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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对于作家何建明来说，《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是一部不得不写的作品。这是时代的需要，更是百姓的需要。《中华读书报》（下称：《读书报》）记者专访了何建明，谈《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读书报》：为什么想到写《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何建明：（2014）12月13日是第一个国家公祭日，中国的公祭日迟到了77年。日本人作为施暴者，在“南京大屠杀”的第五天就祭奠他们死去的2000多个日本兵，并且每年在广岛举行公祭仪式。从“淞沪大战”到“南京大屠杀”，中国有50多万人死于战争。 如果不是钓鱼岛纷争，如果不是安倍晋三一次次挑起事端，我们年轻一代还有多少人知道南京曾经发生过如此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事件？
今天的中国比70多年前强大，军队与装备也强大精良得多，但仅仅有这些还不够，我们中华民族到底应该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悲剧中吸取些什么？这是我要写这本书的目的。
《读书报》：“南京大屠杀”过去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一直没有人从文学角度全面关注？
何建明：徐志庚和张纯如从不同角度写过，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做了很多贡献。但他们也受到历史的局限和资料的局限，还不够全面。还有很多研究大屠杀的学术书，躺在书库里没人知道。我查阅了4000多万字的历史档案，不只了解中、日两国的资料，也了解国际形式，采访了南京城那些年长的幸存者和诸多研究专家们。最关键的是日本人写“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军方资料，再纵观今天的中国与世界现实，一是公祭来得晚；二是全面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书，来得太晚。
《读书报》：您写作这本书，有什么独特的发现？
何建明：很多专家学者只是完成了史料的整理，我有新的发现。一是要正确认识。日本的残暴恶行之外，日本民族和军队的某些精神和信仰是值得我们思考的。77年前，日本兵第一次到中国来，把南京一个乡镇的地名、地貌记得清清楚楚。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是“中国通”，每到一处都写诗词。我们打日本人，但是对他们了解多少？确立公祭日，主要是提醒国人今天应该记住什么；二是反思中国为什么失败？日本军人是杀人魔鬼，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他们有高端智慧，几乎每个日本兵都写日记，我看到许多士兵在日记里描述：接到应征通知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边哭边流着泪说自己家人总算有了为天皇效忠的机会！相比之下，我们的军队不少是拉壮丁式的“征兵”，有些是哭着喊着硬被拉走的。所以当时听起来中国军队守城部队数量上比日军多出1倍，但真正有战斗力的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这是造成日本军队横扫我苏南大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读书报》：在取舍上是否更需要有所选择？写作上侧重哪些方面？
何建明：再写“南京大屠杀”，叙述非常重要，我特别注意全面性、客观性的叙述。日军攻克南京城后的第五天，日军在中华门至“总统府”路段举行“入城仪式”。有一个方队，穿着整齐的军服，每人胸前挂着一个用白布包着的盒子，那是死去的日本兵的遗骨及遗物……“看到这些，我们的心情异常沉痛，发誓要为他们报仇！”这是日本兵当天日记里的话。
我感觉十分恐怖，也十分震憾，一个每时每刻用死去战友的灵魂来激励自己意志的军队，会是什么样的战斗力？我们不是夸日本怎样，而是必须了解中国人输在哪里，中国的今天也要记住这些。
《读书报》：开篇从背景写起，是否也是为了更为全面地反映“南京大屠杀”？
何建明：为什么出现“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为什么打了8年？原因很多，但“国军”内部的相互消耗、互不信任、各自为阵、临阵改辙是重要因素。在77年前的“吴淞大战”时，蒋介石政府对日决战的军事部署和所投入的兵力、装备并不比日军逊色多少，而我们的用兵数量都在日军1倍以上。造成最终悲剧的原因是，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被内奸出卖了。上午商议封锁江阴的长江要塞、不让在武汉的日本战舰支援上海，中午汪精卫手下的机要秘书黄浚就把这个机密透露给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随后日舰星夜兼程逃出我江阴防御要塞，加入了上海的战役，最后造成中国军队全线溃败。在南京保卫战的初期，我方军民数十万人共同对敌，登陆初期的日军像瞎子摸大象一样，这时又有汉奸突然冒出，他们明的、暗的为日军点灯引路，毁我要害。
我在写作时也思考，我们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军队有什么问题。和平时期的今天，我们难道不该清醒地意识到如今在我们身边“潜在汉奸”的现象吗？信仰教育、党员群众路线教育、爱国教育，等等，又是何等的重要与紧迫！没有这样的教育，如果中国再度危难，汉奸现象将依然盛行……国家、政党和制度上需要改变的某些东西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读书报》：这种反思与《忠诚与背叛》是一脉相承的？
何建明：《忠诚与背叛》主要是党性和信念的反思，这次主是要对国民性的反思。有件事我一直疑惑不解：30多万人，面对强盗的枪杀和残暴时，他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征服和屠杀了？当然不能否认放下武器的军人与市民赤手空拳，无法与荷枪实弹的日军拼个输赢。
我看了不少死里逃生者回忆当年大屠杀现场的文字，令人遗憾的是，很难能看到有我军人士和民众面对日军屠杀的机枪子弹而奋起反抗的情景。胆怯是人的天性，但没有血性的军队、没有血性的民族，遇到日本侵略者这样灭绝人性的军队，惨遭大屠杀是必然的。“武士道”源于我国最初的武术，可是被日本人继承并完善，中国人完全丢掉了。
《读书报》：那么您希望这本书起到什么作用？
何建明：一是尽量客观，让日本人认账；二是揭露日方的本质的问题。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争议，很大的一点就是关于到底是“30万人”还是“不到30万人”的问题。30万人的数字是否准确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不能因为人数就抹杀了日军残暴的罪行。
我们在对待和处理有关被日本军队残害致死的人数和人员分类问题上的混乱，很容易让人当做攻击我们的话柄。比如当年南京政府重要人物所发表的文章、讲话，甚至是一些诸如警察厅官员记载的日本军队进攻前南京城内的人数时，一会说是还留有“20多万人”，一会又说“约50万人”，到底是多少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战后几十年，不同政府、不同组织，也多次对“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进行过统计、调查，但都是不全面的，缺乏严谨、科学、系统、精细的调查与统计。当时约翰·拉贝他们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留下的史料中，物品单上记载了日军抢劫后他们丢失的物品，甚至连一只杯子、一根桌腿都清晰无误地写在纸上、装入文件档案内。一个民族好的习惯，不是一天养成的。一个不注意细节的人，是不可能成大器的；一个不注意细节的国家，同样不可能成为真正强大的国家。
《读书报》：这么多资料，您是怎么把握的？
何建明：在尽可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如何取舍、如何表达，是一个作者的思想力、观察力、历史观点、立场的综合表达。有人深入生活，十年抓不了一滴水，有人一次就把金子抓到了。我的时间和自由度不够。我在力所能及地调动所有智慧和可能。所以我说，最好的作品在我退休以后，但是体力和写作的冲动是否还有，也很难说。但至少退休后5年和10年是创作的黄金期，很多重要题材等着我去写。
《读书报》：您的作品，即使触碰敏感的问题，分寸也把握得非常好。
何建明：我有意触动一些敏感的问题，希望重重地敲打一下国民。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悲惨，我们不能光流泪，还要反思。大事件写完可以收笔了，但是我还憋着很多气，还要回答我自己为什么写这本书。所以有了“十问国人”（《人民文学》第12期）。我希望更多地关注历史，从国民性、民族性的问题深入思考。如果不能提出深刻的问题，文学作品就可能简单化。
《读书报》：在文体上是怎么考虑的？大段的引用，会不会淹没思考？在结构上又有什么讲究？
何建明：文体上看似没有讲究，实际上是有思想高度的考虑，希望深刻反思民族的狭隘和自私。引用得多是有道理的。有些章节，这一段是中国士兵的日记，另一段是日本士兵的日记，连续引用的几段日记也是有连贯性的。幸存者和当事者的表达远比叙述本身有力量，有的地方很直白，反而最能说明问题。思考的笔墨少一点没关系。但是结构非常重要，如果单向性写作，作品会比较单调薄弱。这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决战，我从“南京大屠杀”的源头写起，有中方、日方、欧美人士和幸存者的现场目击实录，还有一章专门写到日本鬼子是如何从一个善良的人转化成一个魔鬼。为什么他们残暴，我要找到民族的劣根性。
（摘自《中华读书报》 ）（图片 37.jpg 图注：何建明）
《读书报》：为什么想到写《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何建明：（2014）12月13日是第一个国家公祭日，中国的公祭日迟到了77年。日本人作为施暴者，在“南京大屠杀”的第五天就祭奠他们死去的2000多个日本兵，并且每年在广岛举行公祭仪式。从“淞沪大战”到“南京大屠杀”，中国有50多万人死于战争。 如果不是钓鱼岛纷争，如果不是安倍晋三一次次挑起事端，我们年轻一代还有多少人知道南京曾经发生过如此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事件？
今天的中国比70多年前强大，军队与装备也强大精良得多，但仅仅有这些还不够，我们中华民族到底应该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悲剧中吸取些什么？这是我要写这本书的目的。
《读书报》：“南京大屠杀”过去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一直没有人从文学角度全面关注？
何建明：徐志庚和张纯如从不同角度写过，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做了很多贡献。但他们也受到历史的局限和资料的局限，还不够全面。还有很多研究大屠杀的学术书，躺在书库里没人知道。我查阅了4000多万字的历史档案，不只了解中、日两国的资料，也了解国际形式，采访了南京城那些年长的幸存者和诸多研究专家们。最关键的是日本人写“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军方资料，再纵观今天的中国与世界现实，一是公祭来得晚；二是全面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书，来得太晚。
《读书报》：您写作这本书，有什么独特的发现？
何建明：很多专家学者只是完成了史料的整理，我有新的发现。一是要正确认识。日本的残暴恶行之外，日本民族和军队的某些精神和信仰是值得我们思考的。77年前，日本兵第一次到中国来，把南京一个乡镇的地名、地貌记得清清楚楚。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是“中国通”，每到一处都写诗词。我们打日本人，但是对他们了解多少？确立公祭日，主要是提醒国人今天应该记住什么；二是反思中国为什么失败？日本军人是杀人魔鬼，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他们有高端智慧，几乎每个日本兵都写日记，我看到许多士兵在日记里描述：接到应征通知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边哭边流着泪说自己家人总算有了为天皇效忠的机会！相比之下，我们的军队不少是拉壮丁式的“征兵”，有些是哭着喊着硬被拉走的。所以当时听起来中国军队守城部队数量上比日军多出1倍，但真正有战斗力的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这是造成日本军队横扫我苏南大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读书报》：在取舍上是否更需要有所选择？写作上侧重哪些方面？
何建明：再写“南京大屠杀”，叙述非常重要，我特别注意全面性、客观性的叙述。日军攻克南京城后的第五天，日军在中华门至“总统府”路段举行“入城仪式”。有一个方队，穿着整齐的军服，每人胸前挂着一个用白布包着的盒子，那是死去的日本兵的遗骨及遗物……“看到这些，我们的心情异常沉痛，发誓要为他们报仇！”这是日本兵当天日记里的话。
我感觉十分恐怖，也十分震憾，一个每时每刻用死去战友的灵魂来激励自己意志的军队，会是什么样的战斗力？我们不是夸日本怎样，而是必须了解中国人输在哪里，中国的今天也要记住这些。
《读书报》：开篇从背景写起，是否也是为了更为全面地反映“南京大屠杀”？
何建明：为什么出现“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为什么打了8年？原因很多，但“国军”内部的相互消耗、互不信任、各自为阵、临阵改辙是重要因素。在77年前的“吴淞大战”时，蒋介石政府对日决战的军事部署和所投入的兵力、装备并不比日军逊色多少，而我们的用兵数量都在日军1倍以上。造成最终悲剧的原因是，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被内奸出卖了。上午商议封锁江阴的长江要塞、不让在武汉的日本战舰支援上海，中午汪精卫手下的机要秘书黄浚就把这个机密透露给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随后日舰星夜兼程逃出我江阴防御要塞，加入了上海的战役，最后造成中国军队全线溃败。在南京保卫战的初期，我方军民数十万人共同对敌，登陆初期的日军像瞎子摸大象一样，这时又有汉奸突然冒出，他们明的、暗的为日军点灯引路，毁我要害。
我在写作时也思考，我们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军队有什么问题。和平时期的今天，我们难道不该清醒地意识到如今在我们身边“潜在汉奸”的现象吗？信仰教育、党员群众路线教育、爱国教育，等等，又是何等的重要与紧迫！没有这样的教育，如果中国再度危难，汉奸现象将依然盛行……国家、政党和制度上需要改变的某些东西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读书报》：这种反思与《忠诚与背叛》是一脉相承的？
何建明：《忠诚与背叛》主要是党性和信念的反思，这次主是要对国民性的反思。有件事我一直疑惑不解：30多万人，面对强盗的枪杀和残暴时，他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征服和屠杀了？当然不能否认放下武器的军人与市民赤手空拳，无法与荷枪实弹的日军拼个输赢。
我看了不少死里逃生者回忆当年大屠杀现场的文字，令人遗憾的是，很难能看到有我军人士和民众面对日军屠杀的机枪子弹而奋起反抗的情景。胆怯是人的天性，但没有血性的军队、没有血性的民族，遇到日本侵略者这样灭绝人性的军队，惨遭大屠杀是必然的。“武士道”源于我国最初的武术，可是被日本人继承并完善，中国人完全丢掉了。
《读书报》：那么您希望这本书起到什么作用？
何建明：一是尽量客观，让日本人认账；二是揭露日方的本质的问题。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争议，很大的一点就是关于到底是“30万人”还是“不到30万人”的问题。30万人的数字是否准确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不能因为人数就抹杀了日军残暴的罪行。
我们在对待和处理有关被日本军队残害致死的人数和人员分类问题上的混乱，很容易让人当做攻击我们的话柄。比如当年南京政府重要人物所发表的文章、讲话，甚至是一些诸如警察厅官员记载的日本军队进攻前南京城内的人数时，一会说是还留有“20多万人”，一会又说“约50万人”，到底是多少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战后几十年，不同政府、不同组织，也多次对“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进行过统计、调查，但都是不全面的，缺乏严谨、科学、系统、精细的调查与统计。当时约翰·拉贝他们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留下的史料中，物品单上记载了日军抢劫后他们丢失的物品，甚至连一只杯子、一根桌腿都清晰无误地写在纸上、装入文件档案内。一个民族好的习惯，不是一天养成的。一个不注意细节的人，是不可能成大器的；一个不注意细节的国家，同样不可能成为真正强大的国家。
《读书报》：这么多资料，您是怎么把握的？
何建明：在尽可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如何取舍、如何表达，是一个作者的思想力、观察力、历史观点、立场的综合表达。有人深入生活，十年抓不了一滴水，有人一次就把金子抓到了。我的时间和自由度不够。我在力所能及地调动所有智慧和可能。所以我说，最好的作品在我退休以后，但是体力和写作的冲动是否还有，也很难说。但至少退休后5年和10年是创作的黄金期，很多重要题材等着我去写。
《读书报》：您的作品，即使触碰敏感的问题，分寸也把握得非常好。
何建明：我有意触动一些敏感的问题，希望重重地敲打一下国民。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悲惨，我们不能光流泪，还要反思。大事件写完可以收笔了，但是我还憋着很多气，还要回答我自己为什么写这本书。所以有了“十问国人”（《人民文学》第12期）。我希望更多地关注历史，从国民性、民族性的问题深入思考。如果不能提出深刻的问题，文学作品就可能简单化。
《读书报》：在文体上是怎么考虑的？大段的引用，会不会淹没思考？在结构上又有什么讲究？
何建明：文体上看似没有讲究，实际上是有思想高度的考虑，希望深刻反思民族的狭隘和自私。引用得多是有道理的。有些章节，这一段是中国士兵的日记，另一段是日本士兵的日记，连续引用的几段日记也是有连贯性的。幸存者和当事者的表达远比叙述本身有力量，有的地方很直白，反而最能说明问题。思考的笔墨少一点没关系。但是结构非常重要，如果单向性写作，作品会比较单调薄弱。这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决战，我从“南京大屠杀”的源头写起，有中方、日方、欧美人士和幸存者的现场目击实录，还有一章专门写到日本鬼子是如何从一个善良的人转化成一个魔鬼。为什么他们残暴，我要找到民族的劣根性。
（摘自《中华读书报》 ）（图片 37.jpg 图注：何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