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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藏清代宫廷漆器中，“尚无清顺治，康熙，雍正年款的雕漆器”。进入乾隆时期，雕漆数量显著增多，这与清代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的宫廷工艺美术发展到清代的空前规模不无关联。
目前故宫博物院藏雕漆器中，清代雕漆最多。乾隆皇帝喜欢在器物上落款识，使得可考物证更多见，是故宫雕漆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清代雕漆，主要就是研究清中期乾隆朝雕漆。
雕漆器外观华丽，剔红更是富贵讨喜，在故宫藏清代雕漆藏品中所占比例最大。制作工艺繁琐的漆器历来属于富裕阶层才能拥有。《清宮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记录：“（乾隆十八年五月）初六日员外郎白世秀、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雕漆海兽圆盒一件、棉垫、木座，传旨：着交南边着一模一样做雕漆圆盒二件，钦此。于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员外郎白世秀将苏州织造安宁送到雕漆海兽圆盒二件，随棉垫、木座、原样圆盒一件，棉垫、木座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制作这件雕漆圆盒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五月传旨交南边，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二月呈进，除去送达并交接的时间，一年也是有的。这都说明雕漆是需要昂贵成本付出的工艺。
明代黄成的《髹饰录》关于唐代雕漆的记载是“唐制多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可惜未见实物。还是从宋、元时期稀有的实物中，我们可窥探到雕
漆在当时技巧已较纯熟，刀法宽厚圆实，装饰规整饱满。
明早期承袭元雕漆风格，中规中矩，没有太多变化，规整舒朗而不失富贵典雅。明嘉靖时，受云南雕漆的影响，雕工变得犀利，装饰题材也顺应皇帝喜好，多见“福禄寿”相关题材，此时雕工和装饰内容产生了很大变化，趋于繁复细碎。明晚期雕漆一度活跃，但缺乏明初的优雅气质。
清代雕漆器物的造型在前朝基础上愈加多样，除圆盒、方盒、外形多样的盘外，还有碗、攒盒、提匣、瓶、炉等。笔筒等各类文具也多见雕漆工艺，其中仿古形有炉、瓶、盒多种样式，仿生形态造型更呈现出此时雕漆器形的多彩新象。纹样题材则继承前朝，龙、兽、禽、花卉、人物、风景等无不涉及。
乾隆时期雕漆工艺中，以剔红为主的仿古造型多直接依照青铜器仿造，纹样很多是取自于此。此外，直接依原样仿前朝雕漆，也常见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不过写实的器形、逼真的雕刻，又呈现出乾隆时期雕漆别具一格的清新面目。在各色工艺门类上出现御制诗，更是乾隆皇帝的喜好。总之，乾隆雕漆从摹古到别出心裁，无不透露出帝王的兴致所在。
清中期 剔红团花纹书卷式盒通高14.3厘米 深9.9厘米宽14.8厘米盒分三层，由一书函式盒与三卷轴式盒叠摞而成，造型惟妙惟肖。盒上雕长条形题签，两端嵌象牙，表现纸页。通体以绿漆回纹为地，红漆团花为纹，仿织锦效果，文人气息浓郁，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
从清宫造办处档案中看到，在乾隆皇帝开始想制作雕漆时，苏州一带即可做，说明当时雕漆工艺未失传，且技艺炉火纯青;与其他雕刻类工艺，如竹、木雕等相比，在题材和风格上有相近的地方;其中，以人物题材的雕漆可与竹雕对比，树木、山石、人物造型与同时期竹、木、牙雕接近。
嵇若昕在《嘉定竹刻与清初吴之璠的雕刻艺术》里提到“其实嘉定竹人自‘嘉定三朱’开始即不限于雕竹。”《养心殿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五年（1727年）封镐与封岐兄弟称为“雕竹匠”，雍正九年（1731年）就称为牙匠了，说明雕工匠并不局限于雕材。从如此接近的雕刻风格来看，以苏州地区为代表的南方各类雕匠之间应该是有互相影响的，由此使得他们施展出高超的雕刻手法，并遵从宫廷意愿，形成了清代乾隆时期精于巧密的风格。
清中期 描油勾莲纹如意云头式盒长10厘米 宽7.3厘米 高7.5厘米清中期各类工艺技术登峰造极，出现了许多用一类材质仿另一类材质的作品，几可乱真。这件云头式盒即为一例。其装饰模仿铜胎掐丝珐琅，不仅颜色、纹饰高度仿真，还刻意模仿铜胎与掐丝的鎏金质感，只有握在手中才可辨别出来。
元代雕漆名匠辈出，以磨功见长，但不见刀锋。如张敏德款剔红楼阁人物图圆盒，剔红漆色明度较低非浓艳;构图疏密有秩，没有多余赘“笔”;山石造型在写实中赋予唯美的装饰表现，雕刻植物力求模仿绘画风貌，建筑轮廓清晰概括;人物雕刻趋于平面，尤其五官以线条表现为主，脸半侧面也基本在一个平面上，这是因整体漆层较薄，并没有足够的厚度使雕刀转折到漆层侧面。再对比乾隆款剔红题壁宝盒，山石树木雕刻逼真，轮廓不再如元或明初那样简洁明快;至于人物，不仅以线条刻画衣纹，纹路之间随衣的结构而漆面起伏，追求立体写实效果，细节脱离平面绘画感，脸部雕刻也是力求结构转折。
清中期 填漆荷叶式盘长25.5厘米 宽16.8厘米 高4厘米盘为木胎，荷叶式，边缘翻卷，平底。盘内外髹绿漆为地，填红漆筋脉。盘心饰四朵莲，叶脉从中央射出，末端处叉状分枝，直抵盘边。叶脉之间以黄漆填饰卷草纹，线条柔美流畅。此盘造型仿明代样式，在清宫旧藏中独此一件。
欧洲早在16世纪就开始与中国贸易，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漆器、家具等是当时欧洲宫廷贵族的时尚追求，洛可可风格绘画及装饰艺术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影响。清代皇帝允许欧洲传教士进入宫廷，是看中他们带来新鲜的科技、绘画或工艺技术。从故宫藏各种西洋科技物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代帝王对西方的好奇心、东西方往来与互相借鉴。
产生于18世纪法国路易十五時期宫廷的洛可可风格，追求自然，娇柔、细腻、艳丽的曲线装饰，迎合了当时法国贵族的趣味。再看清代的剔红海兽图圆盒，充满了细腻、精致的曲线;又如剔红团香宝盒，桂花图案没有采用以对称为主的中国传统形式法则，装饰自然妩媚，填满整个盒身，很接近洛可可样式中自然、卷曲、娇柔的特征。
乾隆款剔彩“五福环盒”长14.8厘米 宽9.5厘米 高4.2厘米盒为双环相连式，造型别致，犹如玉璧相交。通体自下面上髹黄、绿、红三层色漆，以黄漆衬托绿漆锦纹与红漆主纹。盖面中心雕饰相交的双环，环内各饰五只飞蝠，环外围绕如意云头纹。外底中心阴刻戗金楷体“乾隆年制”四字双行款。盒内盛放有玳瑁眼镜一副，可见此盒曾为随身携带之用，是设计师匠心独运之作。
但对于清廷来说，欧洲国家的形象还只是遥远的缩影，影响力比较片面;由于闭关锁国，外来信息来源狭窄，清朝贵族接受的是局限于欧洲贵族喜爱的风格。另外雕漆并不像清代画珐琅器物，在造型和装饰上更多直接地表现了西洋样式，笔者认为这与漆器本来土生土长，不同于画珐琅工艺的外来身份有关，尤其雕漆制作费工费时，十分不易。总之，乾隆皇帝对雕漆装饰的原创意愿趋于繁复细腻，这与当时欧洲宫廷的审美追求不谋而合，再加上来自苏州地区工匠的精巧工艺也迎合了帝王的需求，产生了这一时期雕漆的一个特色。
乾隆款剔红“百子宝盒”高8厘米 口径14.1厘米画面热闹喜庆，双面雕童子52个，侧壁雕童子48个，合为“百子”。盒内底中央阴刻戗金楷体“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该盒髹漆肥厚，雕琢细腻，在数寸空间内雕百名童子，且神态各异，活泼有趣，足见雕刻水平之高超。乾隆朝喜作百子盒，无论署款与否，皆为精品。
由于社会经济的下行，嘉庆皇帝逐渐收紧宫廷生活所用之物的制作，直至晚清，都没能再现乾隆时期雕漆工艺的繁荣。
档案记录，清朝末年，苏州已无工匠可做雕漆送交宫廷，而为皇宫服务的油漆作也不能担当。据说后来得到发展的北京雕漆，是官员拿了需要修补的雕漆捧盒，让市井作坊中做描金的工匠试试看，结果成功了。一个叫肖乐安的匠人见到了皇宫的雕漆模样，摸索出工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立专做雕漆的作坊“ 继古斋”。从此，成长于民间的北京近代雕漆便发扬光大了。（本文配图为“朱艳华绮——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朝漆器展”展品。）
成本昂貴的工艺
目前故宫博物院藏雕漆器中，清代雕漆最多。乾隆皇帝喜欢在器物上落款识，使得可考物证更多见，是故宫雕漆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清代雕漆，主要就是研究清中期乾隆朝雕漆。
雕漆器外观华丽，剔红更是富贵讨喜，在故宫藏清代雕漆藏品中所占比例最大。制作工艺繁琐的漆器历来属于富裕阶层才能拥有。《清宮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记录：“（乾隆十八年五月）初六日员外郎白世秀、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雕漆海兽圆盒一件、棉垫、木座，传旨：着交南边着一模一样做雕漆圆盒二件，钦此。于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员外郎白世秀将苏州织造安宁送到雕漆海兽圆盒二件，随棉垫、木座、原样圆盒一件，棉垫、木座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制作这件雕漆圆盒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五月传旨交南边，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二月呈进，除去送达并交接的时间，一年也是有的。这都说明雕漆是需要昂贵成本付出的工艺。
明代黄成的《髹饰录》关于唐代雕漆的记载是“唐制多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可惜未见实物。还是从宋、元时期稀有的实物中，我们可窥探到雕
漆在当时技巧已较纯熟，刀法宽厚圆实，装饰规整饱满。
明早期承袭元雕漆风格，中规中矩，没有太多变化，规整舒朗而不失富贵典雅。明嘉靖时，受云南雕漆的影响，雕工变得犀利，装饰题材也顺应皇帝喜好，多见“福禄寿”相关题材，此时雕工和装饰内容产生了很大变化，趋于繁复细碎。明晚期雕漆一度活跃，但缺乏明初的优雅气质。
清代雕漆器物的造型在前朝基础上愈加多样，除圆盒、方盒、外形多样的盘外，还有碗、攒盒、提匣、瓶、炉等。笔筒等各类文具也多见雕漆工艺，其中仿古形有炉、瓶、盒多种样式，仿生形态造型更呈现出此时雕漆器形的多彩新象。纹样题材则继承前朝，龙、兽、禽、花卉、人物、风景等无不涉及。
乾隆时期雕漆工艺中，以剔红为主的仿古造型多直接依照青铜器仿造，纹样很多是取自于此。此外，直接依原样仿前朝雕漆，也常见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不过写实的器形、逼真的雕刻，又呈现出乾隆时期雕漆别具一格的清新面目。在各色工艺门类上出现御制诗，更是乾隆皇帝的喜好。总之，乾隆雕漆从摹古到别出心裁，无不透露出帝王的兴致所在。
一窥宫廷审美需求
从清宫造办处档案中看到，在乾隆皇帝开始想制作雕漆时，苏州一带即可做，说明当时雕漆工艺未失传，且技艺炉火纯青;与其他雕刻类工艺，如竹、木雕等相比，在题材和风格上有相近的地方;其中，以人物题材的雕漆可与竹雕对比，树木、山石、人物造型与同时期竹、木、牙雕接近。
嵇若昕在《嘉定竹刻与清初吴之璠的雕刻艺术》里提到“其实嘉定竹人自‘嘉定三朱’开始即不限于雕竹。”《养心殿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五年（1727年）封镐与封岐兄弟称为“雕竹匠”，雍正九年（1731年）就称为牙匠了，说明雕工匠并不局限于雕材。从如此接近的雕刻风格来看，以苏州地区为代表的南方各类雕匠之间应该是有互相影响的，由此使得他们施展出高超的雕刻手法，并遵从宫廷意愿，形成了清代乾隆时期精于巧密的风格。
元代雕漆名匠辈出，以磨功见长，但不见刀锋。如张敏德款剔红楼阁人物图圆盒，剔红漆色明度较低非浓艳;构图疏密有秩，没有多余赘“笔”;山石造型在写实中赋予唯美的装饰表现，雕刻植物力求模仿绘画风貌，建筑轮廓清晰概括;人物雕刻趋于平面，尤其五官以线条表现为主，脸半侧面也基本在一个平面上，这是因整体漆层较薄，并没有足够的厚度使雕刀转折到漆层侧面。再对比乾隆款剔红题壁宝盒，山石树木雕刻逼真，轮廓不再如元或明初那样简洁明快;至于人物，不仅以线条刻画衣纹，纹路之间随衣的结构而漆面起伏，追求立体写实效果，细节脱离平面绘画感，脸部雕刻也是力求结构转折。
见证文化交流
欧洲早在16世纪就开始与中国贸易，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漆器、家具等是当时欧洲宫廷贵族的时尚追求，洛可可风格绘画及装饰艺术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影响。清代皇帝允许欧洲传教士进入宫廷，是看中他们带来新鲜的科技、绘画或工艺技术。从故宫藏各种西洋科技物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代帝王对西方的好奇心、东西方往来与互相借鉴。
产生于18世纪法国路易十五時期宫廷的洛可可风格，追求自然，娇柔、细腻、艳丽的曲线装饰，迎合了当时法国贵族的趣味。再看清代的剔红海兽图圆盒，充满了细腻、精致的曲线;又如剔红团香宝盒，桂花图案没有采用以对称为主的中国传统形式法则，装饰自然妩媚，填满整个盒身，很接近洛可可样式中自然、卷曲、娇柔的特征。
但对于清廷来说，欧洲国家的形象还只是遥远的缩影，影响力比较片面;由于闭关锁国，外来信息来源狭窄，清朝贵族接受的是局限于欧洲贵族喜爱的风格。另外雕漆并不像清代画珐琅器物，在造型和装饰上更多直接地表现了西洋样式，笔者认为这与漆器本来土生土长，不同于画珐琅工艺的外来身份有关，尤其雕漆制作费工费时，十分不易。总之，乾隆皇帝对雕漆装饰的原创意愿趋于繁复细腻，这与当时欧洲宫廷的审美追求不谋而合，再加上来自苏州地区工匠的精巧工艺也迎合了帝王的需求，产生了这一时期雕漆的一个特色。
由于社会经济的下行，嘉庆皇帝逐渐收紧宫廷生活所用之物的制作，直至晚清，都没能再现乾隆时期雕漆工艺的繁荣。
档案记录，清朝末年，苏州已无工匠可做雕漆送交宫廷，而为皇宫服务的油漆作也不能担当。据说后来得到发展的北京雕漆，是官员拿了需要修补的雕漆捧盒，让市井作坊中做描金的工匠试试看，结果成功了。一个叫肖乐安的匠人见到了皇宫的雕漆模样，摸索出工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立专做雕漆的作坊“ 继古斋”。从此，成长于民间的北京近代雕漆便发扬光大了。（本文配图为“朱艳华绮——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朝漆器展”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