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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南方史诗论》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英译特点并指出书中有待改进之处。通过分析，认为《南方史诗论》英译本合理灵活地处理了目录内容安排、段落的合并与拆分、语篇衔接手段的运用、章节标题的翻译、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词语的翻译等问题，同时指出该书在脚注、长度单位、索引内容等方面仍有待于改进之处，旨在更好地弘扬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加强不同民族的相互理解，促进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南方史诗论》；少数民族史诗；经典著作；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3-175-03
【本文著录格式】卢长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南方史诗论》英译本评介[J].中国民族博览，2021，07（13）：175-177.
中国南方居住着30多个少数民族，由于受地理环境、社会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史诗。《南方史诗论》便是一部关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经典著作。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亚虎研究员撰写，1999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由绪论、形态篇、源流篇、本文篇、类型篇、形象篇、艺术篇、文化篇、比较篇、延续篇、百科篇、后记组成。该书论述了南方多个少数民族的原始性史诗、英雄史诗、迁徙史诗的各种传播形态、源流、文本、类型、艺术特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多学科价值等内容[1]。绪论部分研究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形态、精神氛围、风俗民情对史诗所产生的影响。形态篇研究史诗中祭祀仪式、生产征战环节、人生礼仪、娱乐场合演唱的传播形态以及这些传播形态的功能；源流篇研究史诗的起源和发展；文本篇研究原始性史诗中的天地形成、人类起源、早期创造等内容，英雄史诗关于过渡时期“强者作了主、弱者降为奴”的征服掠夺战争和后期的民族统一战争；类型篇研究史诗中奇孕、洪水、化生、射日、考验、离合等各种类型；形象篇研究史诗中塑造的图腾、始祖、与自然斗争的英雄、部落征战英雄等形象；艺术篇研究史诗中各种形象所具有的象征、隐喻、实与幻交替叠印等艺术特点；文化篇研究史诗产生的山地农耕文化、群体文化、神巫文化、口传文化等文化根基；比较篇对比研究中国南方史诗与其他民族史诗，指出文化差异使南方史诗具有不同的特点；延续篇研究史诗的原始意象、叙事形态在后世文学作品中重现现象及所具有的永久魅力；百科篇研究史诗在历史学、哲学、伦理学、宗教学、自然科学中的价值；后记介绍彝、哈尼、苗等民族新发掘的几部史诗。该书的英译有助于弘扬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加强不同民族的相互理解，促进跨文化交流。
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推向世界，大连民族大学英语教师承担了《南方史诗论》的英译任务。该书的英译本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翻译文库》研究成果，该文库2016年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7年立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①。该书英译本2019年由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翻译有助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促进跨文化交流、加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的传播及研究，可为国内外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本文重点研究该书的英译特点并指出书中有待于改进之处。
一、合理增加英译本目錄内容
译者没有拘泥于汉语文本的框架安排，而是灵活地对原汉语版本中目录进行了调整。增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郎樱对五部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所撰写的前言，美国人类学家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为五部英译本所撰写的评论，五部英译本总主编撰写的前言，对该书汉语本作者的简介、索引等内容。郎樱以及马克·本德尔对该系列译著的评价，有助于读者和国内外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者了解译著的学术价值。总主编前言可以使读者理解该系列译著的翻译基本原则等；该书汉语本作者的简介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研究成果；由于汉语文本中提及诸多专有名词，如地名、山名、江河名、人名、民族、节日等，为方便读者检索、定位所需信息，提高阅读效率，译者在书后增加了索引部分。
二、清晰翻译章节标题
翻译是个动态过程。译者在对汉语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没有机械地进行一对一的翻译，而是灵活地运用翻译方法。如将汉语文本中无章节标识的部分加上章节标识，即加上chapter one，chapter two等，使译文清晰、具有层次，易于译入语读者阅读。由于标题是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可为读者提供所阅读文章的主要线索，因此在标题的翻译中，译者应重视翻译的简洁清晰。在对该汉语文本目录的翻译中，译者没有直接将“本文篇”和“类型篇”直译为texts和types，而是灵活地分别译为易于读者理解的Epic Struggles and Conflicts和Narrative Theme。将“类型篇”章节中次标题相应地译为The Theme of……或Themes of……，如将“奇孕型与盘瓠”译为The Theme of Magical Conception in the Epics of Panhu，“射日型”和“斗雷型”译为Themes of Shooting Down Suns and Fighting Against Thunder；将“形态篇”中“早期的典型形态——在祭祖等祭祀仪式上的形态”译为Typical Early Forms：sacrificial Rites。
三、灵活合并与拆分段落
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这种差异在英汉段落结构安排上也有所体现。汉语段落多自由发展，段落或长或短，而英语段落则多简单且具有规律。译者在该书的英译中能恰当地处理段落安排，将一些超长段落切分为短小段落，或将一些超短段落合并，符合了英语文化民族的阅读习惯。如将汉语本21页的超长段落“例如，早在公元一二史记，傣族……”拆分为4小段短，将24页中的超短2个段落“面对着这样一个……”和“康德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合并为一个段落。 四、积极运用语篇衔接手段
英语和汉语在语篇衔接手段方面存在差异性。英语是形合语言，注重句子在形式上的连贯与结构的严谨，而汉语则是意合语言。为使译文符合英语语篇谋略，使译入语读者易于接受阅读内容，该书的英译灵活地运用了照应、替代、省略和连接英语语篇衔接手段。如译者将“布杰再次上天，要剥雷公皮，要抽雷公筋，雷公不得不认输。”一句译为Bujie，in great anger，went to heaven again with the intention of peeling off the thunder god’s skin and pulling out his tendons。当译者再次提及“雷公”时，使用了所属代词his，回指上文提到的thunder god’s，使his和thunder god’s构成照应，使语句语义连贯。将“《牡帕密帕》叙述，天神厄莎撒下葫芦籽，出苗长藤结葫芦，老鼠啃开葫芦，走出一男一女。”一句译为Mupa Mipa narrates that Esha，the celestial god，sowed gourd seeds that grew into vines and bore more gourds. Eventually a man and a woman crept out of a gourd after a mouse bit it open。译者加上连接词Eventually，实现了英语的语篇衔接。将“……有的树果苦，有的樹果酸，有的树果甜……”一句译为Some fruits were bitter，some fruits were sweet and some others were tart。译者使用了others以替代上文提及的fruits，避免了重复，使语言凝练，增强语义衔接。将“接着是塔婆、模米“喝了怀胎水”，一个“生了百人”，一个“生了千人”。” 一句译为Later，Tapo and Momi “drank some impregnanting water.”One“gave birth to one hundred humans” and “the other one thousand humans.”，译者使用了省略的衔接手段，将上文提及到的gave birth to省略，使语言简洁明了，实现了译文的连贯。
五、凸显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词语
翻译作为语际交流，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更是两种文化的转换过程。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2]。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民族史诗研究著作英译中不可避免涉及文化特殊词语，对少数民族语境下的特殊词语的理解、诠释与翻译不仅仅受到社会、文化、历史等非语言因素的支配，同时也受到词组搭配、句段、篇章和题材等微观语境的影响。译者对本源概念的释义不能停留在语言的表层结构，必须将其放置到语言整体情景中加以考察，做到“以实定象，以境定义” [3]。译者对这些独特文化词语的翻译根据语境采用了归化加异化的方法，即先将独特文化词语翻译统一译为译入语读者易于接受的语言，然后在括号中以拼音的形式标注这些词语，如，对“乃少”的翻译是woman leader （naishao），“爱杜斯尼”water ghost（ aidusini）、“波曼”village father（ boman）、“卓巴”village father （zhuoba）、“活路头”village head（huolutou）、“卓色”village mother （zhuose）等。南方少数民族对神职人员有不同的称呼，如纳西族的东巴（dongba）、景颇族的斋瓦（zhaiwa）、彝族的贝玛 （beima）、土家族的梯玛（tima）、苗族的里佬 （lilao）、壮族的摩公（mogong）和师公（shigong） 、哈尼族的米古（Migu）、阿昌族的活袍（huopao）等，这些称呼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为方便译入语读者的阅读，避免陌生感和排斥感，译者将这些独特文化词语统一译为priest，同时在括号中以拼音斜体形式进行标注，如priest（dongba）。这样的翻译方法不仅可以提高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流畅性，同时还可以展现少数民族的特有文化，有利于跨文化传播。翻译目的论论者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在译者的作用下，以原文文本为基础的跨文化的人类交际活动[4]。
此外，译者还对容易使译入语读者混淆的文化词语进行了恰到好处的翻译。如，书中出现的白族、傈僳族、独龙族的史诗《创世纪》，其文化内涵不同于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纪”内容。为了避免混淆，译者不是简单地将《创世纪》译为《圣经》中的“创世纪”“Genesis”，而是译为“Creation of the world”。
然而，该书的英译也存在有待于改进之处，如脚注顺序的安排和长度单位的翻译等问题。例如，译著第4页提及到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脚注却在书中第334页给出。英汉表达长度的单位不一致，译文中如296页出现的“丈”没有采用注释的翻译方法，容易被译入语读者误解。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中存在误用，如英译本25页第二段中“……The Chinese，on the contrary，have no ethnic epic. For insuperable obstacles are put in the way of the highest class of epic from the very start by the fundamentally prosaic outlook of the Chinese，which gives… …”《南方史诗论》汉语本中提及多部不同民族的史诗，在译著中的索引部分却没有给出，不利于读者检索或定位信息。
总之，《南方史诗论》英译本说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机械地翻译汉语文本，而是充分地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恰到好处地处理了目录内容安排、段落的合并与拆分、语篇衔接手段的运用、章节标题的翻译、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词语的翻译等问题，使译文言之有效，达到了翻译的目的，有助于弘扬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加强不同民族的相互理解，促进跨文化交流。
注释：
① 《南方史诗论》英文版（Studies of the Epics of Southern China）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翻译文库》（五卷本）之一。该文库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成果，2019年由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以系列形式走向世界的第一套丛书。五卷本是《〈格萨尔〉论》《〈江格尔〉论》《〈玛纳斯〉论》《〈格萨尔〉论》《南方史诗论》和《〈乌布西奔妈妈〉研究》。该套译著由大连民族大学民族文学翻译研究所梁艳君教授主编，研究所全体同仁与海外汉学家共同完成，郎樱和Mark Bender（马克·本德尔）分别为该套丛书英文版作序。《<格萨尔>论》由梁艳君、吴春晓译，美国汉学家、藏族宗教学博士William A.McGrath 文字校对。
参考文献：
[1]刘亚虎.南方史诗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1.
[2]王述文.综合英汉翻译教程[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252.
[3]梁艳君，刘莹，马慧芳.北方民族萨满教本源概念诠释与翻译[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104.
[4]赵联斌，刘冶.原型—模型翻译理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254.
作者简介：卢长怀（1963-），男，吉林长春，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
【关键词】《南方史诗论》；少数民族史诗；经典著作；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3-175-03
【本文著录格式】卢长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南方史诗论》英译本评介[J].中国民族博览，2021，07（13）：175-177.
中国南方居住着30多个少数民族，由于受地理环境、社会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史诗。《南方史诗论》便是一部关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经典著作。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亚虎研究员撰写，1999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由绪论、形态篇、源流篇、本文篇、类型篇、形象篇、艺术篇、文化篇、比较篇、延续篇、百科篇、后记组成。该书论述了南方多个少数民族的原始性史诗、英雄史诗、迁徙史诗的各种传播形态、源流、文本、类型、艺术特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多学科价值等内容[1]。绪论部分研究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形态、精神氛围、风俗民情对史诗所产生的影响。形态篇研究史诗中祭祀仪式、生产征战环节、人生礼仪、娱乐场合演唱的传播形态以及这些传播形态的功能；源流篇研究史诗的起源和发展；文本篇研究原始性史诗中的天地形成、人类起源、早期创造等内容，英雄史诗关于过渡时期“强者作了主、弱者降为奴”的征服掠夺战争和后期的民族统一战争；类型篇研究史诗中奇孕、洪水、化生、射日、考验、离合等各种类型；形象篇研究史诗中塑造的图腾、始祖、与自然斗争的英雄、部落征战英雄等形象；艺术篇研究史诗中各种形象所具有的象征、隐喻、实与幻交替叠印等艺术特点；文化篇研究史诗产生的山地农耕文化、群体文化、神巫文化、口传文化等文化根基；比较篇对比研究中国南方史诗与其他民族史诗，指出文化差异使南方史诗具有不同的特点；延续篇研究史诗的原始意象、叙事形态在后世文学作品中重现现象及所具有的永久魅力；百科篇研究史诗在历史学、哲学、伦理学、宗教学、自然科学中的价值；后记介绍彝、哈尼、苗等民族新发掘的几部史诗。该书的英译有助于弘扬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加强不同民族的相互理解，促进跨文化交流。
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推向世界，大连民族大学英语教师承担了《南方史诗论》的英译任务。该书的英译本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翻译文库》研究成果，该文库2016年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7年立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①。该书英译本2019年由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翻译有助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促进跨文化交流、加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的传播及研究，可为国内外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本文重点研究该书的英译特点并指出书中有待于改进之处。
一、合理增加英译本目錄内容
译者没有拘泥于汉语文本的框架安排，而是灵活地对原汉语版本中目录进行了调整。增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郎樱对五部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所撰写的前言，美国人类学家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为五部英译本所撰写的评论，五部英译本总主编撰写的前言，对该书汉语本作者的简介、索引等内容。郎樱以及马克·本德尔对该系列译著的评价，有助于读者和国内外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者了解译著的学术价值。总主编前言可以使读者理解该系列译著的翻译基本原则等；该书汉语本作者的简介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研究成果；由于汉语文本中提及诸多专有名词，如地名、山名、江河名、人名、民族、节日等，为方便读者检索、定位所需信息，提高阅读效率，译者在书后增加了索引部分。
二、清晰翻译章节标题
翻译是个动态过程。译者在对汉语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没有机械地进行一对一的翻译，而是灵活地运用翻译方法。如将汉语文本中无章节标识的部分加上章节标识，即加上chapter one，chapter two等，使译文清晰、具有层次，易于译入语读者阅读。由于标题是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可为读者提供所阅读文章的主要线索，因此在标题的翻译中，译者应重视翻译的简洁清晰。在对该汉语文本目录的翻译中，译者没有直接将“本文篇”和“类型篇”直译为texts和types，而是灵活地分别译为易于读者理解的Epic Struggles and Conflicts和Narrative Theme。将“类型篇”章节中次标题相应地译为The Theme of……或Themes of……，如将“奇孕型与盘瓠”译为The Theme of Magical Conception in the Epics of Panhu，“射日型”和“斗雷型”译为Themes of Shooting Down Suns and Fighting Against Thunder；将“形态篇”中“早期的典型形态——在祭祖等祭祀仪式上的形态”译为Typical Early Forms：sacrificial Rites。
三、灵活合并与拆分段落
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这种差异在英汉段落结构安排上也有所体现。汉语段落多自由发展，段落或长或短，而英语段落则多简单且具有规律。译者在该书的英译中能恰当地处理段落安排，将一些超长段落切分为短小段落，或将一些超短段落合并，符合了英语文化民族的阅读习惯。如将汉语本21页的超长段落“例如，早在公元一二史记，傣族……”拆分为4小段短，将24页中的超短2个段落“面对着这样一个……”和“康德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合并为一个段落。 四、积极运用语篇衔接手段
英语和汉语在语篇衔接手段方面存在差异性。英语是形合语言，注重句子在形式上的连贯与结构的严谨，而汉语则是意合语言。为使译文符合英语语篇谋略，使译入语读者易于接受阅读内容，该书的英译灵活地运用了照应、替代、省略和连接英语语篇衔接手段。如译者将“布杰再次上天，要剥雷公皮，要抽雷公筋，雷公不得不认输。”一句译为Bujie，in great anger，went to heaven again with the intention of peeling off the thunder god’s skin and pulling out his tendons。当译者再次提及“雷公”时，使用了所属代词his，回指上文提到的thunder god’s，使his和thunder god’s构成照应，使语句语义连贯。将“《牡帕密帕》叙述，天神厄莎撒下葫芦籽，出苗长藤结葫芦，老鼠啃开葫芦，走出一男一女。”一句译为Mupa Mipa narrates that Esha，the celestial god，sowed gourd seeds that grew into vines and bore more gourds. Eventually a man and a woman crept out of a gourd after a mouse bit it open。译者加上连接词Eventually，实现了英语的语篇衔接。将“……有的树果苦，有的樹果酸，有的树果甜……”一句译为Some fruits were bitter，some fruits were sweet and some others were tart。译者使用了others以替代上文提及的fruits，避免了重复，使语言凝练，增强语义衔接。将“接着是塔婆、模米“喝了怀胎水”，一个“生了百人”，一个“生了千人”。” 一句译为Later，Tapo and Momi “drank some impregnanting water.”One“gave birth to one hundred humans” and “the other one thousand humans.”，译者使用了省略的衔接手段，将上文提及到的gave birth to省略，使语言简洁明了，实现了译文的连贯。
五、凸显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词语
翻译作为语际交流，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更是两种文化的转换过程。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2]。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民族史诗研究著作英译中不可避免涉及文化特殊词语，对少数民族语境下的特殊词语的理解、诠释与翻译不仅仅受到社会、文化、历史等非语言因素的支配，同时也受到词组搭配、句段、篇章和题材等微观语境的影响。译者对本源概念的释义不能停留在语言的表层结构，必须将其放置到语言整体情景中加以考察，做到“以实定象，以境定义” [3]。译者对这些独特文化词语的翻译根据语境采用了归化加异化的方法，即先将独特文化词语翻译统一译为译入语读者易于接受的语言，然后在括号中以拼音的形式标注这些词语，如，对“乃少”的翻译是woman leader （naishao），“爱杜斯尼”water ghost（ aidusini）、“波曼”village father（ boman）、“卓巴”village father （zhuoba）、“活路头”village head（huolutou）、“卓色”village mother （zhuose）等。南方少数民族对神职人员有不同的称呼，如纳西族的东巴（dongba）、景颇族的斋瓦（zhaiwa）、彝族的贝玛 （beima）、土家族的梯玛（tima）、苗族的里佬 （lilao）、壮族的摩公（mogong）和师公（shigong） 、哈尼族的米古（Migu）、阿昌族的活袍（huopao）等，这些称呼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为方便译入语读者的阅读，避免陌生感和排斥感，译者将这些独特文化词语统一译为priest，同时在括号中以拼音斜体形式进行标注，如priest（dongba）。这样的翻译方法不仅可以提高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流畅性，同时还可以展现少数民族的特有文化，有利于跨文化传播。翻译目的论论者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在译者的作用下，以原文文本为基础的跨文化的人类交际活动[4]。
此外，译者还对容易使译入语读者混淆的文化词语进行了恰到好处的翻译。如，书中出现的白族、傈僳族、独龙族的史诗《创世纪》，其文化内涵不同于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纪”内容。为了避免混淆，译者不是简单地将《创世纪》译为《圣经》中的“创世纪”“Genesis”，而是译为“Creation of the world”。
然而，该书的英译也存在有待于改进之处，如脚注顺序的安排和长度单位的翻译等问题。例如，译著第4页提及到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脚注却在书中第334页给出。英汉表达长度的单位不一致，译文中如296页出现的“丈”没有采用注释的翻译方法，容易被译入语读者误解。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中存在误用，如英译本25页第二段中“……The Chinese，on the contrary，have no ethnic epic. For insuperable obstacles are put in the way of the highest class of epic from the very start by the fundamentally prosaic outlook of the Chinese，which gives… …”《南方史诗论》汉语本中提及多部不同民族的史诗，在译著中的索引部分却没有给出，不利于读者检索或定位信息。
总之，《南方史诗论》英译本说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机械地翻译汉语文本，而是充分地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恰到好处地处理了目录内容安排、段落的合并与拆分、语篇衔接手段的运用、章节标题的翻译、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词语的翻译等问题，使译文言之有效，达到了翻译的目的，有助于弘扬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加强不同民族的相互理解，促进跨文化交流。
注释：
① 《南方史诗论》英文版（Studies of the Epics of Southern China）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翻译文库》（五卷本）之一。该文库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成果，2019年由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以系列形式走向世界的第一套丛书。五卷本是《〈格萨尔〉论》《〈江格尔〉论》《〈玛纳斯〉论》《〈格萨尔〉论》《南方史诗论》和《〈乌布西奔妈妈〉研究》。该套译著由大连民族大学民族文学翻译研究所梁艳君教授主编，研究所全体同仁与海外汉学家共同完成，郎樱和Mark Bender（马克·本德尔）分别为该套丛书英文版作序。《<格萨尔>论》由梁艳君、吴春晓译，美国汉学家、藏族宗教学博士William A.McGrath 文字校对。
参考文献：
[1]刘亚虎.南方史诗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1.
[2]王述文.综合英汉翻译教程[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252.
[3]梁艳君，刘莹，马慧芳.北方民族萨满教本源概念诠释与翻译[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104.
[4]赵联斌，刘冶.原型—模型翻译理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254.
作者简介：卢长怀（1963-），男，吉林长春，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