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骏,这位英文名与我相同的“打工皇帝”陷入了“学历门”事件。本来,这位曾经的“微软中国”掌门人,当年因为得到“哈佛大学辍学生”比尔•盖茨的赏识,被派回中国开辟市场,想必那时比尔•盖茨和唐骏自己都没有真把学历当回事。然而,一旦踏上这片到处都充满“特色”的国土,即使已贵为“微软中国”CEO的他,竟也不能免俗,于是在“西太平洋”弄了个博士头衔为自己添砖加瓦。又不料在10多年后,却被载舟覆舟地搞得灰头土脸。
　　在一切都向“官本位”看齐的社会中,在官场上被定义为“不可少”的学历,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不过,在买卖行里,本来是不讲学历乃至“不问出处”的,甚至以此为荣。这样,一旦犯事,说不懂法律也更顺理成章些。前不久,有一个“打工小吏”,因读书太少不懂“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常以自己“没有上大学,年薪几十万”的经历刺激手下的大学生劳工,结果被刺身亡。但如今,真正的“成功人士”大都“儒”起来了,因为不“儒”则上不了“TOP榜”。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学历的认识误区,也使加诸其上的光环有一种距离的美感。坊间常说,隔行如隔山,但如果起到区隔作用的是专业知识,那就隔行如隔海了。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字可以证实这一点:2008年中国13.28亿人口中,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只占6.29%,为8353万人;而有硕士学位者不到200万人,仅占1.5‰;有博士学位者则不到30万人,仅占0.2‰。因此,在13亿人口中,有高等教育学历者是一个小圈子,所以,其境遇就要“两分法”了,一方面是“物以稀为贵”,另一方面则是“高处不胜寒”。
　　再看国人给各层级“学位”起的名号,更增加了其名牌效应。大学本科毕业,可获“学士”学位,这还平和些。再往上,就是“硕士”和“博士”。在古汉语中,“硕士”者,“贤能博学之士”也;“博士”者,“通晓古今、能言善辩之人”也——于是,对学界之内情隔山隔海的民众乃至用人单位甚至党政机关,都对“硕士”和“博士”产生了错误认识。
　　平心而论,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常识教育,到了大专、大本就属于一定专业领域内的通识教育了,而硕士、博士则属于进一步求精求深的专门或专业教育。这就是说,学历学位越高,其实并非如大多数国人所想,是意味着知识面更加广博,反倒是更狭窄。所以,要使用硕士、博士,专业对口最为重要。
　　在计划经济时期,几乎所有人都是“螺丝钉”,被计划到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在正常情况下,中专以上学历可以给一个“国家干部”的待遇,这是“物以稀为贵”;但是,他们必须常常接受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免“翘尾巴”;政治运动来临时,他们就会首当其冲地成为“运动对象”或“准对象”,尤其是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时期,学历便成了包袱,最文雅的称呼是“臭老九”。
　　改革开放后,“科教兴国”成为国策。但至少是迄今为止,“专业”的概念并没有真正被国人所理解。媒体上经常可看到一些公司、企事业单位甚至党政机关以本单位有多少硕士、博士为骄傲。其实,关键的问题是有多少硕士、博士真正能够从专业的角度发挥其潜力。曾见一位部级领导发怒,因为招进了几个博士,却连部长讲话都写不好,于是放言今后再也不要博士。当然,也有为高学位所累,人情世故都不懂的“傻博”,但更多的是因为专业不对口而“被傻”了的。
　　学历学位的真正作用是说明相关人才是经过了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序的专门训练,从而具有其特有的专业眼光和思维方式。但应该承认,也有人可以不通过专业训练而另辟蹊径自学成才。在我们的“人才工程”中,对这个问题是开明的、宽容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中,却没有把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贯彻下去,常常造成“学历歧视”。现实中,一个人对其承担的工作明明是胜任愉快的,却可能因“学历”所碍而被撤换替代。同时,在中国,工作岗位成为稀缺资源之后,学历又被当作高门槛来实施社会排斥。
　　总而言之,对身陷“学历门”如唐骏者,笔者既理解其无奈,又抨击其虚伪。但是,关乎学历,中国恐怕还是要走出忽视乃至轻视“专业”的怪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