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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收到中纪委对其“两会”所提有关建立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建议的回复，“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目前正在加快起草进程。”
身为全国人大代表，坚持七年向全国人大进言推行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韩德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用“终于有实质推进”来评述中纪委的回应，并认为此回应让人总算看见了些希望。因为中纪委相关人士在回复中并非泛泛之谈，而是细致到正在做的工作：已经启动国家立法的研究论证，争取尽快起草相关法律建议稿，并对韩德云所提建议中的问题“正研究解决方案”。
无独有偶，在中纪委对韩德云回复同时，江苏淮安市宣布消息称，今年8月1日起，淮安将对市、县两级拟提拔乡（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实行财产申报公示，一时引起巨大反响。
至此，自1994年《财产申报法》进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18年后，该制度再次被撬动，这项“阳光法案”的中国路或可于近年趋于平坦，阳光将有望照进现实。
壮志未酬吴伟平
然而，已经去世的吴伟平再也没有机会见证。他生前曾主政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纪委于2009年公历新年第一天，在阿勒泰廉政网显要位置公布了首批55名县（处）级官员的财产申报表，紧随其后公开了其余900多名官员的财产申报表。
这种做法将“尘封”十五年之久的财产申报制度拖入现实。一时间，“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等称号集于吴伟平一身，各路记者纷至沓来。当时，这位刚过知天命之年的中年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言谈举止干脆利落，颇显豪爽之气。
此后数月间，围绕财产申报秘密部分所引发的公众争议、下一步的申报公开计划、所遭遇的困难压力等等话题，吴伟平与《中国新闻周刊》数度通话，他总是信心满满地畅想着自己能或不能见诸报端的计划，电话那端常是笑声朗朗。
他认为改革的第一步总会艰难，但是既然迈出去了，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同时改革需要智慧，这也正是其采取秘密申报与公开申报两部分的原因。当时，他笑称来自官员的阻力并不大。
但事实是，当地一些官员私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有不少人对该制度持排斥态度。在吴伟平推出该试验前不久，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的一项调查表明：93%的调查对象认为试行家庭财产申报制的阻力来自于领导阶层；约13%的调查对象认为该阻力是施行这一制度的最大阻力。
笑声止于是年3月，一天，吴伟平打电话给《中国新闻周刊》，谈及正要着手与银行合作推进财产申报制度的相关技术事宜时，语气中颇多无奈。被问及是否遭遇压力，他说电话里不方便谈。孰料五个月后，壮志未酬的他因病去世，时年51岁。阿勒泰财产申报制度试验不再有新的消息。
前仆后继的试验
吴伟平并不孤独。在阿勒泰迈出第一步后一月余，浙江慈溪市将全市700多名副局(科)级干部财产申报表拿出来公示三日；约半年后，湖南浏阳市对新提拔干部进行个人和家庭财产申报，并于次年再度推进，对申报事项予以网上公示；次年，江苏无锡也推出该制度。
一时间，“阿勒泰模式”“慈溪模式”“浏阳模式”等见诸各大媒体，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探索在中国各地形成一股不小的浪潮。韩德云正是在此背景下将自己此前在“两会”的相关建议中关于财产申报制度的内容，丰富完善为关于财产申报法的立法建议。
不过，这些地方性样本所走过的道路均不平坦。“失败的改革都是相似的。”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这些均似昙花一现的改革尝试作出如是总结。
反观这些改革，慈溪在财产公示两年期间，并未收到过任何举报。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一位当地官员坦言，其实所谓的财产申报公示，到每个官员手中，都是“例行公事”地填写表格，并无严格规定，更没有问责，“大家都不太在意，谈不上什么压力或阻力。”
浏阳在推行两年后同样不了了之，该市纪检委党风廉政建设室相关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财产申报已“换成别的形式”。重庆的部分司法岗位财产申报也于实行不足一年后停滞。随后，财产申报制度尝试再度进入“沉寂期”，除了“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提及，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
“改革、尤其是反腐败改革，适用一条定律：改革是否成功，不取决于动力有多大，而取决于阻力有多大。”李永忠对此前改革难以推进做了分析，“之所以一些改革失败，就在于没有找到怎样去凝聚众力，化解阻力。而阻力之所以大，在于利益的刚性大于理想的柔性，只有把利益的刚性想办法分解，分而治之，就好打赢这一仗。”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长期关注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在他看来，2009年后集中出现的财产申报制度地方样本，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上层支持和法律支撑”，另外，主导改革者一旦去世或者换届调任，改革也会迅速停止。
除此之外，有些地方官员反对改革，认为在当地推进该制度是领导要出风头、获取政绩以谋求晋升资本；制度设计本身不完善，范围太宽、方法不稳妥；技术条件尚不完善，等等，都是导致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有效化解阻力、扩大动力。”李永忠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韩德云则归咎于缺乏完善的制度设计。
前景可期
7月16日，江苏省淮安再出新规，打破“沉寂期”，正式出台《关于同步公示拟提拔干部财产的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决定自今年8月1日起，对淮安市、县两级拟提拔乡（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实行财产申报公示。
根据《办法》，淮安财产公示的对象是拟提拔人员，内容主要包括：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和债务，及其他需要说明的财产情况。而财产公示的内容只在内网公示，暂不对公众公开。
类似做法引发争议，有观点评论认为这种公示起不到任何意义，因为内网公示依然无法发挥公共监督的作用。韩德云同样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尚未超出以前的试验”的观点，但认为“总体是件好事”。
但是，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李永忠、姜明安均将淮安样本视为有突破性的改革尝试。因为所划定对象和公示方式，均表明了减小阻力的智慧；而所公示的财产内容基本能涵盖一名官员的主要财产，另外，该市方案设计了问责制，对过去的各地试验是一种制度补充。
“改革刚开始，步子可以稍微小一些，然后一步一步推进。”姜明安认为，所有试验都有好处，因为只要有地方愿意推动，愿意尝试，即使失败也可以为后来者尤其是高层进行制度设计提供经验教训。
根据姜明安与一些省市主要领导干部的接触，这些官员对财产申报制度大都表示出支持的意愿。“但是也有高层官员多次提出，在中国推行财产申报制度的技术条件不成熟。”姜明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显示了在中国推行该制度，高层尚缺乏决心和共识。
对淮安试验的前景，李永忠持肯定态度。他给该市的建议是“减少阻力，扩大动力”。持保守乐观态度的姜明安则建议，该市的主导者应能够顶住各方压力，不断总结完善，逐步采取多渠道公开的方式并配合以有效的问责制。
（实习记者张玲、李洋对本文亦有贡献）
身为全国人大代表，坚持七年向全国人大进言推行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韩德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用“终于有实质推进”来评述中纪委的回应，并认为此回应让人总算看见了些希望。因为中纪委相关人士在回复中并非泛泛之谈，而是细致到正在做的工作：已经启动国家立法的研究论证，争取尽快起草相关法律建议稿，并对韩德云所提建议中的问题“正研究解决方案”。
无独有偶，在中纪委对韩德云回复同时，江苏淮安市宣布消息称，今年8月1日起，淮安将对市、县两级拟提拔乡（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实行财产申报公示，一时引起巨大反响。
至此，自1994年《财产申报法》进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18年后，该制度再次被撬动，这项“阳光法案”的中国路或可于近年趋于平坦，阳光将有望照进现实。
壮志未酬吴伟平
然而，已经去世的吴伟平再也没有机会见证。他生前曾主政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纪委于2009年公历新年第一天，在阿勒泰廉政网显要位置公布了首批55名县（处）级官员的财产申报表，紧随其后公开了其余900多名官员的财产申报表。
这种做法将“尘封”十五年之久的财产申报制度拖入现实。一时间，“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等称号集于吴伟平一身，各路记者纷至沓来。当时，这位刚过知天命之年的中年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言谈举止干脆利落，颇显豪爽之气。
此后数月间，围绕财产申报秘密部分所引发的公众争议、下一步的申报公开计划、所遭遇的困难压力等等话题，吴伟平与《中国新闻周刊》数度通话，他总是信心满满地畅想着自己能或不能见诸报端的计划，电话那端常是笑声朗朗。
他认为改革的第一步总会艰难，但是既然迈出去了，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同时改革需要智慧，这也正是其采取秘密申报与公开申报两部分的原因。当时，他笑称来自官员的阻力并不大。
但事实是，当地一些官员私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有不少人对该制度持排斥态度。在吴伟平推出该试验前不久，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的一项调查表明：93%的调查对象认为试行家庭财产申报制的阻力来自于领导阶层；约13%的调查对象认为该阻力是施行这一制度的最大阻力。
笑声止于是年3月，一天，吴伟平打电话给《中国新闻周刊》，谈及正要着手与银行合作推进财产申报制度的相关技术事宜时，语气中颇多无奈。被问及是否遭遇压力，他说电话里不方便谈。孰料五个月后，壮志未酬的他因病去世，时年51岁。阿勒泰财产申报制度试验不再有新的消息。
前仆后继的试验
吴伟平并不孤独。在阿勒泰迈出第一步后一月余，浙江慈溪市将全市700多名副局(科)级干部财产申报表拿出来公示三日；约半年后，湖南浏阳市对新提拔干部进行个人和家庭财产申报，并于次年再度推进，对申报事项予以网上公示；次年，江苏无锡也推出该制度。
一时间，“阿勒泰模式”“慈溪模式”“浏阳模式”等见诸各大媒体，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探索在中国各地形成一股不小的浪潮。韩德云正是在此背景下将自己此前在“两会”的相关建议中关于财产申报制度的内容，丰富完善为关于财产申报法的立法建议。
不过，这些地方性样本所走过的道路均不平坦。“失败的改革都是相似的。”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这些均似昙花一现的改革尝试作出如是总结。
反观这些改革，慈溪在财产公示两年期间，并未收到过任何举报。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一位当地官员坦言，其实所谓的财产申报公示，到每个官员手中，都是“例行公事”地填写表格，并无严格规定，更没有问责，“大家都不太在意，谈不上什么压力或阻力。”
浏阳在推行两年后同样不了了之，该市纪检委党风廉政建设室相关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财产申报已“换成别的形式”。重庆的部分司法岗位财产申报也于实行不足一年后停滞。随后，财产申报制度尝试再度进入“沉寂期”，除了“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提及，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
“改革、尤其是反腐败改革，适用一条定律：改革是否成功，不取决于动力有多大，而取决于阻力有多大。”李永忠对此前改革难以推进做了分析，“之所以一些改革失败，就在于没有找到怎样去凝聚众力，化解阻力。而阻力之所以大，在于利益的刚性大于理想的柔性，只有把利益的刚性想办法分解，分而治之，就好打赢这一仗。”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长期关注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在他看来，2009年后集中出现的财产申报制度地方样本，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上层支持和法律支撑”，另外，主导改革者一旦去世或者换届调任，改革也会迅速停止。
除此之外，有些地方官员反对改革，认为在当地推进该制度是领导要出风头、获取政绩以谋求晋升资本；制度设计本身不完善，范围太宽、方法不稳妥；技术条件尚不完善，等等，都是导致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有效化解阻力、扩大动力。”李永忠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韩德云则归咎于缺乏完善的制度设计。
前景可期
7月16日，江苏省淮安再出新规，打破“沉寂期”，正式出台《关于同步公示拟提拔干部财产的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决定自今年8月1日起，对淮安市、县两级拟提拔乡（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实行财产申报公示。
根据《办法》，淮安财产公示的对象是拟提拔人员，内容主要包括：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和债务，及其他需要说明的财产情况。而财产公示的内容只在内网公示，暂不对公众公开。
类似做法引发争议，有观点评论认为这种公示起不到任何意义，因为内网公示依然无法发挥公共监督的作用。韩德云同样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尚未超出以前的试验”的观点，但认为“总体是件好事”。
但是，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李永忠、姜明安均将淮安样本视为有突破性的改革尝试。因为所划定对象和公示方式，均表明了减小阻力的智慧；而所公示的财产内容基本能涵盖一名官员的主要财产，另外，该市方案设计了问责制，对过去的各地试验是一种制度补充。
“改革刚开始，步子可以稍微小一些，然后一步一步推进。”姜明安认为，所有试验都有好处，因为只要有地方愿意推动，愿意尝试，即使失败也可以为后来者尤其是高层进行制度设计提供经验教训。
根据姜明安与一些省市主要领导干部的接触，这些官员对财产申报制度大都表示出支持的意愿。“但是也有高层官员多次提出，在中国推行财产申报制度的技术条件不成熟。”姜明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显示了在中国推行该制度，高层尚缺乏决心和共识。
对淮安试验的前景，李永忠持肯定态度。他给该市的建议是“减少阻力，扩大动力”。持保守乐观态度的姜明安则建议，该市的主导者应能够顶住各方压力，不断总结完善，逐步采取多渠道公开的方式并配合以有效的问责制。
（实习记者张玲、李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