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思想上、经济上的一元化倾向
　　束缚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不仅仅是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实用理性和官本位价值观，还有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一元化”倾向。
　　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来，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史上，儒家学说成了一统天下的唯一官方意识形态。训诂和解读儒家经典的“经学”，成为汉代以后历代的官学。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怎样，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儒家经典。“经学”以它自成一套的体系，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其他学说都变成“异端邪说”而受到排挤乃至迫害。然而，对于科学创新来说，唯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产生灵感的果实。如果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科学创新就失去了源头活水。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形态中“一元化”实际上遏制了科学创新所需的多样化思想空间，在无形中排斥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除了思想上的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国古代帝王，为了维持政权稳定，还规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只能围绕中央政府的需求展开。由此，在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唯统治者马首
　　是瞻的一元化倾向下，以自由交换为特征的活跃市场机制就成了痴人妄想。而在没有产品更新换代观念和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迫切需求下，中国科技创新和发展也就失去了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写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当今中国GDP已跃升为世界第二，近几年中国科技发展势头也相当迅猛，现在还来翻这些历史旧账，揭自己的短，有何意义呢？
　　的确，2010年时，中国科学家发表的SCI即《科学英文索引》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表面现象冲昏了头脑。统计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还比较低，在已发表的所有论文中，有35%以上是零被引论文（从未被引用过1次），而英国的零被引论文还不到25%。
　　另一份由世界经济论坛编制的2006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科技创新力的匮乏更是显现无遗。在统计的125个国家里，在基础条件、效率提升和创新因素这三大类别指标中，中国基础条件排名第44位，效率提升排名第71位，创新因素排名第57位。在创新因素中，中国拖后腿的指标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得性”（第86位）、“科学与研究机构的质量”（第63位）。上述三类统计指标分别对应了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对此，中国还处于最原始的要素驱动阶段，不仅不是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属于此阶段），连效率驱动阶段国家（大多数拉美和中东欧国家都属于该阶段）都算不上。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统计数据，看看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多年空缺，本土科学家诺贝尔奖长期缺失，“钱学森之问”引发全社会共鸣，我们也应当明白：中国当前科技创新力还在低位徘徊是一个不争的尴尬现实。
　　正是由于这个现实，中央才提出了“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对此，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封建帝国已成过往，但在今日的中国，急功近利的短视现象、读书做官的价值取向以及种种一元化的倾向依然甚嚣尘上。在申请各项科研基金时，“研究的现实意义”依然是审批者眼中重要的考量依据；在科研单位，不少做出了一些业绩的科学家常常身兼二职，既搞研究又从政，直至抛弃研究，专门从政；在大学校园，沉重的生活压力和畸形的学术竞争，已经让“科学家”不再是众多莘莘学子向往的职业；在学术圈中，各种“一言堂”扼杀了年轻人的探索求知欲，乃至抹杀掉一些真知灼见。
　　虽然，五四时期的中国高调请来了“德先生”、“赛先生”，但平心而论，时至今日，这两位先生都还未真正地在中国落座。科学技术虽然已经被尊奉为“第一生产力”，但科学的精神还不曾受到应有的尊重，科学研究所需的冷静而执着的品格仍需培养，科学创新所需的多元而宽松的思想氛围、独立的社会空间尚待开拓。一言以蔽之，在科学创新的道路上，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传统，仍然给中华民族在科学前进道路上设置了种种磕绊。我们必须正视这些磕绊，找到快速前行的方向，才能在风起云涌的全球化浪潮中，续写中国人在世界创新长河中新的篇章。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