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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江水中扔柳叶真好玩儿，它跷着一头飘向江心，像小船。
他有两个名字，父亲和屯里人叫他来喜，妈妈叫他卡嘉。两个名字他都喜欢，最不喜欢的是有人管他叫杂种，背着他叫就当没听见，孩子打架了，喊出了声，他就“呜呜”地往家跑，妈妈总是揽过来，摸摸头，笑了。那是骂人的话，妈妈不知道？妈妈是老毛子（人们都管苏联人叫老毛子，为啥？）来喜也没办法，妈妈是老毛子时还没来喜呢。
来喜总坐在岸边的堤上，学校没课或家里没有能干的活儿时。因为沿着水看才能看得远些，才能看见水鸟，看见日出日落，他有时还想起妈妈。
身后的小屯也有两个名字，一是叫李家酒坊，说是早年有两个山东来的兄弟会做酒，那时日本人不准私人做酒，他们就躲在这没人来的山坳里，然后将酒卖到对岸去，很挣钱；对面的人管这里叫沃得嘎。
李家酒坊屯，三面环山，通外面只有一条水，人们管它叫黑龙江，对面就是老毛子，先前也没有老毛子，屯里一多半人的老祖宗也曾在对面住过，是被人撵过来的，这块水还有个名字叫海兰泡。
来喜喜欢来江边还有一个不能说的原因就是对面的孩子们同他一样，也都有双棕色的眼睛。
棕色的眼睛被蒙住了，来喜知道是谁。他说，“柱子，你说对面他们都会浮水吗？淹着咋办？”
“淹死那些狗操的。”然后就端起手里的红缨枪，“嘟嘟嘟嘟”开起了机关枪。
柱子也坐下了“你还没有红缨枪？”
“没做。”
“那他们打过来咋办？”
“他们为啥要打过来？”
“大人们说的.”
“你看他们女孩儿也下水，大人不管？”
“他们人不好，那天我还看见小丫头和小小子拉手，羞死了。”
“他们的家里不养猪？不打柴？怎么总是玩儿？”
“饿死他们。快看，敌人的炮艇开过来了。”
黑绿色的炮艇从对面的山坳里转了过来，还不是一艘，船上有当兵的，背着枪。
柱子一翻身，藏在堤下：“快隐避。”把来喜拉下来，并伸出了红缨枪做射击状。炮艇上的人举着望远镜往这边看着，看到这岸上那杆指向他们的木枪了吧？他们在将炮口摇低指着这岸，来喜和柱子一起抱头，真要开炮可咋办？
炮艇“突突突！”地来回开着，冒出的烟雾向这岸飘来，好难闻呐，他俩一动不敢动。
饭好了，父亲没吃，在等来喜，在院拿着把砍刀砍一根木棍.
“我不喜欢玩那个。”
“别的孩子都有。”
“真要跟老毛子打仗？”
“悬.听说山后都是解放军。”
来喜闻到了鱼味，就到盆里盛了碗饭，打开锅，泡了鱼汤，端到屋外。没有妈妈，妈妈在一个夜里消失了，就在那天队长给大家念完报纸之后，连爹都不知道去了哪？，大人说肯定是回她家了，没看见有船？那娘们会浮水……
来喜还小的时候，父亲就搂着他，说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说了五年了，每次开头还说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的故事和故事里的他，究竟多大？
父亲故事里的李家酒坊已经有小学了，也带红领巾，还学俄语呢，中苏是兄弟，于是，他们的小学就同对面的一个小学通信，班和班还结成友好的班级，通信中说考试了，打多少分，说入少先队了，说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还互相寄些小礼物.日子久了，就知道对面那个小学中有安得列，有比洛夫，有安娜，有冬妮亚……他们也知道这面有冬宝，有富，树才，晓玲，桂珍……
那天，冬宝收到冬妮亚寄来的一包西瓜籽，说是来自列宁的故乡，冬宝就把西瓜籽种在一小块山坡上，冬宝的父亲在山东就是种西瓜的。
西瓜籽变成西瓜苗，结了西瓜，长的没有山东的大，但很甜。
冬妮亚知道了，说想吃那西瓜，她们那的人不会种西瓜，说那西瓜籽来自苏联的南方。她的爸爸去那里开会，会上发的。
后来，冬妮亚真的来了，那时候，过江不用什么签证，有个船就能过来，那个时候的两岸不是后来的两岸.再后来冬妮亚就大了，就没走，成了来喜的妈妈，父亲的小名就叫冬宝。
父亲再说像你那么大的时候，来喜不信了，我这么大不能结婚。
打记事起，父亲管他叫来喜，妈妈管他叫卡嘉，来喜长的也是屯里的孩子，只是有一双棕色的眼睛.
自从有了冬宝家的西瓜，屯里的人知道了真正的甜，要比青青的苞米秸甜上一百倍，山杏和山枣那不叫甜。有了小山坡上的西瓜，屯里的每个秋天都很幸福.
那为什么要打仗呢？来喜想不明白，柱子说，大人们的事，可我妈妈没了。
来喜不愿意玩木枪，他爱玩风筝。屯里的孩子也玩风筝，可只是玩一阵儿，就是过了春节不久，雪化了，大地还没长草时，孩子们拿着自己弄的风筝在地里野上十天半月的，地里种上庄稼就不玩了。来喜不是，他总玩儿，大地不能放，他就到江上放，让风筝在江上飞，即挂不到树上又有风。
江面上的风筝是很美的，特别是在傍晚，霞光将江水镀上一层金色，有江鸥伴着风筝飞翔。
“不能再放线了，风筝要出国界了。”柱子眼睛瞪着。
来喜笑了，“你说那鸟是哪国的？”
“风筝不是鸟。”
“我想让对面的孩子也看见我的风箏。
“他们真看见了，你看他们还指呢。”
来喜也发现了，随大喊一声，哎！然后招招手。
那边的孩子一起跳了起来，又是招手又是喊着，有个孩子还把帽子扔到天上。
“他们在喊什么？”
“您好。”
“你懂他们的话？”
“我妈教的。”
来喜还想喊什么，被柱子拽住了，“他们是坏人，是修正主义。”
来喜没喊，小声地说，那是大人们的事。
对岸的孩子还在摆着手，仰着头，看着那只风筝一点点地降下来，他们知道，这岸的孩子要回家了。 同对岸的孩子摆手成为来喜和柱子之间的秘密，他们即兴奋又有些害怕。自从他们记事儿，屯里没人出去过，也没生人来，更没人同外面的人说过话，同外面连接的只有队长家的那根电话线。他们同咱们摆手了，那可是国与国之间，想起来，他们两个脸都一会儿白一会儿红的，这行吗？大人知道了咋办？
第二天，来喜同柱子说，他们还会在对岸吗？
“不知道。”
“咱们去看看。”
“大人知道了咋办？”
“他们都上地了。”
“那你不准喊。”
“嗯。”
对面出现了一面红旗，上面有一把火炬的红旗，这样的红旗屯里小学也有过，后来不知整哪去了。在旗下几个孩子往这边看着，见着来喜他们就向这边摆手，来喜和柱子惊呆了，直直地站在堤岸上，柱子说，我们要有红领巾就好了，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
来喜突然想起什么，把风筝铺在地上，随手摘下一些刺梅花瓣，一揉出了粉色的汁，小手指沾着在风筝上写上一行字。
柱子不认识那字，不是老师教的，是外国字。
“写的是什么？”
“不告诉你。”来喜笑得很神秘。柱子再看，只认识二年一班。
风筝放起来了，这次放得又高又远，在黑龙江上，两岸的孩子都不吱声了，在看着那只风筝，那只用作业本纸糊的圆圆的风筝，来喜好玩儿地将风筝画成个西瓜。它静静地穿过了江鸥群，云朵好像也低了，风筝在骄傲地摇摆着，来喜突然一撒手，风筝拖着线摇摇晃晃地向对岸飞去，落到了对岸的树丛中，那面的孩子叫嚷着跟着风筝跑进了树林……
来喜和柱子没有红领巾，是班上唯一没有红领巾的两个孩子，来喜是因为有个外国的妈妈，屯里人都知道，还不知道怎么就没了；柱子的爷爷在关里家是地主，是怕人抓跑过来的，只是听人说，没谁能叫准。反正两个孩子都想有红领巾，特别是柱子。
要和苏联打仗了，打柴的人说，山后有兵在挖工事呢，屯里还组织了民兵排，还说要发枪呢，还训练，现在拿着木头做的枪训练。
小学生也组织起来了，拿着红缨枪，一二三四……不带红领巾的孩子即便有红缨枪也要排在队尾，好像是有你没你都行，好像是跟着玩儿的，好像是两条小狗。别的孩子回头看时，总觉得来喜和柱子丢了班上的人，没有他们两个更好。
来喜知道他永远入不了少先队，因为他有双棕色的眼睛，柱子可太想入队了，爷爷是不是地主谁也说不清，父亲说，俺们是逃荒来的，逃荒咋会有大头钱？父亲说，那是我把我家小四送人时，人家给的。卖孩子？没人信。
有天晚上犁铧响了，那个犁铧是吊在屯头大树上的，每天出工就敲那个。犁铧响了，就是要集合，就是有事，都半夜了，集合的是基干民兵，说要抓特务，后山上起了一颗信号弹。木枪有什么用？还是拿镐头吧，人们又兴奋又害怕地上了后山，真有特务？那会有枪吗？
天大亮了，人们疲倦地从山上下来，这才开始讨论是谁看到的信号弹？是柱子他爸到队长家报告的，他说好像是，一闪，不会是流星？好像不是，你以前见过信号弹？没有。
队长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了，从此，屯里开始有人站岗。
柱子这几天在想一件事，一件见着来喜就脸红，就悄悄地看着来喜的一件事。
队长说要防特务搞破坏，送情报，老师说，看到可疑的事要向大人报告，当特务的不一定都是老毛子，是中国人也说不定。
柱子睡不着觉，他即想来喜的好，又想着红领巾。
来喜在风筝上写的是什么？万一是情报呢？说后山的山里头有解放军？我跟老师说了能让我入队吗？万一大人说话不算数咋办？
先跟爹商量一下，大人明白大人。
柱子爹眼睛瞪得大大的，风筝飞出了国界？还写着别人都不认识的外国字？撂下锄头就往队长家跑，柱子爹心里明白，在关里家时他家真的是地主，有地主成份他知道该怎么做。
队长带着几个民兵在来喜家的房前屋后绕着，从窗户能看见爷俩儿在吃饭。
“先把大人叫出来问一下，他要慌张就扣起来，小孩儿懂啥？”
生产队部。来喜爹说，我回去问问来喜看他写的啥，有没有这事。
“你们几个跟着他。”
跟着的人没进屋，来喜爹说，你们在门前把着，我问，孩子小，人一多怕他害怕。
来喜说，风筝上写着：“梅，德鲁吉亚？”
来喜爹一下子把他的嘴捂上，悄声地：“这话不能说，他们问你，你就说是一句骂修正主义的话，写外国字是怕他们看不懂，不白骂了？”
爷俩儿一起被带回队部。
来喜说，不是我爹告诉我写的，是一句骂修正主义的话。
“为啥写外国字？”
“他们是外国人。”
“骂的什么？”
“他们反对中国就屁眼疼。”
不信。队长不信，民兵也不信，就向上级汇报，上级说，先把大人看起来，搜他的家。
还让来喜上学，只是他有了第三个名字，小特务。
半个月后，来喜爹说，山上的西瓜该掐尖打杈了。
队委决定，不能让他上后山，后山的后山有咱部队，有人看着也不行。
有人说，西瓜地长的绿油油的，只是一个西瓜都没结。那年初秋，李家酒坊屯干干的，苦苦的，没有一个西瓜。
以前來喜和柱子一起上山打柴，并总去一个地方打，因为那地方有一眼泉水，在草丛里，只有他们俩个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来喜总去父亲的瓜地摘个西瓜，放在泉水里冰着，然后他们两个拉着手上山。一捆柴打好了，就背到泉水边，把柴刀用草擦一擦，再在泉水里抹一抹，把凉凉的西瓜搬出来，这时柱子的脸上就开花，就将舌头在唇上一圈一圈地转。西瓜砍开了，一人一半，然后就扣在脸上，像猪一通地啃。啃完之后，小肚鼓鼓的，仰着躺在草地上，真好受。
那天，来喜“腾”地坐了起来，你看大雁。从东北方，从一片云层里，“一”字排开的大雁，像他们飞来，来喜站起来，大喊着：哎，你们好吗？ “咿啊！咿啊！”
大雁的队形变了，变成了“人”字，是为他们变的，来喜肯定。
柱子说：“这是中国的大雁还是苏联老毛子的大雁？”
“不知道。”
“肯定是中国的，因为它们去的是北京的方向。”
来喜真的不知道。
两个多月了，来喜还去那眼泉去喝水，只是没有西瓜，也没有柱子。柱子再也不到这来了，他怕碰见来喜。
来喜恨柱子，可也想柱子，那是他在屯里唯一的朋友，屯里其他的孩子都烦他的棕色眼睛，骂他杂种。
在泉水边，来喜有了一个新的秘密，这秘密爹都不知道。
那天晚上，轮到柱子爹在来喜家的门口站岗，他往屋里看着，看就看吧，来喜不理他，也不管他叫叔了。更晚一些，他进屋了，这次不是看来喜爹发没发报，而是把木枪立在门外， 他站在门口，嘴一翻一翻的，来喜知道，柱子爹一着急就磕巴。
“他叔，求个事。”挟着一个绿绿的窝瓜。
“嗯。”
“冬宝，咱小时候在江边浮水，我救过你呢。”
“说事。”
柱子爹哭了，撂下窝瓜蹲在地上，哭得昏天黑地：“柱子妈病了，老病，这次怕挺不过去，”
“听说了。”
“今早她说，梦见个大西瓜，是来喜抱着，放在屋地”嘭”地一下就裂开了，那个甜呐。”
屋里三个人再没说话。
“我想啊，人能活着其实就是个念想儿，盼着什么就能多活几天，记得来喜有画笔，帮 我在这窝瓜上画一画，画个西瓜，拿给她看一看，再对她说这瓜不熟，得困几天，能多活一天，柱子就多一天妈。”这时来喜发现，柱子爹的头发花白了。
画笔是妈妈留下的，一盒十二色，取来，打开，画笔不能用了，干了。
“天数。”柱子爹驮着背，拄着木枪走出了院子，那个绿窝瓜留在了来喜家。
半夜，来喜推了一下爹，咱家有个西瓜。
“扯蛋。”
“我跟你说过的，春天在我和柱子打柴的那个泉眼边，长了几棵西瓜秧。”
“嗯，去年你们在那吃西瓜，西瓜籽扔在那了。”
“我弄着玩儿，也给它们掐尖打杈了。”
“你会？”
“看你弄。可那么多秧只结了一个西瓜，我就用草盖上，这么大了。”
“剪藤了吗？”
“剪了。”
“没用手碰？”
“没。”
“明天去把它摘下来。”
“灰儿还没落呢，得等几天。”
“柱子妈可能挺不了几天。”
“再过几天就是中秋了，我想还像往年那样，咱抱着西瓜到江边去。”
“明天把它摘来。”
“嗯。”
来喜早早就上山了，泉眼边有个小小的身影，撅着腚在舀水，来喜站住了。柱子在躲着他来喜知道，两个月没见面，柱子端着碗像偷了来喜的东西，低着头不吱声，像说，你打我骂我都行，咋的都行。两个小伙伴对面站着，早晨的风凉凉的。
“我想，我想，这水里能有西瓜味。”
來喜快走几步，扒开一蓬草，抱着个大西瓜直起身，直直地看着柱子，柱子手一抖，水碗掉在地上碎了。柱子小心地抱着西瓜，西瓜灰儿粘在他的手上，脸上，衣服上，鼻子尖也有，柱子一笑就流鼻涕，傻傻的。下山的路不远，看见屯口了，屯里响起一声长长的唢呐声，使这个小小的山村变得悲凉。
柱子“哇”的一下，扔下西瓜就跑，那哭声带着血丝。
一晃就是十年，李家酒坊屯的人们在晚上能听见开山洞的机器声，来喜爹说，再有半年咱家的西瓜就能用车拉到黑河去卖了。
那是1979年的中秋，爷俩儿还像早年一样，抱着大西瓜坐在黑龙江的堤岸上，不同的是来喜爹有了根香肠和啤酒。江上有船来，是俄罗斯的，一群游人在往这边指指点点，来喜心一动，抱起个西瓜推到水里，那西瓜摇摇晃晃，飘进江心，进了主航道，跟着那只游船像个水雷。来喜笑了，因为船上的人们把那个西瓜捞了上去。
那天屯里出事了，一条俄罗斯的货船停到了屯口，还跟着我们边防军的小艇。一群俄国人上岸，已经是老头的队长眼睛瞪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个军官帮忙才弄明白，船上装的是化肥，能不能跟我们换点西瓜。
国家让吗？问谁能决定？
几个俄罗斯青年挤过人群，拿着一个旧旧的风筝，并高高举过头顶。
队长身后的柱子认出了这个风筝。
在去往西瓜地的路上，俄罗斯人挽着屯里的人们，屯里人的身子硬硬的，走起路来都顺拐了。他们还唱着歌，非常高兴的样子，以为见到西瓜地的主人，这西瓜就换成了，队长看着满船的化肥头都晕了，哪见过这么多金贵的东西。
柱子大喊着：“来喜！”地里的草帽动了一下，没回头，也没搭理他。
一个青年姑娘站在地头，看一眼风筝，轻轻地“卡嘉！”，西瓜地里出现一双睁大了的棕色眼睛，然后她用笨笨地中国话读着风筝上的俄文：“我 们 能 是 朋 友 吗？”
来喜站在一大堆的西瓜旁，眼睛直直的。
这次不是妈妈，下次……
他有两个名字，父亲和屯里人叫他来喜，妈妈叫他卡嘉。两个名字他都喜欢，最不喜欢的是有人管他叫杂种，背着他叫就当没听见，孩子打架了，喊出了声，他就“呜呜”地往家跑，妈妈总是揽过来，摸摸头，笑了。那是骂人的话，妈妈不知道？妈妈是老毛子（人们都管苏联人叫老毛子，为啥？）来喜也没办法，妈妈是老毛子时还没来喜呢。
来喜总坐在岸边的堤上，学校没课或家里没有能干的活儿时。因为沿着水看才能看得远些，才能看见水鸟，看见日出日落，他有时还想起妈妈。
身后的小屯也有两个名字，一是叫李家酒坊，说是早年有两个山东来的兄弟会做酒，那时日本人不准私人做酒，他们就躲在这没人来的山坳里，然后将酒卖到对岸去，很挣钱；对面的人管这里叫沃得嘎。
李家酒坊屯，三面环山，通外面只有一条水，人们管它叫黑龙江，对面就是老毛子，先前也没有老毛子，屯里一多半人的老祖宗也曾在对面住过，是被人撵过来的，这块水还有个名字叫海兰泡。
来喜喜欢来江边还有一个不能说的原因就是对面的孩子们同他一样，也都有双棕色的眼睛。
棕色的眼睛被蒙住了，来喜知道是谁。他说，“柱子，你说对面他们都会浮水吗？淹着咋办？”
“淹死那些狗操的。”然后就端起手里的红缨枪，“嘟嘟嘟嘟”开起了机关枪。
柱子也坐下了“你还没有红缨枪？”
“没做。”
“那他们打过来咋办？”
“他们为啥要打过来？”
“大人们说的.”
“你看他们女孩儿也下水，大人不管？”
“他们人不好，那天我还看见小丫头和小小子拉手，羞死了。”
“他们的家里不养猪？不打柴？怎么总是玩儿？”
“饿死他们。快看，敌人的炮艇开过来了。”
黑绿色的炮艇从对面的山坳里转了过来，还不是一艘，船上有当兵的，背着枪。
柱子一翻身，藏在堤下：“快隐避。”把来喜拉下来，并伸出了红缨枪做射击状。炮艇上的人举着望远镜往这边看着，看到这岸上那杆指向他们的木枪了吧？他们在将炮口摇低指着这岸，来喜和柱子一起抱头，真要开炮可咋办？
炮艇“突突突！”地来回开着，冒出的烟雾向这岸飘来，好难闻呐，他俩一动不敢动。
饭好了，父亲没吃，在等来喜，在院拿着把砍刀砍一根木棍.
“我不喜欢玩那个。”
“别的孩子都有。”
“真要跟老毛子打仗？”
“悬.听说山后都是解放军。”
来喜闻到了鱼味，就到盆里盛了碗饭，打开锅，泡了鱼汤，端到屋外。没有妈妈，妈妈在一个夜里消失了，就在那天队长给大家念完报纸之后，连爹都不知道去了哪？，大人说肯定是回她家了，没看见有船？那娘们会浮水……
来喜还小的时候，父亲就搂着他，说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说了五年了，每次开头还说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的故事和故事里的他，究竟多大？
父亲故事里的李家酒坊已经有小学了，也带红领巾，还学俄语呢，中苏是兄弟，于是，他们的小学就同对面的一个小学通信，班和班还结成友好的班级，通信中说考试了，打多少分，说入少先队了，说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还互相寄些小礼物.日子久了，就知道对面那个小学中有安得列，有比洛夫，有安娜，有冬妮亚……他们也知道这面有冬宝，有富，树才，晓玲，桂珍……
那天，冬宝收到冬妮亚寄来的一包西瓜籽，说是来自列宁的故乡，冬宝就把西瓜籽种在一小块山坡上，冬宝的父亲在山东就是种西瓜的。
西瓜籽变成西瓜苗，结了西瓜，长的没有山东的大，但很甜。
冬妮亚知道了，说想吃那西瓜，她们那的人不会种西瓜，说那西瓜籽来自苏联的南方。她的爸爸去那里开会，会上发的。
后来，冬妮亚真的来了，那时候，过江不用什么签证，有个船就能过来，那个时候的两岸不是后来的两岸.再后来冬妮亚就大了，就没走，成了来喜的妈妈，父亲的小名就叫冬宝。
父亲再说像你那么大的时候，来喜不信了，我这么大不能结婚。
打记事起，父亲管他叫来喜，妈妈管他叫卡嘉，来喜长的也是屯里的孩子，只是有一双棕色的眼睛.
自从有了冬宝家的西瓜，屯里的人知道了真正的甜，要比青青的苞米秸甜上一百倍，山杏和山枣那不叫甜。有了小山坡上的西瓜，屯里的每个秋天都很幸福.
那为什么要打仗呢？来喜想不明白，柱子说，大人们的事，可我妈妈没了。
来喜不愿意玩木枪，他爱玩风筝。屯里的孩子也玩风筝，可只是玩一阵儿，就是过了春节不久，雪化了，大地还没长草时，孩子们拿着自己弄的风筝在地里野上十天半月的，地里种上庄稼就不玩了。来喜不是，他总玩儿，大地不能放，他就到江上放，让风筝在江上飞，即挂不到树上又有风。
江面上的风筝是很美的，特别是在傍晚，霞光将江水镀上一层金色，有江鸥伴着风筝飞翔。
“不能再放线了，风筝要出国界了。”柱子眼睛瞪着。
来喜笑了，“你说那鸟是哪国的？”
“风筝不是鸟。”
“我想让对面的孩子也看见我的风箏。
“他们真看见了，你看他们还指呢。”
来喜也发现了，随大喊一声，哎！然后招招手。
那边的孩子一起跳了起来，又是招手又是喊着，有个孩子还把帽子扔到天上。
“他们在喊什么？”
“您好。”
“你懂他们的话？”
“我妈教的。”
来喜还想喊什么，被柱子拽住了，“他们是坏人，是修正主义。”
来喜没喊，小声地说，那是大人们的事。
对岸的孩子还在摆着手，仰着头，看着那只风筝一点点地降下来，他们知道，这岸的孩子要回家了。 同对岸的孩子摆手成为来喜和柱子之间的秘密，他们即兴奋又有些害怕。自从他们记事儿，屯里没人出去过，也没生人来，更没人同外面的人说过话，同外面连接的只有队长家的那根电话线。他们同咱们摆手了，那可是国与国之间，想起来，他们两个脸都一会儿白一会儿红的，这行吗？大人知道了咋办？
第二天，来喜同柱子说，他们还会在对岸吗？
“不知道。”
“咱们去看看。”
“大人知道了咋办？”
“他们都上地了。”
“那你不准喊。”
“嗯。”
对面出现了一面红旗，上面有一把火炬的红旗，这样的红旗屯里小学也有过，后来不知整哪去了。在旗下几个孩子往这边看着，见着来喜他们就向这边摆手，来喜和柱子惊呆了，直直地站在堤岸上，柱子说，我们要有红领巾就好了，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
来喜突然想起什么，把风筝铺在地上，随手摘下一些刺梅花瓣，一揉出了粉色的汁，小手指沾着在风筝上写上一行字。
柱子不认识那字，不是老师教的，是外国字。
“写的是什么？”
“不告诉你。”来喜笑得很神秘。柱子再看，只认识二年一班。
风筝放起来了，这次放得又高又远，在黑龙江上，两岸的孩子都不吱声了，在看着那只风筝，那只用作业本纸糊的圆圆的风筝，来喜好玩儿地将风筝画成个西瓜。它静静地穿过了江鸥群，云朵好像也低了，风筝在骄傲地摇摆着，来喜突然一撒手，风筝拖着线摇摇晃晃地向对岸飞去，落到了对岸的树丛中，那面的孩子叫嚷着跟着风筝跑进了树林……
来喜和柱子没有红领巾，是班上唯一没有红领巾的两个孩子，来喜是因为有个外国的妈妈，屯里人都知道，还不知道怎么就没了；柱子的爷爷在关里家是地主，是怕人抓跑过来的，只是听人说，没谁能叫准。反正两个孩子都想有红领巾，特别是柱子。
要和苏联打仗了，打柴的人说，山后有兵在挖工事呢，屯里还组织了民兵排，还说要发枪呢，还训练，现在拿着木头做的枪训练。
小学生也组织起来了，拿着红缨枪，一二三四……不带红领巾的孩子即便有红缨枪也要排在队尾，好像是有你没你都行，好像是跟着玩儿的，好像是两条小狗。别的孩子回头看时，总觉得来喜和柱子丢了班上的人，没有他们两个更好。
来喜知道他永远入不了少先队，因为他有双棕色的眼睛，柱子可太想入队了，爷爷是不是地主谁也说不清，父亲说，俺们是逃荒来的，逃荒咋会有大头钱？父亲说，那是我把我家小四送人时，人家给的。卖孩子？没人信。
有天晚上犁铧响了，那个犁铧是吊在屯头大树上的，每天出工就敲那个。犁铧响了，就是要集合，就是有事，都半夜了，集合的是基干民兵，说要抓特务，后山上起了一颗信号弹。木枪有什么用？还是拿镐头吧，人们又兴奋又害怕地上了后山，真有特务？那会有枪吗？
天大亮了，人们疲倦地从山上下来，这才开始讨论是谁看到的信号弹？是柱子他爸到队长家报告的，他说好像是，一闪，不会是流星？好像不是，你以前见过信号弹？没有。
队长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了，从此，屯里开始有人站岗。
柱子这几天在想一件事，一件见着来喜就脸红，就悄悄地看着来喜的一件事。
队长说要防特务搞破坏，送情报，老师说，看到可疑的事要向大人报告，当特务的不一定都是老毛子，是中国人也说不定。
柱子睡不着觉，他即想来喜的好，又想着红领巾。
来喜在风筝上写的是什么？万一是情报呢？说后山的山里头有解放军？我跟老师说了能让我入队吗？万一大人说话不算数咋办？
先跟爹商量一下，大人明白大人。
柱子爹眼睛瞪得大大的，风筝飞出了国界？还写着别人都不认识的外国字？撂下锄头就往队长家跑，柱子爹心里明白，在关里家时他家真的是地主，有地主成份他知道该怎么做。
队长带着几个民兵在来喜家的房前屋后绕着，从窗户能看见爷俩儿在吃饭。
“先把大人叫出来问一下，他要慌张就扣起来，小孩儿懂啥？”
生产队部。来喜爹说，我回去问问来喜看他写的啥，有没有这事。
“你们几个跟着他。”
跟着的人没进屋，来喜爹说，你们在门前把着，我问，孩子小，人一多怕他害怕。
来喜说，风筝上写着：“梅，德鲁吉亚？”
来喜爹一下子把他的嘴捂上，悄声地：“这话不能说，他们问你，你就说是一句骂修正主义的话，写外国字是怕他们看不懂，不白骂了？”
爷俩儿一起被带回队部。
来喜说，不是我爹告诉我写的，是一句骂修正主义的话。
“为啥写外国字？”
“他们是外国人。”
“骂的什么？”
“他们反对中国就屁眼疼。”
不信。队长不信，民兵也不信，就向上级汇报，上级说，先把大人看起来，搜他的家。
还让来喜上学，只是他有了第三个名字，小特务。
半个月后，来喜爹说，山上的西瓜该掐尖打杈了。
队委决定，不能让他上后山，后山的后山有咱部队，有人看着也不行。
有人说，西瓜地长的绿油油的，只是一个西瓜都没结。那年初秋，李家酒坊屯干干的，苦苦的，没有一个西瓜。
以前來喜和柱子一起上山打柴，并总去一个地方打，因为那地方有一眼泉水，在草丛里，只有他们俩个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来喜总去父亲的瓜地摘个西瓜，放在泉水里冰着，然后他们两个拉着手上山。一捆柴打好了，就背到泉水边，把柴刀用草擦一擦，再在泉水里抹一抹，把凉凉的西瓜搬出来，这时柱子的脸上就开花，就将舌头在唇上一圈一圈地转。西瓜砍开了，一人一半，然后就扣在脸上，像猪一通地啃。啃完之后，小肚鼓鼓的，仰着躺在草地上，真好受。
那天，来喜“腾”地坐了起来，你看大雁。从东北方，从一片云层里，“一”字排开的大雁，像他们飞来，来喜站起来，大喊着：哎，你们好吗？ “咿啊！咿啊！”
大雁的队形变了，变成了“人”字，是为他们变的，来喜肯定。
柱子说：“这是中国的大雁还是苏联老毛子的大雁？”
“不知道。”
“肯定是中国的，因为它们去的是北京的方向。”
来喜真的不知道。
两个多月了，来喜还去那眼泉去喝水，只是没有西瓜，也没有柱子。柱子再也不到这来了，他怕碰见来喜。
来喜恨柱子，可也想柱子，那是他在屯里唯一的朋友，屯里其他的孩子都烦他的棕色眼睛，骂他杂种。
在泉水边，来喜有了一个新的秘密，这秘密爹都不知道。
那天晚上，轮到柱子爹在来喜家的门口站岗，他往屋里看着，看就看吧，来喜不理他，也不管他叫叔了。更晚一些，他进屋了，这次不是看来喜爹发没发报，而是把木枪立在门外， 他站在门口，嘴一翻一翻的，来喜知道，柱子爹一着急就磕巴。
“他叔，求个事。”挟着一个绿绿的窝瓜。
“嗯。”
“冬宝，咱小时候在江边浮水，我救过你呢。”
“说事。”
柱子爹哭了，撂下窝瓜蹲在地上，哭得昏天黑地：“柱子妈病了，老病，这次怕挺不过去，”
“听说了。”
“今早她说，梦见个大西瓜，是来喜抱着，放在屋地”嘭”地一下就裂开了，那个甜呐。”
屋里三个人再没说话。
“我想啊，人能活着其实就是个念想儿，盼着什么就能多活几天，记得来喜有画笔，帮 我在这窝瓜上画一画，画个西瓜，拿给她看一看，再对她说这瓜不熟，得困几天，能多活一天，柱子就多一天妈。”这时来喜发现，柱子爹的头发花白了。
画笔是妈妈留下的，一盒十二色，取来，打开，画笔不能用了，干了。
“天数。”柱子爹驮着背，拄着木枪走出了院子，那个绿窝瓜留在了来喜家。
半夜，来喜推了一下爹，咱家有个西瓜。
“扯蛋。”
“我跟你说过的，春天在我和柱子打柴的那个泉眼边，长了几棵西瓜秧。”
“嗯，去年你们在那吃西瓜，西瓜籽扔在那了。”
“我弄着玩儿，也给它们掐尖打杈了。”
“你会？”
“看你弄。可那么多秧只结了一个西瓜，我就用草盖上，这么大了。”
“剪藤了吗？”
“剪了。”
“没用手碰？”
“没。”
“明天去把它摘下来。”
“灰儿还没落呢，得等几天。”
“柱子妈可能挺不了几天。”
“再过几天就是中秋了，我想还像往年那样，咱抱着西瓜到江边去。”
“明天把它摘来。”
“嗯。”
来喜早早就上山了，泉眼边有个小小的身影，撅着腚在舀水，来喜站住了。柱子在躲着他来喜知道，两个月没见面，柱子端着碗像偷了来喜的东西，低着头不吱声，像说，你打我骂我都行，咋的都行。两个小伙伴对面站着，早晨的风凉凉的。
“我想，我想，这水里能有西瓜味。”
來喜快走几步，扒开一蓬草，抱着个大西瓜直起身，直直地看着柱子，柱子手一抖，水碗掉在地上碎了。柱子小心地抱着西瓜，西瓜灰儿粘在他的手上，脸上，衣服上，鼻子尖也有，柱子一笑就流鼻涕，傻傻的。下山的路不远，看见屯口了，屯里响起一声长长的唢呐声，使这个小小的山村变得悲凉。
柱子“哇”的一下，扔下西瓜就跑，那哭声带着血丝。
一晃就是十年，李家酒坊屯的人们在晚上能听见开山洞的机器声，来喜爹说，再有半年咱家的西瓜就能用车拉到黑河去卖了。
那是1979年的中秋，爷俩儿还像早年一样，抱着大西瓜坐在黑龙江的堤岸上，不同的是来喜爹有了根香肠和啤酒。江上有船来，是俄罗斯的，一群游人在往这边指指点点，来喜心一动，抱起个西瓜推到水里，那西瓜摇摇晃晃，飘进江心，进了主航道，跟着那只游船像个水雷。来喜笑了，因为船上的人们把那个西瓜捞了上去。
那天屯里出事了，一条俄罗斯的货船停到了屯口，还跟着我们边防军的小艇。一群俄国人上岸，已经是老头的队长眼睛瞪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个军官帮忙才弄明白，船上装的是化肥，能不能跟我们换点西瓜。
国家让吗？问谁能决定？
几个俄罗斯青年挤过人群，拿着一个旧旧的风筝，并高高举过头顶。
队长身后的柱子认出了这个风筝。
在去往西瓜地的路上，俄罗斯人挽着屯里的人们，屯里人的身子硬硬的，走起路来都顺拐了。他们还唱着歌，非常高兴的样子，以为见到西瓜地的主人，这西瓜就换成了，队长看着满船的化肥头都晕了，哪见过这么多金贵的东西。
柱子大喊着：“来喜！”地里的草帽动了一下，没回头，也没搭理他。
一个青年姑娘站在地头，看一眼风筝，轻轻地“卡嘉！”，西瓜地里出现一双睁大了的棕色眼睛，然后她用笨笨地中国话读着风筝上的俄文：“我 们 能 是 朋 友 吗？”
来喜站在一大堆的西瓜旁，眼睛直直的。
这次不是妈妈，下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