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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2年岁的开国将军、原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之一）副院长贾若瑜，新近从医院出院，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八一”前夕，贾老接受了记者的访谈。虽然交谈有点吃力，但将军依然努力回忆……
有故事的人，其人生历程就像一本厚重的书，更何况是我国现今健在的红军将领。采访中，记者得知，贾老 1915年6月19日出生在四川合江一个杏林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中医，母亲虽在他幼年不幸早逝，但他还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国民党的“剿共”战争，封建势力残酷的剥削，加上列强的侵略等等，造成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贾若瑜目睹现状甚为中国出路担心，对现实社会极为愤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中共党员回到合江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初建立了中共赤（水）合（江）特别支部，并在赤水文庙办学校和平民夜校。贾老亲属中舅父段雪笙、表兄梁业广、表亲金云程等人都是共产党员，还有舅祖邹华仙是党的同情者，他成为这两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开始接受党的启蒙教育，逐渐明白了，只有跟共产党闹革命才是拯救中国唯一出路。
虽然闹革命有被杀头的危险，而现实却给他指明了这条道路。1931年他参加了青年团，1933年被党派到地方军阀部队教导队学习军事，从事兵运工作。
1935年8月，他把国民党军队一个完整的机枪连带到了红二、六军团，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四分校任军事教员。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红六军团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参加红军长征的幸存者，聆听那段令人景仰的历史，记者感喟不已。
万里长征不畏险
在长征过程中，贾老经历了不少事情，遇到许多艰险，要说的事万万千。红六军团通过藏区的片段经历，使贾老至今念念不忘。
当时，贾若瑜在红十六师任参谋，负责军务和军训工作。1936年4月25日至4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云南的石鼓至巨甸段渡过金沙江后，进入中甸（今香格里拉）辖区的格罗湾、竹吾地区修整。军团政治部特别强调我藏族同胞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信奉喇嘛教。喇嘛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主要传播于我国藏、蒙地区。“喇嘛”是“上师”的意思，是藏、蒙同胞对僧侣的尊称。同时，藏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这一切在部队进入藏区时，必须认真对待，严格遵守。
4月底的云南金沙江畔是春光明媚，风和日暖，一派令人陶醉的春天气息。可是要准备翻越海拔5300多米高的哈巴雪山，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指战员们必须准备翻越雪山的服装；还要带点辣椒、白酒等。由于行军时间紧迫，只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什么就准备什么了。结果红军依旧穿着单薄的衣裳，赤脚穿草鞋去爬雪山，向藏区挺进了。
1936年5月1日，红六军团随着红二军团之后开始翻越哈巴雪山。早晨5点多钟，贾若瑜他们从山麓向山顶前进，当时山下还是温暖的天气，穿单衣走急了还会出汗，到了两千米以上的山腰时，就感到凉爽了，好像是在春、秋季节似的，天高气爽倒也比较舒适。继续往上攀登到了三千多米以上时，一切舒适的感觉全部消失了，就像进入了天寒地冻的冬季似的，冷风呼啸，瑟瑟逼人，加上高山缺氧，这时有的同志开始出现头晕、心慌、四肢无力、步履艰难，以至出现呕吐了。有些身体虚弱、带病行军的同志实在支撑不住了，他们就长眠在这雪白的高山之上。
在雪山上行军，走累了还不能停歇，更不能坐下，只要坐下休息就可能会随之倒毙，永远站不起来了。因此不论多么累，多么艰难，都要不停地迈开脚步向前走去，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前进！特别是背着行军锅爬雪山的同志，一旦遇到狂风发作，就连人带锅一起被刮走，活活埋葬在茫茫雪海之中……
到中甸县城后，我军总部立即张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布告说明红军是“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的军队，让当地藏胞知道红军路过的目的。
当地有座喇嘛庙名叫归化寺。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下，贾若瑜开展宣传，做好争取藏胞和喇嘛僧侣的工作。由于全体官兵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实际行动影响当地群众取得好感，使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归化寺保管财务和跳神用品的喇嘛夏拿古瓦等人解除了顾虑，主动来到红军驻地，会见贺龙同志。贺龙总指挥就请他们带信函转交归化寺的八大长老，说明红军对藏胞和寺庙的政策，并派哨兵站岗保护该寺。
红二军团是4月30日到达中甸城。5月2日，贺龙同志等四十余人应邀前往归化寺做客，受到了该寺全体僧侣的欢迎。掌教的八大长老和数十名喇嘛将贺龙一行迎入“直仓”（神殿），这是喇嘛教最神圣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跳神”仪式。同时，贺龙同志也给他们赠送了“兴盛番族”的红色横幅，表达对藏族同胞诚挚的祝愿。
在中甸短短的几天里，部队和藏胞之间由陌生到熟悉。每天清晨大家照面时，藏胞们总是面带笑容地说：“扎西德勒”（吉祥如意）。不少人还伸出大拇指说：“牙磨！牙磨！”（意思是很好，很好）。当他们看见部队煮青稞当干饭吃（因高原开水的沸点是低于100℃，青稞皮厚煮不烂，吃了不消化），就告诉说要将青稞加工成炒面，再用酥油搅拌，然后把它捏成小条，用酥油茶或菜汤一起食用。
当时还出现一件趣事，由于高原小城比较闭塞，有的藏胞没见过手电筒照明。夜里值班查哨的同志手里拿着手电筒巡视查哨，不时发出一道亮光，有的藏胞感到很奇怪，不知这是件什么宝物。藏胞平时身上总挂着腰刀，既是防身用具也是装饰品，有次有位藏胞夜里尾随查哨的同志。这位同志不知尾随的藏胞要干什么，语言不通无法沟通就没有理他。第二天一早，这位藏胞背着糌粑到部队驻地，打这手势，比划着，意思是要用这些糌粑换那个东西。查哨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查哨用的工具没有多余的，不能送他。他听不懂误以为是嫌糌粑少了不肯换，就加上一袋，再加一袋。相互打了很长时间的手势仍无法沟通，只好把“通事”找到，才把事情原委搞清楚。鉴于这位藏胞的执着热情，只好挤出一支手电筒送他作纪念。他接到手电筒后很高兴，就把手电筒挂在胸前神气地离去，显示他有了个“宝物”。 军民关系的融洽，涌现了和睦的气氛。5月3日、4日两天，部队不仅从归化寺和当地财主、商人那里购买了三万多斤青稞和盐巴、红糖，而且还在民间买到了十万来斤粮食和酥油等。红二、六军团的将士和当地的藏胞结下深厚的友谊，分别时还依依不舍。
由于我红二、六军团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沿途做到了秋毫无犯，因此才得到了藏胞们的热情欢迎与支持。给部队献哈达、表敬意，出售粮食（豌豆等）、酥油、糌粑和牛羊，甚至还主动当向导，作“通事”，以致用牦牛、马匹帮助驮送掉队人员。
6月3日，我红六军团在理化（今理塘）以南的甲洼同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会合。贾若瑜说，这一次路经藏区行军的顺利是取决于部队自身的模范行动和藏族同胞的热情支持。
辘辘饥肠步履艰
“茫茫草地无人烟，飞鸟悲鸣雨雪寒。廿日断炊形势重， 轻装也觉步行难。”“饥饿风寒举步艰，草原跋涉苦相煎。丹心映日红旗展，笑越险关又向前。”
采访中，贾老取出《贾若瑜征程纪实》上下册，一字一句轻吟收录书中的诗句。
这两首诗写于1996年4月，回忆长征过草地，至今已经过去20年了。
1936年5月5日，红二、六军团在云南中甸兵分两路向甘孜进发，去同红四方面军会师。贾若瑜随红六军团行军，是年6月3日，我红六军团在理塘南的甲洼同红三十二军会师。红三十二军是由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改称的。军长罗炳辉，政治部主任李干辉。由于红六军团和红九军团原先都隶属于中央苏区，曾在江西共同作战，今天在康区会师，两军指战员真有“他乡遇故人”的亲切感，一时有说不完的话，抒不尽的情，相互交流行军作战经验。
贾老在书中回忆，我红六军团在甲洼休息几天后，作为前军继续北上向理塘进发。离开甲洼，刚刚走了约十多公里，突然遭遇由西而来的百多名骑兵的袭击。我前卫部队迅速利用地形组织防御战斗。当这股骑兵距我300～400米时，我们用迫击炮、机关枪进行猛烈的还击。如此密集火力还击，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除了击毙和击伤者外，其余的人纷纷向西逃窜。连驻理塘的国民党军也弃城逃跑了。
6月17日，我们到达康区瞻化县，同红四方面军会合。6月22日，我们达到甘孜同红军总部会合。6月下旬，红军总部召开盛大的欢迎会，朱总司令和张国焘先后讲了话。会后进行文艺演出，场面十分热烈。
到达甘孜后，贾若瑜被调到红六军团司令部任参谋。
6月下旬的一天，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军团看望干部，并召开营职以上干部大会。军团参谋长谭家述要贾若瑜参加会议并布置会场警戒，不要非本军团人员进入会场。刘伯承总参谋长在干部大会上明确指出红军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重要性，特别强调红军团结的重要意义。其中还指出我军北上途中经过草地时，可能会遭到反动农奴主骑兵的袭击，由于我军长期在南方水网地区作战，受地形条件的限制，交战的敌手不曾使用骑兵作战，我们也缺乏打骑兵的作战经验。而在康区草原，反动农奴主的武装部队都是骑兵作战的。为进行自卫，我们红军部队必须学习打骑兵的战术，并介绍了打骑兵的战术要点。刘总参谋长的讲话使我们深受教育，更加坚定了我们北上同中央会合的信心。为日后继续北上的艰苦行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川西草原的海拔平均在三千米以上，气温，夏秋季为11℃—17℃。当时负责统筹粮食的粮食局长是何长工同志。他说，川康高原，地广人稀，能筹集的粮食不多，我们北上部队人数众多，只能补给少量的糌粑粉，其余的要到日庆县去补充。
7月8日，部队到达日庆县。原先是满腔兴奋，一到日庆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片荒野，不见人影，只见棚屋四壁空空荡荡。所谓日庆县，原来是一个季节性的集市。它是四川、云南、西康等地商人把日用百货、绸缎布匹、首饰和一些生产工具等运到这里，与少数民族同胞交换皮毛、药材和土特产的季节性市场，季节一过，人去棚空。
为了节约用粮，在草地第一次决定取消炊事员统一做饭的制度，改成三四人一组，用各自的洗脸盆烧饭。贾若瑜同书记（团部文书）周贤、勤务员三人一个小组，自己烧饭吃。烧饭时是用牛粪作燃料。至于煮牛肉，由于受高原气压的影响，水到80℃就开锅了，因此必须多煮些时间，肉才能熟。
7月9日，贾若瑜团和红十六师进到西倾寺，在这里住了4天，准备过草地。新到任的红六军军长陈伯钧见了贾若瑜，了解过草地的准备工作和具体落实军事训练的情况。陈军长除了要求充分做好过草地的准备外，还简要地介绍他过草地的经验。
7月14日，部队从西倾寺出发，前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只是遍地不见牛和羊。在这广袤无垠杳无人烟的大草原上，每天行军赶路少则五六十里，多则七八十里，甚至于百余里地。在紧张的行军中，没有心情观赏草原景色，也顾不上荆棘刺脚。有时还要翻越山坡。困难的是高原荒野风餐露宿，寒气袭人，加上腹饥衣单，真有些饥寒交迫的窘态。至于宿营是“相机”而宿，即住地地势要高，周边有水。因此，在旱草地行军，根据住地选择情况而定，有时走五六十里路就宿营，有时则要走百二十里才宿营。宿营时三人一组，由身体好中差组成。身体好的负责挖坑，身体次之的同志负责寻找柴草，身体差的就看管枪支行囊。睡觉时三人一起蜷缩在小坑里过夜。有时第二天醒来，体弱者耐不住长期饥饿和夜寒而悄然逝去，就永远长眠在这个坑洞里了。我们掩埋好自己的同志，卸下子弹，拆毁枪支，含着泪花，又重新上路了。
红军指挥员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意志，团结友爱的精神，互相帮助，相互鼓励。比如，身体强的主动帮助弱的，而体弱的则劝说身体强些的同志，要他先走，不要受拖累，并恳切地说，只要你能走出去，就是革命的胜利！我会慢慢的走出去，走不动时我爬也要爬出去同中央会合。这些发自肺腑之言，听了令人感动而心碎。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保存革命力量有多么重要！每个人都是革命队伍的一员，都是革命的火种，绝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不论走或留以至牺牲都是为了革命的明天。坚定的革命信念凝聚在彼此的言行之中，灌注在同志之间的友爱、团结、互助之中。这就是每个幸存者对革命先烈发自内心的怀念。 旱草地走了十天，7月24日到达阿坝河的西岸。这时我红六军已饿死三百多人，我们教导团在全军里算是好的，也饿死十来个人。如，7月17日，我团从王楼出发，到哑龚寺宿营，行程只有六十里，不算长，由于我们断粮已有五六天了，野草充饥，体力消耗大，还要翻山走十多里路才能到达哑龚寺。这时掉队人数增多，还有饿死的。我们团也出现这种情况。于是我团立即扩大收容队伍，为解饥饿，团首长将自己的乘马抽来，我的乘骡也抽了出来，用马、骡的肉解决饥饿的问题。
经过十天长途行军，我们于7月24日到达阿坝河西岸。这时接总部命令，要我们停止过河。我们就在原地待命两天。
7月26日，部队渡过了阿坝河，到达中阿坝，在这里又停留了三天。陈伯钧军长到团里了解部队行军情况，深知饥饿行军给部队带来巨大的困难。7月29日，部队到达下阿坝仍旧得不到食物的补充，于是把配有乘马而体质较好的干部的乘马和驮炮的骡子杀了分给大家充饥，连红四方面军赠送的生牛皮制的斗篷、皮带等都煮来吃了。饿极了，凡能吃的东西都寻来吃。
8月1日，部队到达剑步堂时，突然遭遇反动农奴主的骑兵袭击，贾若瑜和战友们被迫反击，密集的火力，使其望风而逃，在追击中缴获了一些牦牛、羊和糌粑、豌豆、青稞等食物。部队把缴获的食物，上报军司令部后，由军部统一分配，使全军所有的同志，在草地过了一个“八一节”，可算是个不寻常的“八一节”。
8月3日，部队徒步渡噶曲河时，水中成群结队的无鳞鱼向队伍冲击过来，战士们用手一抓，一手一条大鱼。后来听说，藏民有水葬的习俗，他们把鱼当做神，鱼也吃人肉，因此过河时，鱼把人当做食物了。当战士们再次捕捉时，鱼好像也得出经验了。战士们一下水他们就纷纷逃走了。饥不择食，何况是烤鱼，自然算得上是顿美餐。这时军政委王震到团里视察，他介绍说，在噶曲河边有獾洞，可用洗脸盆打水往洞里灌，洞里进水后，獾就会往外爬，用铁锹一打，就可捕杀獾来充饥了。在这里，部队着实改善了一下生活。
出旱草地后，8月4日，部队又要通过水草地了。水草地比旱草地更难走。水草地是松潘地区多年淤积沉淀的泥潭，泥潭上覆盖着多年丛生的杂草，人在水草地上走，就像在波浪上行走一样，有起有伏，晃晃荡荡，走不快。一旦把表面的草踩穿了，人马就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所以过水草地时是分路行军，以免踩穿草甸。行路难可想而知。8月9日，部队终于走出水草地到达包座。当时贾若瑜凑了一首打油诗：茫茫大草地，千里无人烟；廿日军粮断，饥寒苦逼煎；搀扶难举步，革命志弥坚；背上披星月，红旗映九天。
红军在党和上级领导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同志们生死与共、团结互助、坚定顽强地克服各种困难中胜利地通过了草地，为完成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奠定坚实的基础。诚如毛泽东同志的诗句所说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胜利通过草地是长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吞噬了不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侯，贾老更加怀念那些为革命献出年轻的生命长眠在茫茫草地的同志们。
岁月留痕，功业彪炳。贾若瑜将军一生胸怀坦荡，秉性耿直，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工作要向上看，生活要向下看”。回顾贾老近百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他的夫人缪柳西介绍说：“老伴战争年代曾多次负伤，被评为二等甲级残疾军人，长期艰苦的战争环境，磨练了他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锻造了智勇双全的钢筋铁骨。”
采访中，记者深感贾老不同于其他老一辈革命者有一个显著特征，他既是个会指挥打胜仗的实干家，又是个能教书育人的教育家；既是个军事司令机关的高级参谋，又是个富于理性思考的军事理论家。
有故事的人，其人生历程就像一本厚重的书，更何况是我国现今健在的红军将领。采访中，记者得知，贾老 1915年6月19日出生在四川合江一个杏林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中医，母亲虽在他幼年不幸早逝，但他还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国民党的“剿共”战争，封建势力残酷的剥削，加上列强的侵略等等，造成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贾若瑜目睹现状甚为中国出路担心，对现实社会极为愤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中共党员回到合江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初建立了中共赤（水）合（江）特别支部，并在赤水文庙办学校和平民夜校。贾老亲属中舅父段雪笙、表兄梁业广、表亲金云程等人都是共产党员，还有舅祖邹华仙是党的同情者，他成为这两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开始接受党的启蒙教育，逐渐明白了，只有跟共产党闹革命才是拯救中国唯一出路。
虽然闹革命有被杀头的危险，而现实却给他指明了这条道路。1931年他参加了青年团，1933年被党派到地方军阀部队教导队学习军事，从事兵运工作。
1935年8月，他把国民党军队一个完整的机枪连带到了红二、六军团，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四分校任军事教员。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红六军团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参加红军长征的幸存者，聆听那段令人景仰的历史，记者感喟不已。
万里长征不畏险
在长征过程中，贾老经历了不少事情，遇到许多艰险，要说的事万万千。红六军团通过藏区的片段经历，使贾老至今念念不忘。
当时，贾若瑜在红十六师任参谋，负责军务和军训工作。1936年4月25日至4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云南的石鼓至巨甸段渡过金沙江后，进入中甸（今香格里拉）辖区的格罗湾、竹吾地区修整。军团政治部特别强调我藏族同胞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信奉喇嘛教。喇嘛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主要传播于我国藏、蒙地区。“喇嘛”是“上师”的意思，是藏、蒙同胞对僧侣的尊称。同时，藏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这一切在部队进入藏区时，必须认真对待，严格遵守。
4月底的云南金沙江畔是春光明媚，风和日暖，一派令人陶醉的春天气息。可是要准备翻越海拔5300多米高的哈巴雪山，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指战员们必须准备翻越雪山的服装；还要带点辣椒、白酒等。由于行军时间紧迫，只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什么就准备什么了。结果红军依旧穿着单薄的衣裳，赤脚穿草鞋去爬雪山，向藏区挺进了。
1936年5月1日，红六军团随着红二军团之后开始翻越哈巴雪山。早晨5点多钟，贾若瑜他们从山麓向山顶前进，当时山下还是温暖的天气，穿单衣走急了还会出汗，到了两千米以上的山腰时，就感到凉爽了，好像是在春、秋季节似的，天高气爽倒也比较舒适。继续往上攀登到了三千多米以上时，一切舒适的感觉全部消失了，就像进入了天寒地冻的冬季似的，冷风呼啸，瑟瑟逼人，加上高山缺氧，这时有的同志开始出现头晕、心慌、四肢无力、步履艰难，以至出现呕吐了。有些身体虚弱、带病行军的同志实在支撑不住了，他们就长眠在这雪白的高山之上。
在雪山上行军，走累了还不能停歇，更不能坐下，只要坐下休息就可能会随之倒毙，永远站不起来了。因此不论多么累，多么艰难，都要不停地迈开脚步向前走去，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前进！特别是背着行军锅爬雪山的同志，一旦遇到狂风发作，就连人带锅一起被刮走，活活埋葬在茫茫雪海之中……
到中甸县城后，我军总部立即张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布告说明红军是“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的军队，让当地藏胞知道红军路过的目的。
当地有座喇嘛庙名叫归化寺。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下，贾若瑜开展宣传，做好争取藏胞和喇嘛僧侣的工作。由于全体官兵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实际行动影响当地群众取得好感，使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归化寺保管财务和跳神用品的喇嘛夏拿古瓦等人解除了顾虑，主动来到红军驻地，会见贺龙同志。贺龙总指挥就请他们带信函转交归化寺的八大长老，说明红军对藏胞和寺庙的政策，并派哨兵站岗保护该寺。
红二军团是4月30日到达中甸城。5月2日，贺龙同志等四十余人应邀前往归化寺做客，受到了该寺全体僧侣的欢迎。掌教的八大长老和数十名喇嘛将贺龙一行迎入“直仓”（神殿），这是喇嘛教最神圣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跳神”仪式。同时，贺龙同志也给他们赠送了“兴盛番族”的红色横幅，表达对藏族同胞诚挚的祝愿。
在中甸短短的几天里，部队和藏胞之间由陌生到熟悉。每天清晨大家照面时，藏胞们总是面带笑容地说：“扎西德勒”（吉祥如意）。不少人还伸出大拇指说：“牙磨！牙磨！”（意思是很好，很好）。当他们看见部队煮青稞当干饭吃（因高原开水的沸点是低于100℃，青稞皮厚煮不烂，吃了不消化），就告诉说要将青稞加工成炒面，再用酥油搅拌，然后把它捏成小条，用酥油茶或菜汤一起食用。
当时还出现一件趣事，由于高原小城比较闭塞，有的藏胞没见过手电筒照明。夜里值班查哨的同志手里拿着手电筒巡视查哨，不时发出一道亮光，有的藏胞感到很奇怪，不知这是件什么宝物。藏胞平时身上总挂着腰刀，既是防身用具也是装饰品，有次有位藏胞夜里尾随查哨的同志。这位同志不知尾随的藏胞要干什么，语言不通无法沟通就没有理他。第二天一早，这位藏胞背着糌粑到部队驻地，打这手势，比划着，意思是要用这些糌粑换那个东西。查哨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查哨用的工具没有多余的，不能送他。他听不懂误以为是嫌糌粑少了不肯换，就加上一袋，再加一袋。相互打了很长时间的手势仍无法沟通，只好把“通事”找到，才把事情原委搞清楚。鉴于这位藏胞的执着热情，只好挤出一支手电筒送他作纪念。他接到手电筒后很高兴，就把手电筒挂在胸前神气地离去，显示他有了个“宝物”。 军民关系的融洽，涌现了和睦的气氛。5月3日、4日两天，部队不仅从归化寺和当地财主、商人那里购买了三万多斤青稞和盐巴、红糖，而且还在民间买到了十万来斤粮食和酥油等。红二、六军团的将士和当地的藏胞结下深厚的友谊，分别时还依依不舍。
由于我红二、六军团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沿途做到了秋毫无犯，因此才得到了藏胞们的热情欢迎与支持。给部队献哈达、表敬意，出售粮食（豌豆等）、酥油、糌粑和牛羊，甚至还主动当向导，作“通事”，以致用牦牛、马匹帮助驮送掉队人员。
6月3日，我红六军团在理化（今理塘）以南的甲洼同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会合。贾若瑜说，这一次路经藏区行军的顺利是取决于部队自身的模范行动和藏族同胞的热情支持。
辘辘饥肠步履艰
“茫茫草地无人烟，飞鸟悲鸣雨雪寒。廿日断炊形势重， 轻装也觉步行难。”“饥饿风寒举步艰，草原跋涉苦相煎。丹心映日红旗展，笑越险关又向前。”
采访中，贾老取出《贾若瑜征程纪实》上下册，一字一句轻吟收录书中的诗句。
这两首诗写于1996年4月，回忆长征过草地，至今已经过去20年了。
1936年5月5日，红二、六军团在云南中甸兵分两路向甘孜进发，去同红四方面军会师。贾若瑜随红六军团行军，是年6月3日，我红六军团在理塘南的甲洼同红三十二军会师。红三十二军是由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改称的。军长罗炳辉，政治部主任李干辉。由于红六军团和红九军团原先都隶属于中央苏区，曾在江西共同作战，今天在康区会师，两军指战员真有“他乡遇故人”的亲切感，一时有说不完的话，抒不尽的情，相互交流行军作战经验。
贾老在书中回忆，我红六军团在甲洼休息几天后，作为前军继续北上向理塘进发。离开甲洼，刚刚走了约十多公里，突然遭遇由西而来的百多名骑兵的袭击。我前卫部队迅速利用地形组织防御战斗。当这股骑兵距我300～400米时，我们用迫击炮、机关枪进行猛烈的还击。如此密集火力还击，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除了击毙和击伤者外，其余的人纷纷向西逃窜。连驻理塘的国民党军也弃城逃跑了。
6月17日，我们到达康区瞻化县，同红四方面军会合。6月22日，我们达到甘孜同红军总部会合。6月下旬，红军总部召开盛大的欢迎会，朱总司令和张国焘先后讲了话。会后进行文艺演出，场面十分热烈。
到达甘孜后，贾若瑜被调到红六军团司令部任参谋。
6月下旬的一天，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军团看望干部，并召开营职以上干部大会。军团参谋长谭家述要贾若瑜参加会议并布置会场警戒，不要非本军团人员进入会场。刘伯承总参谋长在干部大会上明确指出红军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重要性，特别强调红军团结的重要意义。其中还指出我军北上途中经过草地时，可能会遭到反动农奴主骑兵的袭击，由于我军长期在南方水网地区作战，受地形条件的限制，交战的敌手不曾使用骑兵作战，我们也缺乏打骑兵的作战经验。而在康区草原，反动农奴主的武装部队都是骑兵作战的。为进行自卫，我们红军部队必须学习打骑兵的战术，并介绍了打骑兵的战术要点。刘总参谋长的讲话使我们深受教育，更加坚定了我们北上同中央会合的信心。为日后继续北上的艰苦行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川西草原的海拔平均在三千米以上，气温，夏秋季为11℃—17℃。当时负责统筹粮食的粮食局长是何长工同志。他说，川康高原，地广人稀，能筹集的粮食不多，我们北上部队人数众多，只能补给少量的糌粑粉，其余的要到日庆县去补充。
7月8日，部队到达日庆县。原先是满腔兴奋，一到日庆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片荒野，不见人影，只见棚屋四壁空空荡荡。所谓日庆县，原来是一个季节性的集市。它是四川、云南、西康等地商人把日用百货、绸缎布匹、首饰和一些生产工具等运到这里，与少数民族同胞交换皮毛、药材和土特产的季节性市场，季节一过，人去棚空。
为了节约用粮，在草地第一次决定取消炊事员统一做饭的制度，改成三四人一组，用各自的洗脸盆烧饭。贾若瑜同书记（团部文书）周贤、勤务员三人一个小组，自己烧饭吃。烧饭时是用牛粪作燃料。至于煮牛肉，由于受高原气压的影响，水到80℃就开锅了，因此必须多煮些时间，肉才能熟。
7月9日，贾若瑜团和红十六师进到西倾寺，在这里住了4天，准备过草地。新到任的红六军军长陈伯钧见了贾若瑜，了解过草地的准备工作和具体落实军事训练的情况。陈军长除了要求充分做好过草地的准备外，还简要地介绍他过草地的经验。
7月14日，部队从西倾寺出发，前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只是遍地不见牛和羊。在这广袤无垠杳无人烟的大草原上，每天行军赶路少则五六十里，多则七八十里，甚至于百余里地。在紧张的行军中，没有心情观赏草原景色，也顾不上荆棘刺脚。有时还要翻越山坡。困难的是高原荒野风餐露宿，寒气袭人，加上腹饥衣单，真有些饥寒交迫的窘态。至于宿营是“相机”而宿，即住地地势要高，周边有水。因此，在旱草地行军，根据住地选择情况而定，有时走五六十里路就宿营，有时则要走百二十里才宿营。宿营时三人一组，由身体好中差组成。身体好的负责挖坑，身体次之的同志负责寻找柴草，身体差的就看管枪支行囊。睡觉时三人一起蜷缩在小坑里过夜。有时第二天醒来，体弱者耐不住长期饥饿和夜寒而悄然逝去，就永远长眠在这个坑洞里了。我们掩埋好自己的同志，卸下子弹，拆毁枪支，含着泪花，又重新上路了。
红军指挥员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意志，团结友爱的精神，互相帮助，相互鼓励。比如，身体强的主动帮助弱的，而体弱的则劝说身体强些的同志，要他先走，不要受拖累，并恳切地说，只要你能走出去，就是革命的胜利！我会慢慢的走出去，走不动时我爬也要爬出去同中央会合。这些发自肺腑之言，听了令人感动而心碎。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保存革命力量有多么重要！每个人都是革命队伍的一员，都是革命的火种，绝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不论走或留以至牺牲都是为了革命的明天。坚定的革命信念凝聚在彼此的言行之中，灌注在同志之间的友爱、团结、互助之中。这就是每个幸存者对革命先烈发自内心的怀念。 旱草地走了十天，7月24日到达阿坝河的西岸。这时我红六军已饿死三百多人，我们教导团在全军里算是好的，也饿死十来个人。如，7月17日，我团从王楼出发，到哑龚寺宿营，行程只有六十里，不算长，由于我们断粮已有五六天了，野草充饥，体力消耗大，还要翻山走十多里路才能到达哑龚寺。这时掉队人数增多，还有饿死的。我们团也出现这种情况。于是我团立即扩大收容队伍，为解饥饿，团首长将自己的乘马抽来，我的乘骡也抽了出来，用马、骡的肉解决饥饿的问题。
经过十天长途行军，我们于7月24日到达阿坝河西岸。这时接总部命令，要我们停止过河。我们就在原地待命两天。
7月26日，部队渡过了阿坝河，到达中阿坝，在这里又停留了三天。陈伯钧军长到团里了解部队行军情况，深知饥饿行军给部队带来巨大的困难。7月29日，部队到达下阿坝仍旧得不到食物的补充，于是把配有乘马而体质较好的干部的乘马和驮炮的骡子杀了分给大家充饥，连红四方面军赠送的生牛皮制的斗篷、皮带等都煮来吃了。饿极了，凡能吃的东西都寻来吃。
8月1日，部队到达剑步堂时，突然遭遇反动农奴主的骑兵袭击，贾若瑜和战友们被迫反击，密集的火力，使其望风而逃，在追击中缴获了一些牦牛、羊和糌粑、豌豆、青稞等食物。部队把缴获的食物，上报军司令部后，由军部统一分配，使全军所有的同志，在草地过了一个“八一节”，可算是个不寻常的“八一节”。
8月3日，部队徒步渡噶曲河时，水中成群结队的无鳞鱼向队伍冲击过来，战士们用手一抓，一手一条大鱼。后来听说，藏民有水葬的习俗，他们把鱼当做神，鱼也吃人肉，因此过河时，鱼把人当做食物了。当战士们再次捕捉时，鱼好像也得出经验了。战士们一下水他们就纷纷逃走了。饥不择食，何况是烤鱼，自然算得上是顿美餐。这时军政委王震到团里视察，他介绍说，在噶曲河边有獾洞，可用洗脸盆打水往洞里灌，洞里进水后，獾就会往外爬，用铁锹一打，就可捕杀獾来充饥了。在这里，部队着实改善了一下生活。
出旱草地后，8月4日，部队又要通过水草地了。水草地比旱草地更难走。水草地是松潘地区多年淤积沉淀的泥潭，泥潭上覆盖着多年丛生的杂草，人在水草地上走，就像在波浪上行走一样，有起有伏，晃晃荡荡，走不快。一旦把表面的草踩穿了，人马就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所以过水草地时是分路行军，以免踩穿草甸。行路难可想而知。8月9日，部队终于走出水草地到达包座。当时贾若瑜凑了一首打油诗：茫茫大草地，千里无人烟；廿日军粮断，饥寒苦逼煎；搀扶难举步，革命志弥坚；背上披星月，红旗映九天。
红军在党和上级领导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同志们生死与共、团结互助、坚定顽强地克服各种困难中胜利地通过了草地，为完成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奠定坚实的基础。诚如毛泽东同志的诗句所说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胜利通过草地是长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吞噬了不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侯，贾老更加怀念那些为革命献出年轻的生命长眠在茫茫草地的同志们。
岁月留痕，功业彪炳。贾若瑜将军一生胸怀坦荡，秉性耿直，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工作要向上看，生活要向下看”。回顾贾老近百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他的夫人缪柳西介绍说：“老伴战争年代曾多次负伤，被评为二等甲级残疾军人，长期艰苦的战争环境，磨练了他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锻造了智勇双全的钢筋铁骨。”
采访中，记者深感贾老不同于其他老一辈革命者有一个显著特征，他既是个会指挥打胜仗的实干家，又是个能教书育人的教育家；既是个军事司令机关的高级参谋，又是个富于理性思考的军事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