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睡到中午醒来.一直到下午四点前,我始终在房里待着.我看了一会儿书,看了会儿电视——一台金星牌的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不知我妈是从哪弄回来的旧货.下午不可能有什么吸引人的节目,如果没有球赛重播的话.于是我躺回到床上,胡思乱想.我记得当时我还剩了三支红梅烟,我把它们并排搁着,夹在一本过期《家庭》杂志中.几乎隔一阵我就要翻开杂志,看看它们,然后把杂志合上.我不能不保持应有的谨慎,我还要指望它们支撑我度过这个下午.如果烟抽完了,而这个白天还没结束,我想这会是比悲哀本身更悲哀的事情.至于晚上?那是晚上的事.我很少操心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因为“接下来”显然不是我能决定的.再说那时我妈也该收摊回来了,拖着那辆沉重的板车,上面满满八个蛇皮袋里堆积着她人生的全部,总共一千多册书.她靠出租别人的故事为生,可她自己的故事连一行都占不了.不过她多少会带回另一点我需要的东西.比如,一点零钱.她厌恶我抽烟,但仍然会给我一点钱,就像她完全不知道我会将这钱拿去买烟一样.这种逻辑很奇怪.有时——比如现在——我很盼望她早点收摊,似乎她能带回另一种更昂贵的玩意儿——希望.只是很多时候,希望也不受我们自己控制,而只能是一种礼物.刚刚翻到的那本杂志里一个大人物是怎么说的?“生命的馈赠”,对,是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