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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超级女声”（以下简称“超女”）将再次引爆今夏的激情。然而，由于娱乐商品的易碎性、边际效用的递减性和渐行渐远的狂欢性，“超女”的流行虽仍将持续若干时间，但作为娱乐节目中具有代表性的个体存在，其长远发展并不乐观，生命力的长度和韧度有待考验，今年是其转折时期的“拐点”。
“超女”VS玻璃樽
娱乐商品的易碎性
娱乐商品的传播就像玻璃樽一样容易被摔碎，“超女”本身就是有诸多碎片化的娱乐元素组合而成，君不见多少流行和时尚各领风骚三五年后便烟消云散。究其原因，一是竞争者容易对其复制和模仿，二是受众的接受心理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超女”是娱乐商品品“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超女”用海选、晋级等产品同受众交换注意力，再用交换过来的注意力同广告商交换广告费，牵动其有效运作的是市场、买卖和消费等经济体制，决定其盛衰兴替的是收益、利润和广告额等经济指标，实现商品利润是目标，满足大众的物质与感官欲求是手段。因此，“超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娱乐商品。
竞争者容易复制和模仿大众传媒所制造的娱乐产品，由于其传播的公开性、无隐匿性的特点，竞争对手极易进行复制或创造性模仿。20世纪90年代《快乐大本营》曾热遍全国，一年时间里，中央电视台的《幸运52》、北京电视台的《欢乐总动员》、上海台的《快乐星期天》、浙江电视台的《假日总动员》等100多家省市电视台纷纷上马同类娱乐节目，引发了当时的娱乐风暴，《快乐大本营》的强劲风头也随之被淹没。遥看1995年《华西都市报》创刊之初，全国各地的纷纷效仿，将其办报模式移植克隆，立刻成为当地传媒的“摇钱树”；其本地的《成都商报》在进行创造性模仿后，居然后来居上。
其实，“超女”本身也并非原创，而是对《美国偶像》进行本土化改造后的中国式娱乐商品。由此看来，“超女”作为大众传媒所创造的娱乐商品，零门槛的进入标准、全面撒网的选秀模式、步步登高的晋级PK等，被竞争对手所复制和模仿很难避免，被超越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市场份额也就会相应流失。央视的《梦想中国》便从中分得了一杯羹。
受众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喜新厌旧是人之天性，《手机》中的爱情尚且容易产生审美疲劳，一个娱乐节目更何以堪？尤其对于生活在快餐时代的“动漫一族”、“卡通一族”。在第一届“超女”冠军安又琪尚未炙手可热时，便急急忙忙推出第二代的李宇春、周笔畅和张靓颖。现在，当李宇春们的商业价值还未成熟时，便又趁热打铁地将要打造第三代“超女”，俨然正在向流水线作业转换，成了不折不扣的生产车间。曾有人预言，“倘若‘超女’每年举办一次，就会加速其追捧疲劳”。的确，世界杯每隔四年才举办一次，每次都能点燃亿万球迷的狂热激情，这是大智慧的体现。因此，随着“超女”的连续举办，其热度必然呈现一个抛物线的生长轨迹，在喧嚣中慢慢走向沉寂。
“超女”VS肉包子
边际效用的递减性
卡茨“使用—满足”学说认为，处于某种社会条件中的受众根据不同的心理倾向对大众媒介产生期望，并对媒介产生接触行为从而得到信息需求的满足。有学者认为，“超女”正是满足了大众“娱乐的快感、真实的感动、平等的意识以及理想的激励等需求”，才如此红火。
那么，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超女”，既然被大众所使用，也就必然存在消费，消费过程中也就存在产品的边际效用递减性。一个人很饥饿的时候，吃第一个包子给他带来的效用很大，之后，随着吃包子数量的连续增加，每吃一个，其效用增量就逐渐递减。“超女”就如同一个肉包子，初看时的新鲜、刺激、悬念、眼泪、PK等让人大呼过瘾。但是，当大众熟悉了其播出套路、评选方式时，“超女”作为商品的边际效用便会越来越弱。纵然“超女”的主办方每年都会有新的策划创意，但是其总体的框架确是难以改变的，而只能延缓这一娱乐产品的寿命而已。
世间万物都具有开端、发展、高潮和消亡四个阶段。“超女”自2004年5月登上荧屏小试牛刀，其白天的收视率便由0.5%飙升至4.6%，市场占有率上升至20%，最高时达到49%，取得极佳的传播效果并赢得极高市场回报，可谓高起点生长、跨越式发展；2005年，“超女”的收视率猛增，广告费飙升，带给人们高峰体验，广告费以每15秒11.2万元一举盖过央视风头。一年过去了，虽然“超女”仍然在攫取大众眼球，占据媒体空间，但其走向衰微的命运已是大势所趋，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超女”VS平常心
渐行渐远的狂欢性
2006年的“超女”场面依然火爆，但所显露的种种迹象表明，崇尚狂欢与非理性的特征正在某种或某些力量的驱使下渐行渐远，正在被弱化。
“超女”的本性在于狂欢大大众文化之所以成为大众的，就是因为它能带来快感，“超女”是由草根阶层促成的大众节假日，区别于官方制定的法定节假日。海选时，选手不论美丑皆粉墨登场，是对中庸、谦和等传统观念的反叛；李宇春“加冕”，从草根到明星，是对等级秩序的颠覆；“玉米”、“凉粉”、“盒饭”们挥舞的双手和疯狂的尖叫，是对现实秩序禁锢的蔑视；“超级女声”本身成为当年度最流行词汇之首，构建了全新的社会图景。
参与者的理性回归大2005年，在“想唱就唱”口号的感召下，参与海选的选手最小年龄仅为4岁，很多在校女生不惜逃课、不远千里赶到现场参赛，有的赛区设置地的院校几乎全体女生倾巢出动，疯狂程度可窥一斑。从去年的比赛之初到最终结果揭晓，以及今年的举办，网上就有参与者在不断地反思：参加“超女”同买彩票有什么区别？一夜暴富的心态是否算得上健康？蜂拥献丑的疯狂到底让自己得到了什么？评委们的评判在没有任何评判标准的情况下，怎么去保证没有暗箱操作？评委们对失败者的嘲弄，已经被社会合法化地接受，这等于接受了一个前提：努力的过程是没有价值的或者不值得尊重的，出名才是一切，这可怕的“契约”将会对参与者有什么无形的影响。种种的反思，无疑会让今年的参与者的心态将更加平稳。同时由于种种因素，“超女”主办方设置了18岁的门槛条件，年龄的整体提升，也让参与群体的总体理性有了相应提高。
受众的理性回归大“超女”作为游戏娱乐节目，其海选“审丑”、残酷PK、晋级后的激动、淘汰后的无奈以及亲友团的浓浓亲情，为受众制造一种精神上的快感、感官上的享乐，无疑为生活在快节奏、高强度工作环境下被压抑的人提供了发泄郁闷的宣泄口。
“超女”之类的娱乐节目固然有为大众提供娱乐、休闲放松的功能，但它所刺激的仅仅是人类最感性的欲望，包括物欲、情欲等，背后实质上是商业的暴利和媒体娱乐功能的不正常放大。随着电视受众对“超女”的深入了解，在博客、论坛上种种质疑的声音冒了出来：对起到关键作用的短信统计，却从来没有在现场同步展示过；对“不分唱法、不计年龄、不论外形、不问地域、均可免费报名参加”的参赛规则，以及“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的漂亮口号，甚至有人声称“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质疑声音的泛起，正是大众理性的回归。同时，对“超女”彻底娱乐的做法，更是有人大声批判。毕竟，娱乐性虽是大众艺术的一大特征，但毕竟是一个特征，而不是唯一的特征，更不是根本的特征。一味把大众艺术与娱乐相等同，就是把大众艺术引向误区的开端。
无论如何极乐宣泄和逃避现实，在让我一次疯个够的狂欢后，由于受众需求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再加之受众因为现实的驱使和务实精神的本性，会渐渐趋向于理性的回归。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庞春燕
“超女”VS玻璃樽
娱乐商品的易碎性
娱乐商品的传播就像玻璃樽一样容易被摔碎，“超女”本身就是有诸多碎片化的娱乐元素组合而成，君不见多少流行和时尚各领风骚三五年后便烟消云散。究其原因，一是竞争者容易对其复制和模仿，二是受众的接受心理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超女”是娱乐商品品“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超女”用海选、晋级等产品同受众交换注意力，再用交换过来的注意力同广告商交换广告费，牵动其有效运作的是市场、买卖和消费等经济体制，决定其盛衰兴替的是收益、利润和广告额等经济指标，实现商品利润是目标，满足大众的物质与感官欲求是手段。因此，“超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娱乐商品。
竞争者容易复制和模仿大众传媒所制造的娱乐产品，由于其传播的公开性、无隐匿性的特点，竞争对手极易进行复制或创造性模仿。20世纪90年代《快乐大本营》曾热遍全国，一年时间里，中央电视台的《幸运52》、北京电视台的《欢乐总动员》、上海台的《快乐星期天》、浙江电视台的《假日总动员》等100多家省市电视台纷纷上马同类娱乐节目，引发了当时的娱乐风暴，《快乐大本营》的强劲风头也随之被淹没。遥看1995年《华西都市报》创刊之初，全国各地的纷纷效仿，将其办报模式移植克隆，立刻成为当地传媒的“摇钱树”；其本地的《成都商报》在进行创造性模仿后，居然后来居上。
其实，“超女”本身也并非原创，而是对《美国偶像》进行本土化改造后的中国式娱乐商品。由此看来，“超女”作为大众传媒所创造的娱乐商品，零门槛的进入标准、全面撒网的选秀模式、步步登高的晋级PK等，被竞争对手所复制和模仿很难避免，被超越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市场份额也就会相应流失。央视的《梦想中国》便从中分得了一杯羹。
受众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喜新厌旧是人之天性，《手机》中的爱情尚且容易产生审美疲劳，一个娱乐节目更何以堪？尤其对于生活在快餐时代的“动漫一族”、“卡通一族”。在第一届“超女”冠军安又琪尚未炙手可热时，便急急忙忙推出第二代的李宇春、周笔畅和张靓颖。现在，当李宇春们的商业价值还未成熟时，便又趁热打铁地将要打造第三代“超女”，俨然正在向流水线作业转换，成了不折不扣的生产车间。曾有人预言，“倘若‘超女’每年举办一次，就会加速其追捧疲劳”。的确，世界杯每隔四年才举办一次，每次都能点燃亿万球迷的狂热激情，这是大智慧的体现。因此，随着“超女”的连续举办，其热度必然呈现一个抛物线的生长轨迹，在喧嚣中慢慢走向沉寂。
“超女”VS肉包子
边际效用的递减性
卡茨“使用—满足”学说认为，处于某种社会条件中的受众根据不同的心理倾向对大众媒介产生期望，并对媒介产生接触行为从而得到信息需求的满足。有学者认为，“超女”正是满足了大众“娱乐的快感、真实的感动、平等的意识以及理想的激励等需求”，才如此红火。
那么，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超女”，既然被大众所使用，也就必然存在消费，消费过程中也就存在产品的边际效用递减性。一个人很饥饿的时候，吃第一个包子给他带来的效用很大，之后，随着吃包子数量的连续增加，每吃一个，其效用增量就逐渐递减。“超女”就如同一个肉包子，初看时的新鲜、刺激、悬念、眼泪、PK等让人大呼过瘾。但是，当大众熟悉了其播出套路、评选方式时，“超女”作为商品的边际效用便会越来越弱。纵然“超女”的主办方每年都会有新的策划创意，但是其总体的框架确是难以改变的，而只能延缓这一娱乐产品的寿命而已。
世间万物都具有开端、发展、高潮和消亡四个阶段。“超女”自2004年5月登上荧屏小试牛刀，其白天的收视率便由0.5%飙升至4.6%，市场占有率上升至20%，最高时达到49%，取得极佳的传播效果并赢得极高市场回报，可谓高起点生长、跨越式发展；2005年，“超女”的收视率猛增，广告费飙升，带给人们高峰体验，广告费以每15秒11.2万元一举盖过央视风头。一年过去了，虽然“超女”仍然在攫取大众眼球，占据媒体空间，但其走向衰微的命运已是大势所趋，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超女”VS平常心
渐行渐远的狂欢性
2006年的“超女”场面依然火爆，但所显露的种种迹象表明，崇尚狂欢与非理性的特征正在某种或某些力量的驱使下渐行渐远，正在被弱化。
“超女”的本性在于狂欢大大众文化之所以成为大众的，就是因为它能带来快感，“超女”是由草根阶层促成的大众节假日，区别于官方制定的法定节假日。海选时，选手不论美丑皆粉墨登场，是对中庸、谦和等传统观念的反叛；李宇春“加冕”，从草根到明星，是对等级秩序的颠覆；“玉米”、“凉粉”、“盒饭”们挥舞的双手和疯狂的尖叫，是对现实秩序禁锢的蔑视；“超级女声”本身成为当年度最流行词汇之首，构建了全新的社会图景。
参与者的理性回归大2005年，在“想唱就唱”口号的感召下，参与海选的选手最小年龄仅为4岁，很多在校女生不惜逃课、不远千里赶到现场参赛，有的赛区设置地的院校几乎全体女生倾巢出动，疯狂程度可窥一斑。从去年的比赛之初到最终结果揭晓，以及今年的举办，网上就有参与者在不断地反思：参加“超女”同买彩票有什么区别？一夜暴富的心态是否算得上健康？蜂拥献丑的疯狂到底让自己得到了什么？评委们的评判在没有任何评判标准的情况下，怎么去保证没有暗箱操作？评委们对失败者的嘲弄，已经被社会合法化地接受，这等于接受了一个前提：努力的过程是没有价值的或者不值得尊重的，出名才是一切，这可怕的“契约”将会对参与者有什么无形的影响。种种的反思，无疑会让今年的参与者的心态将更加平稳。同时由于种种因素，“超女”主办方设置了18岁的门槛条件，年龄的整体提升，也让参与群体的总体理性有了相应提高。
受众的理性回归大“超女”作为游戏娱乐节目，其海选“审丑”、残酷PK、晋级后的激动、淘汰后的无奈以及亲友团的浓浓亲情，为受众制造一种精神上的快感、感官上的享乐，无疑为生活在快节奏、高强度工作环境下被压抑的人提供了发泄郁闷的宣泄口。
“超女”之类的娱乐节目固然有为大众提供娱乐、休闲放松的功能，但它所刺激的仅仅是人类最感性的欲望，包括物欲、情欲等，背后实质上是商业的暴利和媒体娱乐功能的不正常放大。随着电视受众对“超女”的深入了解，在博客、论坛上种种质疑的声音冒了出来：对起到关键作用的短信统计，却从来没有在现场同步展示过；对“不分唱法、不计年龄、不论外形、不问地域、均可免费报名参加”的参赛规则，以及“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的漂亮口号，甚至有人声称“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质疑声音的泛起，正是大众理性的回归。同时，对“超女”彻底娱乐的做法，更是有人大声批判。毕竟，娱乐性虽是大众艺术的一大特征，但毕竟是一个特征，而不是唯一的特征，更不是根本的特征。一味把大众艺术与娱乐相等同，就是把大众艺术引向误区的开端。
无论如何极乐宣泄和逃避现实，在让我一次疯个够的狂欢后，由于受众需求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再加之受众因为现实的驱使和务实精神的本性，会渐渐趋向于理性的回归。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庞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