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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北火车站搭乘南下的台铁，20多分钟后，一个名叫莺歌的小城出现在眼前。
林立的广告牌隐隐遮住了闽南式的红砖建筑，城里不多的几条街道大都有点窄，也没有红绿灯，然而南来北往的车辆秩序井然。隔三岔五就出现的陶瓷店里，系着围裙的师傅们或忙着在转台上塑坯，或是用砂纸打磨已见雏形的陶罐，不时吸引着在连廊骑楼下闲逛的外地游客。走进去听老板说道一下陶器的制造手艺或者是店里所收藏“宝贝”的来由，再喝上一杯当季的绿茶，时光就这样在小城里逐渐放慢了脚步。
有“台湾景德镇”美称的莺歌镇上有数百家陶瓷工厂和陶艺店，老街上，不仅有成排的陶瓷店面，还有当年烧窑制瓦烟囱和炉窑的遗迹，空气中仿佛也弥漫着陶土的气味。在当地陶瓷博物馆中，至今还保存着当时向外地发送陶瓷制品的火车车厢，车厢里分别摆放着木材陶土、粗制的盆罐、精致现代的生活瓷器和陶瓷艺术品等，老旧的列车在时光的轨道上，一一展示了莺歌陶瓷发展史的每个瞬间。
老街上的店铺虽说一样是商业化运作，但大都不肯“屈从”于过于直白的钱物交易，很多店面摆设得相当古朴典雅，仿佛售卖的不是餐点和瓷器，而是艺术和历史。
富贵陶园，一个听起来有些庸俗的餐厅，超现实的佛陀、怀旧的脚踏车、古拙静谧的瓷碗，甚至在门口围墙上栩栩如生的小孩和鸟，在两层的建筑里一大半部被各种各样的陶艺精品占据。再听一听老板关于“富于心，贵于情”的解释，油然而生一种在博物馆里就餐的冲动。
街头的一家“甜不辣”小吃店也是当地人最爱光顾的地方之一，穿过门口热气腾腾的炉灶，在一面玻璃包裹的土墙下，样式古旧的瓷碗、瓷瓶和陶艺制品摆满四周。一边品尝大肠面线和“甜不辣”入口即化的地道美味，一边听老板娘说起玻璃下那面土墙的百年故事，老街的文化和历史开始慢慢融入你的肠胃。
老街中段一个集中贩售瓷器的市集也是如此。从暗黑的拱形窑道一路摸索进去，能在昏暗灯光下，看到旁边摆设着不同时期的陶瓷制品。进入烟囱正下方巨大的窑炉里，扎堆售卖瓷杯、瓷盘和陶艺纪念品的小摊豁然出现在了眼前。不管有没有淘到什么纪念品，这种当地窑炉式的烧制工艺肯定会印在来客的脑海里。
喝咖啡送陶瓷杯，吃套餐赠陶制餐具，一杯饮料的发票就可兑换游览“国立”陶瓷博物馆的门票，以及许多乍看都像是艺术品展馆的陶瓷风格艺品店等，除了店里摆设微微泛着光晕的瓷器外，在莺歌你会发现诸如此类更多的“推销”文化和艺术的地方。莺歌也仿佛试图用陶土烧制成的器件，存留历史，对抗着时光的流失。
刀鱼 朱伟
吃本身就是一个精致而不容马虎的过程，是细细地辨与剔的技巧。
又到了吃刀鱼的李节。
在我看来，早春二月吃刀鱼是一种诱惑，它其实来自春意的召唤一乍暖还寒季节，春雨尚未滋润，春风尚未明媚，满目仍是枯黄色，惟见柳枝已经绽上新绿。而此时，春水已将深蓝漾为浅蓝，蒌蒿刚漏芽，春潮迷雾出刀鱼，多美!赶在春江水暖前，烟霏朦胧中，它摇曳着银色，就劈浪来了。
早春吃刀鱼之鲜嫩，活肉才鲜美。刀鱼之美就在体薄，它一身细密芒刺，以薄到不能再薄之体态，肉、刺几成一体。因弱骨柔肌，体薄轻盈，才能在水中快速游曳，而游动速度越快，越在水流中激成一身活肉。至于清明后，它全身柔软的芒刺就会变硬的说法，我以为，很可能是文人强调时节的一种说辞——清明后，桃红柳绿，繁华遍地，春晚矣，刀鱼亦就老矣。仅相隔一月间，江水何以就能把一身软刺变成硬刺呢?
现在回忆我自己难忘的吃刀鱼经历，其实完全是一次随遇。去年，从安徽坐车到南京，走高速公路，因考虑到南京就过了午饭点，就随意找了个出口，打算随便吃点午饭再赶路。巧的是，路边刚好有一家简便餐馆，挂着尝长江刀鲜的招牌。进门一问，刚好此地不远便是长江，江边有渔市，江上之鱼随捕随卖。店主答应去渔市现买，我等便喝着廉价茶、嗑着瓜子静候。约摸半小时功夫，告诉说今天还真有运气，拎回五六尾，每尾足有三两多。真是腮红新出水，头尖身窄如刀，一身耀眼的银白。此物腮下有长须，如麦芒，店主说，如今能碰到这样三两多的，已属不易?于是就叮嘱绝对清蒸，只需葱、姜、酒、少许盐，绝对不能用酱油。
蒸鱼最要紧的是火候。按袁枚在《随园食单》里的说法，一条烹完的好鱼标准，是要保持鱼肉之活。活肉是“色白如玉，凝而不散”，死肉是“色白如粉，不相胶粘”。如何保证呢?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了，前提是“紧火”，使之凝而无以发散，才能“鲜肥进出，不失天真”，“鲜味尽在鱼中，并无一物能侵，亦无一物可泄”。紧火，必须火力充足，急聚而熟。最好是在柴火灶内添以熊熊旺火，锅盖密封，锅盖又能吸纳沸腾之蒸汽。端上桌，鱼确实是新鲜，周身仍是银白，淡香游盈。
以我之见，刀鱼之美，其实全在刺上，品尝其鲜，就不得不需要时间成本——其肉之薄嫩，筷尖只需轻轻一点，已见芒刺，刺与肉本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你要像婴儿般仔细吸吮刺上之嫩肉，再把吮完肉的刺完整吐出来才觉到其美。于是，吃本身就是一个精致而不容马虎的过程，实际是细细地辨与剔的技巧。
有关刀鱼，我看到触动我心的报道是说，因其能卖高价，到春水荡漾时，从长江口起，是层层下网，严阵以待，惟恐有一条漏网之鱼。可怜的它们，从大海深处辛辛苦苦地往长江里游，是为寻求一个风平浪静的去处，下卵繁育后代的啊。据说它们的目的地本是洞庭湖，现在，在江阴湾里就全部成了觥筹交错间桌上狼藉的佳肴了。
于是就觉到自己参与津津乐道之罪恶。记忆里的白粽子 田一洁
最简单的滋味最足，你瞳吗?
记忆里，每年端午，妈妈部要被外公召回，千里迢迢地回娘家去，只为了吃两餐饭，住一晚，再背一篓粽子。所谓的千里迢迢，其实也就四十几里山路，不通车的年代，羊肠山路，爬山下坎过河的那种辛苦，不用千里迢迢来形容，好像对不起那肿起来的腿，乡亲们把这种感觉形容得很贴切，
“看到的屋，走得哭。”
那时候，还是学生的我和姐姐，没有精力去外公家过节。端午第二天，从学校回到家，妈妈也刚好从外公家回来了，她的背篓里，一定就有外公包的白粽子。我们家离外公家虽然相隔不远，两座山，气候却不同。外公那边，既产糯米，又产粽叶，我们这里，这两样部不产。在物质不丰富的年代，端午第二天到家的粽子，让我们特别期待。
外婆过世得早，外公里外干活都是一把好手，包粽子也不例外，米是头天就泡好的米，叶子是当天从山里采回来的。一片叶子从中间旋起一个小窝，再往里放糯米，边放米边拿筷子压实，米放好后收一个三角形的口，再用纳鞋底的白绵线扎好，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包好的粽子个头匀称，透着莹绿的色泽，现在我们常在街上看到的粽子跟它一比，只能用灰头土脸来形容。
粽子煮好后，色泽更加润绿，白米绿叶子衬在一起，就像一汪翠玉遇到了俏丽佳人的白手臂。糯米的香味和粽叶散发的那种清香碰在一起，实在是天作之合。之所以它叫白粽子，是因为里面只有米，就是这样的白粽子，味道非常好，偶尔也蘸白糖，白糖里加一点花生碎，好吃，幸福得直哼哼。 距最后一次吃这种白粽子到现在，已经有十年。那年端午第二天，妈妈从外公家回来，暴雨，妈进门的那一刻，我看见一道乳白色的水顺着背篓往下流。
我说叫外公明年别包了，怪麻烦的，妈说，你外公说了，明年不包了，手脚不利索，眼神也不好了，怕你们嫌他没弄干净。那一年的粽子吃得让人心酸，此后十年里，我都在外面读书或工作，每年端午打电话回家，都得知他们也没有吃到白粽子。小时候问过妈：
“妈，外公为什么不让你直接背米和叶子，回来我们自己包?”
妈反问：“外公还不是希望你们快点就可以吃到?”
“妈，外公为什么不包点肉或是别的?”
妈说：“最简单的滋味最足，你还不懂。”
“妈，为什么外公要给姐姐单独包一份?”
妈说：“你姐的那份掺了很多大米，她胃不好，不能吃太糯。”
“妈，为什么要走得腿部肿了，去背粽子?”
妈说：“你外公越来越老了，这样的节日过一个少一个。”
外公去年过世了，这个端午，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我在外面根本没有看见哪儿卖白粽子，也因为觉得永远失去了那个包粽子的人，站在街边悲中从来。
汉声的故事 老六
汉声图书里对自己的土地、乡亲和手艺、传承，是一种儿子侍奉母亲的态度。
有一段时间，我频频出没北京的汉声，与汉声的温碧光老师等人探讨设计问题。其间经常需要拿出《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这本书来佐证，每次温老师都特意叮嘱工作人员，拿繁体版的过来，即使就有一本简体版在手边。
我好奇心大作，将两个版本搁在一起，根本不用仔细观瞧或专业眼光，也能看出两者在印刷装订方面的差距。我马上对温老师说，夏季征订，我准备把繁体版《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和《戏出年画》都收进去。
温老师说，繁体版《戏出年画》已经绝版。
《戏出年画》在台湾付印时，正好承印厂家刚进口了一款新的海德堡印刷机型。黄永松老师连续几天几夜泡在印厂，尝试不同的纸张、不同的印刷手段、不同的装订工艺。这本书出来之后，海德堡厂家先购置了一批，说要把这本书作为他们新机器的示范产品，向其他客户展示他们机器的印刷水准。
这个故事后来被我屡屡提起。
几年前，我在宝岛漫游，一直想拜访一下台北的汉声巷，苦于没有他们的电话，便找北京的一个小兄弟帮忙。我言明此行的意图：想尝试一下，可否将汉声的图书通过合适的途径引进大陆，让《读库》的读者分享这些图书。小兄弟与黄永松老师相熟，他打通电话，说，你一定要好好接待老六，他是去帮你们的。
他把电话所说转述给我，我内心颇为得意。等走进台北汉声巷，见到黄永松老师，我才知道自己的念头是多么轻佻。此前没有你的“帮助”，人家汉声都结结实实活了三十多年；以后有没有你的“帮助”，他们照样气定神闲。
以后与汉声诸位同仁接触增多，他们对我影响很大。汉声涉及民间艺术和乡野调查的杂志系列长期亏损，而他们真正盈利的是幼儿读物，如“汉声小百科画报”等。温老师向我展示过一套他们出品的幼儿童话画册，重重一箱书，洋洋百万言。她说，这是汉声花了好几年时间做出来的，单是文字编辑，就有几十人之多，书中每一幅插图，他们都要找到文中所涉朝代的文物、遗迹，保证其色彩、格局、细节都一丝不苟。
这套书，在台湾销售了三十万套。
我还喜欢看汉声图书里的各类序、跋、编者按，甚至前言、图注、内容简介等说明性文字，喜欢弥漫其中的那种气息。他们对自己的土地、乡亲和手艺、传承，是一种儿子侍奉母亲的态度。
十几年前，黄永松等人在浙江乡村发现了失传八百多年的“夹缬”印染工艺。他马上将村民们染的布全部买走，拉了好几车皮。他们当时这么做，只是为了让村民们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是值钱的，从而将这个手艺延续下来。至于这些布现在值多少钱，卖出去多少，也许根本不是十几年前的他们考虑得到的。
汉声系列的许多专题，作者其实是大陆人。这些学者花多年心血进行调查、研究，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赔钱的书，于是在汉声出现之前，这些成果湮没无闻。
汉声做了三十多年，没有做成上市公司，黄永松也没有跻身福布斯富豪榜，而是和他的一干战友蜗居在台北一套单元房里，做着皓首穷经的事情。这在我们这些“成功的路只一条”的商业头脑看来，他实在是太失败了。
林立的广告牌隐隐遮住了闽南式的红砖建筑，城里不多的几条街道大都有点窄，也没有红绿灯，然而南来北往的车辆秩序井然。隔三岔五就出现的陶瓷店里，系着围裙的师傅们或忙着在转台上塑坯，或是用砂纸打磨已见雏形的陶罐，不时吸引着在连廊骑楼下闲逛的外地游客。走进去听老板说道一下陶器的制造手艺或者是店里所收藏“宝贝”的来由，再喝上一杯当季的绿茶，时光就这样在小城里逐渐放慢了脚步。
有“台湾景德镇”美称的莺歌镇上有数百家陶瓷工厂和陶艺店，老街上，不仅有成排的陶瓷店面，还有当年烧窑制瓦烟囱和炉窑的遗迹，空气中仿佛也弥漫着陶土的气味。在当地陶瓷博物馆中，至今还保存着当时向外地发送陶瓷制品的火车车厢，车厢里分别摆放着木材陶土、粗制的盆罐、精致现代的生活瓷器和陶瓷艺术品等，老旧的列车在时光的轨道上，一一展示了莺歌陶瓷发展史的每个瞬间。
老街上的店铺虽说一样是商业化运作，但大都不肯“屈从”于过于直白的钱物交易，很多店面摆设得相当古朴典雅，仿佛售卖的不是餐点和瓷器，而是艺术和历史。
富贵陶园，一个听起来有些庸俗的餐厅，超现实的佛陀、怀旧的脚踏车、古拙静谧的瓷碗，甚至在门口围墙上栩栩如生的小孩和鸟，在两层的建筑里一大半部被各种各样的陶艺精品占据。再听一听老板关于“富于心，贵于情”的解释，油然而生一种在博物馆里就餐的冲动。
街头的一家“甜不辣”小吃店也是当地人最爱光顾的地方之一，穿过门口热气腾腾的炉灶，在一面玻璃包裹的土墙下，样式古旧的瓷碗、瓷瓶和陶艺制品摆满四周。一边品尝大肠面线和“甜不辣”入口即化的地道美味，一边听老板娘说起玻璃下那面土墙的百年故事，老街的文化和历史开始慢慢融入你的肠胃。
老街中段一个集中贩售瓷器的市集也是如此。从暗黑的拱形窑道一路摸索进去，能在昏暗灯光下，看到旁边摆设着不同时期的陶瓷制品。进入烟囱正下方巨大的窑炉里，扎堆售卖瓷杯、瓷盘和陶艺纪念品的小摊豁然出现在了眼前。不管有没有淘到什么纪念品，这种当地窑炉式的烧制工艺肯定会印在来客的脑海里。
喝咖啡送陶瓷杯，吃套餐赠陶制餐具，一杯饮料的发票就可兑换游览“国立”陶瓷博物馆的门票，以及许多乍看都像是艺术品展馆的陶瓷风格艺品店等，除了店里摆设微微泛着光晕的瓷器外，在莺歌你会发现诸如此类更多的“推销”文化和艺术的地方。莺歌也仿佛试图用陶土烧制成的器件，存留历史，对抗着时光的流失。
刀鱼 朱伟
吃本身就是一个精致而不容马虎的过程，是细细地辨与剔的技巧。
又到了吃刀鱼的李节。
在我看来，早春二月吃刀鱼是一种诱惑，它其实来自春意的召唤一乍暖还寒季节，春雨尚未滋润，春风尚未明媚，满目仍是枯黄色，惟见柳枝已经绽上新绿。而此时，春水已将深蓝漾为浅蓝，蒌蒿刚漏芽，春潮迷雾出刀鱼，多美!赶在春江水暖前，烟霏朦胧中，它摇曳着银色，就劈浪来了。
早春吃刀鱼之鲜嫩，活肉才鲜美。刀鱼之美就在体薄，它一身细密芒刺，以薄到不能再薄之体态，肉、刺几成一体。因弱骨柔肌，体薄轻盈，才能在水中快速游曳，而游动速度越快，越在水流中激成一身活肉。至于清明后，它全身柔软的芒刺就会变硬的说法，我以为，很可能是文人强调时节的一种说辞——清明后，桃红柳绿，繁华遍地，春晚矣，刀鱼亦就老矣。仅相隔一月间，江水何以就能把一身软刺变成硬刺呢?
现在回忆我自己难忘的吃刀鱼经历，其实完全是一次随遇。去年，从安徽坐车到南京，走高速公路，因考虑到南京就过了午饭点，就随意找了个出口，打算随便吃点午饭再赶路。巧的是，路边刚好有一家简便餐馆，挂着尝长江刀鲜的招牌。进门一问，刚好此地不远便是长江，江边有渔市，江上之鱼随捕随卖。店主答应去渔市现买，我等便喝着廉价茶、嗑着瓜子静候。约摸半小时功夫，告诉说今天还真有运气，拎回五六尾，每尾足有三两多。真是腮红新出水，头尖身窄如刀，一身耀眼的银白。此物腮下有长须，如麦芒，店主说，如今能碰到这样三两多的，已属不易?于是就叮嘱绝对清蒸，只需葱、姜、酒、少许盐，绝对不能用酱油。
蒸鱼最要紧的是火候。按袁枚在《随园食单》里的说法，一条烹完的好鱼标准，是要保持鱼肉之活。活肉是“色白如玉，凝而不散”，死肉是“色白如粉，不相胶粘”。如何保证呢?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了，前提是“紧火”，使之凝而无以发散，才能“鲜肥进出，不失天真”，“鲜味尽在鱼中，并无一物能侵，亦无一物可泄”。紧火，必须火力充足，急聚而熟。最好是在柴火灶内添以熊熊旺火，锅盖密封，锅盖又能吸纳沸腾之蒸汽。端上桌，鱼确实是新鲜，周身仍是银白，淡香游盈。
以我之见，刀鱼之美，其实全在刺上，品尝其鲜，就不得不需要时间成本——其肉之薄嫩，筷尖只需轻轻一点，已见芒刺，刺与肉本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你要像婴儿般仔细吸吮刺上之嫩肉，再把吮完肉的刺完整吐出来才觉到其美。于是，吃本身就是一个精致而不容马虎的过程，实际是细细地辨与剔的技巧。
有关刀鱼，我看到触动我心的报道是说，因其能卖高价，到春水荡漾时，从长江口起，是层层下网，严阵以待，惟恐有一条漏网之鱼。可怜的它们，从大海深处辛辛苦苦地往长江里游，是为寻求一个风平浪静的去处，下卵繁育后代的啊。据说它们的目的地本是洞庭湖，现在，在江阴湾里就全部成了觥筹交错间桌上狼藉的佳肴了。
于是就觉到自己参与津津乐道之罪恶。记忆里的白粽子 田一洁
最简单的滋味最足，你瞳吗?
记忆里，每年端午，妈妈部要被外公召回，千里迢迢地回娘家去，只为了吃两餐饭，住一晚，再背一篓粽子。所谓的千里迢迢，其实也就四十几里山路，不通车的年代，羊肠山路，爬山下坎过河的那种辛苦，不用千里迢迢来形容，好像对不起那肿起来的腿，乡亲们把这种感觉形容得很贴切，
“看到的屋，走得哭。”
那时候，还是学生的我和姐姐，没有精力去外公家过节。端午第二天，从学校回到家，妈妈也刚好从外公家回来了，她的背篓里，一定就有外公包的白粽子。我们家离外公家虽然相隔不远，两座山，气候却不同。外公那边，既产糯米，又产粽叶，我们这里，这两样部不产。在物质不丰富的年代，端午第二天到家的粽子，让我们特别期待。
外婆过世得早，外公里外干活都是一把好手，包粽子也不例外，米是头天就泡好的米，叶子是当天从山里采回来的。一片叶子从中间旋起一个小窝，再往里放糯米，边放米边拿筷子压实，米放好后收一个三角形的口，再用纳鞋底的白绵线扎好，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包好的粽子个头匀称，透着莹绿的色泽，现在我们常在街上看到的粽子跟它一比，只能用灰头土脸来形容。
粽子煮好后，色泽更加润绿，白米绿叶子衬在一起，就像一汪翠玉遇到了俏丽佳人的白手臂。糯米的香味和粽叶散发的那种清香碰在一起，实在是天作之合。之所以它叫白粽子，是因为里面只有米，就是这样的白粽子，味道非常好，偶尔也蘸白糖，白糖里加一点花生碎，好吃，幸福得直哼哼。 距最后一次吃这种白粽子到现在，已经有十年。那年端午第二天，妈妈从外公家回来，暴雨，妈进门的那一刻，我看见一道乳白色的水顺着背篓往下流。
我说叫外公明年别包了，怪麻烦的，妈说，你外公说了，明年不包了，手脚不利索，眼神也不好了，怕你们嫌他没弄干净。那一年的粽子吃得让人心酸，此后十年里，我都在外面读书或工作，每年端午打电话回家，都得知他们也没有吃到白粽子。小时候问过妈：
“妈，外公为什么不让你直接背米和叶子，回来我们自己包?”
妈反问：“外公还不是希望你们快点就可以吃到?”
“妈，外公为什么不包点肉或是别的?”
妈说：“最简单的滋味最足，你还不懂。”
“妈，为什么外公要给姐姐单独包一份?”
妈说：“你姐的那份掺了很多大米，她胃不好，不能吃太糯。”
“妈，为什么要走得腿部肿了，去背粽子?”
妈说：“你外公越来越老了，这样的节日过一个少一个。”
外公去年过世了，这个端午，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我在外面根本没有看见哪儿卖白粽子，也因为觉得永远失去了那个包粽子的人，站在街边悲中从来。
汉声的故事 老六
汉声图书里对自己的土地、乡亲和手艺、传承，是一种儿子侍奉母亲的态度。
有一段时间，我频频出没北京的汉声，与汉声的温碧光老师等人探讨设计问题。其间经常需要拿出《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这本书来佐证，每次温老师都特意叮嘱工作人员，拿繁体版的过来，即使就有一本简体版在手边。
我好奇心大作，将两个版本搁在一起，根本不用仔细观瞧或专业眼光，也能看出两者在印刷装订方面的差距。我马上对温老师说，夏季征订，我准备把繁体版《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和《戏出年画》都收进去。
温老师说，繁体版《戏出年画》已经绝版。
《戏出年画》在台湾付印时，正好承印厂家刚进口了一款新的海德堡印刷机型。黄永松老师连续几天几夜泡在印厂，尝试不同的纸张、不同的印刷手段、不同的装订工艺。这本书出来之后，海德堡厂家先购置了一批，说要把这本书作为他们新机器的示范产品，向其他客户展示他们机器的印刷水准。
这个故事后来被我屡屡提起。
几年前，我在宝岛漫游，一直想拜访一下台北的汉声巷，苦于没有他们的电话，便找北京的一个小兄弟帮忙。我言明此行的意图：想尝试一下，可否将汉声的图书通过合适的途径引进大陆，让《读库》的读者分享这些图书。小兄弟与黄永松老师相熟，他打通电话，说，你一定要好好接待老六，他是去帮你们的。
他把电话所说转述给我，我内心颇为得意。等走进台北汉声巷，见到黄永松老师，我才知道自己的念头是多么轻佻。此前没有你的“帮助”，人家汉声都结结实实活了三十多年；以后有没有你的“帮助”，他们照样气定神闲。
以后与汉声诸位同仁接触增多，他们对我影响很大。汉声涉及民间艺术和乡野调查的杂志系列长期亏损，而他们真正盈利的是幼儿读物，如“汉声小百科画报”等。温老师向我展示过一套他们出品的幼儿童话画册，重重一箱书，洋洋百万言。她说，这是汉声花了好几年时间做出来的，单是文字编辑，就有几十人之多，书中每一幅插图，他们都要找到文中所涉朝代的文物、遗迹，保证其色彩、格局、细节都一丝不苟。
这套书，在台湾销售了三十万套。
我还喜欢看汉声图书里的各类序、跋、编者按，甚至前言、图注、内容简介等说明性文字，喜欢弥漫其中的那种气息。他们对自己的土地、乡亲和手艺、传承，是一种儿子侍奉母亲的态度。
十几年前，黄永松等人在浙江乡村发现了失传八百多年的“夹缬”印染工艺。他马上将村民们染的布全部买走，拉了好几车皮。他们当时这么做，只是为了让村民们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是值钱的，从而将这个手艺延续下来。至于这些布现在值多少钱，卖出去多少，也许根本不是十几年前的他们考虑得到的。
汉声系列的许多专题，作者其实是大陆人。这些学者花多年心血进行调查、研究，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赔钱的书，于是在汉声出现之前，这些成果湮没无闻。
汉声做了三十多年，没有做成上市公司，黄永松也没有跻身福布斯富豪榜，而是和他的一干战友蜗居在台北一套单元房里，做着皓首穷经的事情。这在我们这些“成功的路只一条”的商业头脑看来，他实在是太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