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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一时间吸引了大批革命青年，这其中包括经历长征到达陕北的革命知识分子、穿越封锁经历万重险阻从国统区、沦陷区来到延安的有志之士、心系祖国的海外侨胞和热爱和平的国际友人，再加上陕北本土的知识分子。延安成了文化人的聚集地，这些知识分子为延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探究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来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来源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71-02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的政治主张，赢得了民心。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国共两党关系的弛张变化，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延安聚集了很多来自各地的知识分子，多达40000余人。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共有1万多名青年知识分子经该处去往延安。
延安时期是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最为集中的时期。“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涛涛。我们背着行李走，闯过豺狼荆棘路。为了革命心志坚，不到延安誓不休。”①在当时，奔赴延安的各类知识分子背景及想法各不相同，但大致可列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知识分子、来自国统区沦陷区的知识分子、陕北本土知识分子、来自海外的知识分子几类。
一、长征到达陕北的知识分子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城。之后中央苏区的很多知识分子也来到陕北，他们主要有邓颖超（女）、蔡畅（女）、成仿吾、沙可夫、张如心、吴亮平、李伯钊（女）等人。
邓颖超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发动妇女参加抗战参加民主政治运动。蔡畅1935年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领导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带领广大妇女争取解放。成仿吾是长征路上的唯一教授，他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1937年11月陕北公学成立，聘其担任校长。沙可夫1937年10月到延安，最初任新华通讯社主任；1938年参与筹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副院长兼党组书记，他从事艺术教育数十年，培养了大批人才。吴亮平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达延安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并担任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现场翻译。李伯钊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党组委员、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科科长、鲁迅艺术学校校长、中共中央文委地方文化科科长、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等职。
这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知识分子人数虽然很少，但他们大多都是接受过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并长期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作为革命队伍中的干部，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领导能力，有革命的理想和报负，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为革命牺牲的大我精神。
二、来自国统区、沦陷区的知识分子
从国统区、沦陷区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或早已加入共产党的作家以及左翼文化人。他们当中，丁玲是第一个到达保安（今延安）的知识分子。她很早就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从事革命的创作与宣传，1933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后经营救，于1936年11月到保安。到边区后，她担任“中国文协会”主任，领导文协的工作。抗战爆发后，丁玲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走上抗日前线，进行宣传工作。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曾以《大众哲学》而声名远扬的哲学家艾思奇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1937年同历史学家何干之、文艺理论家周扬等12人由上海来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校任教，并参加延安文艺界的组织工作。周扬曾回忆他们去延安的原因时，这么说：“主要原因是组织决定我去……恰好延安有需要，因为那时候国共合作已基本定下来了，至少内战可以停止了，延安打电报来，说需要从上海调一些高文化工作的人去延安，这样，我和艾思奇、何干之这一批人就去了延安。”②1940年5月，矛盾搭乘朱德、康克清之车也来到延安。
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为了生计，有的为了理想，单独或结伴来到延安。王实味为了生计，也为了抗战，带着几名学生于1937年9月从郑州开封转车南下来到延安。肺结核病医生何穆携妻子文学博士陈学昭于1938年来到延安。陈学昭历时5个月写出了《延安访问记》后离开延安回到重庆。在物价昂贵、生计困难的重庆，他们的孩子因不能及时医治而夭折。1940年他们夫妇二人迫于生计，改名化妆再次来到延安，陈学昭成为当时延安仅有的三位博士之一。何其芳生长在四川万县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接受了比较完备的传统文化熏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他怀着追求革命理想的心，在1938年8月与沙汀、卞之琳一起来到延安。
来自国统区、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大多文化水平比较高，思维比较开阔，见识十分广泛，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在延安文化领域占有主导地位。但由于他们来延安以前，大多出身于富足家庭，长期在大城市生活或在大学、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对边区情况的了解程度和与群众的联系存在距离感，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比较薄弱。
三、陕北本土知识分子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作为陕甘宁苏区的最高行政机关，后于1937年9月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之后，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大批涌入延安，但这其中也有很多知识分子源于陕北当地，代表人物有马健翎、杨醉乡、柳青等。
马健翎（1907—1965）陕北米脂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任教于延安师范学校，在延安组织乡土剧团，创作演出《中国拳头》和秦腔《一条路》等。1938年他被任命为民众剧团剧务主任，正式开始戏曲艺术生涯。民众剧团成立后，在柯中平、马健翎的领导下，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方向，面向广大群众，深入基层，受到广泛关注，被誉为“大众艺术野战兵团”。1943年，马健翎的代表作秦腔剧《血泪仇》问世，1944年其获“人民艺术家称号”。杨醉乡（1906—1996）陕北延川人，曾任边区抗战剧团团长、边区民众剧团副团长、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等职，创作了话剧《亡国恨》《丰收舞》等剧目。
柳青（1916—1978）陕北吴堡人，边区著名的小说家。1938年5月到延安后，柳青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任海燕诗歌社秘书兼做民众娱乐改进会秘书和机关党的工作，并参与《五月的延安》编辑工作。1939年到1940年，他以随军记者和文化教员的身份，随八路军转战于山西抗日前线。1940年10月返回延安，担任文学月刊《谷雨》的编辑，这一时期是他短篇小说创作的高潮时期，写出了许多反映边区生活的短篇小说，其大多收录到《地雷》集中。在边区的“文化下乡”活动中，他在米脂县民丰区任乡文书，和当地干部一起发展党的力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反奸斗争和大生产运动。根据这个时期的生活积累，1947年写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
陕北本土的文化人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与当地的农民、群众朝夕相处，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没有较大的距离感，容易亲近群众、深入基层，易于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易于投身文艺事业为广大民众服务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革命。
四、来自海外的知识分子
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震惊了海内外，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广大爱国侨胞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投身抗日。延安时期，数十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或者访问或工作，他们当中有记者、医生、技术人员、军事顾问、学生领袖等，他们的到来使延安以崭新的视角呈现在世界面前，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认识。
海外侨胞的主要代表有陈嘉庚、李子芳、黄登保、梁金生等人。陈嘉庚（1874—1961），出生于华侨世家，侨居南洋，是一代华侨领袖，是名扬中外的实业家和爱国教育家。早期他在新加坡募捐帮助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华侨的民族运动，数十年来始终不遗余力地普及爱国教育。抗战爆发后，他在新加坡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参观访问。他曾被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27年李子芳从菲律宾归国，跟随中央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各种纷繁复杂的组织、政治和思想工作。黄登保出生于华侨家庭，从菲律宾设法回国参战，1938年6月到达延安。他为人民炮兵的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梁金生是越南华侨，1938年8月来到延安，他积极为党工作，曾创办延安光华制药厂并任厂长，之后调任延安保小当校长，他在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原国家主席杨尚昆曾为他题词：“国际主义战士梁金生同志的精神永放光辉”。③
外国友人主要有埃德加•斯诺、格尼丝•史沫特莱、海伦•福斯特•斯诺、白求恩等。斯诺、史沫特莱、福斯特•斯诺三个美国记者分别到达延安，采访、撰写红军人物，报道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抗战募捐。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他救助了大批伤病人员，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还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来自海外的侨胞、国际友人及爱国人士，他们不畏路途的艰险，突破重重险阻来到延安。国际友人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用一种崭新的目光来观察延安，认识延安，他们的采访报道客观公正，让西方国家正确的了解中国的战事，让世界清楚的看到只有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延安。爱国华侨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祖国的抗战，侨领富商更是以身作则，他们当中有的是到过延安，有的更是留在延安，肩负起抗日救亡的大任。
中国知识分子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圣地延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思想上的飞跃，经历了民族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实现了阶级立场的转变，他们深入实践，与工农结合，在延安实现了文化人的大团结，形成了新型的文化团体。他们的到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①引自《奔向光明》，王云风创作于1938年。
②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29-30.
③李彬，马玉卿.抗日华侨与延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217.
关键词：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来源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71-02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的政治主张，赢得了民心。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国共两党关系的弛张变化，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延安聚集了很多来自各地的知识分子，多达40000余人。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共有1万多名青年知识分子经该处去往延安。
延安时期是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最为集中的时期。“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涛涛。我们背着行李走，闯过豺狼荆棘路。为了革命心志坚，不到延安誓不休。”①在当时，奔赴延安的各类知识分子背景及想法各不相同，但大致可列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知识分子、来自国统区沦陷区的知识分子、陕北本土知识分子、来自海外的知识分子几类。
一、长征到达陕北的知识分子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城。之后中央苏区的很多知识分子也来到陕北，他们主要有邓颖超（女）、蔡畅（女）、成仿吾、沙可夫、张如心、吴亮平、李伯钊（女）等人。
邓颖超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发动妇女参加抗战参加民主政治运动。蔡畅1935年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领导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带领广大妇女争取解放。成仿吾是长征路上的唯一教授，他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1937年11月陕北公学成立，聘其担任校长。沙可夫1937年10月到延安，最初任新华通讯社主任；1938年参与筹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副院长兼党组书记，他从事艺术教育数十年，培养了大批人才。吴亮平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达延安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并担任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现场翻译。李伯钊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党组委员、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科科长、鲁迅艺术学校校长、中共中央文委地方文化科科长、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等职。
这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知识分子人数虽然很少，但他们大多都是接受过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并长期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作为革命队伍中的干部，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领导能力，有革命的理想和报负，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为革命牺牲的大我精神。
二、来自国统区、沦陷区的知识分子
从国统区、沦陷区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或早已加入共产党的作家以及左翼文化人。他们当中，丁玲是第一个到达保安（今延安）的知识分子。她很早就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从事革命的创作与宣传，1933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后经营救，于1936年11月到保安。到边区后，她担任“中国文协会”主任，领导文协的工作。抗战爆发后，丁玲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走上抗日前线，进行宣传工作。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曾以《大众哲学》而声名远扬的哲学家艾思奇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1937年同历史学家何干之、文艺理论家周扬等12人由上海来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校任教，并参加延安文艺界的组织工作。周扬曾回忆他们去延安的原因时，这么说：“主要原因是组织决定我去……恰好延安有需要，因为那时候国共合作已基本定下来了，至少内战可以停止了，延安打电报来，说需要从上海调一些高文化工作的人去延安，这样，我和艾思奇、何干之这一批人就去了延安。”②1940年5月，矛盾搭乘朱德、康克清之车也来到延安。
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为了生计，有的为了理想，单独或结伴来到延安。王实味为了生计，也为了抗战，带着几名学生于1937年9月从郑州开封转车南下来到延安。肺结核病医生何穆携妻子文学博士陈学昭于1938年来到延安。陈学昭历时5个月写出了《延安访问记》后离开延安回到重庆。在物价昂贵、生计困难的重庆，他们的孩子因不能及时医治而夭折。1940年他们夫妇二人迫于生计，改名化妆再次来到延安，陈学昭成为当时延安仅有的三位博士之一。何其芳生长在四川万县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接受了比较完备的传统文化熏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他怀着追求革命理想的心，在1938年8月与沙汀、卞之琳一起来到延安。
来自国统区、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大多文化水平比较高，思维比较开阔，见识十分广泛，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在延安文化领域占有主导地位。但由于他们来延安以前，大多出身于富足家庭，长期在大城市生活或在大学、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对边区情况的了解程度和与群众的联系存在距离感，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比较薄弱。
三、陕北本土知识分子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作为陕甘宁苏区的最高行政机关，后于1937年9月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之后，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大批涌入延安，但这其中也有很多知识分子源于陕北当地，代表人物有马健翎、杨醉乡、柳青等。
马健翎（1907—1965）陕北米脂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任教于延安师范学校，在延安组织乡土剧团，创作演出《中国拳头》和秦腔《一条路》等。1938年他被任命为民众剧团剧务主任，正式开始戏曲艺术生涯。民众剧团成立后，在柯中平、马健翎的领导下，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方向，面向广大群众，深入基层，受到广泛关注，被誉为“大众艺术野战兵团”。1943年，马健翎的代表作秦腔剧《血泪仇》问世，1944年其获“人民艺术家称号”。杨醉乡（1906—1996）陕北延川人，曾任边区抗战剧团团长、边区民众剧团副团长、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等职，创作了话剧《亡国恨》《丰收舞》等剧目。
柳青（1916—1978）陕北吴堡人，边区著名的小说家。1938年5月到延安后，柳青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任海燕诗歌社秘书兼做民众娱乐改进会秘书和机关党的工作，并参与《五月的延安》编辑工作。1939年到1940年，他以随军记者和文化教员的身份，随八路军转战于山西抗日前线。1940年10月返回延安，担任文学月刊《谷雨》的编辑，这一时期是他短篇小说创作的高潮时期，写出了许多反映边区生活的短篇小说，其大多收录到《地雷》集中。在边区的“文化下乡”活动中，他在米脂县民丰区任乡文书，和当地干部一起发展党的力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反奸斗争和大生产运动。根据这个时期的生活积累，1947年写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
陕北本土的文化人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与当地的农民、群众朝夕相处，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没有较大的距离感，容易亲近群众、深入基层，易于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易于投身文艺事业为广大民众服务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革命。
四、来自海外的知识分子
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震惊了海内外，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广大爱国侨胞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投身抗日。延安时期，数十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或者访问或工作，他们当中有记者、医生、技术人员、军事顾问、学生领袖等，他们的到来使延安以崭新的视角呈现在世界面前，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认识。
海外侨胞的主要代表有陈嘉庚、李子芳、黄登保、梁金生等人。陈嘉庚（1874—1961），出生于华侨世家，侨居南洋，是一代华侨领袖，是名扬中外的实业家和爱国教育家。早期他在新加坡募捐帮助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华侨的民族运动，数十年来始终不遗余力地普及爱国教育。抗战爆发后，他在新加坡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参观访问。他曾被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27年李子芳从菲律宾归国，跟随中央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各种纷繁复杂的组织、政治和思想工作。黄登保出生于华侨家庭，从菲律宾设法回国参战，1938年6月到达延安。他为人民炮兵的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梁金生是越南华侨，1938年8月来到延安，他积极为党工作，曾创办延安光华制药厂并任厂长，之后调任延安保小当校长，他在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原国家主席杨尚昆曾为他题词：“国际主义战士梁金生同志的精神永放光辉”。③
外国友人主要有埃德加•斯诺、格尼丝•史沫特莱、海伦•福斯特•斯诺、白求恩等。斯诺、史沫特莱、福斯特•斯诺三个美国记者分别到达延安，采访、撰写红军人物，报道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抗战募捐。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他救助了大批伤病人员，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还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来自海外的侨胞、国际友人及爱国人士，他们不畏路途的艰险，突破重重险阻来到延安。国际友人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用一种崭新的目光来观察延安，认识延安，他们的采访报道客观公正，让西方国家正确的了解中国的战事，让世界清楚的看到只有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延安。爱国华侨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祖国的抗战，侨领富商更是以身作则，他们当中有的是到过延安，有的更是留在延安，肩负起抗日救亡的大任。
中国知识分子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圣地延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思想上的飞跃，经历了民族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实现了阶级立场的转变，他们深入实践，与工农结合，在延安实现了文化人的大团结，形成了新型的文化团体。他们的到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①引自《奔向光明》，王云风创作于1938年。
②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29-30.
③李彬，马玉卿.抗日华侨与延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