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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受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双重影响，欧洲一些极端化的意识形态政党纷纷崛起，并开始影响这一地区的政党格局。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获益的不均衡、文化多元主义政策面临的困境以及后工业化时代民众价值追求的變化。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必然对欧洲国家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而言，这种现象将使欧洲国家主流政党面临信任危机，支持率下降；使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面临挑战，民众对欧盟的信任和认同弱化；使欧洲国家的政治文化遭到侵蚀，宽容的文化氛围受到影响。欧洲的这股政党意识形态极化思潮除影响欧洲国家以外，也将对中国和中欧关系产生影响。中国需要积极应对，一方面，要积极维护好全球化的正确发展方向，努力推动和谐、共赢、开放、互利的新型全球化；另一方面，要扮演好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角色。
【关键词】 欧洲政党 意识形态极端化 文化多元主义 全球化
【作者简介】 刘晓锋，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廖晓明，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D7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4-0049-18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704004
2017年4月23日，法国激进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以首轮21.7%的支持率进入次轮选举，尽管最终未能赢得总统选举，但国民阵线的崛起是近十年来欧洲各国激进左、右翼政党崛起的缩影。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欧洲各经济体经济发展停滞，紧随其后的主权债务危机更加深了民众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不满，而难民危机的突然爆发则暴露了欧盟体系长期积累的弊端，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面临的困境。在此背景下，曾被边缘化的激进政党抓住时机，打着“反移民”和“反欧盟”的旗号来吸引民众，并获得支持，在近十年间迅速崛起，成为在各国都不容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在推动欧洲激进左、右翼政党的发展；深受种种危机困扰的欧盟面对这些激进政党的崛起，该如何应对；激进政党的崛起又会对整个欧洲政治乃至中欧经贸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现象
据统计，欧盟国家的失业率，2008年第一季度为15.1%，2013年第一季度高达23.6%，2014年第二季度为22.9%，2015年第二季度为20.3%，2016年12月为9.6%，2017年4月为9.3%。 虽然自2013年第一季度后失业率呈现下降趋势，但总体上依然远远高于经济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这轮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始于2010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经济冲击波，使整个欧盟经济陷入困境。另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进入欧洲的难民数量2013年约6万人、2014年约21.8万人、2015年约50万人、2016年约32.7万人，整体上难民人数急剧增长。 难民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增大了欧盟各国和地方的财政负担。以德国为例，从德国州一级层面看，它们需要为难民提供一些基本的住宿、食物、医疗以及衣物的保障，据估算每个难民的安置成本大约为1.3万欧元，仅2015年德国就接受了约80万难民的申请，这意味着德国政府需要支付104亿欧元的救助金。 这对于本身深陷经济泥沼的欧洲来说，是一个巨大压力。
目前，就业问题与难民问题成为影响欧洲政党格局和欧洲整体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在这一严峻形势下，经济危机导致的高失业率为民众宣泄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不满提供了理由，而难民问题加剧了原本就一直存在的移民排斥和移民恐惧。可以说，欧洲各国激进左、右翼政党正是在此背景下不断壮大，民粹主义思潮也由此盛行。对于这一现象，从近十年欧洲最新的激进左、右翼政党选举状况来看，其选举支持率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表1、表2）。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债务危机，欧洲民众的就业、福利等都受到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民众迫切希望有所改变，至少保证自身的经济状况能够恢复到原先的水平。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以2015年以来左翼思想是否受欢迎为主题做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目前状况不满、尤其是对政治体制不满的德国人超过60%，其中有20%的人甚至盼望出现一场颠覆性革命，可以说“反对国家和资本，支持革命”的思想越来越深得人心。 这种思想也成为激进左翼政党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右翼政党而言，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以激进右翼意识形态著称的法国国民阵线得到了43%的工人以及37%的失业者的支持。 而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勒庞在首轮投票中的支持者绝大多数来自中低收入阶层，包括37%的工人、32%的普通职员以及25%的失业者，并且在月收入低于1 250欧元的群体中，其支持率高达32%。 另外，英国独立党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脱欧表明全球化时代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秩序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政治秩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及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和被日益边缘化的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股来势汹汹的政党激进主义浪潮为何能在数十年间崛起，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关于政党意识形态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大多仍然强调政党的阶级属性，强调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及其代表的阶级的思想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政党成员对外部世界的一整套认识体系，是该政党党员的一致信仰和共同认识，也是其制定党纲、行为规范以及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在国外，关于政党意识形态的研究则丰富得多。总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对政党意识形态不够重视的阶段，这一阶段通常认为“近代政党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产生的” ，即政党的产生来自于资产阶级内部，因此政治不过是保守主义者与新兴资产阶级围绕利益的争斗。 其次是密切关注政党意识形态的阶段，这时政党意识形态逐步成为政党的发展目标和执政工具之一。一方面，一些社会力量如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利用意识形态作为其竞选纲领，进而成为获得执政地位的工具；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迫于选举压力，也开始重视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希望增强自身吸引力，巩固和维系其执政地位。正如克劳斯·冯·伯莫（Klaus Von Beyme）在论及欧洲政党时所明确指出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只有那些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政党能够成功地在政坛立足。” 最后是发现意识形态在政党间日益趋同而走“中间化”道路的阶段。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的概念，指出随着社会发展，政党之间尤其是执政党开始削弱或者放弃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寻求建立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阶级联盟。 在上述认识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一方面，国内学者对政党意识形态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白，仍停留在政党阶级属性的研究层面，而用阶级观点来解释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问题并不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根据西方学者的分析，政党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趋于无的过程，即最初不重視，发展到比较关注，之后又认为其弱化的过程。相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西方学界弥补了一些不足，即注意到政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生活变迁而发生转变的，但同样也未能充分解释当前政党意识形态极化的现象。因此，本文在中外学者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分析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倾向的原因，以及这种极化倾向对欧洲国家政治的影响。
二、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倾向的原因
欧洲激进意识形态政党纷纷崛起搅动了传统的政党格局，而全民公投的频繁出现又把整个欧洲社会中民粹主义的狂欢推向了高潮。意识形态极化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获益的不均衡、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困境以及后工业时代民众价值追求的改变。
（一）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获益的不均衡
卡尔海因茨·赖夫（Karlheinz Reif）和赫曼·施米特（Hermann Schmitt）在1980年就欧洲议会选举提出一个“次等选举”的解释范式，即当时欧洲西方阵营国家内部实际存在的两种选举类型：“一等选举”和“次等选举”，前者适用于国内选举，后者适用于欧盟整体性选举。而且研究表明，对于国内的选举，选民往往是“理性选举”，而面对欧盟的选举，选民则是“感性选举”。 赖夫和施米特认为这是由于选举博弈中所涉问题的重要性下降，导致选民兴趣与热情的不同，欧盟的权力影响不及国内政治权力对自身利益的触动，所以在欧盟选举中各国国内的执政党获得的支持率往往低于一些小党和反对党。在欧盟与国内两种选举之间，西蒙·希克斯（Simon Hix）根据上述研究提出了一个“欧洲效应”新范式，认为“挺欧派”与“反欧派”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对于本国以及欧盟的选举产生了重要影响。换言之，影响欧盟选举结果的因素，既有国内的政治斗争，也有“欧盟问题”的影响；选民不满的对象既有国内政府，也有欧盟权力机构。
基于上述研究，笔者认为：一方面，欧洲的民主制度决定了民众在政治上的平等，即能够用选票发出声音。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则是不平等的，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民众进一步认清了这种现状。在2008年之前，欧洲的福利国家建设暂时掩盖了现实中的经济不平等，经济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失业率飙升，民众的生活境遇急转直下，再加上接踵而来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得本已停滞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带来了生产方式的激烈变革，并使得原本建立在家庭和宗教归属基础上的社会沟通形式逐步衰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淡薄和疏离，个人的孤独感更加强烈。之前个人的孤独焦虑感可以通过不断的物质消费和安逸的经济福利而有所减轻。但是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状况与之前形成巨大反差，这使民众在心理上充满了被主流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抛弃的不满情绪，而这一点恰恰契合了激进左、右翼政党倡导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再加上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欧盟国家传统的工业化生产制造逐步升级。此外，一些政治家不断推动欧盟这一超国家机制的权力建设，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商品、资本、技术、人才等都在自由流动，因而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在更大范围内对原来固化的劳资结构和劳动力/资源密集型产业形成巨大冲击，但是底层弱势群体却没有足够的能力从“高消费—知识附加值”的社会运行模式中获益，他们成为欧洲一体化或全球化的边缘群体，这就必然会使其对政府产生不满甚至意欲对抗。 这样，面对那些高高在上代表精英群体利益的传统主流政党，激进意识形态政党趁机宣称自己是“底层弱势人民的代表”，兴起了反精英政治运动。
可见，赖夫的“次等选举”理论揭示了底层民众对当前政治经济状况的典型性反应，“次等选举”是底层民众因自身不平等的经济地位而进行的对执政党的惩罚性投票，希望达到引起重视的效果。而“一等选举”或“理性选举”是因为民众相对比较赞同民主政治，对于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地位有一定满足感，而且认为只有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在经济上实现重新分配。希克斯的“欧洲效应”理论则表明欧洲一体化或全球化对民众心理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民众把对国内执政党的不满转移到欧盟，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典型例证，其中的边缘性政党英国独立党就代表了民众的这种心理。
（二）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困境
欧洲意识形态极化政党的纷纷崛起，对文化多元主义形成挑战，而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这两个问题进一步恶化了欧洲的文化包容氛围。
首先，难民危机暴露了欧洲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缺陷，同时激发了种族意识。基于文化多元主义理念的引导，欧洲（尤其是西欧）制定了宽松的移民政策。在英国，其重点在于政治权利的保障。英国政府希望从政治权利上防止移民成为社会的二等公民，在国家层面做到权利、责任以及机会平等，从而完成对移民的吸纳，但它忽视了文化上和种族心理上的差异，在类似就业等问题上，少数群体经常遭受排斥和歧视。在法国，则侧重于文化上的同化。虽然政府最初试图保持文化同质性，将移民同化为讲法语、认同法国文化的法国人。但随着实践的发展，法国政府逐步放弃强硬的文化同化政策，而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这又造成移民人群的既有文化与法国文化的对立。在德国，移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问题被重点关注。尽管在后期逐步出台了一些更为灵活的移民政策，但德国作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个受西亚北非移民欢迎的国家，特定族群人口的大量涌入逐渐引起人口结构的变化，原本以关注少数族群权利为目的的法案却在不断提升移民来源地文化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这引起了本土民众的严重不安。
作为以自由民主为制度理念、以基督上帝为信仰文化的欧洲社会，社会各阶层对移民和难民的恐惧与忧虑一直存在。根据国际移民组织2015年的数据统计，德国移民为1 200万，占常住人口的14.88%；法国移民为778万，占常住人口的12.09%；英国移民为854万，占常住人口的13.2%。 在人口生育上，西亚北非裔族群的生育率往往远远高于其他族群尤其是白人，民众对此更加忧心忡忡，认为今后的欧洲不再是欧洲人的欧洲，而将形成一个所谓的“欧拉伯”（Eurabia，欧洲（Europe）与阿拉伯（Arabia）的融合）。因此，贾斯廷·韦斯（Justin Weiss）在一篇《欧拉伯的荒唐事》的文章中不无悲观地指出：“在2050年，你将会看到曾经的巴黎日耳曼大道街头的浪漫酒吧会被清真食品店占据，柏林街头的路标将由德语变成土耳其语。” 另外，2011年7月22日，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挪威制造了一起残酷的暴力事件，而这只是欧洲反移民、反特定族群文化与宗教的冰山一角。可以说，2015年以来几近失控的难民危机，既暴露出欧洲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困境，又说明欧洲的申根协定机制面临挑战，而民众本已心怀不满，在激进的左、右翼政党的煽动之下，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遭到冲击，欧洲人的种族意识被唤醒。 其次，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加深了民众心理上的恐惧，这进一步契合了激进右翼政党的“排外性”。2016年3月22日，布鲁塞尔遭遇连环恐怖袭击；同年12月20日，柏林市中心的圣诞集会遭到卡车袭击；2017年3月22日伦敦遭遇恐怖袭击；同年5月22日，英国曼彻斯特遭遇恐怖袭击。近年来，整个欧洲都弥漫着由恐怖袭击造成的强烈不安全气息。早在2013年，益普索集团联合法国科研机构进行的一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意调查显示，赞同法国文化正在丧失影响力观点的有63%，认为“在法国的外国人太多了”的有70%，认为伊斯兰教和法国社会不兼容的有74%，而认为在法国比较普遍地存在仇视白人的种族主义的有57%。 这种对特定移民人群的恐惧和排斥心理在欧洲已经非常普遍。即使是一些开明理性的知识分子，也对移民政策以及是否还要继续实行文化多元政策三缄其口。一方面，由于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涉及基本的“政治正确”原则，其社会正义性的确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在各国面临巨大经济压力的背景下，欧盟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大幅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这些因素使欧洲社会弥漫着一股孤立排外的种族主义情绪。
总之，近十多年来，欧洲极化的意识形态政党能在不同国家纷纷崛起，主要是由于这些政党以欧洲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巧妙地将其鼓吹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同于新的文化价值，夸大民族、种族、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把“非我族类”的其他群体视为认同价值的威胁。但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的广大民众已经形成强烈的排外心理，这是极端政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
（三）民众价值追求的变化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认为，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以及繁荣发展，西方国家公民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即由短缺价值观 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转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两个互相联系的结果。其一，公民运动的兴起。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以及消费社会与经济发展异化等问题，都迫使西方国家的民众通过组织公民团体来表达不满以及自身的参与诉求。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大量非政府组织（NGO）的兴起。其二，受到公民运动的推动，民众纷纷将目光转移到一些非物质主义议题，如环境保护、种族认同、同性恋权利等方面。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到20世纪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从单一向多元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包括环境保护、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大众政治运动。 综上所述，虽然主流政党仍然以模糊意识形态为取向，尽可能争取各阶层选民，但更重要的是，公众对于主流政党的价值以及政策趋同感到厌倦甚至厌恶，他们会更亲近那些直接表达意识形态或者价值取向的社会团体或政党。
三、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倾向对欧洲政治的影响
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欧洲政党选举格局的变化表明民粹主义在欧洲兴起。民粹主义又被称为平民主义，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标榜自身代表“广大民众”，反精英、反建制，还带有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及很强的排外性。在民粹主义政党纷纷崛起的背景下，欧洲政治显然将受到较大影响。
（一）传统主流政党面临信任危机
在欧洲国家内部，民众对传统主流政党的表现日益失望，出现信任危机。首先，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信心及支持率不断下降，而转向支持一些民粹主义色彩浓厚或意识形态极化的边缘政党，可以说，这既是政党选举格局的重新洗牌，也是政府重组的标志。例如，爱尔兰众议院的选举投票率在2016年3月3日创下历史第二低，传统的爱尔兰统一党虽然仍是议会第一大党，但是席位数量大幅下降，仅为50个；曾与统一党联合组阁执政的爱尔兰工党遭遇惨败，仅保住7个席位。另外，2016年5月24日进行的塞浦路斯议会选举，投票率为67%，比上届选举下降了11个百分点，创历史新低。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虽然在第二轮投票中败于马克龙，但是其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21.7%的得票率，仅次于马克龙的23.9%，这足以说明激进的右翼意识形态政党在法国政坛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总之，民众对执政党的失望，要么以放弃投票，要么以“改换门庭”的方式来表达，这必然会使以议会选举为制度基础的欧洲各国政局动荡不安。
其次，政党格局的变化也凸显了主流政党对局势的控制力不足，从而导致“全民公投”频繁上演。全民公投是对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的補充，它体现了全民直接公意，即直接民主的特性，但是在民粹主义的裹挟之下，全民公投却成为民粹主义政党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2016年4月6日，荷兰举行公投否决了欧盟与乌克兰的联系国协定，这意味着欧盟的东扩之路将暂时停滞，欧盟的整体战略被成员国自身的“小算盘”击垮。2016年6月24日，英国举行的脱欧公投及其结果，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严重倒退，这无疑将使那些具有浓厚反欧盟及疑欧主义思想的政党更加跃跃欲试。另外，2016年10月2日的匈牙利全民公投，反对欧盟为处理难民问题采取的费用强制摊派政策。同年12月4—5日，意大利举行宪法改革公投，但最后演变为推倒伦齐政府的运动。
（二）欧洲一体化面临挑战
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更为深远。其一，民众对欧盟整体机制的不信任。在很多欧洲民众看来，欧盟已经成为一个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的精英机构。而这种不满集中体现在2015年以来欧盟出台的政策无法有效应对难民危机方面。尤其是民众因强制摊派难民费用等问题而对欧盟产生强烈不满，认为其根本不是一个民主决策机构。统计显示，希腊民众对欧盟的支持率降到了27%，在难民问题上，不满程度竟高达94%。另外，作为欧洲一体化坚定的支持者，德国对欧盟的支持率降到50%，是十二年以来的最低点。 对于欧盟的不满也反映在德国另类选择党提出“退出欧元区”的口号；法国国民阵线表示要脱离欧元区，重新掌握货币与经济自主权；荷兰自由党提出恢复边界、脱离欧盟的诉求。而且，所有这些主张都能够得到大量民众的支持。其二，民众对欧盟的认同缺失。欧盟曾是实现区域联合、共赢共享的榜样，但是在遭遇经济危机和难民问题的背景下，欧洲认同危机更加凸显。一方面，欧盟不能有效应对经济低迷、就业问题，难民危机的解决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因此很难凝聚欧洲认同。另一方面，由于民众对欧盟制度的不信任，他们往往选择诉诸国家力量，对本国政府施压，迫使成员国采取严苛的边境审查和经济政策，这无疑削弱了欧盟的权威，也不利于欧洲认同的形成和深化。 （三）欧洲政治文化遭到侵蚀
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恶化了欧洲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首先，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国家抛开历史恩怨，携手推动欧洲一体化发展，凭借自身的制度基础，欧洲成为区域联合的典范，甚至形成“欧洲模式” ，成为众多区域集团或区域联合构想效仿的对象。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进入“中年危机”，激进左、右翼政党纷纷崛起，欧盟面临的问题日渐增多。激进政党的发展一方面受到民众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恶化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文化氛围。其次，对移民的排斥和恐惧也反映出欧洲政治文化日趋紧张的现实。梅勒尼·菲利普（Melanie Philip）在《伦敦斯坦》一书中认为，英国的多元文化政策使伦敦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国际中心。 蒂洛·萨拉辛（Thilo Sarrazin）在《德国的自我毁灭》一书中直接指出德国繁荣稳定的基础正在被外来移民侵蚀。 由此可以看出，欧洲意识形态政党的极化有其社会心理和民众基础。最后，欧洲一直奉行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强调尊重生命和公民个人权利，“倡导多种族、多文化之间的包容开放，和谐发展” 。这一政策源于西方国家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经历而作出的政策回应，目的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但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也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兴起于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很快传播到其他发达国家，从美国、加拿大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又到英国、瑞典等。总体而言，他们都希望建立一个“维护所有公民的价值和尊严，而不论其肤色、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 的“理想国度”。但是在当前，法国的国民阵线宣称要实行福利沙文主义，荷兰的自由党表示要全面禁止移民，清除其他特定宗教的影响。在现实中，欧洲可能与上述的“理想国度”渐行渐远。
总之，一方面，欧洲民众因对主流政党失望，转而支持一些激进意识形态政党的趋势依然没有减弱，这对欧洲民粹主义运动来说，将会形成更为明显的示范和集聚效应。2017年又是欧洲多个国家的大选之年，虽然在法国非左非右的法国前进运动党领导人马克龙击败了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勒庞，但是德国大选、意大利大选都将继续考验欧盟。另一方面，随着英国脱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未来，欧洲将会围绕欧盟与成员国关系重新进行反思，也将会对欧盟的权力架构进行重新调整，而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各成员国的激进左、右翼意识形态政党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改革进程。
四、政党意识形态极化的欧洲政局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根据政党的社会属性以及现实中最新的政党选举情况，首先，即使是在典型的两党制国家，一些原本边缘性的政党也正在逐步具有影响力。例如，英国独立党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根本没有减弱，甚至在短期内有加强的趋势。当然，虽然其他政党力量不断壮大，但是其还无法改变一国的政党制度，即两党制国家不会成为多党制国家，但是从政党的发展角度来看，它是社会变迁的产物，这意味着政党制度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其次，无论是激进左翼政党还是激进右翼政党，它们之所以能够崛起主要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差距的拉大，而平等的政治地位赋予民众以惩罚性投票的方式表达对经济不平等的不满。因此，如何解决好经济问题，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沼是应对当前高涨的民粹主义的根本手段。虽然“全方位政党”模式依然占据主流，但只要经济状况无法改善、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仍然存在，对于被日益边缘化的广大底层民众而言，中间选民定理不再是金科玉律。另外，文化多元原本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应有的态度，也是促进世界繁荣和谐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作为公民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上的褊狭必然会产生激进极端的意识形态。虽然一些政客为了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会选择迎合选民的一些不合理政治要求，但需要指出的是，自由开放的文化多元主义才真正有利于民族进步、国家发展。所以如何发展新型的文化多元主义战略是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一个难题，而这也能够为解决欧洲内部普遍存在的文化冲突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消除激进意识形态政党对欧洲政治的影响。
此外，在政党、社会与国家三者关系中，林尚立教授认为，政党存在“部分”与“整体”的区别与联系， 其一，部分是构成整体的部分，换言之，政党作为社会民情的反映，其自身的发展也构成国家制度不断变化的基础，这种状态是正向激励。如英国19世纪中叶兴起的宪章运动，它有力地推动了英国代议民主制度的完善，是对国家整体制度的补充与纠正。其二，部分与整体是对立的，政党退回到传统社会那种宗派性的意识形态，这明显构成一种反向激励，因为它会攻击甚至扭转社会共识，从而完成制度的颠覆。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兴起的诸多政党，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导向，都想进行制度创造，因而造成与国家制度的对立，进而撕裂了整个社会。 其实，对于目前意识形态政党的兴起或民粹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根据上述观点可以推论，只要极化的意识形态政党不使“整体”与“部分”形成对立关系，即意识形态政党与民主制度的对立，那么“民粹主义既不是民主的最高形式，也不是民主的达人。确切地讲，它是民主的镜像，借助于它，民主得以通过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而完善自身” 。换言之，意识形态政党只是民主的表达方式，是通过自身运动来纠正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只要还在现行的宪政制度下合法运行，人们就不必过分担忧。
最后，全球化經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使世界逐步形成一个具有“蝴蝶效应”的联合体。欧洲国家目前出现的意识形态政党极化的倾向以及民粹主义的盛行，也将影响甚至冲击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中国显然也不能例外。对中欧关系而言，欧洲政局新变化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由于在既定的民主宪政框架下，西方政治领导人能否上台执政以及政党选举能否成功都取决于其能否获得选民的支持，因此这将从根本上决定意识形态极化的政党会作出比较矛盾的两种反应。一方面，欧洲各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意愿强烈，都迫切希望尽早走出经济泥沼，实现经济增长，从而既满足选民的要求，又能够巩固自身的地位，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欧洲各国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意识形态极化的政党是以反全球化、提倡经济民族主义而受到民众的青睐，因此它们又倾向于奉行贸易保护政策和孤立封闭政策，从而又会引起种种贸易摩擦。 面对欧洲激进主义政党可能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的影响，中国要积极应对。其一，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推动国际资源共享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欧洲激进主义政党逆全球化和反欧盟的主张，无疑对全球化的发展将产生消极影响。当然，目前全球化进程中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民众日益被边缘化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这也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全球化造成的获益不均衡问题，那么这种全球化将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如果不能以人为本，公平发展，那么世界繁荣发展的基础将受到冲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借助后发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保持着上升势头。而且，得益于世界经济不断增长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一方面，面对逆全球化浪潮，中国应旗帜鲜明地支持全球化进程，并加入到国际社会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之中。2016年9月，中国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要在全球发展中建立一个平等、开放、包容、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格局，这也应该成为全球化的方向，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包括欧洲激进主义政党在内的西方一些极化势力提倡的孤立主义的回应。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推动中欧经济关系发展。中欧投资合作能够为双方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已经从2011年的202.9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644.4亿美元，可见近些年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大。 同时，有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6年，仅中国企业对意大利交通运输行业的投资额就达86亿美元。
其二，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积极的推动者角色。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仅从货币政策入手难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必须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尤其是针对自身内部经济增长乏力、结构失衡等问题，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走創新发展之路，这对于任何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和保持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中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生产国，拥有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能力，而且历经30余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实力。相较而言，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足，但需求却十分巨大，这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同时，对中国而言，合作意义重大，因为这种合作一方面可以带动国内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优势，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向中高端的上游环节迈进，可以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大国奠定良好基础。另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和包容增长，既可推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又能为中国应对欧洲可能的贸易保护主义提供重要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
总之，激进主义现象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人们还应充分认识激进意识形态政党的两面性，即一面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一面又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寻求经济合作。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并维护自由贸易，并努力推动和谐、共赢、开放、互利的新型全球化，使全球化的成果惠及更多的国家、地区和人民。另一方面，则应顺势而为，灵活、务实地深化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合作。
[收稿日期：2017-05-04]
[修回日期：2017-06-07]
[责任编辑：石晨霞]
【关键词】 欧洲政党 意识形态极端化 文化多元主义 全球化
【作者简介】 刘晓锋，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廖晓明，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D7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4-0049-18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704004
2017年4月23日，法国激进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以首轮21.7%的支持率进入次轮选举，尽管最终未能赢得总统选举，但国民阵线的崛起是近十年来欧洲各国激进左、右翼政党崛起的缩影。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欧洲各经济体经济发展停滞，紧随其后的主权债务危机更加深了民众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不满，而难民危机的突然爆发则暴露了欧盟体系长期积累的弊端，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面临的困境。在此背景下，曾被边缘化的激进政党抓住时机，打着“反移民”和“反欧盟”的旗号来吸引民众，并获得支持，在近十年间迅速崛起，成为在各国都不容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在推动欧洲激进左、右翼政党的发展；深受种种危机困扰的欧盟面对这些激进政党的崛起，该如何应对；激进政党的崛起又会对整个欧洲政治乃至中欧经贸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现象
据统计，欧盟国家的失业率，2008年第一季度为15.1%，2013年第一季度高达23.6%，2014年第二季度为22.9%，2015年第二季度为20.3%，2016年12月为9.6%，2017年4月为9.3%。 虽然自2013年第一季度后失业率呈现下降趋势，但总体上依然远远高于经济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这轮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始于2010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经济冲击波，使整个欧盟经济陷入困境。另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进入欧洲的难民数量2013年约6万人、2014年约21.8万人、2015年约50万人、2016年约32.7万人，整体上难民人数急剧增长。 难民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增大了欧盟各国和地方的财政负担。以德国为例，从德国州一级层面看，它们需要为难民提供一些基本的住宿、食物、医疗以及衣物的保障，据估算每个难民的安置成本大约为1.3万欧元，仅2015年德国就接受了约80万难民的申请，这意味着德国政府需要支付104亿欧元的救助金。 这对于本身深陷经济泥沼的欧洲来说，是一个巨大压力。
目前，就业问题与难民问题成为影响欧洲政党格局和欧洲整体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在这一严峻形势下，经济危机导致的高失业率为民众宣泄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不满提供了理由，而难民问题加剧了原本就一直存在的移民排斥和移民恐惧。可以说，欧洲各国激进左、右翼政党正是在此背景下不断壮大，民粹主义思潮也由此盛行。对于这一现象，从近十年欧洲最新的激进左、右翼政党选举状况来看，其选举支持率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表1、表2）。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债务危机，欧洲民众的就业、福利等都受到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民众迫切希望有所改变，至少保证自身的经济状况能够恢复到原先的水平。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以2015年以来左翼思想是否受欢迎为主题做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目前状况不满、尤其是对政治体制不满的德国人超过60%，其中有20%的人甚至盼望出现一场颠覆性革命，可以说“反对国家和资本，支持革命”的思想越来越深得人心。 这种思想也成为激进左翼政党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右翼政党而言，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以激进右翼意识形态著称的法国国民阵线得到了43%的工人以及37%的失业者的支持。 而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勒庞在首轮投票中的支持者绝大多数来自中低收入阶层，包括37%的工人、32%的普通职员以及25%的失业者，并且在月收入低于1 250欧元的群体中，其支持率高达32%。 另外，英国独立党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脱欧表明全球化时代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秩序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政治秩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及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和被日益边缘化的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股来势汹汹的政党激进主义浪潮为何能在数十年间崛起，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关于政党意识形态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大多仍然强调政党的阶级属性，强调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及其代表的阶级的思想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政党成员对外部世界的一整套认识体系，是该政党党员的一致信仰和共同认识，也是其制定党纲、行为规范以及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在国外，关于政党意识形态的研究则丰富得多。总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对政党意识形态不够重视的阶段，这一阶段通常认为“近代政党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产生的” ，即政党的产生来自于资产阶级内部，因此政治不过是保守主义者与新兴资产阶级围绕利益的争斗。 其次是密切关注政党意识形态的阶段，这时政党意识形态逐步成为政党的发展目标和执政工具之一。一方面，一些社会力量如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利用意识形态作为其竞选纲领，进而成为获得执政地位的工具；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迫于选举压力，也开始重视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希望增强自身吸引力，巩固和维系其执政地位。正如克劳斯·冯·伯莫（Klaus Von Beyme）在论及欧洲政党时所明确指出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只有那些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政党能够成功地在政坛立足。” 最后是发现意识形态在政党间日益趋同而走“中间化”道路的阶段。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的概念，指出随着社会发展，政党之间尤其是执政党开始削弱或者放弃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寻求建立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阶级联盟。 在上述认识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一方面，国内学者对政党意识形态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白，仍停留在政党阶级属性的研究层面，而用阶级观点来解释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问题并不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根据西方学者的分析，政党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趋于无的过程，即最初不重視，发展到比较关注，之后又认为其弱化的过程。相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西方学界弥补了一些不足，即注意到政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生活变迁而发生转变的，但同样也未能充分解释当前政党意识形态极化的现象。因此，本文在中外学者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分析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倾向的原因，以及这种极化倾向对欧洲国家政治的影响。
二、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倾向的原因
欧洲激进意识形态政党纷纷崛起搅动了传统的政党格局，而全民公投的频繁出现又把整个欧洲社会中民粹主义的狂欢推向了高潮。意识形态极化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获益的不均衡、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困境以及后工业时代民众价值追求的改变。
（一）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获益的不均衡
卡尔海因茨·赖夫（Karlheinz Reif）和赫曼·施米特（Hermann Schmitt）在1980年就欧洲议会选举提出一个“次等选举”的解释范式，即当时欧洲西方阵营国家内部实际存在的两种选举类型：“一等选举”和“次等选举”，前者适用于国内选举，后者适用于欧盟整体性选举。而且研究表明，对于国内的选举，选民往往是“理性选举”，而面对欧盟的选举，选民则是“感性选举”。 赖夫和施米特认为这是由于选举博弈中所涉问题的重要性下降，导致选民兴趣与热情的不同，欧盟的权力影响不及国内政治权力对自身利益的触动，所以在欧盟选举中各国国内的执政党获得的支持率往往低于一些小党和反对党。在欧盟与国内两种选举之间，西蒙·希克斯（Simon Hix）根据上述研究提出了一个“欧洲效应”新范式，认为“挺欧派”与“反欧派”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对于本国以及欧盟的选举产生了重要影响。换言之，影响欧盟选举结果的因素，既有国内的政治斗争，也有“欧盟问题”的影响；选民不满的对象既有国内政府，也有欧盟权力机构。
基于上述研究，笔者认为：一方面，欧洲的民主制度决定了民众在政治上的平等，即能够用选票发出声音。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则是不平等的，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民众进一步认清了这种现状。在2008年之前，欧洲的福利国家建设暂时掩盖了现实中的经济不平等，经济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失业率飙升，民众的生活境遇急转直下，再加上接踵而来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得本已停滞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带来了生产方式的激烈变革，并使得原本建立在家庭和宗教归属基础上的社会沟通形式逐步衰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淡薄和疏离，个人的孤独感更加强烈。之前个人的孤独焦虑感可以通过不断的物质消费和安逸的经济福利而有所减轻。但是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状况与之前形成巨大反差，这使民众在心理上充满了被主流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抛弃的不满情绪，而这一点恰恰契合了激进左、右翼政党倡导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再加上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欧盟国家传统的工业化生产制造逐步升级。此外，一些政治家不断推动欧盟这一超国家机制的权力建设，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商品、资本、技术、人才等都在自由流动，因而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在更大范围内对原来固化的劳资结构和劳动力/资源密集型产业形成巨大冲击，但是底层弱势群体却没有足够的能力从“高消费—知识附加值”的社会运行模式中获益，他们成为欧洲一体化或全球化的边缘群体，这就必然会使其对政府产生不满甚至意欲对抗。 这样，面对那些高高在上代表精英群体利益的传统主流政党，激进意识形态政党趁机宣称自己是“底层弱势人民的代表”，兴起了反精英政治运动。
可见，赖夫的“次等选举”理论揭示了底层民众对当前政治经济状况的典型性反应，“次等选举”是底层民众因自身不平等的经济地位而进行的对执政党的惩罚性投票，希望达到引起重视的效果。而“一等选举”或“理性选举”是因为民众相对比较赞同民主政治，对于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地位有一定满足感，而且认为只有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在经济上实现重新分配。希克斯的“欧洲效应”理论则表明欧洲一体化或全球化对民众心理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民众把对国内执政党的不满转移到欧盟，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典型例证，其中的边缘性政党英国独立党就代表了民众的这种心理。
（二）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困境
欧洲意识形态极化政党的纷纷崛起，对文化多元主义形成挑战，而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这两个问题进一步恶化了欧洲的文化包容氛围。
首先，难民危机暴露了欧洲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缺陷，同时激发了种族意识。基于文化多元主义理念的引导，欧洲（尤其是西欧）制定了宽松的移民政策。在英国，其重点在于政治权利的保障。英国政府希望从政治权利上防止移民成为社会的二等公民，在国家层面做到权利、责任以及机会平等，从而完成对移民的吸纳，但它忽视了文化上和种族心理上的差异，在类似就业等问题上，少数群体经常遭受排斥和歧视。在法国，则侧重于文化上的同化。虽然政府最初试图保持文化同质性，将移民同化为讲法语、认同法国文化的法国人。但随着实践的发展，法国政府逐步放弃强硬的文化同化政策，而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这又造成移民人群的既有文化与法国文化的对立。在德国，移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问题被重点关注。尽管在后期逐步出台了一些更为灵活的移民政策，但德国作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个受西亚北非移民欢迎的国家，特定族群人口的大量涌入逐渐引起人口结构的变化，原本以关注少数族群权利为目的的法案却在不断提升移民来源地文化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这引起了本土民众的严重不安。
作为以自由民主为制度理念、以基督上帝为信仰文化的欧洲社会，社会各阶层对移民和难民的恐惧与忧虑一直存在。根据国际移民组织2015年的数据统计，德国移民为1 200万，占常住人口的14.88%；法国移民为778万，占常住人口的12.09%；英国移民为854万，占常住人口的13.2%。 在人口生育上，西亚北非裔族群的生育率往往远远高于其他族群尤其是白人，民众对此更加忧心忡忡，认为今后的欧洲不再是欧洲人的欧洲，而将形成一个所谓的“欧拉伯”（Eurabia，欧洲（Europe）与阿拉伯（Arabia）的融合）。因此，贾斯廷·韦斯（Justin Weiss）在一篇《欧拉伯的荒唐事》的文章中不无悲观地指出：“在2050年，你将会看到曾经的巴黎日耳曼大道街头的浪漫酒吧会被清真食品店占据，柏林街头的路标将由德语变成土耳其语。” 另外，2011年7月22日，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挪威制造了一起残酷的暴力事件，而这只是欧洲反移民、反特定族群文化与宗教的冰山一角。可以说，2015年以来几近失控的难民危机，既暴露出欧洲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困境，又说明欧洲的申根协定机制面临挑战，而民众本已心怀不满，在激进的左、右翼政党的煽动之下，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遭到冲击，欧洲人的种族意识被唤醒。 其次，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加深了民众心理上的恐惧，这进一步契合了激进右翼政党的“排外性”。2016年3月22日，布鲁塞尔遭遇连环恐怖袭击；同年12月20日，柏林市中心的圣诞集会遭到卡车袭击；2017年3月22日伦敦遭遇恐怖袭击；同年5月22日，英国曼彻斯特遭遇恐怖袭击。近年来，整个欧洲都弥漫着由恐怖袭击造成的强烈不安全气息。早在2013年，益普索集团联合法国科研机构进行的一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意调查显示，赞同法国文化正在丧失影响力观点的有63%，认为“在法国的外国人太多了”的有70%，认为伊斯兰教和法国社会不兼容的有74%，而认为在法国比较普遍地存在仇视白人的种族主义的有57%。 这种对特定移民人群的恐惧和排斥心理在欧洲已经非常普遍。即使是一些开明理性的知识分子，也对移民政策以及是否还要继续实行文化多元政策三缄其口。一方面，由于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涉及基本的“政治正确”原则，其社会正义性的确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在各国面临巨大经济压力的背景下，欧盟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大幅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这些因素使欧洲社会弥漫着一股孤立排外的种族主义情绪。
总之，近十多年来，欧洲极化的意识形态政党能在不同国家纷纷崛起，主要是由于这些政党以欧洲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巧妙地将其鼓吹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同于新的文化价值，夸大民族、种族、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把“非我族类”的其他群体视为认同价值的威胁。但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的广大民众已经形成强烈的排外心理，这是极端政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
（三）民众价值追求的变化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认为，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以及繁荣发展，西方国家公民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即由短缺价值观 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转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两个互相联系的结果。其一，公民运动的兴起。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以及消费社会与经济发展异化等问题，都迫使西方国家的民众通过组织公民团体来表达不满以及自身的参与诉求。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大量非政府组织（NGO）的兴起。其二，受到公民运动的推动，民众纷纷将目光转移到一些非物质主义议题，如环境保护、种族认同、同性恋权利等方面。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到20世纪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从单一向多元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包括环境保护、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大众政治运动。 综上所述，虽然主流政党仍然以模糊意识形态为取向，尽可能争取各阶层选民，但更重要的是，公众对于主流政党的价值以及政策趋同感到厌倦甚至厌恶，他们会更亲近那些直接表达意识形态或者价值取向的社会团体或政党。
三、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倾向对欧洲政治的影响
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欧洲政党选举格局的变化表明民粹主义在欧洲兴起。民粹主义又被称为平民主义，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标榜自身代表“广大民众”，反精英、反建制，还带有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及很强的排外性。在民粹主义政党纷纷崛起的背景下，欧洲政治显然将受到较大影响。
（一）传统主流政党面临信任危机
在欧洲国家内部，民众对传统主流政党的表现日益失望，出现信任危机。首先，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信心及支持率不断下降，而转向支持一些民粹主义色彩浓厚或意识形态极化的边缘政党，可以说，这既是政党选举格局的重新洗牌，也是政府重组的标志。例如，爱尔兰众议院的选举投票率在2016年3月3日创下历史第二低，传统的爱尔兰统一党虽然仍是议会第一大党，但是席位数量大幅下降，仅为50个；曾与统一党联合组阁执政的爱尔兰工党遭遇惨败，仅保住7个席位。另外，2016年5月24日进行的塞浦路斯议会选举，投票率为67%，比上届选举下降了11个百分点，创历史新低。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虽然在第二轮投票中败于马克龙，但是其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21.7%的得票率，仅次于马克龙的23.9%，这足以说明激进的右翼意识形态政党在法国政坛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总之，民众对执政党的失望，要么以放弃投票，要么以“改换门庭”的方式来表达，这必然会使以议会选举为制度基础的欧洲各国政局动荡不安。
其次，政党格局的变化也凸显了主流政党对局势的控制力不足，从而导致“全民公投”频繁上演。全民公投是对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的補充，它体现了全民直接公意，即直接民主的特性，但是在民粹主义的裹挟之下，全民公投却成为民粹主义政党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2016年4月6日，荷兰举行公投否决了欧盟与乌克兰的联系国协定，这意味着欧盟的东扩之路将暂时停滞，欧盟的整体战略被成员国自身的“小算盘”击垮。2016年6月24日，英国举行的脱欧公投及其结果，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严重倒退，这无疑将使那些具有浓厚反欧盟及疑欧主义思想的政党更加跃跃欲试。另外，2016年10月2日的匈牙利全民公投，反对欧盟为处理难民问题采取的费用强制摊派政策。同年12月4—5日，意大利举行宪法改革公投，但最后演变为推倒伦齐政府的运动。
（二）欧洲一体化面临挑战
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更为深远。其一，民众对欧盟整体机制的不信任。在很多欧洲民众看来，欧盟已经成为一个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的精英机构。而这种不满集中体现在2015年以来欧盟出台的政策无法有效应对难民危机方面。尤其是民众因强制摊派难民费用等问题而对欧盟产生强烈不满，认为其根本不是一个民主决策机构。统计显示，希腊民众对欧盟的支持率降到了27%，在难民问题上，不满程度竟高达94%。另外，作为欧洲一体化坚定的支持者，德国对欧盟的支持率降到50%，是十二年以来的最低点。 对于欧盟的不满也反映在德国另类选择党提出“退出欧元区”的口号；法国国民阵线表示要脱离欧元区，重新掌握货币与经济自主权；荷兰自由党提出恢复边界、脱离欧盟的诉求。而且，所有这些主张都能够得到大量民众的支持。其二，民众对欧盟的认同缺失。欧盟曾是实现区域联合、共赢共享的榜样，但是在遭遇经济危机和难民问题的背景下，欧洲认同危机更加凸显。一方面，欧盟不能有效应对经济低迷、就业问题，难民危机的解决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因此很难凝聚欧洲认同。另一方面，由于民众对欧盟制度的不信任，他们往往选择诉诸国家力量，对本国政府施压，迫使成员国采取严苛的边境审查和经济政策，这无疑削弱了欧盟的权威，也不利于欧洲认同的形成和深化。 （三）欧洲政治文化遭到侵蚀
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恶化了欧洲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首先，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国家抛开历史恩怨，携手推动欧洲一体化发展，凭借自身的制度基础，欧洲成为区域联合的典范，甚至形成“欧洲模式” ，成为众多区域集团或区域联合构想效仿的对象。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进入“中年危机”，激进左、右翼政党纷纷崛起，欧盟面临的问题日渐增多。激进政党的发展一方面受到民众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恶化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文化氛围。其次，对移民的排斥和恐惧也反映出欧洲政治文化日趋紧张的现实。梅勒尼·菲利普（Melanie Philip）在《伦敦斯坦》一书中认为，英国的多元文化政策使伦敦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国际中心。 蒂洛·萨拉辛（Thilo Sarrazin）在《德国的自我毁灭》一书中直接指出德国繁荣稳定的基础正在被外来移民侵蚀。 由此可以看出，欧洲意识形态政党的极化有其社会心理和民众基础。最后，欧洲一直奉行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强调尊重生命和公民个人权利，“倡导多种族、多文化之间的包容开放，和谐发展” 。这一政策源于西方国家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经历而作出的政策回应，目的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但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也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兴起于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很快传播到其他发达国家，从美国、加拿大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又到英国、瑞典等。总体而言，他们都希望建立一个“维护所有公民的价值和尊严，而不论其肤色、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 的“理想国度”。但是在当前，法国的国民阵线宣称要实行福利沙文主义，荷兰的自由党表示要全面禁止移民，清除其他特定宗教的影响。在现实中，欧洲可能与上述的“理想国度”渐行渐远。
总之，一方面，欧洲民众因对主流政党失望，转而支持一些激进意识形态政党的趋势依然没有减弱，这对欧洲民粹主义运动来说，将会形成更为明显的示范和集聚效应。2017年又是欧洲多个国家的大选之年，虽然在法国非左非右的法国前进运动党领导人马克龙击败了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勒庞，但是德国大选、意大利大选都将继续考验欧盟。另一方面，随着英国脱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未来，欧洲将会围绕欧盟与成员国关系重新进行反思，也将会对欧盟的权力架构进行重新调整，而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各成员国的激进左、右翼意识形态政党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改革进程。
四、政党意识形态极化的欧洲政局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根据政党的社会属性以及现实中最新的政党选举情况，首先，即使是在典型的两党制国家，一些原本边缘性的政党也正在逐步具有影响力。例如，英国独立党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根本没有减弱，甚至在短期内有加强的趋势。当然，虽然其他政党力量不断壮大，但是其还无法改变一国的政党制度，即两党制国家不会成为多党制国家，但是从政党的发展角度来看，它是社会变迁的产物，这意味着政党制度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其次，无论是激进左翼政党还是激进右翼政党，它们之所以能够崛起主要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差距的拉大，而平等的政治地位赋予民众以惩罚性投票的方式表达对经济不平等的不满。因此，如何解决好经济问题，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沼是应对当前高涨的民粹主义的根本手段。虽然“全方位政党”模式依然占据主流，但只要经济状况无法改善、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仍然存在，对于被日益边缘化的广大底层民众而言，中间选民定理不再是金科玉律。另外，文化多元原本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应有的态度，也是促进世界繁荣和谐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作为公民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上的褊狭必然会产生激进极端的意识形态。虽然一些政客为了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会选择迎合选民的一些不合理政治要求，但需要指出的是，自由开放的文化多元主义才真正有利于民族进步、国家发展。所以如何发展新型的文化多元主义战略是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一个难题，而这也能够为解决欧洲内部普遍存在的文化冲突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消除激进意识形态政党对欧洲政治的影响。
此外，在政党、社会与国家三者关系中，林尚立教授认为，政党存在“部分”与“整体”的区别与联系， 其一，部分是构成整体的部分，换言之，政党作为社会民情的反映，其自身的发展也构成国家制度不断变化的基础，这种状态是正向激励。如英国19世纪中叶兴起的宪章运动，它有力地推动了英国代议民主制度的完善，是对国家整体制度的补充与纠正。其二，部分与整体是对立的，政党退回到传统社会那种宗派性的意识形态，这明显构成一种反向激励，因为它会攻击甚至扭转社会共识，从而完成制度的颠覆。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兴起的诸多政党，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导向，都想进行制度创造，因而造成与国家制度的对立，进而撕裂了整个社会。 其实，对于目前意识形态政党的兴起或民粹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根据上述观点可以推论，只要极化的意识形态政党不使“整体”与“部分”形成对立关系，即意识形态政党与民主制度的对立，那么“民粹主义既不是民主的最高形式，也不是民主的达人。确切地讲，它是民主的镜像，借助于它，民主得以通过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而完善自身” 。换言之，意识形态政党只是民主的表达方式，是通过自身运动来纠正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只要还在现行的宪政制度下合法运行，人们就不必过分担忧。
最后，全球化經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使世界逐步形成一个具有“蝴蝶效应”的联合体。欧洲国家目前出现的意识形态政党极化的倾向以及民粹主义的盛行，也将影响甚至冲击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中国显然也不能例外。对中欧关系而言，欧洲政局新变化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由于在既定的民主宪政框架下，西方政治领导人能否上台执政以及政党选举能否成功都取决于其能否获得选民的支持，因此这将从根本上决定意识形态极化的政党会作出比较矛盾的两种反应。一方面，欧洲各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意愿强烈，都迫切希望尽早走出经济泥沼，实现经济增长，从而既满足选民的要求，又能够巩固自身的地位，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欧洲各国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意识形态极化的政党是以反全球化、提倡经济民族主义而受到民众的青睐，因此它们又倾向于奉行贸易保护政策和孤立封闭政策，从而又会引起种种贸易摩擦。 面对欧洲激进主义政党可能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的影响，中国要积极应对。其一，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推动国际资源共享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欧洲激进主义政党逆全球化和反欧盟的主张，无疑对全球化的发展将产生消极影响。当然，目前全球化进程中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民众日益被边缘化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这也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全球化造成的获益不均衡问题，那么这种全球化将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如果不能以人为本，公平发展，那么世界繁荣发展的基础将受到冲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借助后发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保持着上升势头。而且，得益于世界经济不断增长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一方面，面对逆全球化浪潮，中国应旗帜鲜明地支持全球化进程，并加入到国际社会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之中。2016年9月，中国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要在全球发展中建立一个平等、开放、包容、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格局，这也应该成为全球化的方向，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包括欧洲激进主义政党在内的西方一些极化势力提倡的孤立主义的回应。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推动中欧经济关系发展。中欧投资合作能够为双方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已经从2011年的202.9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644.4亿美元，可见近些年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大。 同时，有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6年，仅中国企业对意大利交通运输行业的投资额就达86亿美元。
其二，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积极的推动者角色。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仅从货币政策入手难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必须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尤其是针对自身内部经济增长乏力、结构失衡等问题，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走創新发展之路，这对于任何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和保持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中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生产国，拥有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能力，而且历经30余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实力。相较而言，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足，但需求却十分巨大，这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同时，对中国而言，合作意义重大，因为这种合作一方面可以带动国内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优势，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向中高端的上游环节迈进，可以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大国奠定良好基础。另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和包容增长，既可推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又能为中国应对欧洲可能的贸易保护主义提供重要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
总之，激进主义现象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人们还应充分认识激进意识形态政党的两面性，即一面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一面又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寻求经济合作。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并维护自由贸易，并努力推动和谐、共赢、开放、互利的新型全球化，使全球化的成果惠及更多的国家、地区和人民。另一方面，则应顺势而为，灵活、务实地深化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合作。
[收稿日期：2017-05-04]
[修回日期：2017-06-07]
[责任编辑：石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