场实质性发展情况下，如果后续发展不明朗，产业市场的信心可能会受到影响，一旦TD-LTE的国际市场出现负面转折，3G的教训也许会再次重演。
在所有讨论之前，必须思考的问题是，面对动辄以百亿甚至千万亿计的投资，中国有没有必要做自己的通信标准？
围绕这个问题，整个中国通信业界，已经争论了10年之久。自2000年5月TD-SCDMA入选三大3G国际标准开始，是否做标准？如何做标准？如何“卖标准”？引发的学术之争与利益之争，就再未停息。
反对者或认为中国标准起步就已落后，无法实现弯道赶超，巨额投资难见成效；或认为中国标准技术源自他人，“自主创新”技术乏力；或认为中国标准沦为政绩工程，产业化积弊难返。
最根本的，还是3G没有市场需求。在本世纪早期，手机还被视作奢侈品，除了短信和最简单的WAP以外，没有更多的应用，在没有任何应用，且运营商网络容量大量闲置的情况下，要3G做什么？除了浪费投资，似乎看不到任何好处。
于是，在各种争吵声中，TD-SCDMA小火慢炖，坐在实验室里静看WCDMA和CDMA在全球攻城掠地，看国外一家又一家运营商宣布3G建网，看一家又一家运营商宣布3G巨亏，然后我们欣欣然：还好没着急。
直到中国开始全力扶持TD-SCDMA时，我们才发现，3G“大门”已经关闭，TD-SCDMA已成孤岛：我们的标准还在“产业化”，别人的旗帜已经插遍全世界，没有人愿意用TD-SCDMA，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因为别人的标准已经比较成熟，网络更稳定，手机更漂亮、性能更好。TD-SCDMA似乎成为鸡肋，用之唯艰，弃之难舍。
即使如此，中国依然不得不上马TD-SCDMA。
这并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在全新形势下的国家战略必落之子。
当前，全球正进入一个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依托于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网络，世界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一个有别于以往传统工业的新型文明形态已在形成中。
如同人类历史上的前几次科技革命，经济危机是新一轮的科技变革催化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这场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扩散速度之快，超出世人预料。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失业增加和经济增速下滑，都推动各国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谋求下一时代的经济发展主动权。
在这场变革中，由于信息网络向军事、政府、商业、民生乃至工业生产等各个社会环节的全面融合渗透，无线通信网络成为最关键的基础所在，无论对其他技术产业的推动，还是对安全稳定的支撑保护，通信都是重中之重。
即使只从市场考虑，发展新一代的通信技术也再无障碍。自2010年开始，中国和全球的无线数据使用量已经开始爆炸式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数千倍于目前的规模，运营商的现有网络将远不足以支撑，必须持续升级网络才有望满足用户需求。
显然，为了摆脱在TD-SCDMA上的弱势局面，更好的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TD-LTE必须要做，而且要全力做。
更多人关心的是，我们应该怎样做TD-LTE？
就目前而言，TD-LTE面临的形势，与TD-SCDMA发展早期有些类似：同样被认可为国际标准，同样获得政府的支持，但产业化和市场化也同样落后于竞争对手。
不同在于，政府与业界对TD-LTE的支持力度更早且力度更大，所以TD-LTE与竞争对手的产业化与商用进程差距，比TD-SCDMA要小得多，而且无论是从芯片到终端的产业链，还是频率规划和运营商建网的标准采用，TD-LTE的国际化推广都已经打开突破口。而且，在LTE时代，中国的TD-LTE与欧洲的FDD-LTE的技术差距远小于3G时代，不同标准之间不再径渭分明，走向融合的标准大一统更容易为业界接受。
重要的是，目前，全球的LTE产业布局仍在进行时，这意味着，TD-LTE发展的黄金时间窗口还开着，追赶的机会仍然存在。
所以，我们有可能不再重蹈TD-SCDMA的覆辙，而是加速再加速，发挥全球最大通信市场、最大通信制造产能的优势，让TD-LTE成为真正得到广泛应用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标准。
如果将视野拉开，我们甚至可以把TD-LTE视作一个范本：在众多的产业与科技领域，中国都正在新一轮科技变革中进行赶超，其最关键也是最大的门槛，就在于参与乃至主导国际标准的制定。而通信业是少数几个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有望“走出去”的产业之一。
通过TD-LTE的国际化，中国可以学会怎样地制定并推广一个国际标准，这将成为极宝贵的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该如何设计我们的4G国家战略？
政府全程控盘并非好主意。事实上，无论中兴、华为还是更多的中国通信设备厂商，依靠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都已经在国际LTE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全面退出。就目前而言，TD-LTE在以下方面仍迫切需要政府扶持。
一是频率。频率决定了未来市场空间大小，中国的频率划分将有利于带动更多国家规划TD-LTE频谱，扩大TD-LTE的全球市场空间，且由于历史原因，频率分配情势复杂，只有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才能确保TD-LTE获得所需要的频率资源。
二是商用。目前，TD-LTE的规模试验方案确定和商用牌照发放权仍在政府手中，而作为TD-LTE的主导国，中国进行城市越多、规模越大的试验，越早进行TD-LTE的试商用，越有利于缩小与FDD-LTE商用进程的差距，加速产业成熟，吸引更多国际运营商选择部署，带动全球TD-LTE的规模发展。
三是扶持政策及产业补贴，尤其是在芯片、终端等关键环节。在产业发展前期，尤其是在竞争落后的格局下，政府的扶持引导，将有利于吸引更多企业加入TD-LTE的产业链，并加速推动TD-LTE的产业成熟及商用进程。
综合而言，“国家支持+中移动营销+本土设备制造商建设”的信息产业国家队战略，目前来看仍旧是较佳选择。
这一切都宜早不宜迟。在全球运营商都在高度关注中国TD-LTE市场实质性发展情况下，如果后续发展不明朗，产业市场的信心可能会受到影响，一旦TD-LTE的国际市场出现负面转折，3G的教训也许会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