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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9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女士宣布,台北故宫将于2011年6月至9月推出“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台北故宫珍藏的《无用师卷》与原属一卷、今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的《剩山图》将合璧展出,重现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旷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原貌。
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到来之际,分藏两岸的《富春山居图》首次合璧,既蕴含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情愫,也在新的时代里被解读出新的意味来。
在位于杭州市中心西湖文化广场E区的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三楼书画展厅,一幅长卷平铺舒展在大型展柜中。这就是《富春山居图》之《剩山图》,是镇馆之宝。
安放《富春山居图》的展柜是从德国进口的,24小时恒温恒湿,连展厅的灯光都选用了光线柔和的冷光源LED灯。
在《剩山图》上,有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楷书题写的引首,从中可以窥见这幅画作的离奇身世:“元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卷真迹火烬余残本。”引首后另有加注:“此为荆溪吴氏云起楼所藏之本也,前幅尚有数尺已罹劫灰,其后幅久归清内府。”
注中所说“荆溪吴氏”,指的是明末清初大收藏家吴洪裕。“云起楼”乃吴家藏书楼。藏品之中,《富春山居图》是吴洪裕至爱,为此,他还专门盖了一栋“富春轩”作珍赏之所。
吴洪裕对《富春山居图》的喜爱到了偏执狂热的程度,可就是他的这份畸形的爱,险些让《富春山居图》沦为陪葬品。这也就是为人所熟知的《富春山居图》险遭“火殉”的故事。
当时的著名画家恽寿平在其《南田画跋》中这样记录:“吴问卿(吴洪裕字)生平所爱玩者有二卷,一为智永《千文》真迹,一为《富春图》,将以为殉。弥留,为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真迹,自临以视其烬。诘朝焚《富春图》,祭酒,面付火,火炽辄还卧内……”
吴洪裕就此安心闭眼,撒手人寰。而就在他转身离开的瞬间,“其从子(侄子)吴静庵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
然而,由于火势太猛,经吴静庵抢救出来的画卷,已断裂去前面五尺许。中间烧出数个连珠洞,并断成一大一小两段。被烧毁的五尺,画的是城楼隐约,平沙无垠,为富春江口出钱塘的景色;五尺之后,才是峰峦云树,坡石起伏,恽寿平称它“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十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茫,变化极矣”!
吴静庵救出此卷后不久,经由当时极富鉴别能力和修复能力的古董商人吴其贞之手,将烧焦的部分细心揭下,发现还有尺许画卷完好,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这尺许完好画卷,为吴其贞所得。另外一段长余6米,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重新修复装裱,仍是一幅恢弘长卷,归吴静庵收藏。
从此,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分为两段,身首异处。
前段尺许画卷,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因是火焰焚毁的画卷所剩,所以被后人命名为《剩山图》;后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修补较多。而且,为了掩盖火烧痕迹,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的题跋被切割下来,挪至画首。跋中写明《富春山居图》是为“无用师”所画,所以此段被后人称为《无用师卷》。
流落到吴其贞手中的《剩山图》,自然免不了被高价转卖的流离命运。1669年,《剩山图》被清初大收藏家王廷宾重金购得,辑入《三朝宝绘册》。此后辗转于各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
《剩山图》再次面世,已是两百多年后的1938年。
曾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汪济英告诉笔者,那时候的《剩山图》只是一张古旧的画作,上面无题、无款、无识,很难鉴定。“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它被送到当时书画鉴定的大行家吴湖帆眼前。”
作为画家,吴湖帆早年与溥儒并称为“南吴北溥”,后与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在画坛有“三吴一冯”之称;作为鉴定家,他与收藏大家钱镜塘同称“鉴定双璧”。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湖帆有鉴定“一只眼”的外号,意即“触目立判真伪”,足见他在鉴定界的权威性。
1938年秋,吴湖帆卧病于上海家中。一天,上海古董名店汲古阁的老板曹友卿前来看望他。吴湖帆既是曹的“大客户”,也是他的“顾问”,两人交往日久。曹友卿此行随身带了一幅刚刚买到的残卷,请吴湖帆“掌眼”。
展卷之下,只见画面雄放秀逸,山峦苍茫,神韵非凡。吴湖帆捧画赏识良久,从画风、笔意、火烧痕迹等处反复研究,断定这就是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前一部分《剩山图》,当即向曹友卿提出购买。
曹友卿也是行家,一听吴湖帆要买,自然知道这幅画是至宝,不肯转手了。几番交涉,吴湖帆拿出家中珍藏的青铜重器周敦(敦,古代食器),这才换来了《剩山图》。
据曹友卿所说,这幅残卷是从一个画册中拆页所得。这本画册,即为王廷宾所辑《三朝宝绘册》,当时流落到江阴一户姓陈的人家。这家人却不识“金镶玉”,将画册拆页零售。
吴湖帆和曹友卿找到这家人,居然从其家中找到了被当作废纸的王廷宾题跋,文中详述了《剩山图》的由来和流转过程。
这篇文章虽然很有史料价值,不过单凭王廷宾为自己藏画所作的题跋,亦不能断定这幅《剩山图》就是当年“火殉”幸存的那尺许残卷。
最终让吴湖帆确认手中残卷就是《剩山图》无疑的,是《富春山居图》的另外一部分——藏于故宫的《无用师卷》。
书法家沈尹默在其为《剩山图》题眉时注曰:“其后幅(《富春山居图》后半段《无用师卷》)久归清内府,晨岁余与湖帆共预故宫博物馆审查书画之役得寓目焉。”
《剩山图》摆到了吴湖帆面前时,他之所以能一眼将其认出,与他亲眼观赏过同属一卷的《无用师卷》真迹应该大有关系。
此后确认《剩山图》,吴湖帆又找到了这两幅残卷的“血脉联系”。
在吴湖帆装裱的《富春一角》卷上,有一张《富春山居图》前后段画卷连接照片的影印。这幅照片,就是吴湖帆为鉴定《剩山图》所摄。在分别了两百多年后,《剩山图》和《无用师卷》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短暂重逢。
《富春山居图》是用六张宣纸连接而作的长卷,每个连接处都有骑缝印章。《剩山图》和《无用师卷》连接处的上端,就盖着一枚吴之矩的白文方印。这枚印章加盖时,《富春山居图》尚是一幅完整长卷。
虽然《剩山图》经过不同藏家装裱,经过截边,比《无用师卷》窄了1.8厘米,但两段画卷合在一起时,这枚印章仍严丝合缝。
那场“火殉”之灾,在《富春山居图》前后两段留下了共同的伤疤。吴湖帆在照片上勾勒出五处火痕。从《无用师卷》向右至《剩山图》,五处火痕几乎等距离分布,而且越往右火痕越大。
中间的一处火痕,恰好就在骑缝章之下,两段画作各半。吴湖帆在旁加注:“下方石坡、小树、沙脚,除火痕空处各经补笔外,余皆一气连属。”
实际上,吴湖帆能够通过《无用师卷》影印本的对比确认《剩山图》,多少也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因为那时候,《无用师卷》被确认为《富春山居图》真迹也不过四五年光景。
清乾隆十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加盖玉玺,赋诗题词。没想到,第二年,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又被进贡到了御案上!
后一幅才是黄公望真迹,即《富春山居图》后大半段《无用师卷》。自遭遇“火殉”之灾被分为两段后,《无用师卷》先后经历了张范我、季寓庸、王鸿绪等几位收藏家,乾隆年间辗转入宫。
而此前,乾隆已经得到的那一卷《富春山居图》,实际是明末文人的临摹之作。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的题款。因为伪作题款中说是为“子明隐君”所画,所以,这幅画又被后人称之为《子明卷》。
事实上,《子明卷》的仿制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显然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乾隆皇帝还是在这个并不高明的伪作上“走眼”了。
《子明卷》和《无用师卷》究竟孰真孰假?最终,在翰林院掌院学士梁诗正、礼部侍郎沈德潜等几位大臣的附和下,乾隆认定《子明卷》为真迹。不过,他同时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决定:花了“二千金”把《无用师卷》留在了宫中,列入“石渠宝笈次等”。
此后,梁诗正受命代笔在《无用师卷》上题跋,解释了花大价钱买“赝品”的初衷:“……此卷笔力苶弱,其为膺鼎无疑,惟画格秀润可喜,亦如双钩,下真迹一等,不妨并存,因并所售以二千金留之,俟续入《石渠宝笈》,因为辨说,识诸旧卷……”
乾隆皇帝颇有风雅兴致,一大爱好就是把玩皇宫收藏的历代名画,之后在上面留下题画诗。而《无用师卷》画上,除了这段“御识”,再没有留下任何“乾隆御笔”。
再看《子明卷》,因为深受乾隆喜爱,每观赏一次就题诗一首,先后题了48年、50多处,把画卷上的留白处统统变成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就是这样还意犹未尽,最后实在没有地方题字了,乾隆在前隔水题了一句“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
《富春山居图》真迹,却以赝品之名得以保全“清白身”,可谓离奇大幸。
就这样,这幅真迹不受打扰地在清宫里静静地躺了近200年。
1935年,故宫藏品赴伦敦参加国际展览,吴湖帆任审查委员并负责整理展品,有机会初见《无用师卷》真容。
最先看出两画真伪的,是吴湖帆的弟子徐邦达。徐邦达曾是故宫研究室研究员,中央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理事,有“国眼”之称。
1933年,故宫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上明显的火烧和修补痕迹、《子明卷》不合规制的题款位置,引起了他的注意。经仔细考证,徐邦达推翻了清宫对两幅《富春山居图》的真伪判断。《无用师卷》终于“验明正身”。
至吴湖帆得到《剩山图》时,《无用师卷》已是举世公认的真迹。《富春山居图》首尾两段得以互为印证。
此后的十余年中,《无用师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文物万里大迁徙,辗转运抵四川、贵州等地安放。抗战胜利后,先是集中到重庆,随即运往南京,1948年底,在跨海大迁徙中,被运至台湾。
《剩山图》居于上海吴湖帆“梅景书屋”中十余年,直至1957年。这一年,吴湖帆将他装裱珍藏的《富春一角》长卷出售给了浙江省革命文物管理委员会。
吴湖帆何以舍得转让这幅“梅景书屋所藏第一名迹”?据浙江省博物馆党史部主任蔡琴介绍,当时在浙江省文管会供职的沙孟海获知《剩山图》藏于“梅景书屋”,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吴湖帆看到当时政府相当重视书画文物,爱护不遗余力,深为感佩,终于同意割爱。
由于当年经手《剩山图》转让的几位当事人皆已作古,这一段文博界传奇的诸多细节已经无法重现。但是,蔡琴主任的叙述或可弥补一些片段。
文管会之所以能够成功收购《剩山图》,与其人员构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管会主任邵裴子,是中国最早一代留美学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任浙江大学第二任校长,在江浙文化界声望极高。
沙孟海先生是当代中国书法巨擘,当时任浙江省文管会常委、调查组组长。他与吴湖帆交情较深,收购《剩山图》就由他具体操办。
最后,经沙文汉省长拍板,花了5000元购来了“镇馆之宝”。
明年,当人们观赏《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合璧展出时,观众一定能看出《富春山居图》承载了当年一群文化人保护国家文物的一片苦心。□
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到来之际,分藏两岸的《富春山居图》首次合璧,既蕴含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情愫,也在新的时代里被解读出新的意味来。
在位于杭州市中心西湖文化广场E区的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三楼书画展厅,一幅长卷平铺舒展在大型展柜中。这就是《富春山居图》之《剩山图》,是镇馆之宝。
安放《富春山居图》的展柜是从德国进口的,24小时恒温恒湿,连展厅的灯光都选用了光线柔和的冷光源LED灯。
在《剩山图》上,有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楷书题写的引首,从中可以窥见这幅画作的离奇身世:“元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卷真迹火烬余残本。”引首后另有加注:“此为荆溪吴氏云起楼所藏之本也,前幅尚有数尺已罹劫灰,其后幅久归清内府。”
注中所说“荆溪吴氏”,指的是明末清初大收藏家吴洪裕。“云起楼”乃吴家藏书楼。藏品之中,《富春山居图》是吴洪裕至爱,为此,他还专门盖了一栋“富春轩”作珍赏之所。
吴洪裕对《富春山居图》的喜爱到了偏执狂热的程度,可就是他的这份畸形的爱,险些让《富春山居图》沦为陪葬品。这也就是为人所熟知的《富春山居图》险遭“火殉”的故事。
当时的著名画家恽寿平在其《南田画跋》中这样记录:“吴问卿(吴洪裕字)生平所爱玩者有二卷,一为智永《千文》真迹,一为《富春图》,将以为殉。弥留,为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真迹,自临以视其烬。诘朝焚《富春图》,祭酒,面付火,火炽辄还卧内……”
吴洪裕就此安心闭眼,撒手人寰。而就在他转身离开的瞬间,“其从子(侄子)吴静庵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
然而,由于火势太猛,经吴静庵抢救出来的画卷,已断裂去前面五尺许。中间烧出数个连珠洞,并断成一大一小两段。被烧毁的五尺,画的是城楼隐约,平沙无垠,为富春江口出钱塘的景色;五尺之后,才是峰峦云树,坡石起伏,恽寿平称它“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十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茫,变化极矣”!
吴静庵救出此卷后不久,经由当时极富鉴别能力和修复能力的古董商人吴其贞之手,将烧焦的部分细心揭下,发现还有尺许画卷完好,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这尺许完好画卷,为吴其贞所得。另外一段长余6米,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重新修复装裱,仍是一幅恢弘长卷,归吴静庵收藏。
从此,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分为两段,身首异处。
前段尺许画卷,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因是火焰焚毁的画卷所剩,所以被后人命名为《剩山图》;后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修补较多。而且,为了掩盖火烧痕迹,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的题跋被切割下来,挪至画首。跋中写明《富春山居图》是为“无用师”所画,所以此段被后人称为《无用师卷》。
流落到吴其贞手中的《剩山图》,自然免不了被高价转卖的流离命运。1669年,《剩山图》被清初大收藏家王廷宾重金购得,辑入《三朝宝绘册》。此后辗转于各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
《剩山图》再次面世,已是两百多年后的1938年。
曾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汪济英告诉笔者,那时候的《剩山图》只是一张古旧的画作,上面无题、无款、无识,很难鉴定。“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它被送到当时书画鉴定的大行家吴湖帆眼前。”
作为画家,吴湖帆早年与溥儒并称为“南吴北溥”,后与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在画坛有“三吴一冯”之称;作为鉴定家,他与收藏大家钱镜塘同称“鉴定双璧”。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湖帆有鉴定“一只眼”的外号,意即“触目立判真伪”,足见他在鉴定界的权威性。
1938年秋,吴湖帆卧病于上海家中。一天,上海古董名店汲古阁的老板曹友卿前来看望他。吴湖帆既是曹的“大客户”,也是他的“顾问”,两人交往日久。曹友卿此行随身带了一幅刚刚买到的残卷,请吴湖帆“掌眼”。
展卷之下,只见画面雄放秀逸,山峦苍茫,神韵非凡。吴湖帆捧画赏识良久,从画风、笔意、火烧痕迹等处反复研究,断定这就是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前一部分《剩山图》,当即向曹友卿提出购买。
曹友卿也是行家,一听吴湖帆要买,自然知道这幅画是至宝,不肯转手了。几番交涉,吴湖帆拿出家中珍藏的青铜重器周敦(敦,古代食器),这才换来了《剩山图》。
据曹友卿所说,这幅残卷是从一个画册中拆页所得。这本画册,即为王廷宾所辑《三朝宝绘册》,当时流落到江阴一户姓陈的人家。这家人却不识“金镶玉”,将画册拆页零售。
吴湖帆和曹友卿找到这家人,居然从其家中找到了被当作废纸的王廷宾题跋,文中详述了《剩山图》的由来和流转过程。
这篇文章虽然很有史料价值,不过单凭王廷宾为自己藏画所作的题跋,亦不能断定这幅《剩山图》就是当年“火殉”幸存的那尺许残卷。
最终让吴湖帆确认手中残卷就是《剩山图》无疑的,是《富春山居图》的另外一部分——藏于故宫的《无用师卷》。
书法家沈尹默在其为《剩山图》题眉时注曰:“其后幅(《富春山居图》后半段《无用师卷》)久归清内府,晨岁余与湖帆共预故宫博物馆审查书画之役得寓目焉。”
《剩山图》摆到了吴湖帆面前时,他之所以能一眼将其认出,与他亲眼观赏过同属一卷的《无用师卷》真迹应该大有关系。
此后确认《剩山图》,吴湖帆又找到了这两幅残卷的“血脉联系”。
在吴湖帆装裱的《富春一角》卷上,有一张《富春山居图》前后段画卷连接照片的影印。这幅照片,就是吴湖帆为鉴定《剩山图》所摄。在分别了两百多年后,《剩山图》和《无用师卷》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短暂重逢。
《富春山居图》是用六张宣纸连接而作的长卷,每个连接处都有骑缝印章。《剩山图》和《无用师卷》连接处的上端,就盖着一枚吴之矩的白文方印。这枚印章加盖时,《富春山居图》尚是一幅完整长卷。
虽然《剩山图》经过不同藏家装裱,经过截边,比《无用师卷》窄了1.8厘米,但两段画卷合在一起时,这枚印章仍严丝合缝。
那场“火殉”之灾,在《富春山居图》前后两段留下了共同的伤疤。吴湖帆在照片上勾勒出五处火痕。从《无用师卷》向右至《剩山图》,五处火痕几乎等距离分布,而且越往右火痕越大。
中间的一处火痕,恰好就在骑缝章之下,两段画作各半。吴湖帆在旁加注:“下方石坡、小树、沙脚,除火痕空处各经补笔外,余皆一气连属。”
实际上,吴湖帆能够通过《无用师卷》影印本的对比确认《剩山图》,多少也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因为那时候,《无用师卷》被确认为《富春山居图》真迹也不过四五年光景。
清乾隆十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加盖玉玺,赋诗题词。没想到,第二年,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又被进贡到了御案上!
后一幅才是黄公望真迹,即《富春山居图》后大半段《无用师卷》。自遭遇“火殉”之灾被分为两段后,《无用师卷》先后经历了张范我、季寓庸、王鸿绪等几位收藏家,乾隆年间辗转入宫。
而此前,乾隆已经得到的那一卷《富春山居图》,实际是明末文人的临摹之作。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的题款。因为伪作题款中说是为“子明隐君”所画,所以,这幅画又被后人称之为《子明卷》。
事实上,《子明卷》的仿制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显然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乾隆皇帝还是在这个并不高明的伪作上“走眼”了。
《子明卷》和《无用师卷》究竟孰真孰假?最终,在翰林院掌院学士梁诗正、礼部侍郎沈德潜等几位大臣的附和下,乾隆认定《子明卷》为真迹。不过,他同时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决定:花了“二千金”把《无用师卷》留在了宫中,列入“石渠宝笈次等”。
此后,梁诗正受命代笔在《无用师卷》上题跋,解释了花大价钱买“赝品”的初衷:“……此卷笔力苶弱,其为膺鼎无疑,惟画格秀润可喜,亦如双钩,下真迹一等,不妨并存,因并所售以二千金留之,俟续入《石渠宝笈》,因为辨说,识诸旧卷……”
乾隆皇帝颇有风雅兴致,一大爱好就是把玩皇宫收藏的历代名画,之后在上面留下题画诗。而《无用师卷》画上,除了这段“御识”,再没有留下任何“乾隆御笔”。
再看《子明卷》,因为深受乾隆喜爱,每观赏一次就题诗一首,先后题了48年、50多处,把画卷上的留白处统统变成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就是这样还意犹未尽,最后实在没有地方题字了,乾隆在前隔水题了一句“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
《富春山居图》真迹,却以赝品之名得以保全“清白身”,可谓离奇大幸。
就这样,这幅真迹不受打扰地在清宫里静静地躺了近200年。
1935年,故宫藏品赴伦敦参加国际展览,吴湖帆任审查委员并负责整理展品,有机会初见《无用师卷》真容。
最先看出两画真伪的,是吴湖帆的弟子徐邦达。徐邦达曾是故宫研究室研究员,中央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理事,有“国眼”之称。
1933年,故宫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上明显的火烧和修补痕迹、《子明卷》不合规制的题款位置,引起了他的注意。经仔细考证,徐邦达推翻了清宫对两幅《富春山居图》的真伪判断。《无用师卷》终于“验明正身”。
至吴湖帆得到《剩山图》时,《无用师卷》已是举世公认的真迹。《富春山居图》首尾两段得以互为印证。
此后的十余年中,《无用师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文物万里大迁徙,辗转运抵四川、贵州等地安放。抗战胜利后,先是集中到重庆,随即运往南京,1948年底,在跨海大迁徙中,被运至台湾。
《剩山图》居于上海吴湖帆“梅景书屋”中十余年,直至1957年。这一年,吴湖帆将他装裱珍藏的《富春一角》长卷出售给了浙江省革命文物管理委员会。
吴湖帆何以舍得转让这幅“梅景书屋所藏第一名迹”?据浙江省博物馆党史部主任蔡琴介绍,当时在浙江省文管会供职的沙孟海获知《剩山图》藏于“梅景书屋”,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吴湖帆看到当时政府相当重视书画文物,爱护不遗余力,深为感佩,终于同意割爱。
由于当年经手《剩山图》转让的几位当事人皆已作古,这一段文博界传奇的诸多细节已经无法重现。但是,蔡琴主任的叙述或可弥补一些片段。
文管会之所以能够成功收购《剩山图》,与其人员构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管会主任邵裴子,是中国最早一代留美学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任浙江大学第二任校长,在江浙文化界声望极高。
沙孟海先生是当代中国书法巨擘,当时任浙江省文管会常委、调查组组长。他与吴湖帆交情较深,收购《剩山图》就由他具体操办。
最后,经沙文汉省长拍板,花了5000元购来了“镇馆之宝”。
明年,当人们观赏《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合璧展出时,观众一定能看出《富春山居图》承载了当年一群文化人保护国家文物的一片苦心。□