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时指鹿为马和为虎作伥，并非迫于压力，而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算计。而风骨、人格和尊严，一定要为不可交换者，方才谈得到
　　
　　各个单位搞周年庆已然成了一种流行时尚，连作为教育机构的各类学校，以及高等院校的各院系，也都搞周年庆。当然，不会像许多商家那样每年搞一次，一般是逢十逢百搞校庆或院系慶，但投入也要大得多，少则几十万。开会、讲话、参观、联谊，当然还有喝酒吃饭不在话下，钱就是这么用了。
　　学校的周年庆照例要请校友，尤其是知名校友返校。知名与否，当然是以时下标准，即有多大的权和多少钱，学术成就则绝对是次要的。权大的和钱多的坐前排，坐上座，知名教授除非院士之类，一概朝后坐。坐前排居上座的学生，看到昔日的老师“忝陪末座”，好像也无人觉得不安不妥。中国人排座次虽然很有讲究，甚至几成一门学问，今天却也简单，官有级别，钱有数字。至于学问、品行以及学生的口碑，那不属于座次学的范畴。
　　当然，但凡还有点规矩的学校，除了权贵与富豪，总还要提起草创时期的学术名家，以示抚今追昔，不忘根本。我所服务的院系在庆祝建系50周年时，也搬出了建系时的“五大元老”。这“五大元老”今天不要说在社会上知道的人已经很少，即使在我们系里，要不是系庆，恐怕一般学生也不一定知道。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入学时，这些老先生都墓木已拱。即使是我这样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入学的人，也只见过五位中的四位。
　　按姓氏笔画在五老中应该排在第一，而实际排末位的王蘧常先生（可能因为他是副教授的缘故），始终不曾见过。王先生当时还健在，带研究生，但从不来校，每月工资都是别人送去，带的两位研究生每周去其府上就教。不要说一般学生，就是系里的同事，没有见过他的也大有人在。据说，从院系调整他来复旦后就一直如此，从不来校。什么原因，不清楚。人们偶尔提到他，是因为日本人对他的书法极为佩服，誉之为“当代王羲之”。人们津津乐道于他的书艺，很少涉及他的师道与人品。
　　至少对于我来说，如果不是沈宁先生的著作《百世门风》和发表在《随笔》杂志上的“与大师谈大师”的文章，真以为王先生留给我们的只是他的章草艺术。然而，从沈宁的著作中得知，蔡元培先生曾给王蘧常先生下过“经师人师，乃国之珍”的评语。事实证明，这绝非过誉之词。根据他的学生回忆，他进教室授课，从来不拿讲稿，只带两根粉笔。上课时，在黑板上写几个提纲，然后半闭双目，侃侃而谈，引经据典，《尚书》、《史记》、《汉书》等等，都能全篇背诵，连注释旁引都能一一道出，从无漏误。据其学生冯其庸记载，王先生讲《庄子》，讲课不带课本，从正文到注释，全部背出，与学生带的《庄子集释》一字不差。但他绝不只是一个背书机器或两脚书橱，他常在疏解各家注疏后，出以己意，发人深省。这样的老师当然深受学生爱戴，终身不渝。
　　范敬宜先生也曾是王蘧常先生的学生。在他担任外文出版局局长期间，想盖宿舍，打报告给国务院申请经费。打听到当时主管财经的副总理当年也是王先生的学生，遂将给该副总理的信寄给王蘧常先生，请他帮忙。王先生只在那封信的信头上注了八个字：此生诚实，其言可信。然后将信寄往北京。没过几天，二百万元的基建资金就批下来了。如此古道古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居然还重现了一次。随着王先生这样的人淡出历史，这样的事恐怕再也不会有了。老师见了权贵或富豪学生点头哈腰陪笑脸，现在大概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王蘧常先生所体现的延续千年的传统已然消失，一种相反的传统正在形成。
　　为什么现在的人在权势面前越来越直不起腰？为什么不再有笑傲王侯公卿的一介布衣？也许，是由于传统的义利之辨早已被作为“封建糟粕”弃之不顾，人生的最高原则是“利”，而不是义（正义）和尊严。当现代知识人将“利益”作为人生的最高准则和追求目标时，必然不惜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尊严与掌握利益资源者做某种交换。仍要守死善道如王蘧常者，则只有受穷一途，所谓君子固穷也。抗战时汪伪政权接管他服务的大学，他宁可辞职，也不替日本人做事。国民党让他出任《中央日报》主笔，介绍他到上海教育局任职，都被他拒绝。身为民主党派负责人的亲戚动员他加入民主党派，也被他以只会教书，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由拒绝了。结果则是清贫乃至贫困。稍知变通，当不致如此。
　　人有时指鹿为马和为虎作伥，并非迫于压力，而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算计。而风骨、人格和尊严，一定要为不可交换者，方才谈得到。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