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闲来无事，便去西安的八仙庵旧书市场闲逛，在一老者的书摊前，偶然发现了一本发黄的旧书，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本宋元人注的《四书五经》，书虽然有些残破，但显得古旧，是民国时期世界书行印行的精装老版书，一看就知道是被人经常翻阅，手的迹印已经使书的封面光润如铜，斑斑驳驳，显得格外沧桑。
　　再仔细翻看里面，居然发现有这本书的主人对此书的许多批注，有的直接批在书页上，有的批在纸条上贴在书里，批注中有的地方用的是繁体中文，有的地方用的是英语。还有一个友人的信封单面，贴在书页里，一面依然是批注，另一面写着“吴宓教授亲启”，地址是北碚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106室，这正是吴宓先生在重庆时期的住地。
　　我顿时感到很惊讶。难道这真的是吴宓先生的书吗？
　　对吴宓先生，我知之不多，过去只是知道他是一个民国时期很守旧的大学者，名字早已被岁月所淹没。细看书的批注，字迹工整，严肃认真，每个标点都一丝不苟，显示出一种学问的严谨和大气。应该是吴宓先生的东西，只是不知道是怎样流落到这民间旧书摊上来的。
　　我立刻向卖书的老者掏钱买下。
　　回家后，一边翻看此书，一边查阅资料图书，便知道吴宓先生许多的往事。得知他的家乡就在陕西的泾阳西北乡安吴堡东门，本名吴玉衡、吴陀曼，17岁这一年他考上北京的清华学校，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吴宓。七年之后，他到美国哈佛留学，师从著名的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和文学评论家穆尔，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求学和探索之路。之后，吴宓先生便成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有《吴宓日记》、《文学与人生》、《吴宓诗集》等。
　　吴宓先生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命运坎坷的悲剧性人物，他在爱情上的失败，更是成为他一生的心痛，那些故事让人看了唏嘘不已。
　　这本书流落到西安的旧书摊上，或许是从他的家乡、他的后人手里流出，一如他起伏辗转的人生，让人感叹。书页里面吴宓先生的批注，留下了他对《四书五经》（宋元人注）的解读，对人生的解读，也留下了过去他点滴的思想痕迹、智慧和才华。
　　这些批注，估计是没有公开披露过的。
　　在《礼记》卷6，《少仪》第17中，吴宓先生批注道：“此节，言造访者，宾主之间应有之态度。孔疏：‘不疑在躬，不服行所不知，便身疑也。’孔疏：‘訾，思玩赏也。’宓按：‘问品味，问道艺，皆求婉言，巧辞而已。不疑在躬，此注不明。’孔疏云：‘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但费解。’”宓体会孔疏之意，如下：“我愿注意，我不懂不能之事（如音乐或法文），不可乱说，不必涉及，使对方看出我之浅薄谬妄也；与我平日之习惯，性格相反之事，亦勿强说，我是如此（例如我不能跳舞，而说‘某日参加舞会’），而使对方认定我是虚伪冒充也。”
　　这说明吴宓先生对做学问非常谦虚和敬畏。
　　在《礼记》卷9，《坊记》第30中，吴宓先生批注由历史关注到现实：“宓又案：此处所言礼制（此治制度）立於相对地（信可能地）均贫富，齐贵贱，而倾向於人民之平等。近世社会主义，共产党亦注重人民之平等，而实行均贫富，齐贵贱。”
　　可以看出这是当时条件下，吴宓先生的个人见解。
　　同时，吴宓先生在书中的批注对自己也进行了解剖：“天命解：以我之性情，而处于此时代，此国家，社会之实际环境中，则我之所得（即我一生之事业及生活；我之成败得失苦乐之全部经历）如此，是极自然，最合理者。决不能有异乎此。既已看明此理，则对我之一生，无悔、无怨；对他人在他时，他国之所有者，无欣、无羡。如上之想法，如上之态度，名曰知天命，或知命；或曰知命与安命。宓自许已有之矣。”
　　翻阅吴宓先生的批注，从字里行间可看到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认真，也看到了先生学问之博大、学术之精深。当然，由于历史和个人原因，他的批注中也反映出有些思想略显偏激而固执，这或许正是他不能超于自己的局限。工作之余，我便将吴宓先生《四书五经》（宋元人注）批注整理出来，准备以供学人和有关机构了解研究，竟有近7000余字，十分难得。
　　今年的春天，我去了吴宓先生的故居——陕西泾阳安吴堡，没想到那里竟然也是抗战时期著名的中共青训班的革命旧址，为我党我军培养出了一大批青年领导干部，胡乔木还在这里讲过课。一个古老封建的旧庄园、旧祠堂，出了吴宓先生这样的旧文人，也走出了推翻这个旧时代的革命者，历史在这里相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安吴祠堂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后花园，吴宓先生的墓就伫立在里面。1977年1月8日，在妹妹的帮助下，吴宓从重庆回到陕西泾阳的，这个83岁高龄的老人，在他乡漂泊了近70年后，终于落叶归根回到了故乡。站在吴宓先生的墓前，我说不出话来。
　　我看见墓的后面长出了绿绿的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