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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次媒体信任问题调研以保定市为例，以点带面。结果发现，目前我国媒体的信任度较低，媒体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对此提出了一些较为全面的解决对策，希望这些措施有利于提升媒体的信任度，促进媒体体制的完善，保持国内媒体发展的先进性。
【关键词】媒体信任 现状 问题
一、我国媒体信任度的现状和问题
喻国明教授在其主持的课题《200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受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中提出一个“现象的讨论：我国受众媒介的公信力是高还是低？”这正是本次调研所探究的主要问题。喻国明教授课题报告中提到：2003年春天的“非典”前期，由于媒体的缺位，造成了民众的恐慌，之后媒介公信力问题就成了我国学界的一个讨论热点。①那么这种缺位是什么？目前我国媒体信任度究竟现状如何？又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本次调研以保定市为例，通过对保定市各阶层人士的调查，将问卷结果进行详细统计并分析出几大主要问题。
第一，媒体的信任度普遍较低。针对保定市各阶层人士的整个调查都围绕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您对新闻媒介所报道内容的信任程度是多少”。通过SPSS统计显示“完全信任”为4.2℅，而“基本信任”为32.3℅，“比较信任”为34.6℅，“视情况而定”为28.9℅。抽样调查的363份问卷中，只有7份答案是对媒体完全信任，“完全信任”的选择率为4.2%。
第二，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信任度不同，新媒体信任度问题较为严重。在对不同媒体的信任度高低按从小到大进行排序一题中，统计结果显示信任度最低的是网络，首选率为91.8℅。其次是手机，信任度最高的是电视和报刊，其次是广播和杂志。这个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信任度高低的情况，而是关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受众信任度问题。调查显示，电视、报刊、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体的信任度普遍高于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而在问“您信任一种媒体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时”时，91℅的人们选择“权威部门主办、无虚假报道、发行量大、周围人普遍信任”，这也正好符合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的特点，其中“权威部门主办”的选择率最高，为93%。从另一方面来说，网络和手机这种新媒体的运作机制和本身的特点使得它呈现在受众面前最大的印象是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使人们得到空前的表达舆论、发表声音的自由，但正是这种自由使新媒体丧失了更高的可信度，由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和各种利益的驱动，虚假信息大量出现、网络推手水军蔓延、不负责任的言论漫天飞，导致网络一时间成为“脏、乱、差”的集合体。这也是新媒体信任度低的主要原因。
第三、机制不完善，导致部分信息被掩盖。“在我国，媒介是党的‘喉舌’，是政府行政职能的延伸，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器，媒介与政府在受众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一体化的关系。如我国澳门大学的学者陈怀林认为的，政府‘喉舌’的地位赋予媒体巨大的‘无形资产’。媒体是党政领导部门开动起来的行政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在民众中享有普通企业难以企及的威信和声望。在‘宣传部门’型的媒体制度体系中，媒体主管实际是政府（或上级部门）在媒体的代理人。媒体主管的职责是保证媒体正常运作，为政府提供宣传和公关服务”。②那么，这样的媒体在发布信息时，真实与否是人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无论出于什么心理，人们不能够对一些事先安排的信息给予多大的信任。改革开放之后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到来，使媒体的运营机制发生了改变，除为政府宣传为主的党报等政府的媒体外，绝大部分媒体已经有了自己的运营机制，成为盈利性的产业化经营机构。
第四，人们对媒体的实际期待、要求与媒体实际反馈给受众的不符。某一事件发生之后，受众需要通过媒体获取想要的信息，而往往媒体却不能如受众所愿。因此，慢慢的，媒体就在无形中失去了受众的信任。各种矿难、严重人员伤亡事故、自然灾害等报道的严重失实，伤亡人员数量的瞒报都是导致媒体信任度降低的关键因素。在2003年4月21-23日的“非典”期间，对北京居民的调查发现，对于问题：“如果民间有关‘非典’的一些说法与我们官方的报纸电视广播等报道不一样时，你一般相信哪一种说法？”的调查发现虽然多数民众是相信我们的媒介的，但还会是有三分之一的北京居民在当时的情形下不相信受众媒介对“非典”的报道。
第五，部分媒体工作者的素质较低导致部分信息失实。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中有包括新华社记者在内的11名记者收受当地负责人和矿主钱财的贿赂，被曝称“封口费”；2002年媒体广为报道、吹捧的“中国第一月嫂”之称的刘洁，在2003年初即被发现涉嫌欺诈，被众多受骗的孩子家长报告警方。③虽然已是10年前发生的由媒体或媒体工作者素质问题引起的案例，但是从民众的反应来看，已然对媒体失去了原有的信任度。2007年6月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BTV-7）工作人员被怀疑捏造新闻，源于一起“纸馅包子”的虚假新闻，此次事件使媒体的信任度大为降低。由媒体工作者的素质引发的一系列案例使受众的信任度降低的尤为严重。试想，由媒体工作者组成的媒体如果接连不断出现造假、虚报等问题，那么民众又怎么相信媒体呢？
二、我国受众媒体信任度问题的解决对策
1、国家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针对于媒体发展的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从制度上约束政府、媒体、受众的行为，从而提高媒体的信任度，使媒体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2、政府应该减少对媒体信息传播的干预
首先，发布任何政策或信息都要在遵循事实的基础上，做到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公开。“阳光型政府”的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近些年，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受众对政府的舆论监督达到空前的力度。因此，借此契机，媒体作为政府和国家的“喉舌”应该广开言路，公开真实报道，提高与民众的互动，增强民众的信任度，从而引导媒体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真实的报道有助于阻断腐败滋长的道路，从根本上使其脱离腐败的土壤，从而加快反腐进程，从根本上净化政府干部队伍。其次，从舆论监督方面讲，政府减少对媒体信息传播的干预，加大对虚假信息的打击力度、增强媒体的自由度，可以提高政府公信力，保证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最终实现“阳光型政府”。
【关键词】媒体信任 现状 问题
一、我国媒体信任度的现状和问题
喻国明教授在其主持的课题《200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受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中提出一个“现象的讨论：我国受众媒介的公信力是高还是低？”这正是本次调研所探究的主要问题。喻国明教授课题报告中提到：2003年春天的“非典”前期，由于媒体的缺位，造成了民众的恐慌，之后媒介公信力问题就成了我国学界的一个讨论热点。①那么这种缺位是什么？目前我国媒体信任度究竟现状如何？又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本次调研以保定市为例，通过对保定市各阶层人士的调查，将问卷结果进行详细统计并分析出几大主要问题。
第一，媒体的信任度普遍较低。针对保定市各阶层人士的整个调查都围绕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您对新闻媒介所报道内容的信任程度是多少”。通过SPSS统计显示“完全信任”为4.2℅，而“基本信任”为32.3℅，“比较信任”为34.6℅，“视情况而定”为28.9℅。抽样调查的363份问卷中，只有7份答案是对媒体完全信任，“完全信任”的选择率为4.2%。
第二，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信任度不同，新媒体信任度问题较为严重。在对不同媒体的信任度高低按从小到大进行排序一题中，统计结果显示信任度最低的是网络，首选率为91.8℅。其次是手机，信任度最高的是电视和报刊，其次是广播和杂志。这个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信任度高低的情况，而是关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受众信任度问题。调查显示，电视、报刊、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体的信任度普遍高于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而在问“您信任一种媒体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时”时，91℅的人们选择“权威部门主办、无虚假报道、发行量大、周围人普遍信任”，这也正好符合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的特点，其中“权威部门主办”的选择率最高，为93%。从另一方面来说，网络和手机这种新媒体的运作机制和本身的特点使得它呈现在受众面前最大的印象是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使人们得到空前的表达舆论、发表声音的自由，但正是这种自由使新媒体丧失了更高的可信度，由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和各种利益的驱动，虚假信息大量出现、网络推手水军蔓延、不负责任的言论漫天飞，导致网络一时间成为“脏、乱、差”的集合体。这也是新媒体信任度低的主要原因。
第三、机制不完善，导致部分信息被掩盖。“在我国，媒介是党的‘喉舌’，是政府行政职能的延伸，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器，媒介与政府在受众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一体化的关系。如我国澳门大学的学者陈怀林认为的，政府‘喉舌’的地位赋予媒体巨大的‘无形资产’。媒体是党政领导部门开动起来的行政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在民众中享有普通企业难以企及的威信和声望。在‘宣传部门’型的媒体制度体系中，媒体主管实际是政府（或上级部门）在媒体的代理人。媒体主管的职责是保证媒体正常运作，为政府提供宣传和公关服务”。②那么，这样的媒体在发布信息时，真实与否是人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无论出于什么心理，人们不能够对一些事先安排的信息给予多大的信任。改革开放之后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到来，使媒体的运营机制发生了改变，除为政府宣传为主的党报等政府的媒体外，绝大部分媒体已经有了自己的运营机制，成为盈利性的产业化经营机构。
第四，人们对媒体的实际期待、要求与媒体实际反馈给受众的不符。某一事件发生之后，受众需要通过媒体获取想要的信息，而往往媒体却不能如受众所愿。因此，慢慢的，媒体就在无形中失去了受众的信任。各种矿难、严重人员伤亡事故、自然灾害等报道的严重失实，伤亡人员数量的瞒报都是导致媒体信任度降低的关键因素。在2003年4月21-23日的“非典”期间，对北京居民的调查发现，对于问题：“如果民间有关‘非典’的一些说法与我们官方的报纸电视广播等报道不一样时，你一般相信哪一种说法？”的调查发现虽然多数民众是相信我们的媒介的，但还会是有三分之一的北京居民在当时的情形下不相信受众媒介对“非典”的报道。
第五，部分媒体工作者的素质较低导致部分信息失实。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中有包括新华社记者在内的11名记者收受当地负责人和矿主钱财的贿赂，被曝称“封口费”；2002年媒体广为报道、吹捧的“中国第一月嫂”之称的刘洁，在2003年初即被发现涉嫌欺诈，被众多受骗的孩子家长报告警方。③虽然已是10年前发生的由媒体或媒体工作者素质问题引起的案例，但是从民众的反应来看，已然对媒体失去了原有的信任度。2007年6月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BTV-7）工作人员被怀疑捏造新闻，源于一起“纸馅包子”的虚假新闻，此次事件使媒体的信任度大为降低。由媒体工作者的素质引发的一系列案例使受众的信任度降低的尤为严重。试想，由媒体工作者组成的媒体如果接连不断出现造假、虚报等问题，那么民众又怎么相信媒体呢？
二、我国受众媒体信任度问题的解决对策
1、国家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针对于媒体发展的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从制度上约束政府、媒体、受众的行为，从而提高媒体的信任度，使媒体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2、政府应该减少对媒体信息传播的干预
首先，发布任何政策或信息都要在遵循事实的基础上，做到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公开。“阳光型政府”的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近些年，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受众对政府的舆论监督达到空前的力度。因此，借此契机，媒体作为政府和国家的“喉舌”应该广开言路，公开真实报道，提高与民众的互动，增强民众的信任度，从而引导媒体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真实的报道有助于阻断腐败滋长的道路，从根本上使其脱离腐败的土壤，从而加快反腐进程，从根本上净化政府干部队伍。其次，从舆论监督方面讲，政府减少对媒体信息传播的干预，加大对虚假信息的打击力度、增强媒体的自由度，可以提高政府公信力，保证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最终实现“阳光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