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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功利、大学生应该树立怎样的功利观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重新审视“功利”概念，客观评价“功利”观念的地位及意义，努力在大学生功利教育问题上达成共识。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 功利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2）11（b）-0014-02
“功利”在《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功效与利益，或者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功名利禄。但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功利”一词长期以来被视为具有贬义色彩的伦理学概念。一谈“功利”，似乎就等于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极端利己。对“功利”的片面理解无疑会影响我们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正确对待功利、大学生应该树立怎样的功利观等等重要问题。本文试图重新审视“功利”概念，客观评价“功利”观念的地位意义以期对当代大学生功利教育提出些有益思考。
1 关于“功利”评价的文献综述
1.1 西方思想中关于“功利”概念以及基本评价
“功利”及功利主义最早出现于西方。西方的概念“utility”一词，严复在《天演论》中将其译为“功利”。不过，这一概念也被译为“功用”或“效用”。“utility”一词作为西方功利主义所提倡的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功利主义之父边沁首次在休谟的著作中发现的。他把“utility”界定为客体的一种性质，如果一种客体能够增进人们的快乐或幸福，那么该客体所具备的这种性质就是“utility”。西方功利主义代表人物密尔认为：“功利即最大的幸福”。[1]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幸福，也是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他明确提出了“功利主义”的概念，并将“利他主义”纳入自己的体系。密尔指出：“功利主义以幸福为标准定行为之正当，并非指行为者自己的幸福，而是指一切相关的人们的幸福。功利主义要求人在他自己的幸福和他人幸福之间做到严格的公平”[1]由此可见，在西方文化中功利或功利主义都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功利主义并不是只为个人享乐而侵犯他人幸福，并不是唯利主义、利己主义。
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功利”的深刻表述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马克思认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2]“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恩格斯也说过：“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的存在第一日起直至今日起推动作用的灵魂。”[3]个人对财富的追求恰恰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表明，经典作家认为，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也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4]中国共产党人是讲功利的，但不是狭隘的功利，而是革命的功利。
1.3 中华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功利”观念及其引导
中国传统文化，一般较少谈功利的思想。但是关于功利的评述也多次出现在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中。比如，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皆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5]。荀子认为，人性天生是“恶”的，是好利的。对于这种求利欲的本性，他主张通过适当引导，能合理满足的则尽量满足，满足不了的退而加以节制。又比如，《管子》一书认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5]。再如，司马迁把求利求富定义为人的天生情性，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对待功利最好的对策则是因势利导、让人得其所欲。
通过文献综述可得，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典作者不约而同指出了利益的客观存在的特征，对于功利重在引导，适得其所。
2 大学教育澄清“功利”观念的客观必然性
首先，当代社会实践需要大学教育包含“功利”诉求。
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不断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而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竞争性。在竞争机制下，每一个个体都被看成是“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激发了人们行动的积极性，行动的效率大幅度地提高。现代市场经济是理性的，利益导向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一旦违背了这条原则，就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因此，人们不能没有商品意识和经济头脑，更不能不正视功利和利益。如，“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财富”的功利主义色彩的口号也逐渐被社会所认可，并且进一步认为忽视人们的正当利益，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另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强调按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功利色彩。如，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偏重于自然和技术科学，就业不好的专业就会被减招或者停止招生。什么专业就业前景好，什么职业热门，高校就设什么专业。学生读大学就是为以后就业做准备的，教育发展以社会发展作为最高目标。衡量高校的标准终归是看它们究竟能解决多少现实问题。
当代大学生就是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下，内含追逐功利的价值观使得他们注重自身利益，鼓励他们去努力去争取。就算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压力，也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其实无论是谁，追逐功利都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看待功利，采取什么手段追逐功利，追逐怎样的功利。
其次，必须厘清对待“功利”的两种错误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把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放到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极端对立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义与利的争论。孔子强调“义”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性，把“义”当作评判行为的主要准则。他赋予“义、利”以鲜明的褒贬色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6]。孟子则把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放到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极端对立的地位。董仲舒则更进一步发挥孟子的“贵义贱利观”，进一步推出了“正其谊（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的反功利主义结论。朱熹等人更是把义与利的对立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在“文革”时期，对功利主义的反对也到了极至，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唐口号。总之这些观点都是极端的、抽象的、唯心的的甚至是反人性的。
另一种倾向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正面临着一个新旧、中西道德观念的激烈交锋时期。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急功近利价值追求在全社会的恶性泛滥，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必然会导致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等腐朽现象的恶性膨胀。如何处理义利关系，如何追逐功利，如何进行正确的利益导向与道德价值导向，已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课题。
再次，应当遏制大学校园内功利观扭曲的现象。
以具体功利为追求、以感官享受为满足、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在大学中日益凸现。其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价值目标实惠化即弱化政治思想，弱化社会理想，弱化个人理想；价值评价标准双重即理想标准与现实标准相脱离，对己标准与对人标准相脱离，主体需要与客观可能相脱离；价值行为重结果轻手段，割裂手段与目的的辩证统一性”。[7]具体表现：在价值取向上躲避崇高、追逐感觉。学习上急功近利、疏离经典、满足世俗。学习动机上执着地追求学习形式，却对所学内容本身不感兴趣。关心最多的是外语四、六级能不能通过，能否顺利地拿到计算机等级证书而不是自己真正的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入党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是作为一种投资行为，作为择业和就业竞争资本的功能性手段。求职就业时总是向往高薪水、高职位、高起点，渴求高收入、高物质回报率，只希望到生活条件好和福利待遇高的机关、外企、大公司工作而不是自身价值的实现。在人际交往活动中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心理满足，还有对物质的需求。不少人在择偶时不谈理想和品德等，而是注重对方的经济状况等当前功利条件，想着“傍大款”。更有甚者为了日后能找到好工作，学术造假、制作假的学历和荣誉证书，严重丧失了诚信品质，一次次突破道德甚至法律底线。
至此，我们似乎处在了一个两难的境地：面对追逐功利的正当性与功利异化的极端危害性，我们将何去何从？
3 大学教育要努力在“功利”问题上达成共识
第一，去除主观偏见全面认识“功利”内涵的多样性。
密尔在《论自由》指出：“所谓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8]。在密尔看来，功利应包括公民的个性发展自由以及更高层次的“质化”幸福的获得。因此，要坚决避免由于工具理性的膨胀而造成人性扭曲、精神贫困、恐惧感和孤独感倍增，并可能阻滞整个人类“永久利益”的出现。密尔认为快乐按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肉体或物质的快乐和精神的快乐两类，追求后者比前者显然要高尚得多。这里的精神快乐同时包括了智能、感情、想象力和道德情操等内容。人们不仅要追求肉体感官上的快乐，更应追求精神层面的幸福，只有这样才能从低级的动物性中走出来。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利益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个体活动的动因。物质利益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利益，是人们其他一切利益的基础。物质利益又可以分为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等。在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极为重要。个人可以在遵纪守法、不损害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诚实劳动获取个人的正当利益。同时，如果每个个人得利益得以实现也就意味着集体利益的最终的实现。
因此，我们所要追求的功利既包括肉体感官上的快乐，又包括精神层面的幸福；既包括低层次的需要又包括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既包括个体的眼下的局部的利益需要又包括集体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需要，当然我们更重视这些功利是通过什么手段怎样得到的。
第二，摒弃“去功利”的思维定势引导大学生形成对待功利的科学态度。
大学生的功利心理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也不存在义与利的绝对对立。一个没有功利思想的人，他很可能缺乏上进心。所以在大学中实施“去功利化教育”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面对大学生的功利倾向，我们要更好地去进行引导。从其积极意义来讲，大学生的功利心理激发和调动了大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当前大学生主体意识逐步增强，成才渴望日益强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从他们追求个性、渴望成功、实现人生价值的积极诉求出发，以他们所乐于接受的方法入情入理地做启迪、点化工作。从社会现实生活抓起，倡导在社会中逐渐放开对功利的要求。营造良好公正的氛围，潜移默化中引导大学生对功利的态度：一方面，要鼓励大学生崇尚功利，这里的“功利”，董仲舒称之为“养身之利”即物质文明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全社会要十分重视“养心之义”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当代我们所推崇的功利观必然要突破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及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安贫乐道思想等贵义贱利乃至存义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既要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又要注重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
第三，分层次引导区别对待大学生功利性价值观。
针对大学生思想觉悟多层次性的客观现实，必须把功利教育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既要坚持以社会主义集体价值观为导向，又要针对大学生思想觉悟的不同层次水平，提出不同的要求。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划分层次，区别对象，鼓励先进，照顾多数。对于普通大学生，要引导他们坚守社会道德和法律底线，以合理合法的手段来追逐功利，做到利己而不损人的低层次要求并向利己利人、舍己为人等更高道义目标努力。对于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尤其是党员学生，要引导他们模范地遵守社会主义社会公民道德要求，培养他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高尚思想道德品质。总之，形成一种提倡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个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使学生认识到在大胆谋利的同时努力追求道义，自觉地实现“经济人”与“社会人、道德人”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5，1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2，43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03，228.
[4] 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64.
[5] 方克立.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45，194，196.
[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73.
[7] 向海英.论当代大学生实用功利型人生价值观［J］.江苏社会科学，2007（s2）.
[8]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2.
[9] 胡泽勇.社会主义与功利主义［J］.江汉论坛，2005（4）.
[10] 舒锦宏.论大学生功利心理的合理性［J］.人民论坛，2010（4）.“功利”在《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功效与利益，或者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功名利禄。但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功利”一词长期以来被视为具有贬义色彩的伦理学概念。一谈“功利”，似乎就等于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极端利己。对“功利”的片面理解无疑会影响我们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正确对待功利、大学生应该树立怎样的功利观等等重要问题。本文试图重新审视“功利”概念，客观评价“功利”观念的地位意义以期对当代大学生功利教育提出些有益思考。
1 关于“功利”评价的文献综述
1.1 西方思想中关于“功利”概念以及基本评价
“功利”及功利主义最早出现于西方。西方的概念“utility”一词，严复在《天演论》中将其译为“功利”。不过，这一概念也被译为“功用”或“效用”。“utility”一词作为西方功利主义所提倡的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功利主义之父边沁首次在休谟的著作中发现的。他把“utility”界定为客体的一种性质，如果一种客体能够增进人们的快乐或幸福，那么该客体所具备的这种性质就是“utility”。西方功利主义代表人物密尔认为：“功利即最大的幸福”。[1]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幸福，也是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他明确提出了“功利主义”的概念，并将“利他主义”纳入自己的体系。密尔指出：“功利主义以幸福为标准定行为之正当，并非指行为者自己的幸福，而是指一切相关的人们的幸福。功利主义要求人在他自己的幸福和他人幸福之间做到严格的公平”[1]由此可见，在西方文化中功利或功利主义都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功利主义并不是只为个人享乐而侵犯他人幸福，并不是唯利主义、利己主义。
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功利”的深刻表述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马克思认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2]“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恩格斯也说过：“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的存在第一日起直至今日起推动作用的灵魂。”[3]个人对财富的追求恰恰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表明，经典作家认为，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也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4]中国共产党人是讲功利的，但不是狭隘的功利，而是革命的功利。
1.3 中华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功利”观念及其引导
中国传统文化，一般较少谈功利的思想。但是关于功利的评述也多次出现在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中。比如，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皆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5]。荀子认为，人性天生是“恶”的，是好利的。对于这种求利欲的本性，他主张通过适当引导，能合理满足的则尽量满足，满足不了的退而加以节制。又比如，《管子》一书认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5]。再如，司马迁把求利求富定义为人的天生情性，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对待功利最好的对策则是因势利导、让人得其所欲。
通过文献综述可得，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典作者不约而同指出了利益的客观存在的特征，对于功利重在引导，适得其所。
2 大学教育澄清“功利”观念的客观必然性
首先，当代社会实践需要大学教育包含“功利”诉求。
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不断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而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竞争性。在竞争机制下，每一个个体都被看成是“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激发了人们行动的积极性，行动的效率大幅度地提高。现代市场经济是理性的，利益导向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一旦违背了这条原则，就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因此，人们不能没有商品意识和经济头脑，更不能不正视功利和利益。如，“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财富”的功利主义色彩的口号也逐渐被社会所认可，并且进一步认为忽视人们的正当利益，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另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强调按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功利色彩。如，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偏重于自然和技术科学，就业不好的专业就会被减招或者停止招生。什么专业就业前景好，什么职业热门，高校就设什么专业。学生读大学就是为以后就业做准备的，教育发展以社会发展作为最高目标。衡量高校的标准终归是看它们究竟能解决多少现实问题。 当代大学生就是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下，内含追逐功利的价值观使得他们注重自身利益，鼓励他们去努力去争取。就算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压力，也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其实无论是谁，追逐功利都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看待功利，采取什么手段追逐功利，追逐怎样的功利。
其次，必须厘清对待“功利”的两种错误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把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放到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极端对立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义与利的争论。孔子强调“义”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性，把“义”当作评判行为的主要准则。他赋予“义、利”以鲜明的褒贬色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6]。孟子则把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放到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极端对立的地位。董仲舒则更进一步发挥孟子的“贵义贱利观”，进一步推出了“正其谊（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的反功利主义结论。朱熹等人更是把义与利的对立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在“文革”时期，对功利主义的反对也到了极至，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唐口号。总之这些观点都是极端的、抽象的、唯心的的甚至是反人性的。
另一种倾向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正面临着一个新旧、中西道德观念的激烈交锋时期。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急功近利价值追求在全社会的恶性泛滥，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必然会导致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等腐朽现象的恶性膨胀。如何处理义利关系，如何追逐功利，如何进行正确的利益导向与道德价值导向，已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课题。
再次，应当遏制大学校园内功利观扭曲的现象。
以具体功利为追求、以感官享受为满足、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在大学中日益凸现。其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价值目标实惠化即弱化政治思想，弱化社会理想，弱化个人理想；价值评价标准双重即理想标准与现实标准相脱离，对己标准与对人标准相脱离，主体需要与客观可能相脱离；价值行为重结果轻手段，割裂手段与目的的辩证统一性”。[7]具体表现：在价值取向上躲避崇高、追逐感觉。学习上急功近利、疏离经典、满足世俗。学习动机上执着地追求学习形式，却对所学内容本身不感兴趣。关心最多的是外语四、六级能不能通过，能否顺利地拿到计算机等级证书而不是自己真正的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入党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是作为一种投资行为，作为择业和就业竞争资本的功能性手段。求职就业时总是向往高薪水、高职位、高起点，渴求高收入、高物质回报率，只希望到生活条件好和福利待遇高的机关、外企、大公司工作而不是自身价值的实现。在人际交往活动中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心理满足，还有对物质的需求。不少人在择偶时不谈理想和品德等，而是注重对方的经济状况等当前功利条件，想着“傍大款”。更有甚者为了日后能找到好工作，学术造假、制作假的学历和荣誉证书，严重丧失了诚信品质，一次次突破道德甚至法律底线。
至此，我们似乎处在了一个两难的境地：面对追逐功利的正当性与功利异化的极端危害性，我们将何去何从？
3 大学教育要努力在“功利”问题上达成共识
第一，去除主观偏见全面认识“功利”内涵的多样性。
密尔在《论自由》指出：“所谓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8]。在密尔看来，功利应包括公民的个性发展自由以及更高层次的“质化”幸福的获得。因此，要坚决避免由于工具理性的膨胀而造成人性扭曲、精神贫困、恐惧感和孤独感倍增，并可能阻滞整个人类“永久利益”的出现。密尔认为快乐按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肉体或物质的快乐和精神的快乐两类，追求后者比前者显然要高尚得多。这里的精神快乐同时包括了智能、感情、想象力和道德情操等内容。人们不仅要追求肉体感官上的快乐，更应追求精神层面的幸福，只有这样才能从低级的动物性中走出来。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利益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个体活动的动因。物质利益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利益，是人们其他一切利益的基础。物质利益又可以分为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等。在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极为重要。个人可以在遵纪守法、不损害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诚实劳动获取个人的正当利益。同时，如果每个个人得利益得以实现也就意味着集体利益的最终的实现。
因此，我们所要追求的功利既包括肉体感官上的快乐，又包括精神层面的幸福；既包括低层次的需要又包括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既包括个体的眼下的局部的利益需要又包括集体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需要，当然我们更重视这些功利是通过什么手段怎样得到的。
第二，摒弃“去功利”的思维定势引导大学生形成对待功利的科学态度。
大学生的功利心理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也不存在义与利的绝对对立。一个没有功利思想的人，他很可能缺乏上进心。所以在大学中实施“去功利化教育”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面对大学生的功利倾向，我们要更好地去进行引导。从其积极意义来讲，大学生的功利心理激发和调动了大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当前大学生主体意识逐步增强，成才渴望日益强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从他们追求个性、渴望成功、实现人生价值的积极诉求出发，以他们所乐于接受的方法入情入理地做启迪、点化工作。从社会现实生活抓起，倡导在社会中逐渐放开对功利的要求。营造良好公正的氛围，潜移默化中引导大学生对功利的态度：一方面，要鼓励大学生崇尚功利，这里的“功利”，董仲舒称之为“养身之利”即物质文明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全社会要十分重视“养心之义”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当代我们所推崇的功利观必然要突破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及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安贫乐道思想等贵义贱利乃至存义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既要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又要注重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
第三，分层次引导区别对待大学生功利性价值观。
针对大学生思想觉悟多层次性的客观现实，必须把功利教育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既要坚持以社会主义集体价值观为导向，又要针对大学生思想觉悟的不同层次水平，提出不同的要求。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划分层次，区别对象，鼓励先进，照顾多数。对于普通大学生，要引导他们坚守社会道德和法律底线，以合理合法的手段来追逐功利，做到利己而不损人的低层次要求并向利己利人、舍己为人等更高道义目标努力。对于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尤其是党员学生，要引导他们模范地遵守社会主义社会公民道德要求，培养他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高尚思想道德品质。总之，形成一种提倡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个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使学生认识到在大胆谋利的同时努力追求道义，自觉地实现“经济人”与“社会人、道德人”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5，1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2，43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03，228.
[4] 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64.
[5] 方克立.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45，194，196.
[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73.
[7] 向海英.论当代大学生实用功利型人生价值观［J］.江苏社会科学，2007（s2）.
[8]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2.
[9] 胡泽勇.社会主义与功利主义［J］.江汉论坛，2005（4）.
[10] 舒锦宏.论大学生功利心理的合理性［J］.人民论坛，2010（4）.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 功利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2）11（b）-0014-02
“功利”在《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功效与利益，或者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功名利禄。但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功利”一词长期以来被视为具有贬义色彩的伦理学概念。一谈“功利”，似乎就等于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极端利己。对“功利”的片面理解无疑会影响我们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正确对待功利、大学生应该树立怎样的功利观等等重要问题。本文试图重新审视“功利”概念，客观评价“功利”观念的地位意义以期对当代大学生功利教育提出些有益思考。
1 关于“功利”评价的文献综述
1.1 西方思想中关于“功利”概念以及基本评价
“功利”及功利主义最早出现于西方。西方的概念“utility”一词，严复在《天演论》中将其译为“功利”。不过，这一概念也被译为“功用”或“效用”。“utility”一词作为西方功利主义所提倡的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功利主义之父边沁首次在休谟的著作中发现的。他把“utility”界定为客体的一种性质，如果一种客体能够增进人们的快乐或幸福，那么该客体所具备的这种性质就是“utility”。西方功利主义代表人物密尔认为：“功利即最大的幸福”。[1]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幸福，也是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他明确提出了“功利主义”的概念，并将“利他主义”纳入自己的体系。密尔指出：“功利主义以幸福为标准定行为之正当，并非指行为者自己的幸福，而是指一切相关的人们的幸福。功利主义要求人在他自己的幸福和他人幸福之间做到严格的公平”[1]由此可见，在西方文化中功利或功利主义都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功利主义并不是只为个人享乐而侵犯他人幸福，并不是唯利主义、利己主义。
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功利”的深刻表述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马克思认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2]“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恩格斯也说过：“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的存在第一日起直至今日起推动作用的灵魂。”[3]个人对财富的追求恰恰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表明，经典作家认为，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也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4]中国共产党人是讲功利的，但不是狭隘的功利，而是革命的功利。
1.3 中华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功利”观念及其引导
中国传统文化，一般较少谈功利的思想。但是关于功利的评述也多次出现在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中。比如，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皆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5]。荀子认为，人性天生是“恶”的，是好利的。对于这种求利欲的本性，他主张通过适当引导，能合理满足的则尽量满足，满足不了的退而加以节制。又比如，《管子》一书认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5]。再如，司马迁把求利求富定义为人的天生情性，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对待功利最好的对策则是因势利导、让人得其所欲。
通过文献综述可得，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典作者不约而同指出了利益的客观存在的特征，对于功利重在引导，适得其所。
2 大学教育澄清“功利”观念的客观必然性
首先，当代社会实践需要大学教育包含“功利”诉求。
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不断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而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竞争性。在竞争机制下，每一个个体都被看成是“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激发了人们行动的积极性，行动的效率大幅度地提高。现代市场经济是理性的，利益导向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一旦违背了这条原则，就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因此，人们不能没有商品意识和经济头脑，更不能不正视功利和利益。如，“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财富”的功利主义色彩的口号也逐渐被社会所认可，并且进一步认为忽视人们的正当利益，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另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强调按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功利色彩。如，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偏重于自然和技术科学，就业不好的专业就会被减招或者停止招生。什么专业就业前景好，什么职业热门，高校就设什么专业。学生读大学就是为以后就业做准备的，教育发展以社会发展作为最高目标。衡量高校的标准终归是看它们究竟能解决多少现实问题。
当代大学生就是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下，内含追逐功利的价值观使得他们注重自身利益，鼓励他们去努力去争取。就算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压力，也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其实无论是谁，追逐功利都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看待功利，采取什么手段追逐功利，追逐怎样的功利。
其次，必须厘清对待“功利”的两种错误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把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放到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极端对立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义与利的争论。孔子强调“义”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性，把“义”当作评判行为的主要准则。他赋予“义、利”以鲜明的褒贬色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6]。孟子则把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放到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极端对立的地位。董仲舒则更进一步发挥孟子的“贵义贱利观”，进一步推出了“正其谊（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的反功利主义结论。朱熹等人更是把义与利的对立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在“文革”时期，对功利主义的反对也到了极至，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唐口号。总之这些观点都是极端的、抽象的、唯心的的甚至是反人性的。
另一种倾向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正面临着一个新旧、中西道德观念的激烈交锋时期。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急功近利价值追求在全社会的恶性泛滥，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必然会导致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等腐朽现象的恶性膨胀。如何处理义利关系，如何追逐功利，如何进行正确的利益导向与道德价值导向，已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课题。
再次，应当遏制大学校园内功利观扭曲的现象。
以具体功利为追求、以感官享受为满足、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在大学中日益凸现。其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价值目标实惠化即弱化政治思想，弱化社会理想，弱化个人理想；价值评价标准双重即理想标准与现实标准相脱离，对己标准与对人标准相脱离，主体需要与客观可能相脱离；价值行为重结果轻手段，割裂手段与目的的辩证统一性”。[7]具体表现：在价值取向上躲避崇高、追逐感觉。学习上急功近利、疏离经典、满足世俗。学习动机上执着地追求学习形式，却对所学内容本身不感兴趣。关心最多的是外语四、六级能不能通过，能否顺利地拿到计算机等级证书而不是自己真正的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入党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是作为一种投资行为，作为择业和就业竞争资本的功能性手段。求职就业时总是向往高薪水、高职位、高起点，渴求高收入、高物质回报率，只希望到生活条件好和福利待遇高的机关、外企、大公司工作而不是自身价值的实现。在人际交往活动中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心理满足，还有对物质的需求。不少人在择偶时不谈理想和品德等，而是注重对方的经济状况等当前功利条件，想着“傍大款”。更有甚者为了日后能找到好工作，学术造假、制作假的学历和荣誉证书，严重丧失了诚信品质，一次次突破道德甚至法律底线。
至此，我们似乎处在了一个两难的境地：面对追逐功利的正当性与功利异化的极端危害性，我们将何去何从？
3 大学教育要努力在“功利”问题上达成共识
第一，去除主观偏见全面认识“功利”内涵的多样性。
密尔在《论自由》指出：“所谓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8]。在密尔看来，功利应包括公民的个性发展自由以及更高层次的“质化”幸福的获得。因此，要坚决避免由于工具理性的膨胀而造成人性扭曲、精神贫困、恐惧感和孤独感倍增，并可能阻滞整个人类“永久利益”的出现。密尔认为快乐按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肉体或物质的快乐和精神的快乐两类，追求后者比前者显然要高尚得多。这里的精神快乐同时包括了智能、感情、想象力和道德情操等内容。人们不仅要追求肉体感官上的快乐，更应追求精神层面的幸福，只有这样才能从低级的动物性中走出来。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利益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个体活动的动因。物质利益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利益，是人们其他一切利益的基础。物质利益又可以分为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等。在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极为重要。个人可以在遵纪守法、不损害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诚实劳动获取个人的正当利益。同时，如果每个个人得利益得以实现也就意味着集体利益的最终的实现。
因此，我们所要追求的功利既包括肉体感官上的快乐，又包括精神层面的幸福；既包括低层次的需要又包括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既包括个体的眼下的局部的利益需要又包括集体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需要，当然我们更重视这些功利是通过什么手段怎样得到的。
第二，摒弃“去功利”的思维定势引导大学生形成对待功利的科学态度。
大学生的功利心理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也不存在义与利的绝对对立。一个没有功利思想的人，他很可能缺乏上进心。所以在大学中实施“去功利化教育”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面对大学生的功利倾向，我们要更好地去进行引导。从其积极意义来讲，大学生的功利心理激发和调动了大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当前大学生主体意识逐步增强，成才渴望日益强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从他们追求个性、渴望成功、实现人生价值的积极诉求出发，以他们所乐于接受的方法入情入理地做启迪、点化工作。从社会现实生活抓起，倡导在社会中逐渐放开对功利的要求。营造良好公正的氛围，潜移默化中引导大学生对功利的态度：一方面，要鼓励大学生崇尚功利，这里的“功利”，董仲舒称之为“养身之利”即物质文明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全社会要十分重视“养心之义”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当代我们所推崇的功利观必然要突破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及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安贫乐道思想等贵义贱利乃至存义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既要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又要注重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
第三，分层次引导区别对待大学生功利性价值观。
针对大学生思想觉悟多层次性的客观现实，必须把功利教育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既要坚持以社会主义集体价值观为导向，又要针对大学生思想觉悟的不同层次水平，提出不同的要求。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划分层次，区别对象，鼓励先进，照顾多数。对于普通大学生，要引导他们坚守社会道德和法律底线，以合理合法的手段来追逐功利，做到利己而不损人的低层次要求并向利己利人、舍己为人等更高道义目标努力。对于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尤其是党员学生，要引导他们模范地遵守社会主义社会公民道德要求，培养他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高尚思想道德品质。总之，形成一种提倡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个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使学生认识到在大胆谋利的同时努力追求道义，自觉地实现“经济人”与“社会人、道德人”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5，1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2，43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03，228.
[4] 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64.
[5] 方克立.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45，194，196.
[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73.
[7] 向海英.论当代大学生实用功利型人生价值观［J］.江苏社会科学，2007（s2）.
[8]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2.
[9] 胡泽勇.社会主义与功利主义［J］.江汉论坛，2005（4）.
[10] 舒锦宏.论大学生功利心理的合理性［J］.人民论坛，2010（4）.“功利”在《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功效与利益，或者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功名利禄。但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功利”一词长期以来被视为具有贬义色彩的伦理学概念。一谈“功利”，似乎就等于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极端利己。对“功利”的片面理解无疑会影响我们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正确对待功利、大学生应该树立怎样的功利观等等重要问题。本文试图重新审视“功利”概念，客观评价“功利”观念的地位意义以期对当代大学生功利教育提出些有益思考。
1 关于“功利”评价的文献综述
1.1 西方思想中关于“功利”概念以及基本评价
“功利”及功利主义最早出现于西方。西方的概念“utility”一词，严复在《天演论》中将其译为“功利”。不过，这一概念也被译为“功用”或“效用”。“utility”一词作为西方功利主义所提倡的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功利主义之父边沁首次在休谟的著作中发现的。他把“utility”界定为客体的一种性质，如果一种客体能够增进人们的快乐或幸福，那么该客体所具备的这种性质就是“utility”。西方功利主义代表人物密尔认为：“功利即最大的幸福”。[1]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幸福，也是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他明确提出了“功利主义”的概念，并将“利他主义”纳入自己的体系。密尔指出：“功利主义以幸福为标准定行为之正当，并非指行为者自己的幸福，而是指一切相关的人们的幸福。功利主义要求人在他自己的幸福和他人幸福之间做到严格的公平”[1]由此可见，在西方文化中功利或功利主义都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功利主义并不是只为个人享乐而侵犯他人幸福，并不是唯利主义、利己主义。
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功利”的深刻表述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马克思认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2]“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恩格斯也说过：“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的存在第一日起直至今日起推动作用的灵魂。”[3]个人对财富的追求恰恰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表明，经典作家认为，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也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4]中国共产党人是讲功利的，但不是狭隘的功利，而是革命的功利。
1.3 中华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功利”观念及其引导
中国传统文化，一般较少谈功利的思想。但是关于功利的评述也多次出现在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中。比如，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皆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5]。荀子认为，人性天生是“恶”的，是好利的。对于这种求利欲的本性，他主张通过适当引导，能合理满足的则尽量满足，满足不了的退而加以节制。又比如，《管子》一书认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5]。再如，司马迁把求利求富定义为人的天生情性，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对待功利最好的对策则是因势利导、让人得其所欲。
通过文献综述可得，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典作者不约而同指出了利益的客观存在的特征，对于功利重在引导，适得其所。
2 大学教育澄清“功利”观念的客观必然性
首先，当代社会实践需要大学教育包含“功利”诉求。
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不断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而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竞争性。在竞争机制下，每一个个体都被看成是“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激发了人们行动的积极性，行动的效率大幅度地提高。现代市场经济是理性的，利益导向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一旦违背了这条原则，就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因此，人们不能没有商品意识和经济头脑，更不能不正视功利和利益。如，“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财富”的功利主义色彩的口号也逐渐被社会所认可，并且进一步认为忽视人们的正当利益，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另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强调按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功利色彩。如，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偏重于自然和技术科学，就业不好的专业就会被减招或者停止招生。什么专业就业前景好，什么职业热门，高校就设什么专业。学生读大学就是为以后就业做准备的，教育发展以社会发展作为最高目标。衡量高校的标准终归是看它们究竟能解决多少现实问题。 当代大学生就是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下，内含追逐功利的价值观使得他们注重自身利益，鼓励他们去努力去争取。就算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压力，也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其实无论是谁，追逐功利都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看待功利，采取什么手段追逐功利，追逐怎样的功利。
其次，必须厘清对待“功利”的两种错误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把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放到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极端对立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义与利的争论。孔子强调“义”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性，把“义”当作评判行为的主要准则。他赋予“义、利”以鲜明的褒贬色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6]。孟子则把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放到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极端对立的地位。董仲舒则更进一步发挥孟子的“贵义贱利观”，进一步推出了“正其谊（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的反功利主义结论。朱熹等人更是把义与利的对立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在“文革”时期，对功利主义的反对也到了极至，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唐口号。总之这些观点都是极端的、抽象的、唯心的的甚至是反人性的。
另一种倾向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正面临着一个新旧、中西道德观念的激烈交锋时期。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急功近利价值追求在全社会的恶性泛滥，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必然会导致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等腐朽现象的恶性膨胀。如何处理义利关系，如何追逐功利，如何进行正确的利益导向与道德价值导向，已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课题。
再次，应当遏制大学校园内功利观扭曲的现象。
以具体功利为追求、以感官享受为满足、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在大学中日益凸现。其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价值目标实惠化即弱化政治思想，弱化社会理想，弱化个人理想；价值评价标准双重即理想标准与现实标准相脱离，对己标准与对人标准相脱离，主体需要与客观可能相脱离；价值行为重结果轻手段，割裂手段与目的的辩证统一性”。[7]具体表现：在价值取向上躲避崇高、追逐感觉。学习上急功近利、疏离经典、满足世俗。学习动机上执着地追求学习形式，却对所学内容本身不感兴趣。关心最多的是外语四、六级能不能通过，能否顺利地拿到计算机等级证书而不是自己真正的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入党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是作为一种投资行为，作为择业和就业竞争资本的功能性手段。求职就业时总是向往高薪水、高职位、高起点，渴求高收入、高物质回报率，只希望到生活条件好和福利待遇高的机关、外企、大公司工作而不是自身价值的实现。在人际交往活动中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心理满足，还有对物质的需求。不少人在择偶时不谈理想和品德等，而是注重对方的经济状况等当前功利条件，想着“傍大款”。更有甚者为了日后能找到好工作，学术造假、制作假的学历和荣誉证书，严重丧失了诚信品质，一次次突破道德甚至法律底线。
至此，我们似乎处在了一个两难的境地：面对追逐功利的正当性与功利异化的极端危害性，我们将何去何从？
3 大学教育要努力在“功利”问题上达成共识
第一，去除主观偏见全面认识“功利”内涵的多样性。
密尔在《论自由》指出：“所谓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8]。在密尔看来，功利应包括公民的个性发展自由以及更高层次的“质化”幸福的获得。因此，要坚决避免由于工具理性的膨胀而造成人性扭曲、精神贫困、恐惧感和孤独感倍增，并可能阻滞整个人类“永久利益”的出现。密尔认为快乐按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肉体或物质的快乐和精神的快乐两类，追求后者比前者显然要高尚得多。这里的精神快乐同时包括了智能、感情、想象力和道德情操等内容。人们不仅要追求肉体感官上的快乐，更应追求精神层面的幸福，只有这样才能从低级的动物性中走出来。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利益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个体活动的动因。物质利益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利益，是人们其他一切利益的基础。物质利益又可以分为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等。在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极为重要。个人可以在遵纪守法、不损害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诚实劳动获取个人的正当利益。同时，如果每个个人得利益得以实现也就意味着集体利益的最终的实现。
因此，我们所要追求的功利既包括肉体感官上的快乐，又包括精神层面的幸福；既包括低层次的需要又包括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既包括个体的眼下的局部的利益需要又包括集体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需要，当然我们更重视这些功利是通过什么手段怎样得到的。
第二，摒弃“去功利”的思维定势引导大学生形成对待功利的科学态度。
大学生的功利心理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也不存在义与利的绝对对立。一个没有功利思想的人，他很可能缺乏上进心。所以在大学中实施“去功利化教育”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面对大学生的功利倾向，我们要更好地去进行引导。从其积极意义来讲，大学生的功利心理激发和调动了大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当前大学生主体意识逐步增强，成才渴望日益强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从他们追求个性、渴望成功、实现人生价值的积极诉求出发，以他们所乐于接受的方法入情入理地做启迪、点化工作。从社会现实生活抓起，倡导在社会中逐渐放开对功利的要求。营造良好公正的氛围，潜移默化中引导大学生对功利的态度：一方面，要鼓励大学生崇尚功利，这里的“功利”，董仲舒称之为“养身之利”即物质文明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全社会要十分重视“养心之义”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当代我们所推崇的功利观必然要突破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及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安贫乐道思想等贵义贱利乃至存义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既要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又要注重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
第三，分层次引导区别对待大学生功利性价值观。
针对大学生思想觉悟多层次性的客观现实，必须把功利教育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既要坚持以社会主义集体价值观为导向，又要针对大学生思想觉悟的不同层次水平，提出不同的要求。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划分层次，区别对象，鼓励先进，照顾多数。对于普通大学生，要引导他们坚守社会道德和法律底线，以合理合法的手段来追逐功利，做到利己而不损人的低层次要求并向利己利人、舍己为人等更高道义目标努力。对于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尤其是党员学生，要引导他们模范地遵守社会主义社会公民道德要求，培养他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高尚思想道德品质。总之，形成一种提倡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个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使学生认识到在大胆谋利的同时努力追求道义，自觉地实现“经济人”与“社会人、道德人”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5，1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2，43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03，228.
[4] 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64.
[5] 方克立.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45，194，196.
[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73.
[7] 向海英.论当代大学生实用功利型人生价值观［J］.江苏社会科学，2007（s2）.
[8]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2.
[9] 胡泽勇.社会主义与功利主义［J］.江汉论坛，2005（4）.
[10] 舒锦宏.论大学生功利心理的合理性［J］.人民论坛，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