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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科设置，通识教育，儒学，四书五经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18－0066－05
中国的高等学校必须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是毋庸置疑的。近年来，许多高校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如何开展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方面，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和做法相当流行。有些论证“国学合法性”的人甚至试图在大学通识教育中树立儒学的主导地位。本文仅就“四书五经”是否应当成为大学生通识教育的必修课谈一点意见。
一、“儒学的现代价值”之争是“国学立户”之争的焦点
近年来，围绕应否将“国学”设为一级学科的问题，教育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一些学者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一些学者之间关于教育行政政策之争很有代表性。
针对中国人民大学等一些大学的校长所谓的“国学立户”主张，南开大学刘泽华、宁宗一、冯尔康、魏宏运、刘健清、李喜所等六教授，联名发表题为《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的建言。他们反对将国学列为一级学科，其主要理据之一，就是不能夸大儒学的现代价值，“中国文化复兴绝不等于复兴国学，更不等于复兴儒学”。
在主张设置国学一级学科的学者群体中，有不少人是从“大国学”“新国学”的角度立论的。这类提法虽不无新意，却实属思虑不当。其最大弊端是将“帝制国学”(中国古代的国子监及国教、儒教)、“传统国学”(旧学、中学、国粹、国故、古学)、“大国学”(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之学)、“新国学”(现代旨趣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国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等内涵有重大差异的“国学”混淆在一起，很容易导致鱼目混珠。乃至被一些不良的目的所利用。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鉴于此，南开大学张分田教授撰写学术性政策建议，并提交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他明确指出：“独尊儒术的‘国学’不适用于现代；区隔中西的‘国学’存在重大偏弊；含义混乱的‘国学’无法界定学科；夸大功能的‘国学’不能使之太热。如果将‘国学’列入一级学科名录，就会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赞成设置“国学一级学科”的学者中，不乏名副其实的“大国学”“新国学”论者，而一些力主恢复儒学主导地位的学者才是“弘扬国学”的中坚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王达三题为《重建传统国学教育体系》的文章，最能体现众多“弘扬国学”者的真实想法。文章发表在《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3日《文化批评》栏目。
这篇文章的作者主张“国学既需要跻身一级学科，亦需要恢复传统分类方式”。他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亦即相对于“西学”的“中学”，相对于“今学”的“古学”。在作者看来，这种国学是“国魂之学”，因而“国学既应是大学的专业教育，亦应是大学的通识教育”，而“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是“国学教育”的基础和重点。据此，作者认为，旨在“普及国学”的大学生通识教育，仅仅“上泛泛的、不痛不痒的国学概论课”是不够的，必须将研读孔孟老庄、诗书礼易，“列入全体大学生的必修课、考试课”。作者甚至认为，儒家经典教育是终身教育，不仅要从中小学开始记诵“四书”等，而且“中国需要也必将出现一些终身只学国学而不接受其他学科教育的人。”于是他主张国家建立“孔子大学”，由教育部长兼任校长。孔子大学承担相当于古代国子监和太学的功能，同时又是“道德权威机构和社会清议机构”。凡是知道“国学”的本义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位作者实际上主张全面重建本义上的“国学”，即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并将国家教化、教育行政、学科设置和通识教育四种功能统一为一体的帝制国学。
上述争论反映了一个重大事实，即关于“国学一级学科”的辩论，不是要不要大力开展传统文化研究之争，而是应不应以行政手段在大学教育中全面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之争。一些人打着“正面弘扬传统”的旗号，试图在现代社会重建独尊儒术的“国学”。这势必招致众多有识之士的反对。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识。因此，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才是这场争论的焦点和实质。
二、独尊儒术的“国学”与现代大学教育格格不入
“国学”一词的本义是国家之学，即“邦国庠序”。汉唐以来，国学主要指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及其附属的等级地位最高的国立学校，如汉的太学、晋的国子学、北齐的国子寺和隋、唐、宋、元、明、清的国子监及其下设的国子学。历代皇帝独尊儒术，他们设立国学，选任学官，以儒学培养政治精英，进而教化广大臣民。清朝覆灭之前，这种国学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作为帝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国学可以称之为“帝制国学”。
只要稍加比较，就不难看出，王达三研究员所说的“国学”与帝制国学大同小异。换言之，他不仅主张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将“四书五经”作为必修课，而且试图在中国现代社会重建在国家教育行政体制支配下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传统国学教育体系”。
首先，从机构设置及其职能看，所谓的“孔子大学”与帝制国学一模一样，都属于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兼国立最高学府，并由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首长(古代的国子祭酒或现代的教育部长)担任主官。这一点完全符合“国学”一词的本义和帝制国学的一般特征，即清乾隆帝所说的“国学者。天子之学也”。
其次，从教育目的看，“普及国学”的目的不仅仅着眼于传播知识，“更需要把国学视为一种价值来源”。他甚至主张将现代学校变成“道德权威机构”。这一点也符合帝制国学的制度原理，即唐朝皇帝所说的“夫国学者，立教之本”。
再次，从教育内容看，儒家经典之学是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即初级、中级教育必须“开设国学课程，将记诵“四书”之类作为“国学教育的基础和重点之所在”，而高等教育必须研读儒家经典，并一律实行严格考试。其中，“终身只学国学”的学生与帝制的“国学生”“太学生”完全相同。
在当下的“国学热”中，赞成上述主张的大有人在。熟知中国现代教育史的人都会发现这类主张并无多少新意。自旧国学与帝制一同寿终正寝以来，提出类似主张的人可谓不胜枚举。极力赞助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康有为等人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之议，堪称这批人的典型代表。蒋介石统治集团也曾一度试图以一系列国家行政措施推行这类主张。换言之，“重建传统国学教育体系”是一种陈旧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次泛起。
凡是具有一些历史常识的人都深知独尊儒术的旧国学与现代大学教育格格不入，因而不会同意“重建传统国学教育体系”。首先，自汉唐至明清，儒学是官方学说和主流思想，因而以儒家经典之学为核心的旧国学一直是主流学术。由于儒学与帝制血肉相连，我们很难三言两语便全面评定 旧国学的功过是非。一般说来，旧国学是帝制的精神支柱，甚至可以说旧国学属于帝制的意识形态，它在铸就帝制的“国魂”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不应当在大学教育中系统地重建这种具有鲜明的专制属性的“国魂之学”。其次，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引入现代教育体制以取代传统教育体制，这是一场伟大的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废止读经与科举，让儒学边缘化，以建立现代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正是这场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如此宏大。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样一场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的重新崛起。近年来，一些人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企图用“激进主义”之类的帽子否定这场伟大的变革，进而为“弘扬儒学”“重建国学”提供口实。从历史大趋势看，这是一股逆流。
从当今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看，在大学通识教育中“重建传统国学教育体系”也是行不通的。立国教，设国学，这是一种在前现代国家广泛存在的现象，而在现代国家这种做法已经绝迹。世界上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既有其“传统文化”，也都有其“国家学术”。但是，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大学设有名日“国学”的学科和专业。除了一些后进国家的大学或一些宗教大学外，也没有任何现代普通大学规定研读某种“经典”是所有专业大学生的必修课。这就是说，“重建传统国学教育体系”与现代社会通行的做法是相悖的。何兆武先生说：“我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所以我也不赞成所谓的‘国学’。每个国家都有‘国学’，都要去宣扬他的‘国学’吗?……我同意这样的说法，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应该戴中学、西学、国学这种帽子。”实际上，“国学”及“国魂之学”的提法本身就是会贻笑大方的。
或许有人会提出：是否可以将研读“四书五经”列为文科大学生的必修课?就连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否定的。从实际情况看，高校通常都会设有一批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选修课供大学生选修。一般说来，不把研读“四书五经”作为文科大学生的必修课并不影响教育质量。且不说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通常不必研读“四书五经”，即使在文、史、哲学科的大多数专业及研究方向，研读“四书五经”也只是列为选修课。换言之，除一些特定研究方向外，文科大学生没有必要研读“四书五经”，只要掌握一些相关知识便足够了。在通识教育中，就连国学概论也只是列为选修课，选与不选要由学生自己决定。
三、“四书五经”不是优质的传统文化资源
一些学者曲解党的十七大精神，夸大儒学的现代价值及其在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简单地将“弘扬传统文化”等同于“弘扬儒学”。为了把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引入一个特定的议程，这类学者编造了一系列与“儒学”相关的神话与谎言。一些人甚至刻意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撰写辩护词。他们盲目颂扬“传统美德”，错误地将社会大变革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归咎于儒学的边缘化，主张用尊孔读经和诵读《弟子规》等方式“继承中国传统美德”，形成“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有的人甚至主张将儒学立为“国教”，并在现代中国重建“儒教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对儒学的核心价值和历史作用缺乏深入了解的高校管理者、教师和大学生受到上述说法的误导，也将诵读“四书五经”视为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灵丹妙药。一些校长甚至提出儒家经典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主张借助于灌输儒家思想，加强对大学生的理想、道德、文化和纪律的教育，以“全方位提升其人文品位”。一批著名高校的社团发出倡议，号召大学生晨读传统经典。一些人甚至主张将“四书五经”列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必修课。
凡是对儒家学说及其历史作用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发现这种主张的悖谬之处。难道手持“四书五经”就可以抓住传统文化的精髓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四书五经”中的确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其中一些内容可以为构建、维护现代中国的社会体系提供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但是，如果夸大“四书五经”的历史价值及现代意义，乃至主张在现代中国恢复儒教传统，则是无知的，甚至是荒唐的，其中一些人则是别有用心的。正如许多学者很早就一再指出的：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载体的儒家经典思想是一套与传统农耕社会的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君主制度相匹配的思想体系，并长期占据官方学说和主流文化的地位。因此，儒家的学说具有明显的宗法性、等级性、威权性、保守性，这类观念与现代理念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借鉴儒家文化的时候，必须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将这类因素彻底剔除，将这类内容彻底抛弃。
许多现代崇儒者极力渲染尊孔读经的神奇功效，他们声称只要“回到孔孟去”，就可以从儒家的“内圣”中开出现代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从“民贵君轻”中转换出“新民本”。这类说法遭到许多著名学者的质疑和批评。例如，秉承一个历史学家的求实态度，谭其骧先生指出：“二千多年来，历史上崇儒的时代很多，但崇儒起过什么作用呢?我看没有……因此我否认儒学能够起到起衰救弊、导致太平的作用。”在他看来，“儒家思想是历史上的一种思想。我们只能把它摆在思想史中去研究，历史地对待。”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回到孔子那里去”都是行不通的。
从历史过程看，自汉唐至明清，几乎所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华夏先民都有背诵经典的“童子功”，许多士子甚至“一心只读圣贤书”，可是这并没有导致古代中国出现民主法治社会。15世纪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衰落也与推崇“四书”的宋明理学的广泛传播有直接的关系。就连如此规模的读经也无法导致的奇特效果，怎么可能在现代条件下产生!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恰恰得益于儒学的边缘化呢!
实际上，一批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早就指出：儒家经典存在重大缺陷，必须恰当地评估其价值，不能将其神圣化。不属于儒家学派的老子、墨子、商鞅、庄子、阮籍、鲍敬言、无能子等自不待言，就连儒学素养深厚的王充、李贽等也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而抨击“以理杀人”的戴震则属于博学鸿儒。在汉代，儒家经典号称“万世不易”。泛滥一时的儒家经典崇拜成为当时思想文化领域最大的“虚妄”。善于独立思考的王充在肯定孔子是最值得效仿的古代圣贤的同时，对形形色色的神化孔子本人和儒家经典的虚妄之说一一予以揭露。在为“疾虚妄”而作的《论衡》中，王充仅仅使用了最简单的事实举证方法和形式逻辑推理，就令人信服地指出：儒家经典中多有歪曲历史、夸大其词、违背常识、自相矛盾之处。正是由于《论衡》具有可贵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批判精神，绝大多数中外学者给予王充很高的历史定位。一批外国著名汉学家或将王充与古希腊的伊壁鸠鲁相提并论，或称王充是“中国之伏尔泰”，或将王充视为汉代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或赞扬王充“开东方逻辑之宗”。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绝对不能像帝制国学一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18－0066－05
中国的高等学校必须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是毋庸置疑的。近年来，许多高校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如何开展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方面，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和做法相当流行。有些论证“国学合法性”的人甚至试图在大学通识教育中树立儒学的主导地位。本文仅就“四书五经”是否应当成为大学生通识教育的必修课谈一点意见。
一、“儒学的现代价值”之争是“国学立户”之争的焦点
近年来，围绕应否将“国学”设为一级学科的问题，教育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一些学者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一些学者之间关于教育行政政策之争很有代表性。
针对中国人民大学等一些大学的校长所谓的“国学立户”主张，南开大学刘泽华、宁宗一、冯尔康、魏宏运、刘健清、李喜所等六教授，联名发表题为《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的建言。他们反对将国学列为一级学科，其主要理据之一，就是不能夸大儒学的现代价值，“中国文化复兴绝不等于复兴国学，更不等于复兴儒学”。
在主张设置国学一级学科的学者群体中，有不少人是从“大国学”“新国学”的角度立论的。这类提法虽不无新意，却实属思虑不当。其最大弊端是将“帝制国学”(中国古代的国子监及国教、儒教)、“传统国学”(旧学、中学、国粹、国故、古学)、“大国学”(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之学)、“新国学”(现代旨趣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国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等内涵有重大差异的“国学”混淆在一起，很容易导致鱼目混珠。乃至被一些不良的目的所利用。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鉴于此，南开大学张分田教授撰写学术性政策建议，并提交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他明确指出：“独尊儒术的‘国学’不适用于现代；区隔中西的‘国学’存在重大偏弊；含义混乱的‘国学’无法界定学科；夸大功能的‘国学’不能使之太热。如果将‘国学’列入一级学科名录，就会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赞成设置“国学一级学科”的学者中，不乏名副其实的“大国学”“新国学”论者，而一些力主恢复儒学主导地位的学者才是“弘扬国学”的中坚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王达三题为《重建传统国学教育体系》的文章，最能体现众多“弘扬国学”者的真实想法。文章发表在《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3日《文化批评》栏目。
这篇文章的作者主张“国学既需要跻身一级学科，亦需要恢复传统分类方式”。他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亦即相对于“西学”的“中学”，相对于“今学”的“古学”。在作者看来，这种国学是“国魂之学”，因而“国学既应是大学的专业教育，亦应是大学的通识教育”，而“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是“国学教育”的基础和重点。据此，作者认为，旨在“普及国学”的大学生通识教育，仅仅“上泛泛的、不痛不痒的国学概论课”是不够的，必须将研读孔孟老庄、诗书礼易，“列入全体大学生的必修课、考试课”。作者甚至认为，儒家经典教育是终身教育，不仅要从中小学开始记诵“四书”等，而且“中国需要也必将出现一些终身只学国学而不接受其他学科教育的人。”于是他主张国家建立“孔子大学”，由教育部长兼任校长。孔子大学承担相当于古代国子监和太学的功能，同时又是“道德权威机构和社会清议机构”。凡是知道“国学”的本义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位作者实际上主张全面重建本义上的“国学”，即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并将国家教化、教育行政、学科设置和通识教育四种功能统一为一体的帝制国学。
上述争论反映了一个重大事实，即关于“国学一级学科”的辩论，不是要不要大力开展传统文化研究之争，而是应不应以行政手段在大学教育中全面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之争。一些人打着“正面弘扬传统”的旗号，试图在现代社会重建独尊儒术的“国学”。这势必招致众多有识之士的反对。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识。因此，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才是这场争论的焦点和实质。
二、独尊儒术的“国学”与现代大学教育格格不入
“国学”一词的本义是国家之学，即“邦国庠序”。汉唐以来，国学主要指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及其附属的等级地位最高的国立学校，如汉的太学、晋的国子学、北齐的国子寺和隋、唐、宋、元、明、清的国子监及其下设的国子学。历代皇帝独尊儒术，他们设立国学，选任学官，以儒学培养政治精英，进而教化广大臣民。清朝覆灭之前，这种国学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作为帝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国学可以称之为“帝制国学”。
只要稍加比较，就不难看出，王达三研究员所说的“国学”与帝制国学大同小异。换言之，他不仅主张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将“四书五经”作为必修课，而且试图在中国现代社会重建在国家教育行政体制支配下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传统国学教育体系”。
首先，从机构设置及其职能看，所谓的“孔子大学”与帝制国学一模一样，都属于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兼国立最高学府，并由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首长(古代的国子祭酒或现代的教育部长)担任主官。这一点完全符合“国学”一词的本义和帝制国学的一般特征，即清乾隆帝所说的“国学者。天子之学也”。
其次，从教育目的看，“普及国学”的目的不仅仅着眼于传播知识，“更需要把国学视为一种价值来源”。他甚至主张将现代学校变成“道德权威机构”。这一点也符合帝制国学的制度原理，即唐朝皇帝所说的“夫国学者，立教之本”。
再次，从教育内容看，儒家经典之学是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即初级、中级教育必须“开设国学课程，将记诵“四书”之类作为“国学教育的基础和重点之所在”，而高等教育必须研读儒家经典，并一律实行严格考试。其中，“终身只学国学”的学生与帝制的“国学生”“太学生”完全相同。
在当下的“国学热”中，赞成上述主张的大有人在。熟知中国现代教育史的人都会发现这类主张并无多少新意。自旧国学与帝制一同寿终正寝以来，提出类似主张的人可谓不胜枚举。极力赞助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康有为等人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之议，堪称这批人的典型代表。蒋介石统治集团也曾一度试图以一系列国家行政措施推行这类主张。换言之，“重建传统国学教育体系”是一种陈旧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次泛起。
凡是具有一些历史常识的人都深知独尊儒术的旧国学与现代大学教育格格不入，因而不会同意“重建传统国学教育体系”。首先，自汉唐至明清，儒学是官方学说和主流思想，因而以儒家经典之学为核心的旧国学一直是主流学术。由于儒学与帝制血肉相连，我们很难三言两语便全面评定 旧国学的功过是非。一般说来，旧国学是帝制的精神支柱，甚至可以说旧国学属于帝制的意识形态，它在铸就帝制的“国魂”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不应当在大学教育中系统地重建这种具有鲜明的专制属性的“国魂之学”。其次，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引入现代教育体制以取代传统教育体制，这是一场伟大的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废止读经与科举，让儒学边缘化，以建立现代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正是这场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如此宏大。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样一场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的重新崛起。近年来，一些人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企图用“激进主义”之类的帽子否定这场伟大的变革，进而为“弘扬儒学”“重建国学”提供口实。从历史大趋势看，这是一股逆流。
从当今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看，在大学通识教育中“重建传统国学教育体系”也是行不通的。立国教，设国学，这是一种在前现代国家广泛存在的现象，而在现代国家这种做法已经绝迹。世界上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既有其“传统文化”，也都有其“国家学术”。但是，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大学设有名日“国学”的学科和专业。除了一些后进国家的大学或一些宗教大学外，也没有任何现代普通大学规定研读某种“经典”是所有专业大学生的必修课。这就是说，“重建传统国学教育体系”与现代社会通行的做法是相悖的。何兆武先生说：“我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所以我也不赞成所谓的‘国学’。每个国家都有‘国学’，都要去宣扬他的‘国学’吗?……我同意这样的说法，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应该戴中学、西学、国学这种帽子。”实际上，“国学”及“国魂之学”的提法本身就是会贻笑大方的。
或许有人会提出：是否可以将研读“四书五经”列为文科大学生的必修课?就连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否定的。从实际情况看，高校通常都会设有一批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选修课供大学生选修。一般说来，不把研读“四书五经”作为文科大学生的必修课并不影响教育质量。且不说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通常不必研读“四书五经”，即使在文、史、哲学科的大多数专业及研究方向，研读“四书五经”也只是列为选修课。换言之，除一些特定研究方向外，文科大学生没有必要研读“四书五经”，只要掌握一些相关知识便足够了。在通识教育中，就连国学概论也只是列为选修课，选与不选要由学生自己决定。
三、“四书五经”不是优质的传统文化资源
一些学者曲解党的十七大精神，夸大儒学的现代价值及其在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简单地将“弘扬传统文化”等同于“弘扬儒学”。为了把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引入一个特定的议程，这类学者编造了一系列与“儒学”相关的神话与谎言。一些人甚至刻意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撰写辩护词。他们盲目颂扬“传统美德”，错误地将社会大变革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归咎于儒学的边缘化，主张用尊孔读经和诵读《弟子规》等方式“继承中国传统美德”，形成“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有的人甚至主张将儒学立为“国教”，并在现代中国重建“儒教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对儒学的核心价值和历史作用缺乏深入了解的高校管理者、教师和大学生受到上述说法的误导，也将诵读“四书五经”视为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灵丹妙药。一些校长甚至提出儒家经典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主张借助于灌输儒家思想，加强对大学生的理想、道德、文化和纪律的教育，以“全方位提升其人文品位”。一批著名高校的社团发出倡议，号召大学生晨读传统经典。一些人甚至主张将“四书五经”列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必修课。
凡是对儒家学说及其历史作用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发现这种主张的悖谬之处。难道手持“四书五经”就可以抓住传统文化的精髓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四书五经”中的确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其中一些内容可以为构建、维护现代中国的社会体系提供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但是，如果夸大“四书五经”的历史价值及现代意义，乃至主张在现代中国恢复儒教传统，则是无知的，甚至是荒唐的，其中一些人则是别有用心的。正如许多学者很早就一再指出的：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载体的儒家经典思想是一套与传统农耕社会的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君主制度相匹配的思想体系，并长期占据官方学说和主流文化的地位。因此，儒家的学说具有明显的宗法性、等级性、威权性、保守性，这类观念与现代理念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借鉴儒家文化的时候，必须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将这类因素彻底剔除，将这类内容彻底抛弃。
许多现代崇儒者极力渲染尊孔读经的神奇功效，他们声称只要“回到孔孟去”，就可以从儒家的“内圣”中开出现代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从“民贵君轻”中转换出“新民本”。这类说法遭到许多著名学者的质疑和批评。例如，秉承一个历史学家的求实态度，谭其骧先生指出：“二千多年来，历史上崇儒的时代很多，但崇儒起过什么作用呢?我看没有……因此我否认儒学能够起到起衰救弊、导致太平的作用。”在他看来，“儒家思想是历史上的一种思想。我们只能把它摆在思想史中去研究，历史地对待。”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回到孔子那里去”都是行不通的。
从历史过程看，自汉唐至明清，几乎所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华夏先民都有背诵经典的“童子功”，许多士子甚至“一心只读圣贤书”，可是这并没有导致古代中国出现民主法治社会。15世纪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衰落也与推崇“四书”的宋明理学的广泛传播有直接的关系。就连如此规模的读经也无法导致的奇特效果，怎么可能在现代条件下产生!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恰恰得益于儒学的边缘化呢!
实际上，一批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早就指出：儒家经典存在重大缺陷，必须恰当地评估其价值，不能将其神圣化。不属于儒家学派的老子、墨子、商鞅、庄子、阮籍、鲍敬言、无能子等自不待言，就连儒学素养深厚的王充、李贽等也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而抨击“以理杀人”的戴震则属于博学鸿儒。在汉代，儒家经典号称“万世不易”。泛滥一时的儒家经典崇拜成为当时思想文化领域最大的“虚妄”。善于独立思考的王充在肯定孔子是最值得效仿的古代圣贤的同时，对形形色色的神化孔子本人和儒家经典的虚妄之说一一予以揭露。在为“疾虚妄”而作的《论衡》中，王充仅仅使用了最简单的事实举证方法和形式逻辑推理，就令人信服地指出：儒家经典中多有歪曲历史、夸大其词、违背常识、自相矛盾之处。正是由于《论衡》具有可贵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批判精神，绝大多数中外学者给予王充很高的历史定位。一批外国著名汉学家或将王充与古希腊的伊壁鸠鲁相提并论，或称王充是“中国之伏尔泰”，或将王充视为汉代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或赞扬王充“开东方逻辑之宗”。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绝对不能像帝制国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