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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共产党人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时任第一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黄公略、赵博生、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陈原道……他们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在这里，毛泽东把陈原道和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领袖人物并列，实际上给予了陈原道很高的历史评价，事实上，陈原道确实是一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共产党人。笔者经过30多年对陈原道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认为陈原道不仅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而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就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问题，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他在回国以后坚持这一正确认识，坚决反对“立三路线”，是一个敢于坚持真理，有着崇高的革命气节的十分了不起的共产党人。
杰出的政治活动家
第一次，受命重组中共河南省委。
陈原道1929年初回国后，先是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协助部长任弼时工作。旋即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为部长李立三的助手。大革命失败后，面对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先后叛变，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然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革命力量接连遭受重大损失。因中共河南省委连续三次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曾被迫暂时取消河南省委。到1929年秋冬，为重新组织革命力量，中央决定派陈原道到河南，和留日归来的中央巡视员童长荣以及郭树勋等人一起，担负重建河南省委的重任。
到河南以后，陈原道和童长荣等人很快于1930年2月在郑州成立了新的省委，童長荣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陈原道任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新省委成立后，陈原道坚持到基层第一线检查指导工作，从洛阳到信阳，从豫西到豫东，陈原道一路风尘，了解情况，指导工作。5月，陈原道召开党团省委联席会议，决定乘蒋冯阎大战之机，组织兵变，成功后组织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后因形势变化，时机尚不成熟，陈原道果断下令停止兵变计划，等待时机。这一时期，他和省委书记童长荣配合是很好的。童长荣曾向中央提出，由于在河南认识他的人太多，希望调离河南。同时提出：“原道对河南情况已很熟了，我走后，原道可负责，有在省委工作的能力。”然而，1930年6月以后，以“左”倾冒险主义为特征的“立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他们不顾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盲目地组织攻打大中城市，使革命力量不断遭受惨重失败。对此，陈原道从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反对、抵制“立三路线”。为此，他和童长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也受到了“立三路线”的打击。执行“立三路线”的北方局说他是“富农奸细”，中央给他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然而，历史已经说明，陈原道是正确的。
第二次，受命重组中共河北省委。
“立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引起了党内激烈的反对意见，但在如何对待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的问题上，党内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作为“立三路线”打击的对象，陈原道也在认真地思考这一重大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尽管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可能有十分准确的认识。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中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陈原道列席了会议。会议对中央政治局成员作了重要调整：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王明、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五人为政治局成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对这一重大改组，原来就有分裂倾向的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等人，打着反四中全会的旗号，放肆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擅自成立“第二中央”、江苏“第二省委”，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进行“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北方地区也成立了“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脱离中央和河北省委的领导。北方党一时陷入混乱之中。 为了坚决地制止这种分裂党的行为，中共中央派出以陈原道为首的由徐兰芝（中央委员）、王启敦（一说贺昌）参加的中央三人代表团，前往天津解决河北省委的问题。
陈原道对四中全会的某些决定并不赞成，“但在反‘立三路线’，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上，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一到天津，陈原道立即同在省委坚持工作的省委秘书长安子文等同志交换情况，确定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这就是：既要对非组织的小派别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与揭露，又要团结其中受蒙蔽的多数同志。为此，他不顾白色恐怖，从天津到北京，日夜奔走于各个旅馆、各级党组织之间，耐心地和人谈话，循循善诱，有斗争有团结，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据妻子刘亚雄回忆：“一位和他交谈过的同志说：‘我没有看出原道有这样的说服力，他的平心静气讲道理的方式，使人开窍，我佩服他。另一个对他比较熟悉的人说：‘他是一个真诚的人。’”1931年2月，中共河北临时省委成立，省委成员除中央指定者外，并吸收原河北省委17人参加，根据中央关于“要使领导干部工人化”的规定，新的省委的分工是：工人出身的徐兰芝任省委书记，陈原道任省委组织部部长，陈复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安子文任省委秘书长（安被捕后，由刘亚雄继任）。一些当事人回忆：由于徐能力低，陈原道实际主持省委工作，以至有人甚至认为，陈原道就是省委书记。不幸的是，省委机关很快被敌人跟踪破坏，陈原道等一批省委领导干部于4月7日被捕，不久被关押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第三次，受命赴上海，入龙潭虎穴。
1932年10月，陈原道、刘亚雄等同期被捕的人由于刑期较短，乘敌人大赦之机被党组织保释出狱。出狱后，陈原道首先来到河北省委，详细汇报了狱中斗争的情况，并到磁县做短暂的工作巡视后，很快又被中央派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
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由于此二人对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情况非常熟悉，一时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于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迫于形势，周恩来于12月离开上海，前往中央根据地瑞金，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此前的9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均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史称“临时中央”，坚持党在白区的工作。然而，工作已是举步维艰。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决定撤离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1933年春，中央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亦称上海白区中央局），负责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工作。然而，上海中央局很快又屡遭敌人破坏，一些重要干部被捕，上海中央局前后两任书记李竹声、盛中亮等一部分重要干部被捕叛变。
陈原道就是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于1932年11月来到上海的，妻子刘亚雄与其同行。这正应了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常说的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深知自己處境的险恶，还在南下之时，就在给家人的信中交代：“今后不要以我的生死为念。”到上海后，为了躲避敌人的拘捕，他不断变换住处，仍然忘我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准备。然而，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又一次被捕入狱。
革命理论家的特质
陈原道一生留下的文献资料不是很多，但依据现有的资料，也完全能够看出他革命理论家的特质。
其一，他具有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素养。这主要来源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对马列著作的系统学习。1927年，他在学校填写了一份调查表。在“进校后学习情形怎样”一栏中，“一般情形”填写的是：“按照教科上课，并努力”，“特殊的情形”填写的是：“除教科外，专门研究列宁主义与党史。”在“进校以来的学习总结”一栏中，他填写的是：“1.对各科有相当的了解；2.对政治问题能独立的分析；3.对列宁主义和党史有较深刻的研究。”这个自我评价是很高的。事实正是如此。正因为他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他曾担任年级的党组织副指导员；1927年毕业后，又留校成为“教员班”的成员之一。教员班分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西方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四个研讨班，陈原道和张闻天等人一起为列宁主义研讨班成员。在草岚子监狱和南京监狱里，他仍然组织难友们学习马列著作。狱中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刘澜涛回忆：在草岚子监狱中，陈原道给大家讲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没有书，他硬是凭着记忆，一章一章地讲。草岚子监狱中一些难友还回忆：陈原道当时在狱中和大家讨论一些政治问题，由于意见分歧，争论很激烈。陈原道对马列主义原理很熟，理论水平很高。我们的马列主义知识就是从陈原道他们的争论中学到的。狱中战友、新中国成立之初便担任西康省政府副主席的刘聚奎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感慨说道：“陈原道在党内地位很高，也确实读过许多马列著作，因而在思想上影响了一大批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马宾，是陈原道在南京监狱中的难友，当时是爱国青年。马宾后来回忆说，在狱中他和陈原道同盖一床被子，陈原道给他“讲资本主义，讲剩余价值，讲剥削，讲阶级斗争。他在被窝里对我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宾出狱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说，自己在监狱的日子“犹如上了一所大学，更有幸的是遇到陈原道这位马克思主义老师。这是我一生中的大幸事”。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是陈原道的一大特点。
其二，他能把马列主义理论运用到革命实践之中。陈原道绝不是空头的理论家，而是坚持和善于把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的共产党人。在河南工作期间，面对严重脱离革命实际的“立三路线”，陈原道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这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冒险行为。在中央对他作出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后，他给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写了一封长信，对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河南的革命斗争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方针、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无产阶级如何领导农民等一系列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几十年后，当年草岚子监狱中的战友薄一波评价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原道同志能够提出这些意见应该说具有相当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对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及其发展规律的分析是正确的。” 其三，他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问题，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他的这一认识与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有一致性。为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贡献了自己的理论成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或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尤其是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就全党来说，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在经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之后才确立的。这条思想路线的创立者主要是毛泽东，它也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内容之一。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注重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从理论上说，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的《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人要注重调查研究，要确立“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现在党史界一般认为，这是党初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本标志。
十多年前，陈原道烈士的亲属在俄罗斯档案馆收集到陈原道1927年填写的调查表，有了令人惊喜的意外发现。除了前面引述的有关学习情形的总结外，在“今后学习的意见怎样”一栏中，陈原道填写了三条意见：“1.研究列宁主义（更进一步）；2.马克思主要著作预备做一番研究（尤其是历史著作）；3.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原则，来研究中国问题（历史的与个别的）。”这个思想非常精彩。它的时间在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之前。在这里，陈原道还明确提出研究中国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一是个别。这里的历史，是昨天的、过去了的现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到研究中国实际问题时，就强调要研究历史。这里的“个别”，从哲学上说，是相对于“一般”而言，实际上是讲矛盾的特殊性，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也是毛泽东后来所着重强调的。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了解和掌握“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陈原道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应坚持的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而且其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即使在今天的语境下也可直接引用。
陈原道的这一思想，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及而后的实践也可得到佐证。在中山大学时，他除了认真攻读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特别注意研究中共党史。为此，学校还培养他担任中共党史教员。当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回忆：“1928年暑假之后，学校就派他在第三期第六班直接讲授党史。所以第三期同学中有许多是听过他的课的。”研究中共党史，就是研究中国国情。而且，他在前述调查表中还提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尤其要对马克思的历史著作作一番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问题。陈原道的眼界是很开阔的，思想是深刻的。回国到河南工作后，陈原道特别注重的一个工作方式是调查研究。从1930年2月至4月，陳原道“可以说完全在外边巡视指导工作”。省委书记童长荣5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指出：原道常在外巡视。“省委巡视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开封巡视三次，豫西两次，豫北有专人巡视”。坚持调查研究，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的一个基本工作方法，一条基本路径。
其四，他曾在中央宣传部门担负重要的职务。陈原道从苏联回国后，先是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担任秘书长，后来成为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的助手。后又担任中宣部秘书。当时的中宣部，也就只有部长和秘书二人，工作的担子是很重的。他又曾担任党刊《党的生活》编委会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又成立了党报委员会，陈原道为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个党报委员会不是只管一般的报纸宣传，而是具有指导全党工作的性质。1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强调：“以后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导文件的性质”。党报委员会的主任先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担任，张到鄂豫皖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代理。其成员主要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原道、夏曦、李富春、王明、关向应、任弼时、沈泽民、潘汉年等，几乎全是当年党内思想理论界的精英人物，尽管有的人后来犯了严重错误。陈原道能够列名其中，足以说明中央对他的思想理论水平的认可，说明他在党的思想理论界的重要
地位。
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
陈原道两次入狱，经受了革命斗争中最严酷的考验。与文天祥同时代的爱国诗人谢枋得有两句诗：“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1931年9月，陈原道等人被捕后，中央又很快组成了同样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国的殷鉴为书记的新的河北省委，但新省委组建不到一个月，工作尚未展开，就又遭到大破坏，殷鉴、薄一波、杨献珍、胡锡奎等一大批人被捕。两批被捕的人达到四五百人，先后被关到北平草岚子监狱中。中国共产党内有着无数的仁人志士，但叛徒也不乏其人。河北省委书记徐兰芝，这位洛阳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很快叛变；第二次大破坏中被捕的省军委书记廖划平、团省委书记郭亚先、互济会书记赖德很快叛变。一时间，形成了一股“叛变浪潮”。在这种情况下，陈原道联络一些坚定的共产党人，组成了狱中中共支部，并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关于草岚子监狱中第一任中共支部书记是谁，狱中共产党人有两种说法：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回忆说，“起初，我提议由陈原道担任，因为他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顺直省委主持工作的。但陈原道坚决不干。经过酝酿，意见总算一致了，由孔祥桢担任支部书记。”但是孔祥桢坚持认为：第一任支部书记是陈原道。他在1968年10月的《自传》中写道：“1932年7、8月间，伪国民党大赦。陈原道一天在放风时突然找我与刘子久、胡锡奎说，支部决定让你们三人组成新支委，我为支书，刘为组织，胡为宣传，刘子久熟悉支部人员，因大赦，他们要出去了。我当时感到突然，想要辞掉，但陈已经回号房了。”1983年1月，孔祥桢在回忆陈原道时仍坚持这一说法。狱中难友杨献珍、赵林、周仲英也持后一种说法。事隔多年，当事人的记忆难免有误。笔者采用的是第二种说法。） 狱中支部首先组织难友坚定革命意志，顶住了这股“叛变浪潮”，并开展了反对监狱当局虐待犯人的日常斗争。更可贵的是，狱中支部还组织大家学习自己翻译的一些进步的外文书刊，把监狱变成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大学”（狱中难友语）。1932年10月，陈原道出狱后，狱中支部继续领导难友们进行斗争，直到1936年北方局经过中央批准，将这些人营救出狱。
陈原道1933年被捕后，很快被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敌人威逼利诱，甚至派出他留苏时的同学、国民党大特务康濯前来劝说，他均不为所动。他轻蔑地告诉敌人：我已经得了“肺病”，不久将要离开人世，不需要做这种可耻的勾当！1933年4月10日，陈原道第一个被敌人押解出来，和18位同志一起，唱着国际歌，走上了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1岁。从而为自己革命的一生，留下了最为悲壮的一笔。
一代先驱者的精神品格
和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这些革命先驱者一样，陈原道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却蕴含了丰富的精神内涵。
陈原道有着为天下劳苦大众、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浓烈的家国情怀。陈原道生在旧中国贫瘠的农村，从小随父母到田间劳作，深知中国农民的痛苦。还在龙华高等小学和芜湖“二农”读书期间，他就写下了《重农说》一文，提出“农为立国之本”。他还写下了《顾亭林先生谓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论》一文，表达了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伟大抱负。他的《述来学之志愿》，更是把这种抱负表现得酣畅淋漓。他和他的入党介绍人恽代英一样，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是自觉的、理性的，就是为了把中国最广大的劳苦大众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而绝不是为了一己或家族的荣华富贵。参加革命后，他整日战斗在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中，当他的家人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忧时，他回答：你不干，我不干，四万万同胞就没有饭吃！他曾把自己的身体比作是一个“臭皮囊”，表示随时可以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心系天下劳苦大众，追求光明，追求公平正义，追求真理，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永远让后人敬仰的伟大情怀！
陈原道这种忘我的革命情怀，还表现在他和刘亚雄这对革命夫妇对待险恶环境的顽强精神上。两年前，笔者收集到当年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曾任华东局书记的魏文伯1932年春写于狱中的一首诗——《两地相思》，颇能说明问题。刘亚雄是山西著名民主人士刘少白（后为中共秘密党员）之女，1926年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和赵世兰、许广平、刘和珍同为学生运动的领袖，《鲁迅日记》有她到访的记载。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陈原道相识，1930年经党组织批准结为夫妻。1931年4月7日，他们二人同时被捕。在草岚子监狱，狱方为了分化、拉拢共产党人，促其“反省”，曾规定同在狱中夫妇每月可相聚一次。为更好地反击敌人的“反省”政策，陈原道和刘亚雄都没有公开他们的夫妻身份。魏文伯的《两地相思》，描写的正是他们悲凉而坚强的生活场景。魏在诗的题记中写道：“1932年春，病卧‘北平军人反省院’病号，每日得杨献珍、陈原道等同志照料之。一日放风时，陈原道同志徘徊凝笑于号内，其妻刘亚雄同志徘徊凝笑于号外，彼此只能意传而不能言语。顷刻间，刘亚雄同志归原号而去。予睹当时情景有感，作此诗以赠之。”诗很简洁，共四句。照录如下：
徘徊复徘徊，
相见复相思。
相思人不见，
两地空依依。
读这样的诗，想见当时的情景，人们是不能不为这对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操所感动的。1933年4月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刘亚雄已有身孕。经组织批准，她回到山西老家，生下遗腹子，取名“纪原”，交父亲刘少白抚养，又投身到山西抗战之中，1936年成为中共山西工委16名成员之一，时年35岁。从此她终身没有再嫁，矢志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先后到中央妇委和国家劳动部任职，和蔡畅、邓颖超、章蕴一起，成为党内公认的受人尊敬的几位“大姐”。
陈原道坚持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在河南，面对汹汹而来的“左”的“立三路线”，他敢于从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中央给予他严厉处分的情況下，他仍然按照组织程序，上书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详细地陈述自己的意见。他和他的入党介绍人恽代英一样，同样遭受“立三路线”的打击，又同样是真理的捍卫者。
“不忘初心”——今天，中国共产党人高高地举起了革命之初曾经举起的共产主义大旗。它正在引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辉煌的未来。作为中国革命先驱者的陈原道的生平历史和革命精神，已经像一座巍峨的丰碑，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2005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在《永远的丰碑》专栏刊登了新华社编发的文章《忠勇为党耀千秋——陈原道》，更是深深地留在家乡人民的心中。（编辑 王兵）
作者：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杰出的政治活动家
第一次，受命重组中共河南省委。
陈原道1929年初回国后，先是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协助部长任弼时工作。旋即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为部长李立三的助手。大革命失败后，面对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先后叛变，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然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革命力量接连遭受重大损失。因中共河南省委连续三次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曾被迫暂时取消河南省委。到1929年秋冬，为重新组织革命力量，中央决定派陈原道到河南，和留日归来的中央巡视员童长荣以及郭树勋等人一起，担负重建河南省委的重任。
到河南以后，陈原道和童长荣等人很快于1930年2月在郑州成立了新的省委，童長荣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陈原道任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新省委成立后，陈原道坚持到基层第一线检查指导工作，从洛阳到信阳，从豫西到豫东，陈原道一路风尘，了解情况，指导工作。5月，陈原道召开党团省委联席会议，决定乘蒋冯阎大战之机，组织兵变，成功后组织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后因形势变化，时机尚不成熟，陈原道果断下令停止兵变计划，等待时机。这一时期，他和省委书记童长荣配合是很好的。童长荣曾向中央提出，由于在河南认识他的人太多，希望调离河南。同时提出：“原道对河南情况已很熟了，我走后，原道可负责，有在省委工作的能力。”然而，1930年6月以后，以“左”倾冒险主义为特征的“立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他们不顾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盲目地组织攻打大中城市，使革命力量不断遭受惨重失败。对此，陈原道从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反对、抵制“立三路线”。为此，他和童长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也受到了“立三路线”的打击。执行“立三路线”的北方局说他是“富农奸细”，中央给他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然而，历史已经说明，陈原道是正确的。
第二次，受命重组中共河北省委。
“立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引起了党内激烈的反对意见，但在如何对待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的问题上，党内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作为“立三路线”打击的对象，陈原道也在认真地思考这一重大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尽管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可能有十分准确的认识。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中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陈原道列席了会议。会议对中央政治局成员作了重要调整：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王明、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五人为政治局成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对这一重大改组，原来就有分裂倾向的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等人，打着反四中全会的旗号，放肆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擅自成立“第二中央”、江苏“第二省委”，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进行“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北方地区也成立了“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脱离中央和河北省委的领导。北方党一时陷入混乱之中。 为了坚决地制止这种分裂党的行为，中共中央派出以陈原道为首的由徐兰芝（中央委员）、王启敦（一说贺昌）参加的中央三人代表团，前往天津解决河北省委的问题。
陈原道对四中全会的某些决定并不赞成，“但在反‘立三路线’，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上，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一到天津，陈原道立即同在省委坚持工作的省委秘书长安子文等同志交换情况，确定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这就是：既要对非组织的小派别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与揭露，又要团结其中受蒙蔽的多数同志。为此，他不顾白色恐怖，从天津到北京，日夜奔走于各个旅馆、各级党组织之间，耐心地和人谈话，循循善诱，有斗争有团结，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据妻子刘亚雄回忆：“一位和他交谈过的同志说：‘我没有看出原道有这样的说服力，他的平心静气讲道理的方式，使人开窍，我佩服他。另一个对他比较熟悉的人说：‘他是一个真诚的人。’”1931年2月，中共河北临时省委成立，省委成员除中央指定者外，并吸收原河北省委17人参加，根据中央关于“要使领导干部工人化”的规定，新的省委的分工是：工人出身的徐兰芝任省委书记，陈原道任省委组织部部长，陈复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安子文任省委秘书长（安被捕后，由刘亚雄继任）。一些当事人回忆：由于徐能力低，陈原道实际主持省委工作，以至有人甚至认为，陈原道就是省委书记。不幸的是，省委机关很快被敌人跟踪破坏，陈原道等一批省委领导干部于4月7日被捕，不久被关押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第三次，受命赴上海，入龙潭虎穴。
1932年10月，陈原道、刘亚雄等同期被捕的人由于刑期较短，乘敌人大赦之机被党组织保释出狱。出狱后，陈原道首先来到河北省委，详细汇报了狱中斗争的情况，并到磁县做短暂的工作巡视后，很快又被中央派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
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由于此二人对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情况非常熟悉，一时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于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迫于形势，周恩来于12月离开上海，前往中央根据地瑞金，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此前的9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均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史称“临时中央”，坚持党在白区的工作。然而，工作已是举步维艰。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决定撤离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1933年春，中央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亦称上海白区中央局），负责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工作。然而，上海中央局很快又屡遭敌人破坏，一些重要干部被捕，上海中央局前后两任书记李竹声、盛中亮等一部分重要干部被捕叛变。
陈原道就是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于1932年11月来到上海的，妻子刘亚雄与其同行。这正应了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常说的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深知自己處境的险恶，还在南下之时，就在给家人的信中交代：“今后不要以我的生死为念。”到上海后，为了躲避敌人的拘捕，他不断变换住处，仍然忘我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准备。然而，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又一次被捕入狱。
革命理论家的特质
陈原道一生留下的文献资料不是很多，但依据现有的资料，也完全能够看出他革命理论家的特质。
其一，他具有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素养。这主要来源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对马列著作的系统学习。1927年，他在学校填写了一份调查表。在“进校后学习情形怎样”一栏中，“一般情形”填写的是：“按照教科上课，并努力”，“特殊的情形”填写的是：“除教科外，专门研究列宁主义与党史。”在“进校以来的学习总结”一栏中，他填写的是：“1.对各科有相当的了解；2.对政治问题能独立的分析；3.对列宁主义和党史有较深刻的研究。”这个自我评价是很高的。事实正是如此。正因为他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他曾担任年级的党组织副指导员；1927年毕业后，又留校成为“教员班”的成员之一。教员班分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西方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四个研讨班，陈原道和张闻天等人一起为列宁主义研讨班成员。在草岚子监狱和南京监狱里，他仍然组织难友们学习马列著作。狱中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刘澜涛回忆：在草岚子监狱中，陈原道给大家讲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没有书，他硬是凭着记忆，一章一章地讲。草岚子监狱中一些难友还回忆：陈原道当时在狱中和大家讨论一些政治问题，由于意见分歧，争论很激烈。陈原道对马列主义原理很熟，理论水平很高。我们的马列主义知识就是从陈原道他们的争论中学到的。狱中战友、新中国成立之初便担任西康省政府副主席的刘聚奎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感慨说道：“陈原道在党内地位很高，也确实读过许多马列著作，因而在思想上影响了一大批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马宾，是陈原道在南京监狱中的难友，当时是爱国青年。马宾后来回忆说，在狱中他和陈原道同盖一床被子，陈原道给他“讲资本主义，讲剩余价值，讲剥削，讲阶级斗争。他在被窝里对我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宾出狱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说，自己在监狱的日子“犹如上了一所大学，更有幸的是遇到陈原道这位马克思主义老师。这是我一生中的大幸事”。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是陈原道的一大特点。
其二，他能把马列主义理论运用到革命实践之中。陈原道绝不是空头的理论家，而是坚持和善于把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的共产党人。在河南工作期间，面对严重脱离革命实际的“立三路线”，陈原道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这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冒险行为。在中央对他作出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后，他给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写了一封长信，对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河南的革命斗争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方针、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无产阶级如何领导农民等一系列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几十年后，当年草岚子监狱中的战友薄一波评价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原道同志能够提出这些意见应该说具有相当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对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及其发展规律的分析是正确的。” 其三，他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问题，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他的这一认识与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有一致性。为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贡献了自己的理论成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或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尤其是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就全党来说，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在经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之后才确立的。这条思想路线的创立者主要是毛泽东，它也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内容之一。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注重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从理论上说，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的《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人要注重调查研究，要确立“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现在党史界一般认为，这是党初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本标志。
十多年前，陈原道烈士的亲属在俄罗斯档案馆收集到陈原道1927年填写的调查表，有了令人惊喜的意外发现。除了前面引述的有关学习情形的总结外，在“今后学习的意见怎样”一栏中，陈原道填写了三条意见：“1.研究列宁主义（更进一步）；2.马克思主要著作预备做一番研究（尤其是历史著作）；3.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原则，来研究中国问题（历史的与个别的）。”这个思想非常精彩。它的时间在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之前。在这里，陈原道还明确提出研究中国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一是个别。这里的历史，是昨天的、过去了的现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到研究中国实际问题时，就强调要研究历史。这里的“个别”，从哲学上说，是相对于“一般”而言，实际上是讲矛盾的特殊性，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也是毛泽东后来所着重强调的。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了解和掌握“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陈原道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应坚持的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而且其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即使在今天的语境下也可直接引用。
陈原道的这一思想，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及而后的实践也可得到佐证。在中山大学时，他除了认真攻读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特别注意研究中共党史。为此，学校还培养他担任中共党史教员。当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回忆：“1928年暑假之后，学校就派他在第三期第六班直接讲授党史。所以第三期同学中有许多是听过他的课的。”研究中共党史，就是研究中国国情。而且，他在前述调查表中还提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尤其要对马克思的历史著作作一番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问题。陈原道的眼界是很开阔的，思想是深刻的。回国到河南工作后，陈原道特别注重的一个工作方式是调查研究。从1930年2月至4月，陳原道“可以说完全在外边巡视指导工作”。省委书记童长荣5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指出：原道常在外巡视。“省委巡视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开封巡视三次，豫西两次，豫北有专人巡视”。坚持调查研究，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的一个基本工作方法，一条基本路径。
其四，他曾在中央宣传部门担负重要的职务。陈原道从苏联回国后，先是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担任秘书长，后来成为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的助手。后又担任中宣部秘书。当时的中宣部，也就只有部长和秘书二人，工作的担子是很重的。他又曾担任党刊《党的生活》编委会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又成立了党报委员会，陈原道为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个党报委员会不是只管一般的报纸宣传，而是具有指导全党工作的性质。1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强调：“以后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导文件的性质”。党报委员会的主任先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担任，张到鄂豫皖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代理。其成员主要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原道、夏曦、李富春、王明、关向应、任弼时、沈泽民、潘汉年等，几乎全是当年党内思想理论界的精英人物，尽管有的人后来犯了严重错误。陈原道能够列名其中，足以说明中央对他的思想理论水平的认可，说明他在党的思想理论界的重要
地位。
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
陈原道两次入狱，经受了革命斗争中最严酷的考验。与文天祥同时代的爱国诗人谢枋得有两句诗：“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1931年9月，陈原道等人被捕后，中央又很快组成了同样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国的殷鉴为书记的新的河北省委，但新省委组建不到一个月，工作尚未展开，就又遭到大破坏，殷鉴、薄一波、杨献珍、胡锡奎等一大批人被捕。两批被捕的人达到四五百人，先后被关到北平草岚子监狱中。中国共产党内有着无数的仁人志士，但叛徒也不乏其人。河北省委书记徐兰芝，这位洛阳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很快叛变；第二次大破坏中被捕的省军委书记廖划平、团省委书记郭亚先、互济会书记赖德很快叛变。一时间，形成了一股“叛变浪潮”。在这种情况下，陈原道联络一些坚定的共产党人，组成了狱中中共支部，并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关于草岚子监狱中第一任中共支部书记是谁，狱中共产党人有两种说法：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回忆说，“起初，我提议由陈原道担任，因为他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顺直省委主持工作的。但陈原道坚决不干。经过酝酿，意见总算一致了，由孔祥桢担任支部书记。”但是孔祥桢坚持认为：第一任支部书记是陈原道。他在1968年10月的《自传》中写道：“1932年7、8月间，伪国民党大赦。陈原道一天在放风时突然找我与刘子久、胡锡奎说，支部决定让你们三人组成新支委，我为支书，刘为组织，胡为宣传，刘子久熟悉支部人员，因大赦，他们要出去了。我当时感到突然，想要辞掉，但陈已经回号房了。”1983年1月，孔祥桢在回忆陈原道时仍坚持这一说法。狱中难友杨献珍、赵林、周仲英也持后一种说法。事隔多年，当事人的记忆难免有误。笔者采用的是第二种说法。） 狱中支部首先组织难友坚定革命意志，顶住了这股“叛变浪潮”，并开展了反对监狱当局虐待犯人的日常斗争。更可贵的是，狱中支部还组织大家学习自己翻译的一些进步的外文书刊，把监狱变成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大学”（狱中难友语）。1932年10月，陈原道出狱后，狱中支部继续领导难友们进行斗争，直到1936年北方局经过中央批准，将这些人营救出狱。
陈原道1933年被捕后，很快被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敌人威逼利诱，甚至派出他留苏时的同学、国民党大特务康濯前来劝说，他均不为所动。他轻蔑地告诉敌人：我已经得了“肺病”，不久将要离开人世，不需要做这种可耻的勾当！1933年4月10日，陈原道第一个被敌人押解出来，和18位同志一起，唱着国际歌，走上了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1岁。从而为自己革命的一生，留下了最为悲壮的一笔。
一代先驱者的精神品格
和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这些革命先驱者一样，陈原道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却蕴含了丰富的精神内涵。
陈原道有着为天下劳苦大众、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浓烈的家国情怀。陈原道生在旧中国贫瘠的农村，从小随父母到田间劳作，深知中国农民的痛苦。还在龙华高等小学和芜湖“二农”读书期间，他就写下了《重农说》一文，提出“农为立国之本”。他还写下了《顾亭林先生谓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论》一文，表达了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伟大抱负。他的《述来学之志愿》，更是把这种抱负表现得酣畅淋漓。他和他的入党介绍人恽代英一样，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是自觉的、理性的，就是为了把中国最广大的劳苦大众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而绝不是为了一己或家族的荣华富贵。参加革命后，他整日战斗在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中，当他的家人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忧时，他回答：你不干，我不干，四万万同胞就没有饭吃！他曾把自己的身体比作是一个“臭皮囊”，表示随时可以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心系天下劳苦大众，追求光明，追求公平正义，追求真理，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永远让后人敬仰的伟大情怀！
陈原道这种忘我的革命情怀，还表现在他和刘亚雄这对革命夫妇对待险恶环境的顽强精神上。两年前，笔者收集到当年草岚子监狱中的难友、曾任华东局书记的魏文伯1932年春写于狱中的一首诗——《两地相思》，颇能说明问题。刘亚雄是山西著名民主人士刘少白（后为中共秘密党员）之女，1926年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和赵世兰、许广平、刘和珍同为学生运动的领袖，《鲁迅日记》有她到访的记载。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陈原道相识，1930年经党组织批准结为夫妻。1931年4月7日，他们二人同时被捕。在草岚子监狱，狱方为了分化、拉拢共产党人，促其“反省”，曾规定同在狱中夫妇每月可相聚一次。为更好地反击敌人的“反省”政策，陈原道和刘亚雄都没有公开他们的夫妻身份。魏文伯的《两地相思》，描写的正是他们悲凉而坚强的生活场景。魏在诗的题记中写道：“1932年春，病卧‘北平军人反省院’病号，每日得杨献珍、陈原道等同志照料之。一日放风时，陈原道同志徘徊凝笑于号内，其妻刘亚雄同志徘徊凝笑于号外，彼此只能意传而不能言语。顷刻间，刘亚雄同志归原号而去。予睹当时情景有感，作此诗以赠之。”诗很简洁，共四句。照录如下：
徘徊复徘徊，
相见复相思。
相思人不见，
两地空依依。
读这样的诗，想见当时的情景，人们是不能不为这对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操所感动的。1933年4月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刘亚雄已有身孕。经组织批准，她回到山西老家，生下遗腹子，取名“纪原”，交父亲刘少白抚养，又投身到山西抗战之中，1936年成为中共山西工委16名成员之一，时年35岁。从此她终身没有再嫁，矢志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先后到中央妇委和国家劳动部任职，和蔡畅、邓颖超、章蕴一起，成为党内公认的受人尊敬的几位“大姐”。
陈原道坚持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在河南，面对汹汹而来的“左”的“立三路线”，他敢于从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中央给予他严厉处分的情況下，他仍然按照组织程序，上书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详细地陈述自己的意见。他和他的入党介绍人恽代英一样，同样遭受“立三路线”的打击，又同样是真理的捍卫者。
“不忘初心”——今天，中国共产党人高高地举起了革命之初曾经举起的共产主义大旗。它正在引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辉煌的未来。作为中国革命先驱者的陈原道的生平历史和革命精神，已经像一座巍峨的丰碑，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2005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在《永远的丰碑》专栏刊登了新华社编发的文章《忠勇为党耀千秋——陈原道》，更是深深地留在家乡人民的心中。（编辑 王兵）
作者：军事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