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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古路坝
长久以来，国人似乎只知道抗战期间由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建的“西南联大”。因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乃大家、文化人翘楚，教授们又多是文坛精英，其受业弟子们后来也多有建树，故“西南联大”声名远播，其办学经历和轶闻趣事，影视、图书等公开出版物层出不穷。
殊不知，与“西南联大”同时存在且同样功勋卓著的，还有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组建的“西北联大”。它先于西安组成“西北临大”，后被迫迁至汉中城固县扎根，成为理科院校之“西北联大”。
走汉中，去城固，一直是我多年的夙愿。
丙申年初夏，当我包车直奔位于城固县古路坝西北工学院旧址时，眼帘一片愕然：这里的一大片房屋哪儿去了？仅剩的一堵残墙和一阙孤碑，能告诉我什么？
抚摸工程院院士师昌绪2000年在此竖的一阙孤碑，又在断壁残垣草丛内傻站了好一阵子后，才晃悠到当年的院系办公楼——天主教堂。这里倒保存完好且做过修缮，门墙居然还嵌有一块陕西省署名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
这应说够重视吧，可你听过或见过连校名都能弄错的重视么？ 史实是：五校分立后，这里应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所在地。
既然够重视，那这里的一大片教学房舍怎么会只剩残垣且片瓦不存？
教堂乃“铁将军”把门。困惑里发现门墙上留有电话，拨打后一位非神父模样的矮瘦老头来开门了。教堂呈长方形布局，正中是花坛苗木，后堂为大礼堂，屋顶装饰着许多洋彩绘，厅内有教坛和十余条长靠背椅，想必是当年院系师生聚会之所也。两厢有数十间正房、奇怪的是其陈设俱为通铺大炕，难道是当年一间一户的教师宿舍？守护人告知来此五年了，问西北工学院事，他仅回答三个字：不知道。
乘兴而至，扫兴而归。
离去前我冷冷盯着师先生竖的那方碑，在心底发问：您2000年此举，是给中国人的后代们留个提醒吗？
——当年情状，果真可以忘却？
——国立西北联大，未曾在斯办学？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且随我循着大教育家、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国立西北临大筹委会主任李书田的足迹，从现实返回到79年前吧——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一些著名的大学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至1938年8月一年内，全国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遭日军破坏，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被迫停办。
在国破家亡之危急关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侵略军毁我教育的罪行，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
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和天津北洋工学院西迁西安，借用当时已两迁其校至西安的东北大学部分校舍，组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斯时，滞留于平津地区的许多师生得此消息后，纷纷赶往西安。华北陆路被日寇封锁，师生们不得不先南下或向北绕道。甚至还有人先入天津英、法租界，再搭乘英轮在山东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一个大弯来求学。
由于校舍紧张，临时大学的文学院设在城隍庙后街，法学院设在通济坊，理工学院则同东北大学挤在一起办学。许多从沦陷区流亡来的学生，没有衣服被褥，政府给每人发棉大衣一件、制服一套。学生们住宿，俱是大通间上下铺。教师则自找民房，分散居住在全市，有的暂住招待所或饭店，有的要远路步行去上课。
临大教育处于战时“三无”状态：无必要的教学设备，无图书馆，无体育场所。尽管困难重重，学校仍坚持正常授课，而且还特别制定了与抗战有关的课程，如军事、政治、救护、技术等课外训练。每周还邀请各界知名人士给学生做以抗日内容为主的报告。
1938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窜抵风陵渡，关中门户潼关告急。同时，西安也屡遭日机侵扰轰炸。教育部发来第一道电令：西安临时大学迁至陕西汉中。
为确保千余名师生顺利南迁工作，校委会推举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任大队长，将全校师生分成几个中队，每个中队为一行军单位。师生们先坐“闷罐”火车从西安到宝鸡。然后，学生和年轻的教职员按既定行军编制，沿川陕公路徒步千里：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风餐露宿，艰难抵达汉中。
多年后，北洋学生王玉琳写下了由西安到古路坝的珍贵迁校回忆——
十一月初，工学院（包括母校及平大工学院）借西安西门外东北大学教室开始上课。次年二月间，日寇已隔黄河迫近陕西，当局决定临大迁校。二月底，临大分成三个中队，依次向陕南迁移。
工学院属第二中队，共五百余人，中队长为母校土木二十二年班学长刘德润博士。迁校采行军编制，中队下设分区队及分队，每系每班为一分队。出发前校方按人配发干粮，即陕西一般行旅必备的锅盔（系山东制大饼名称）。每人必须随身携带的衣物、行李由校方雇用大车随行，其余文具书籍等交校方专人护运直达迁校目的地。一切考虑周到，学校当局费尽心机。
第二中队出发日期已无案可稽，只记得在晚饭后乘汽车到陇海铁路西安车站登车，车厢甚坏，为有顶的货车，每车有电灯一盏，车上人对面不相识。天明到宝鸡。中间经过咸阳、马嵬坡等名胜或古迹，惜在夜间均不能见。宝鸡虽以后成为交通重镇，但当时仍落后，车站附近连做买卖的都没有。当日继续行车到宝鸡南面十五华里的益门镇，当时仅有数十农户而已。为与第一中队保持距离，在益门镇住了一周余。好像“暗渡陈仓”的陈仓道口即在该地。数日闲住，不过睡大觉和吃大锅饭两大“工作”而已。 宝鸡到褒城一路，陕人称为“穷八站”，其穷苦情形不但现在住在台湾的人难以想象，即便当时在大陆各地也少人理喻，可见中国西北区域的落后。此一路系沿着川陕公路徒步行军，每日三十至八十华里不等，视两住宿地中间距离而定。现在尚能记忆的各站（当时称宿营地）名称为黄牛铺、草凉驿、双石铺、东河桥、凤县、留坝县、庙台子、马道及最后宿营地褒城（可能有遗漏及顺序颠倒之处）。中间要爬过三个岭，秦岭最有名，但非最高，最后者似名柴关岭，另一岭已忘其名。各岭高度若干不复记忆，只记得爬到垭口处，见云雾均在脚下，颇兴“小天下”之感，山顶寒风刺骨，爬山者均穿起棉大衣，真是“高处不胜寒”。
三月间行军至褒城，因等候分配校舍，在该处住了近月，该地有胜境石门及滚雪二处，滚雪系在褒河中一块大石上留有曹操题字“滚雪”而称古迹。周幽王所宠之褒姒，据说即生于褒城县之褒姒铺。后校方决定将土木工程系设在城固县之古路坝山中，借用天主教堂房屋作为教室及宿舍。1938年秋，四校工学院合并成国立西北工学院，即以该教堂基地添建房屋而作为校舍。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时期
汉中房源紧张，至1938年4月，师生还未能安顿下来。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教育部发布了第二道电令：将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6院23系。规定：“经费自二十七年一月起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原校经费各支四成为国立西北联大经费。”
10日，经校委员会决定，确定校舍分配方案：在城固县城的考院设立校本部及文理学院；在文庙设教育学院；在小西关外设法商学院；在古路坝天主教堂设立工学院（后又在七星寺设分校）；在汉中市南郑县黄家坡设立医学院；在勉县武侯祠设立农学院。
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全校在城固县校本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校筹备委员会主席李书田，在开学典礼上言辞激动，他说：“回忆这次迁移所费的一个月有余时间，全校师生徒步近千里路程……在我们学界，确是破天荒的大举动。”
常委陈剑翛报告迁移经过及更改校名时说：“本校现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院校合组而成。”
常委徐诵明代表本校教职工讲话说：“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杆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斯时，黎锦熙、许寿裳、李达、许德珩、马师儒、罗根泽、曹靖华、侯外庐、傅仲孙、罗章龙、陆德、徐诵明、张伯声、李季谷、谢似颜、杨若愚等著名学者也从各地来到这里，担负起战时教书育人的重任。
6月间，校委们对导师制度，方法等问题进行讨论。规定9月1日至4日在武昌、长沙、重庆、成都等21个城市举行本年度招生考试。
7月，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在城固县西饶家堡张骞墓进行考古发掘（9月发掘清理完毕）。七月中旬，本校农学院与西北农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工学院与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教育学院则改称为师范学院。
9月8日，全校734名学生参加了国民党教育当局组织的陕西省学生为期两个月的军训。期间，许寿裳教授作《勾践的精神》，李季谷教授作《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等，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10月下旬，西北联大第45次常委会决定，以“公诚勤朴”校训与国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制成匾额，悬挂礼堂，并决定请国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教授撰写校歌校词，全文为：
并序连黄，卅载燕都迥。
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
汉江千里源蟠冢，天山万仞自卑隆。
文理导愚蒙，
政法倡忠勇，
师资树人表，
实业拯民穷，
健体名医弱者雄。
勤朴公诚校训崇。
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
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涉红风波：导致五校分立
1938年12月，教育部严斥西北联大沿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传统，继续讲授马列主义观点的课程，下令禁止学俄文。当局颇在意这所大学里的“红色基因”。教育部长陈立夫一面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一面密令徐诵明解聘西北联大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十余名进步教授。徐坚决不执行，并与40余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
1939年1月12日上午9时，法商院学生列队到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住地和平请愿，反对解聘进步教授和取消俄文课程。
多年以后，史学大家顾颉刚在回忆录中写道：“西北联大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陈立夫）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把徐氏逼走。”
1939年6月，教育部趁暑假师生不在校的间隙发来第三道电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五个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的独立国立院校。从此，西北联大从历史上消失了，前后只存在一年多光景。
几个院校重组时，李书田为筹委会主任。他不同意称“西北工学院”，主张叫“北洋工学院”。陈立夫担心定名为“北洋工学院”其他学校的学生和教授反对，为此李书田和陈立夫闹翻。陈无奈，便请北洋校友孙越崎到城固劝说李书田不能改称“北洋工学院”，劝说亦未成功。不得已，又派另一校友曾养甫前去，才算打消李书田的念想，勉强答应放弃北洋称谓。
7月，工学院、农学院独立建院。
8月，联合大学分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仍设于原址；西北工学院（由原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组建）仍设于城固县古坝路。
其中，由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组建国立西北大学。1939年9月在陕西城固开课，胡庶华任校长。1945年后迁至西安。解放后，西北大学成了教育部直属的14所大学之一。 多年后，香港大学著名教授陈之藩（当年西工学生）对此事件作过调侃——
李书田做西北工学院的校长，很有意思。他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章程的。当时他提出，四校合并可以，但是要考试。按照考试结果评定教授资格。结果考完试之后，其他三个学校的教授都变成了副教授，副教授都成了讲师，讲师则成了助教。北洋的呢，北洋确实也是考得好，都维持原来的级别。结果被贬的人们都商量怎么对付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好把他打出去。到了夜里，每人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大家到了李书田的宿舍，乱叫：“李书田，你出来！”
李书田一出来，大家上去一阵乱打。就这么着，把李书田打跑了。
史实是：1939年元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办公大楼院内突然人声鼎沸，乱作一团。斯时，北洋的学生尚未起床，爬起来一看，院内密密麻麻挤满学生，有的手拿家伙。
北洋学生本来对教育部拆散西北联大，取消历史悠久的北洋工学院已非常不满，此次他校师生又来捣乱，想轰走李书田院长，一个个气愤不已，也纷纷随处操起棍棒欲与之对抗。
学生冲突起来时，恰好李书田不在。北洋教师潘承孝听说后与周泽书（潘与他均为西工教务委员会委员）商量，急急去现场劝阻。
潘承孝去平大学生一边，周去北洋学生一边，劝他们回宿舍。
正在劝导的时候，东北工学院的学生结队进入现场，一时砖石齐飞。北洋学生人数少、力量弱，在潘周带领下急忙退出，避免了一次械斗惨剧发生。
李书田回来后勃然大怒。当晚，将北洋全部学生迁到离西工院部约四里远的左家湾居住，自己也迁到左家湾办公。同时下令全院停课，开除三名学生代表。
这样就激起了一场大风潮。
从大局出发，北洋老教授刘锡瑛和潘承孝，都劝李书田息怒。但他坚持开除学生代表，学生不同意，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
尔后，便发生了陈之藩描述的一幕。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39年3月，李书田率领北洋学生南下，扬言在四川成立北洋工学院，但北洋教师随去者很少。一行人南下到四川广元，教育部令地方断其水陆交通，阻止前进。不久又令赖琏与曾养甫（交通部长）来广元“谈判”，劝导学生回陕南上课。
李书田强烈要求复校北洋工学院。否则，坚决不回陕西。
二人与学生协商数天，提出回陕两个条件，学生即返城固：第一，1938年北洋工学院毕业班学生不发西工文凭，仍发北洋工学院文凭；第二，回城固上课，但不去古路坝西工院部上课。
曾养甫接受北洋学生回陕条件，北洋学生回到了城固，果然在七星寺上课，果然发的是北洋文凭。
事实上，从1938年8月以后，原北洋工学院教师虽大部分留在西工任教，但在古路坝，已没有北洋的学生了。
李书田执意不返陕南。在四川广元成立北洋工学院的愿望落空后，他决心南下去新建的西康省，愿追随李书田的部分北洋教师，毅然出发，创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现西昌学院）。尔后，又赴贵阳创办贵州农工学院（现贵州大学）。1944年5月，李调任黄河水利委副委员长，又发动校友筹办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1946年，他又毅然携西京学子艰难赴津，为北洋大学复名奔走呼号，再次出任工学院院长。
前些年，我曾为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写过《李书田传》，对其人品十分崇敬：这个人，为教育而生，离开了办学便不可活。这个人，为办学而忙，忙得有目的和标准，用他自己的话讲，是“重质不重量”。严格地说，李书田在古路坝主持西工，是被他自己“重质不重量”的理念给逼走的。
李书田在古路坝留下大遗憾，实乃历史遗憾，也是西工之大不幸！
西工之继任者，一直坚持办学，自然是居功至伟。殊不知“驱李事件”后的师生们，对于当年这位严师，几人曾在内心作过些许检讨或发表过些许回忆文字？
行文至此，我向大家透露一组数据：1937—1946年之间，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共有505名教授、1489名教职工队伍，培养毕业生9257名。教师中有徐诵明、李蒸、李书田、胡庶华、汪奠基、黎锦熙、马师儒、许寿裳、曹靖华、罗根泽、陆懋德、黄文弼、罗章龙、袁敦礼、虞宏正、张伯声、林镕、沈志远、汪堃仁、魏寿昆、盛彤笙、刘及辰、曾炯、傅种孙、张贻惠、黄国璋、李仪祉、高明等一大批著名学者。许寿裳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漂泊生涯亦自耽，忽从西北到西南。长安城固名何好，都是匆匆暂住骖。”
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培养出师昌绪、赵洪章、叶培大、傅恒志、史绍熙、吴自良、高景德、张沛霖、李振岐、涂治、侯光炯、于天仁、王光远、甘宇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试举几例：
师昌绪，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中国高温合金开拓者之一，2010年荣获国家科技奖；赵洪璋，194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后培育出我国小麦推广面积第一的“碧玛一号”，毛泽东多次接见时赞誉其“挽救了新中国”；叶培大，1938年毕业于西工（发北洋工学院文凭），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被尊为“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奠基人”；傅恒志，1950年毕业于西北，材料及冶金学著名专家、西北工业大学校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史绍熙，1939年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于西工，中国高校内燃机专业的创建者与科研开拓者，中国燃烧科学技术首席科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求学于西工的甘宇平，系为数不多的工科从政干才，曾任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副市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
2013年1月9日，94岁的师昌绪对母校西北工学院，亲笔写下这样的文字——“古路坝：抗战烽火中的教育圣地”。
哦，出大师的“圣地”被糟踏成这样，情何以堪？ 我很郁闷地口占一首诗，权当本文结尾吧：
当年办学难，而今孤碑叹。
西北联大史，几人仰面观？
2016年7月中旬草于废思堂
张立先，湖北武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未打赢的官司》，长篇报告文学集《世纪之坝》，散文集《三峡拾韵》《神奇三峡》，随笔集《读你自己》，诗集《梦里长江》等。
长久以来，国人似乎只知道抗战期间由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建的“西南联大”。因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乃大家、文化人翘楚，教授们又多是文坛精英，其受业弟子们后来也多有建树，故“西南联大”声名远播，其办学经历和轶闻趣事，影视、图书等公开出版物层出不穷。
殊不知，与“西南联大”同时存在且同样功勋卓著的，还有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组建的“西北联大”。它先于西安组成“西北临大”，后被迫迁至汉中城固县扎根，成为理科院校之“西北联大”。
走汉中，去城固，一直是我多年的夙愿。
丙申年初夏，当我包车直奔位于城固县古路坝西北工学院旧址时，眼帘一片愕然：这里的一大片房屋哪儿去了？仅剩的一堵残墙和一阙孤碑，能告诉我什么？
抚摸工程院院士师昌绪2000年在此竖的一阙孤碑，又在断壁残垣草丛内傻站了好一阵子后，才晃悠到当年的院系办公楼——天主教堂。这里倒保存完好且做过修缮，门墙居然还嵌有一块陕西省署名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
这应说够重视吧，可你听过或见过连校名都能弄错的重视么？ 史实是：五校分立后，这里应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所在地。
既然够重视，那这里的一大片教学房舍怎么会只剩残垣且片瓦不存？
教堂乃“铁将军”把门。困惑里发现门墙上留有电话，拨打后一位非神父模样的矮瘦老头来开门了。教堂呈长方形布局，正中是花坛苗木，后堂为大礼堂，屋顶装饰着许多洋彩绘，厅内有教坛和十余条长靠背椅，想必是当年院系师生聚会之所也。两厢有数十间正房、奇怪的是其陈设俱为通铺大炕，难道是当年一间一户的教师宿舍？守护人告知来此五年了，问西北工学院事，他仅回答三个字：不知道。
乘兴而至，扫兴而归。
离去前我冷冷盯着师先生竖的那方碑，在心底发问：您2000年此举，是给中国人的后代们留个提醒吗？
——当年情状，果真可以忘却？
——国立西北联大，未曾在斯办学？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且随我循着大教育家、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国立西北临大筹委会主任李书田的足迹，从现实返回到79年前吧——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一些著名的大学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至1938年8月一年内，全国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遭日军破坏，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被迫停办。
在国破家亡之危急关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侵略军毁我教育的罪行，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
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和天津北洋工学院西迁西安，借用当时已两迁其校至西安的东北大学部分校舍，组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斯时，滞留于平津地区的许多师生得此消息后，纷纷赶往西安。华北陆路被日寇封锁，师生们不得不先南下或向北绕道。甚至还有人先入天津英、法租界，再搭乘英轮在山东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一个大弯来求学。
由于校舍紧张，临时大学的文学院设在城隍庙后街，法学院设在通济坊，理工学院则同东北大学挤在一起办学。许多从沦陷区流亡来的学生，没有衣服被褥，政府给每人发棉大衣一件、制服一套。学生们住宿，俱是大通间上下铺。教师则自找民房，分散居住在全市，有的暂住招待所或饭店，有的要远路步行去上课。
临大教育处于战时“三无”状态：无必要的教学设备，无图书馆，无体育场所。尽管困难重重，学校仍坚持正常授课，而且还特别制定了与抗战有关的课程，如军事、政治、救护、技术等课外训练。每周还邀请各界知名人士给学生做以抗日内容为主的报告。
1938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窜抵风陵渡，关中门户潼关告急。同时，西安也屡遭日机侵扰轰炸。教育部发来第一道电令：西安临时大学迁至陕西汉中。
为确保千余名师生顺利南迁工作，校委会推举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任大队长，将全校师生分成几个中队，每个中队为一行军单位。师生们先坐“闷罐”火车从西安到宝鸡。然后，学生和年轻的教职员按既定行军编制，沿川陕公路徒步千里：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风餐露宿，艰难抵达汉中。
多年后，北洋学生王玉琳写下了由西安到古路坝的珍贵迁校回忆——
十一月初，工学院（包括母校及平大工学院）借西安西门外东北大学教室开始上课。次年二月间，日寇已隔黄河迫近陕西，当局决定临大迁校。二月底，临大分成三个中队，依次向陕南迁移。
工学院属第二中队，共五百余人，中队长为母校土木二十二年班学长刘德润博士。迁校采行军编制，中队下设分区队及分队，每系每班为一分队。出发前校方按人配发干粮，即陕西一般行旅必备的锅盔（系山东制大饼名称）。每人必须随身携带的衣物、行李由校方雇用大车随行，其余文具书籍等交校方专人护运直达迁校目的地。一切考虑周到，学校当局费尽心机。
第二中队出发日期已无案可稽，只记得在晚饭后乘汽车到陇海铁路西安车站登车，车厢甚坏，为有顶的货车，每车有电灯一盏，车上人对面不相识。天明到宝鸡。中间经过咸阳、马嵬坡等名胜或古迹，惜在夜间均不能见。宝鸡虽以后成为交通重镇，但当时仍落后，车站附近连做买卖的都没有。当日继续行车到宝鸡南面十五华里的益门镇，当时仅有数十农户而已。为与第一中队保持距离，在益门镇住了一周余。好像“暗渡陈仓”的陈仓道口即在该地。数日闲住，不过睡大觉和吃大锅饭两大“工作”而已。 宝鸡到褒城一路，陕人称为“穷八站”，其穷苦情形不但现在住在台湾的人难以想象，即便当时在大陆各地也少人理喻，可见中国西北区域的落后。此一路系沿着川陕公路徒步行军，每日三十至八十华里不等，视两住宿地中间距离而定。现在尚能记忆的各站（当时称宿营地）名称为黄牛铺、草凉驿、双石铺、东河桥、凤县、留坝县、庙台子、马道及最后宿营地褒城（可能有遗漏及顺序颠倒之处）。中间要爬过三个岭，秦岭最有名，但非最高，最后者似名柴关岭，另一岭已忘其名。各岭高度若干不复记忆，只记得爬到垭口处，见云雾均在脚下，颇兴“小天下”之感，山顶寒风刺骨，爬山者均穿起棉大衣，真是“高处不胜寒”。
三月间行军至褒城，因等候分配校舍，在该处住了近月，该地有胜境石门及滚雪二处，滚雪系在褒河中一块大石上留有曹操题字“滚雪”而称古迹。周幽王所宠之褒姒，据说即生于褒城县之褒姒铺。后校方决定将土木工程系设在城固县之古路坝山中，借用天主教堂房屋作为教室及宿舍。1938年秋，四校工学院合并成国立西北工学院，即以该教堂基地添建房屋而作为校舍。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时期
汉中房源紧张，至1938年4月，师生还未能安顿下来。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教育部发布了第二道电令：将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6院23系。规定：“经费自二十七年一月起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原校经费各支四成为国立西北联大经费。”
10日，经校委员会决定，确定校舍分配方案：在城固县城的考院设立校本部及文理学院；在文庙设教育学院；在小西关外设法商学院；在古路坝天主教堂设立工学院（后又在七星寺设分校）；在汉中市南郑县黄家坡设立医学院；在勉县武侯祠设立农学院。
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全校在城固县校本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校筹备委员会主席李书田，在开学典礼上言辞激动，他说：“回忆这次迁移所费的一个月有余时间，全校师生徒步近千里路程……在我们学界，确是破天荒的大举动。”
常委陈剑翛报告迁移经过及更改校名时说：“本校现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院校合组而成。”
常委徐诵明代表本校教职工讲话说：“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杆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斯时，黎锦熙、许寿裳、李达、许德珩、马师儒、罗根泽、曹靖华、侯外庐、傅仲孙、罗章龙、陆德、徐诵明、张伯声、李季谷、谢似颜、杨若愚等著名学者也从各地来到这里，担负起战时教书育人的重任。
6月间，校委们对导师制度，方法等问题进行讨论。规定9月1日至4日在武昌、长沙、重庆、成都等21个城市举行本年度招生考试。
7月，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在城固县西饶家堡张骞墓进行考古发掘（9月发掘清理完毕）。七月中旬，本校农学院与西北农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工学院与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教育学院则改称为师范学院。
9月8日，全校734名学生参加了国民党教育当局组织的陕西省学生为期两个月的军训。期间，许寿裳教授作《勾践的精神》，李季谷教授作《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等，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10月下旬，西北联大第45次常委会决定，以“公诚勤朴”校训与国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制成匾额，悬挂礼堂，并决定请国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教授撰写校歌校词，全文为：
并序连黄，卅载燕都迥。
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
汉江千里源蟠冢，天山万仞自卑隆。
文理导愚蒙，
政法倡忠勇，
师资树人表，
实业拯民穷，
健体名医弱者雄。
勤朴公诚校训崇。
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
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涉红风波：导致五校分立
1938年12月，教育部严斥西北联大沿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传统，继续讲授马列主义观点的课程，下令禁止学俄文。当局颇在意这所大学里的“红色基因”。教育部长陈立夫一面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一面密令徐诵明解聘西北联大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十余名进步教授。徐坚决不执行，并与40余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
1939年1月12日上午9时，法商院学生列队到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住地和平请愿，反对解聘进步教授和取消俄文课程。
多年以后，史学大家顾颉刚在回忆录中写道：“西北联大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陈立夫）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把徐氏逼走。”
1939年6月，教育部趁暑假师生不在校的间隙发来第三道电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五个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的独立国立院校。从此，西北联大从历史上消失了，前后只存在一年多光景。
几个院校重组时，李书田为筹委会主任。他不同意称“西北工学院”，主张叫“北洋工学院”。陈立夫担心定名为“北洋工学院”其他学校的学生和教授反对，为此李书田和陈立夫闹翻。陈无奈，便请北洋校友孙越崎到城固劝说李书田不能改称“北洋工学院”，劝说亦未成功。不得已，又派另一校友曾养甫前去，才算打消李书田的念想，勉强答应放弃北洋称谓。
7月，工学院、农学院独立建院。
8月，联合大学分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仍设于原址；西北工学院（由原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组建）仍设于城固县古坝路。
其中，由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组建国立西北大学。1939年9月在陕西城固开课，胡庶华任校长。1945年后迁至西安。解放后，西北大学成了教育部直属的14所大学之一。 多年后，香港大学著名教授陈之藩（当年西工学生）对此事件作过调侃——
李书田做西北工学院的校长，很有意思。他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章程的。当时他提出，四校合并可以，但是要考试。按照考试结果评定教授资格。结果考完试之后，其他三个学校的教授都变成了副教授，副教授都成了讲师，讲师则成了助教。北洋的呢，北洋确实也是考得好，都维持原来的级别。结果被贬的人们都商量怎么对付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好把他打出去。到了夜里，每人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大家到了李书田的宿舍，乱叫：“李书田，你出来！”
李书田一出来，大家上去一阵乱打。就这么着，把李书田打跑了。
史实是：1939年元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办公大楼院内突然人声鼎沸，乱作一团。斯时，北洋的学生尚未起床，爬起来一看，院内密密麻麻挤满学生，有的手拿家伙。
北洋学生本来对教育部拆散西北联大，取消历史悠久的北洋工学院已非常不满，此次他校师生又来捣乱，想轰走李书田院长，一个个气愤不已，也纷纷随处操起棍棒欲与之对抗。
学生冲突起来时，恰好李书田不在。北洋教师潘承孝听说后与周泽书（潘与他均为西工教务委员会委员）商量，急急去现场劝阻。
潘承孝去平大学生一边，周去北洋学生一边，劝他们回宿舍。
正在劝导的时候，东北工学院的学生结队进入现场，一时砖石齐飞。北洋学生人数少、力量弱，在潘周带领下急忙退出，避免了一次械斗惨剧发生。
李书田回来后勃然大怒。当晚，将北洋全部学生迁到离西工院部约四里远的左家湾居住，自己也迁到左家湾办公。同时下令全院停课，开除三名学生代表。
这样就激起了一场大风潮。
从大局出发，北洋老教授刘锡瑛和潘承孝，都劝李书田息怒。但他坚持开除学生代表，学生不同意，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
尔后，便发生了陈之藩描述的一幕。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39年3月，李书田率领北洋学生南下，扬言在四川成立北洋工学院，但北洋教师随去者很少。一行人南下到四川广元，教育部令地方断其水陆交通，阻止前进。不久又令赖琏与曾养甫（交通部长）来广元“谈判”，劝导学生回陕南上课。
李书田强烈要求复校北洋工学院。否则，坚决不回陕西。
二人与学生协商数天，提出回陕两个条件，学生即返城固：第一，1938年北洋工学院毕业班学生不发西工文凭，仍发北洋工学院文凭；第二，回城固上课，但不去古路坝西工院部上课。
曾养甫接受北洋学生回陕条件，北洋学生回到了城固，果然在七星寺上课，果然发的是北洋文凭。
事实上，从1938年8月以后，原北洋工学院教师虽大部分留在西工任教，但在古路坝，已没有北洋的学生了。
李书田执意不返陕南。在四川广元成立北洋工学院的愿望落空后，他决心南下去新建的西康省，愿追随李书田的部分北洋教师，毅然出发，创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现西昌学院）。尔后，又赴贵阳创办贵州农工学院（现贵州大学）。1944年5月，李调任黄河水利委副委员长，又发动校友筹办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1946年，他又毅然携西京学子艰难赴津，为北洋大学复名奔走呼号，再次出任工学院院长。
前些年，我曾为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写过《李书田传》，对其人品十分崇敬：这个人，为教育而生，离开了办学便不可活。这个人，为办学而忙，忙得有目的和标准，用他自己的话讲，是“重质不重量”。严格地说，李书田在古路坝主持西工，是被他自己“重质不重量”的理念给逼走的。
李书田在古路坝留下大遗憾，实乃历史遗憾，也是西工之大不幸！
西工之继任者，一直坚持办学，自然是居功至伟。殊不知“驱李事件”后的师生们，对于当年这位严师，几人曾在内心作过些许检讨或发表过些许回忆文字？
行文至此，我向大家透露一组数据：1937—1946年之间，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共有505名教授、1489名教职工队伍，培养毕业生9257名。教师中有徐诵明、李蒸、李书田、胡庶华、汪奠基、黎锦熙、马师儒、许寿裳、曹靖华、罗根泽、陆懋德、黄文弼、罗章龙、袁敦礼、虞宏正、张伯声、林镕、沈志远、汪堃仁、魏寿昆、盛彤笙、刘及辰、曾炯、傅种孙、张贻惠、黄国璋、李仪祉、高明等一大批著名学者。许寿裳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漂泊生涯亦自耽，忽从西北到西南。长安城固名何好，都是匆匆暂住骖。”
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培养出师昌绪、赵洪章、叶培大、傅恒志、史绍熙、吴自良、高景德、张沛霖、李振岐、涂治、侯光炯、于天仁、王光远、甘宇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试举几例：
师昌绪，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中国高温合金开拓者之一，2010年荣获国家科技奖；赵洪璋，194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后培育出我国小麦推广面积第一的“碧玛一号”，毛泽东多次接见时赞誉其“挽救了新中国”；叶培大，1938年毕业于西工（发北洋工学院文凭），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被尊为“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奠基人”；傅恒志，1950年毕业于西北，材料及冶金学著名专家、西北工业大学校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史绍熙，1939年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于西工，中国高校内燃机专业的创建者与科研开拓者，中国燃烧科学技术首席科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求学于西工的甘宇平，系为数不多的工科从政干才，曾任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副市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
2013年1月9日，94岁的师昌绪对母校西北工学院，亲笔写下这样的文字——“古路坝：抗战烽火中的教育圣地”。
哦，出大师的“圣地”被糟踏成这样，情何以堪？ 我很郁闷地口占一首诗，权当本文结尾吧：
当年办学难，而今孤碑叹。
西北联大史，几人仰面观？
2016年7月中旬草于废思堂
张立先，湖北武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未打赢的官司》，长篇报告文学集《世纪之坝》，散文集《三峡拾韵》《神奇三峡》，随笔集《读你自己》，诗集《梦里长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